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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人类社会在经历了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之后正向后工业社会过渡。伴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一方面,人类社会是一个不断走向文明进步的社会;另一方面,全球性的矛盾重重、冲突接连不断,给社会的发展进步蒙上了阴影,带来一种发展理论上的困惑。全球治理的问题正日益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它不仅仅是一种国际政治的理论问题,更是目前国际政治中一个十分紧迫的实践问题。
关键词：全球化全球治理治理
全球化产生于美国,并成为20世纪90年代的时尚话语。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和经济利益将大量的资本移进或移出国家,资本不断流入政权稳固、经济发展、市场开放和信誉度高的国家。国家希望吸引资本以及从当今和未来的技术进步中得到好处,但这同样也需要其戴上“紧箍咒”:即得采取一系列包括平衡预算,经济自由,投资与贸易开放以及稳定汇率等政策。全球化是由市场来规划的,而不是政府。全球化意味着同质化。价格、商品、工资、财富、汇率和利润率在全世界范围内都在趋同.
一、全球化分析
全球化是全球经济发展的一种必然趋势,有其正面的作用,但它的负面影响与后工业文明时代形成一种反差,实质是一个人类社会发展理论的困惑问题,即随着人类文明程度的提高,经济全球化日益增强,国际矛盾日益突出,甚至出现野蛮行为,南北差距、恐怖主义、地区差异等问题的大量存在,影响全球发展的不稳定因素日益增长,使人类社会的发展受到了严峻挑战。
(一)全球化的矛盾
1.矛盾的产生
经济的全球化,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向全球扩张的历史必然,或者说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在全球范围内的集中表现,即发达国家借助国际垄断资本,以跨国公司为载体,使世界市场日益开放的过程,同时也是世界普遍交往过程中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全球化过程。它使西方发达国家垄断资本自由地进入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市场、金融市场、商品市场,用不平等的方式抢占发展中国家的资源,以谋求高额垄断利润。全球化有利于发达国家对世界市场和资源的再分配,其后果正如联合国2000年《人类发展报告》指出的那样:“迄今为止的全球化是不平等,它加深了穷国和富国、穷人和富人的鸿沟”。所以,经济的全球化是一个充满矛盾的过程,它在给世界经济带来正面效应的同时,又相应地带来一系列问题。突出表现在贫富两极分化方面。
2.贫富两极分化日趋严重
全球化的矛盾反应在南北国家关系上便是南北国家之间收入差距的日益扩大。反全球化运动兴起表明了发展中国家的不满情绪,而国际恐怖活动的加剧则是一种仇恨的爆发。如果全球化只有少数国家、少数人获利,而多数国家、多数人贫穷,那么人类社会的发展前景无疑令人担忧。①南北差距:据宿景祥在《环球时报》中讲,目前美国的人均年收入超过4万美元,而第三世界的一些穷国,如苏丹、毛里塔尼亚、索马里和也门等,只有300多美元,不到美国的1%。世界上最富有的3个家族的财富总和,比最不发达国家6亿人口的年收入还要多。②贫富差距:约翰内斯堡《星报》登载的世界银行最新“世界发展报告”指出,全世界有12亿人口每天的生活费不到1美元,有28亿人口每天生活费不到2美元。这项世银报告说,贫穷国家与富有国家的贫富差距在过去40年间扩大了1倍。世界上20个最富有国家人均收入,是20个最贫穷国家的37倍。
(二)全球化的冲突
在吉登斯看来,全球化不过是现代性的后果之一,如果放任全球化的急剧膨胀,可能会导致灾难性的后果。经济全球化充满矛盾、冲突、对立和斗争,其冲突表现为价值冲突、文化突等。斯坦利•霍夫曼讲:“如果全球化常常为恐怖主义的暴力活动提供了便利,那么没有边界地打这场战争对经济发展和全球化进程就是个潜在的灾难。”仅就恐怖事件频繁发生的一个侧面,便可反映出全球化冲突中的利害关系。
