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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人画是中国绘画体系中独具特色的一支,它是由我国古代封建社会中士大夫所创作的绘画,有别于画工画和院体画。苏轼的艺术成就体现在他的绘画理论、美学思想为中国文人画艺术开辟了新的道路。苏轼文人画美学思想的形成离不开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基奠,离不开对前人思想的继承,加之自身的实践,融入自己的思想,建立了中国文人画美学思想体系,丰富了中国古代绘画理论。中图分类号:J2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4115(2014)06-20-1
一、宋代文人画发展原因
独特的政治环境决定了宋代是一个崇文抑武的时代,士大夫地位的提高催化了艺术对于自我意识的独立和追求。但是,任何事物都存在两面性,重文的政策使宋代成为了一个文弱的时代,即是指统治者并没有从真正意义上使文人士大夫一展才华,而更多的是强权与专制。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士大夫选择退隐山林,独善其身。因而诗画则成为他们寄托胸臆,寄情舒感的重要途径。
二、苏轼美学思想产生的必然性
任何一种文化都存在继承与发展的问题,这是不可更改的艺术规律。宋代院体画的繁盛是中国绘画史上任何一个朝代都不可比拟和企及的。当院体绘画走向极端的时候,其上升和拓展的空间就变得极小,那必然会出现一种新的艺术形式来替代它,这是艺术发展的必然规律。独特的政治环境促使画家打破院体画的精工富丽,走出宫墙。不仅在题材上不再选择皇家罕见的珍禽异兽,而是选择梅,兰,竹,菊,更是在形式上通过淡雅的笔墨以及自身所具有的感人力量来抒发内心的情感。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苏轼提出的画学理论符合艺术发展的规律,符合文人士大夫的审美情感,他的理论促进了文人画的自觉,推动了文人画艺术的发展。
三、苏轼美学思想的具体体现
苏轼的美学追求主要受到了道家、佛家的影响。苏轼之所以知画,因深于庄学,庄学的精髓则为平淡,故苏轼的审美追求也必归于此。他的美学思想是庄周物化的意境,是对艺术精神的溯源。
(一)“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
诗画结合自古以来都是中国绘画贯用的艺术形式。诗画结合最早可追溯到汉魏时期的题画诗,它是诗与画结合的萌芽形态。直至唐代,诗与画达到了内在精神上的融合,即通过文学语言展示有音有色的绘画意境,通过诗文的创作来指导绘画,使绘画充满诗意。
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苏轼提出了“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的美学命题。这一美学思想对中国绘画的创作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使绘画自觉地向诗的情致和意境发展,追求无限诗意的意境美。诗画结合达到完美结合的首推唐代王维,苏轼评价他的作品为“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认为他的作品实现了画境,诗意,画意的有机融合。再如,元四家生活在复杂的政治环境中,他们的情思不仅通过简淡疏慌的笔墨形式来呈现,更是通过题诗来抒发他们悲痛的情愫。这都属于诗画结合的方式。诗画关系的探索符合艺术的发展规律,符合中国绘画发展的趋势,使中国绘画迈入理论文化期,并使中国绘画具有独特的风尚。
(二)“身于竹化”
在《书晁补之所藏与可画竹》中苏轼谈到“与可画竹时,见竹不见人。岂独不见人,嗒然遗其身。其身与竹化,无穷出清新。庄周世无有,谁知此疑神”意思是说文同在画竹时达到了物我两相忘,即是主客观达到了高度统一。身于竹化就是竹在创作主体内是有生命的竹,而通过绘画表现出的竹依然是具有生命的竹子,这是物我合一的最高境界达到了“见竹不见人”,其实这就是竹化,也是物化,是主客和一的极致。
身于竹化的美学观点其主旨是强调艺术家在艺术创作过程中要在情感的渗透下达到主客观的融合,使情与物交融,融合为审美意象,再通过艺术手段将其物态化的审美意象表现出来,从而更好的表现情思,达到抒情的目的。
(三)“常理”与“象外”
苏轼在他的《静因画院记》讲到,“余常论画,以为人禽宫室器用,皆有常形。至于山石竹木,水波烟云,虽无常形而有常理。常形之失,人皆知之。常理之不当,虽晓画者有不知;故凡可以欺世而取名者,必托于无常形者也。虽然,常形之失,止于所失,而不能病其全。若常理之不当,则举废之矣”。就此可以看出,山水无形。画者可以随意安排,反映了山水画烂熟之后的情形。故而提出“常理”这一命题来挽救山水画泛滥的势态。常理等同于顾恺之的传神,谢赫的“气韵生动”,即是在山水画创作中,画者需要透其常形而追溯山水的自然生命。“象外”指抒情,即是突破第一自然而表现第二自然。在第二自然中追寻山水的精神、性情及内在生命。“象外”的提出使绘画逐渐向“淡朴”的风格发展,成为中国绘画所追求的一种风尚。
苏轼的美学思想,不仅影响到了文人的意识上的审美追求,并且在艺术表现过程中也呈现出与之相对应的艺术风格。他的美学思想,对中国绘画美学思想的形成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推动了文人画的发展,使文人画很快成为中国绘画的一种独特的风尚。是我国古代艺术理论史上不可多得的瑰丽遗产。
参考文献:
[1]彭吉象.艺术学概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2]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
[3]陈传席.中国绘画美学史[M].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2009.