1.“9•11”事件
全球化使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触及世界各个角落,这就不可避免地带来不同利益主体之间发生冲突,这意味着人类的文明将受到恐怖威胁,矛盾冲突在所难免。“9•11”以后,世界没有太平,到处动荡不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朝核问题、巴以冲突、“人肉炸弹”的频繁出现英国伦敦遭遇恐怖袭击……这一切给人们心灵蒙上了可怕的阴影。
2.伊拉克战争
伊拉克战争造成了大量贫民的伤亡,战争不仅给伊拉克人民带来了巨大的肉体和精神创伤,而且还是一场文明的劫难。布什发动伊拉克战争,理由是怀疑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以此为由对一个主权国家发动战争,是一个怎样的逻辑?另外,以反恐为由打击伊拉克也是不成立的。伊拉克人在本土反抗美国当局能否视为恐怖行为?再者,如果“倒萨”是为了排除专制的话,那么,伊拉克人民仍在水深火热之中又如何解释?伊拉克问题理应在联合国框架内通过谈判和平解决,如果没有联合国授权,发动战争来解决伊拉克问题,就违背联合国宪章,国际准则是不允许任何强国来破坏的。
3.美国与伊斯兰世界的冲突
“9•11”事件后,美国调整了国家安全战略,相继出台了《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应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国家战略》,发动了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布什于2004年8月16日宣布了进行全球军力部署的调整计划。美国在伊拉克战争上,推翻了萨达姆政权,现今正在伊拉克实行美国的“民主”模式,并以此控制整个中东,借反恐推行世界霸权。事实证明,美国的“民主”、“自由”在阿拉伯人民心中无市场。当前全球化过程中,发展中国家的问题是不可忽视的,伊斯兰国家是发展中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面临经济全球化影响及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双重影响。由于伊斯兰世界贫富差别很大,目前2/3伊斯兰国家缺粮,面临就业、医疗等社会问题,且这些国家内部部族、教派矛盾重重,这就加剧了各国间的利益冲突。这些国家渴望和平、正义、公平。他们认为,是西方世界造成了不公平。可以这样认为,美国与伊斯兰世界的矛盾是侵略与反侵略、掠夺与反掠夺的斗争。
这就暴露一个潜在的问题,用中国人民大学洪大用教授的话讲就是:“恐怖袭击事件它本身是反社会的,反人类的。这个是应该谴责,但是从风险的角度看,应该看到全球化竞争的大背景,看到全球化竞争中不同国家不同地区受益的不同。看到贫困国家他们的边缘化被打压。这是思考恐怖袭击事件的一个值得高度重视的视角。
二、全球治理
（一）全球治理的概念分析
不难发现，当前的全球化进程已经造成了种种后果，这充分表明，目前的全球化已经出了问题，如果不及时加以治理，那么，它只会造就一个两极分化的世界，一个缺乏公正的世界，一个动荡不安的世界，一个没有前景的世界，從而最终造成全球化进程的受阻。正如古巴领导人卡斯特罗所言：“在全球化时代，地球上所有人都是同一条船上的乘客，不过，由于这条船上不公正的事是如此之多，它的航程是如此不合理和荒唐，以致这条船不可能抵达安全的港口。”全球化的后果引起了人们的深切反思，正是在对全球化未来出路的探索中，一种全新的理论由此产生，这就是全球治理理论。
最早提出全球治理概念的学者是詹姆斯•罗西瑙，他在《没有政府的治理》中指出，全球政治、经济乃至文化正经历前所未有的一体化和碎片化，在这样的世界政治、经济和文化大背景，政治权威的重心发生重大转移，对人类社会生活的治理也因此从以国家为主体政府治理转向多层次的治理，其中全球层面的治理至关重要。罗西瑙跳出传统国际关系的思维模式，首次将“全球治理”作为重要概念提出来，将权威领域作为全球治理的主要考察对象，指出在不同领域，不同的行为体发挥着主导作用，民众的支持与服从取代了传统国家的强制性权力。罗西瑙从全新的角度思考全球治理问题，对全球治理研究具有重要的启发性，但是并未对其内涵和外延进行界定。
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提出，“在治理的诸多角色中，民族国家仍然是全球政治舞台最重要的角色，但是它已不再是唯一重要的行为体；全球化的发展是得全球治理结构便得更为复杂，私人部门和第三部门并未取代民族国家，它们形成新的相互补给的关系；治理的主体可分为三类，即政府、政府间组织；私人部门包括私人企业、企业联合会；第三部门包括非政府组织、非政府组织联合会”，这三类角色之间的关系不再是主导和隶属的等级制关系，而是既竞争又合作的平等关系。戴维•赫尔德认为：“全球治理不仅意味着正式的制度和组织——国家机构、政府间合作等制定（或不制定）和维持管理世界秩序的规则和规范，而且意味着所有的其他组织和压力团体——从多国公司、跨国社会运动到众多的非政府组织，都渴望对跨国规则和权威体系产生影响。”
全球治理的定义具有多样性，主要适用于个人与国际机制通过合作行动管理共同事务的途径，国家不能独立解决的国际问题依赖规则、规范和组织。
众多学者认为，全球治理指的是在全球范围内的各个领域，各个公共、私人机构以及个人，通过制定与实施具有约束力的国际规制，以解决全球性的公共问题，实现增进全球共同的公共利益的目标。在这里，我们尤其要注意的是“治理”与传统政府“统治”之间的差别。首先是主体的不同，统治的主体必定拥有权威的政府，而治理的主体既包括政府，也包括各种公共、私人机构以及个人。其次是权力运行的向度不同，政府统治权力运行的方向总是自上而下的，是单向度的，而治理则是一个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管理过程，是双向互动式的。最后是发挥作用的范围不同，统治的范围一般是民族國家，而治理的范围根据其主体的不同而不同，既可以在民族国家范围内，也可以在超越民族国家的国际领域。
（二）对全球治理的分析
1、经济层面
首先是经济力量推动的结果。目前，市场经济体制由于在各国经济发展和资源配置中发挥着巨大作用，因而在冷战结束后被世界各国普遍采用。市场经济体系在世界范围内的广泛建立，构成了全球治理的制度性框架。然而，自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之日起，便面临着如何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棘手问题。厘清市场与政府代表的国家的不同性质，界定两者的边界何在，对我们理解二者关系极有必要。我们知道“市场逻辑是以个人自由权利的确立和保障为基础的。个人权利内容很多，各国宪法都对公民权利作了具体规定。集中起来，无非是个人自由支配财产，自由支配自己人身和自由支配自己的时间的权利。这种权利的享有以不妨碍和损害他人的自由权利为界限。因而市场制度更具有自然发育的性质。自由市场制度充分体现了个人能力。可以说，市场经济体制是一种自然秩序，它的产生和发展首先是一种自然融化的结果。”而市场经济体制发挥作用也是在经济过程中自发形成的。因此，几乎所有资本主国家，包括社会民主党执政的国家，都接过了“重新回到市场去”的口号，试图依靠市场解决问题。那些实行计划经济的国家，如原东欧国家，在遭受挫折后，也实行改革开放政策，转向市场经济。毫无疑问，这种经济制度的建立为国际政治的社会化趋势提供了最有力的经济动因。
市场经济发展趋势在全球范围内的成长壮大，无疑使这种体制所承载的经济自由主义思想大行其道。经济自由主义认为，应在全球范围内建立统一市场，各国实行自由贸易，取消关税壁垒，减少各国政府对经济发展的干扰，完全实行自由放任的市场体制。很多学者认为，这种市场体制在全球的建立提供了全球治理的经济动因。
2、政治层面