作者简介:
李晓燕,女,安徽合肥人,陕西师范大学美术学院2013级硕士,研究方向:美术史论。
一、宋代文人画发展原因
独特的政治环境决定了宋代是一个崇文抑武的时代,士大夫地位的提高催化了艺术对于自我意识的独立和追求。但是,任何事物都存在两面性,重文的政策使宋代成为了一个文弱的时代,即是指统治者并没有从真正意义上使文人士大夫一展才华,而更多的是强权与专制。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士大夫选择退隐山林,独善其身。因而诗画则成为他们寄托胸臆,寄情舒感的重要途径。
二、苏轼美学思想产生的必然性
任何一种文化都存在继承与发展的问题,这是不可更改的艺术规律。宋代院体画的繁盛是中国绘画史上任何一个朝代都不可比拟和企及的。当院体绘画走向极端的时候,其上升和拓展的空间就变得极小,那必然会出现一种新的艺术形式来替代它,这是艺术发展的必然规律。独特的政治环境促使画家打破院体画的精工富丽,走出宫墙。不仅在题材上不再选择皇家罕见的珍禽异兽,而是选择梅,兰,竹,菊,更是在形式上通过淡雅的笔墨以及自身所具有的感人力量来抒发内心的情感。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苏轼提出的画学理论符合艺术发展的规律,符合文人士大夫的审美情感,他的理论促进了文人画的自觉,推动了文人画艺术的发展。
三、苏轼美学思想的具体体现
苏轼的美学追求主要受到了道家、佛家的影响。苏轼之所以知画,因深于庄学,庄学的精髓则为平淡,故苏轼的审美追求也必归于此。他的美学思想是庄周物化的意境,是对艺术精神的溯源。
(一)“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
诗画结合自古以来都是中国绘画贯用的艺术形式。诗画结合最早可追溯到汉魏时期的题画诗,它是诗与画结合的萌芽形态。直至唐代,诗与画达到了内在精神上的融合,即通过文学语言展示有音有色的绘画意境,通过诗文的创作来指导绘画,使绘画充满诗意。
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苏轼提出了“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的美学命题。这一美学思想对中国绘画的创作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使绘画自觉地向诗的情致和意境发展,追求无限诗意的意境美。诗画结合达到完美结合的首推唐代王维,苏轼评价他的作品为“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认为他的作品实现了画境,诗意,画意的有机融合。再如,元四家生活在复杂的政治环境中,他们的情思不仅通过简淡疏慌的笔墨形式来呈现,更是通过题诗来抒发他们悲痛的情愫。这都属于诗画结合的方式。诗画关系的探索符合艺术的发展规律,符合中国绘画发展的趋势,使中国绘画迈入理论文化期,并使中国绘画具有独特的风尚。
(二)“身于竹化”
在《书晁补之所藏与可画竹》中苏轼谈到“与可画竹时,见竹不见人。岂独不见人,嗒然遗其身。其身与竹化,无穷出清新。庄周世无有,谁知此疑神”意思是说文同在画竹时达到了物我两相忘,即是主客观达到了高度统一。身于竹化就是竹在创作主体内是有生命的竹,而通过绘画表现出的竹依然是具有生命的竹子,这是物我合一的最高境界达到了“见竹不见人”,其实这就是竹化,也是物化,是主客和一的极致。
身于竹化的美学观点其主旨是强调艺术家在艺术创作过程中要在情感的渗透下达到主客观的融合,使情与物交融,融合为审美意象,再通过艺术手段将其物态化的审美意象表现出来,从而更好的表现情思,达到抒情的目的。
(三)“常理”与“象外”
苏轼在他的《静因画院记》讲到,“余常论画,以为人禽宫室器用,皆有常形。至于山石竹木,水波烟云,虽无常形而有常理。常形之失,人皆知之。常理之不当,虽晓画者有不知;故凡可以欺世而取名者,必托于无常形者也。虽然,常形之失,止于所失,而不能病其全。若常理之不当,则举废之矣”。就此可以看出,山水无形。画者可以随意安排,反映了山水画烂熟之后的情形。故而提出“常理”这一命题来挽救山水画泛滥的势态。常理等同于顾恺之的传神,谢赫的“气韵生动”,即是在山水画创作中,画者需要透其常形而追溯山水的自然生命。“象外”指抒情,即是突破第一自然而表现第二自然。在第二自然中追寻山水的精神、性情及内在生命。“象外”的提出使绘画逐渐向“淡朴”的风格发展,成为中国绘画所追求的一种风尚。
苏轼的美学思想,不仅影响到了文人的意识上的审美追求,并且在艺术表现过程中也呈现出与之相对应的艺术风格。他的美学思想,对中国绘画美学思想的形成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推动了文人画的发展,使文人画很快成为中国绘画的一种独特的风尚。是我国古代艺术理论史上不可多得的瑰丽遗产。
参考文献:
[1]彭吉象.艺术学概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2]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
[3]陈传席.中国绘画美学史[M].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2009.
作者简介:
李晓燕,女,安徽合肥人,陕西师范大学美术学院2013级硕士,研究方向:美术史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