市民社会并不是新近出现的，它可以说与资本主义的发展紧紧联系在一起。20世纪最后20年，市民社会理论得到很大发展，直接原因与苏东国家解体密切相关。可以说是人们对于国家权力膨胀的一种反思和抵制。公民社会这一概念逐渐被各国学者广泛讨论并在实践中付诸实施。公民社会的兴起，无疑为全球治理提供了广泛的政治基础。各国市场经济的建立和政治环境的逐渐宽松，为公民社会的兴起留下了更多的拓展空间。在许多国家，尤其是欧洲（包括东欧国家和前苏联），公民社会相当脆弱，或者根本没有存在过。“苏联体制的特征之一就是软弱无力的社会面对一个具有无限权力的国家，更确切地说，这里没有存在过公民社会。”因此，这些国家成为公民社会勃兴的最明显地区。这种公民社会的兴起可以说是市场经济发展的一种必然结果。一方面，市场的逐步完善使各国经济成份多样化、私有化，从而使社会成员的身份呈现出多元化趋势。这种多元的社会成员彼此之间有着不同的利益要求。为协调彼此的利益，不得不组织起来，在各方面达成共识。国家在协调各成员利益方面虽然起着较大作用，但其管理成本过高。具体表现就是国家机构日益臃肿。按照成本受益的说法，如果取得的收益远远大于付出成本，那么这种管理就是得不偿失的。因此，人们有意识地寻找建立一个强大、健康、介于国家与个人之间、提供公共服务的公民社会。这既能充分发挥宏观协调的经济组织的作用，但同时又防止机构过于膨胀，导致权力的滥用。这一点在我国表现得越发突出，我国自80年代确立市场经济体制以来，由于实行公有制与多种经济成份共同发展，市场主体日益多元化，不同主体有着不同利益，这决定了代表不同利益的社会集团的出现。这些都是我国的市民社会具备一定兴起的基础。同时，由于经济的发展也为各种社团发展提供了一定的经济支援。因此，这些年来，我国国内市民社会对国际政治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如环保运动等。虽然这些影响并不是很大，但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毕竟亦可听到来自民间的呼声。从国际层面看，国内民间社会的发展日益超越国界并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全球公民社会的发展。国际社会的规则和运动在国内可以得到回应和支持，国内各企业、政府能接受并按照国际惯例办事。“国际上管理国际贸易、促进普遍健康和人权标准，解决例如军事和环境安全等全球性问题的有影响的国际组织，对于过着日常生活的公民个体来说，越来越具有直接的影响。”社会运动的兴起，成为全球治理的直接动因。
3、意识层面
随着时代进步和科技发展，以及二战以后以联合国为首的国际组织在各国影响日益增强，各国间的相互交往日益向广度和深度发展，交通工具的便利快捷，经济联系的不断加强，使得各国间思想和文化领域内的文化交流日益增多。在过去，信息的分享和传播是分等级的，而互联网、电视等技术发展使这种传播具有了下渗功能，从而使原来为高层决策高官所垄断的信息被普通百姓所熟知，进而在国际政治领域中增添了来自民间的呼声，其以往在国际事务中处于被动接受地位的状况，被一种主动的建构性的状况所取代，公民对政治生活予以更多的关注，反映了世界民主化浪潮中臣民意识向公民意识的转化，而且，伴随着人民知识水平的提高和进步，国际组织自身影响的增强。各国人民意识中确实出现了“边界的心理同一”的发展趋势。在一些国家随着人民最低限度的物质需要的满足，很多人开始追求建立“自我发展基础之上的精神满足。人们追求在国际领域中发挥作用的哲学信仰和普遍伦理等意识层面的东西。”一些价值观念，如平等、民主、自由、环保意识、和平主义等，越来越多地成为不同国别人民的共识，越来越被不同国家的人民所认可。例如，即使是威权统治的国家也不敢公然声称自己是反民主的，而会以“人民民主”来增加自己的合法性。一些国家即使在行动中可能踌躇不前，但往往以环保意识作为自己政策的幌子。而有世界各国参加的世界伦理大会，便是将全球化时代的普遍伦理追求作为其一个重要特征，期望它在未来社会中发挥重要作用。不可否认，这种对世界共同价值观念的追求，正作为在国际事务中不可忽视的因素而发挥作用。
不可否认，全球治理是国际社会发展的新趋势、新现象，但不能由此形成一种错觉，认为随着这种趋势的深入发展，国家将退出历史舞台，被全球社会所取代，这种看法忽略了国家社会之间相互影响的存在。
关键词：全球化全球治理治理
全球化产生于美国,并成为20世纪90年代的时尚话语。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和经济利益将大量的资本移进或移出国家,资本不断流入政权稳固、经济发展、市场开放和信誉度高的国家。国家希望吸引资本以及从当今和未来的技术进步中得到好处,但这同样也需要其戴上“紧箍咒”:即得采取一系列包括平衡预算,经济自由,投资与贸易开放以及稳定汇率等政策。全球化是由市场来规划的,而不是政府。全球化意味着同质化。价格、商品、工资、财富、汇率和利润率在全世界范围内都在趋同.
一、全球化分析
全球化是全球经济发展的一种必然趋势,有其正面的作用,但它的负面影响与后工业文明时代形成一种反差,实质是一个人类社会发展理论的困惑问题,即随着人类文明程度的提高,经济全球化日益增强,国际矛盾日益突出,甚至出现野蛮行为,南北差距、恐怖主义、地区差异等问题的大量存在,影响全球发展的不稳定因素日益增长,使人类社会的发展受到了严峻挑战。
(一)全球化的矛盾
1.矛盾的产生
经济的全球化,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向全球扩张的历史必然,或者说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在全球范围内的集中表现,即发达国家借助国际垄断资本,以跨国公司为载体,使世界市场日益开放的过程,同时也是世界普遍交往过程中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全球化过程。它使西方发达国家垄断资本自由地进入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市场、金融市场、商品市场,用不平等的方式抢占发展中国家的资源,以谋求高额垄断利润。全球化有利于发达国家对世界市场和资源的再分配,其后果正如联合国2000年《人类发展报告》指出的那样:“迄今为止的全球化是不平等,它加深了穷国和富国、穷人和富人的鸿沟”。所以,经济的全球化是一个充满矛盾的过程,它在给世界经济带来正面效应的同时,又相应地带来一系列问题。突出表现在贫富两极分化方面。
2.贫富两极分化日趋严重
全球化的矛盾反应在南北国家关系上便是南北国家之间收入差距的日益扩大。反全球化运动兴起表明了发展中国家的不满情绪,而国际恐怖活动的加剧则是一种仇恨的爆发。如果全球化只有少数国家、少数人获利,而多数国家、多数人贫穷,那么人类社会的发展前景无疑令人担忧。①南北差距:据宿景祥在《环球时报》中讲,目前美国的人均年收入超过4万美元,而第三世界的一些穷国,如苏丹、毛里塔尼亚、索马里和也门等,只有300多美元,不到美国的1%。世界上最富有的3个家族的财富总和,比最不发达国家6亿人口的年收入还要多。②贫富差距:约翰内斯堡《星报》登载的世界银行最新“世界发展报告”指出,全世界有12亿人口每天的生活费不到1美元,有28亿人口每天生活费不到2美元。这项世银报告说,贫穷国家与富有国家的贫富差距在过去40年间扩大了1倍。世界上20个最富有国家人均收入,是20个最贫穷国家的37倍。
(二)全球化的冲突
在吉登斯看来,全球化不过是现代性的后果之一,如果放任全球化的急剧膨胀,可能会导致灾难性的后果。经济全球化充满矛盾、冲突、对立和斗争,其冲突表现为价值冲突、文化突等。斯坦利•霍夫曼讲:“如果全球化常常为恐怖主义的暴力活动提供了便利,那么没有边界地打这场战争对经济发展和全球化进程就是个潜在的灾难。”仅就恐怖事件频繁发生的一个侧面,便可反映出全球化冲突中的利害关系。
1.“9•11”事件
全球化使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触及世界各个角落,这就不可避免地带来不同利益主体之间发生冲突,这意味着人类的文明将受到恐怖威胁,矛盾冲突在所难免。“9•11”以后,世界没有太平,到处动荡不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朝核问题、巴以冲突、“人肉炸弹”的频繁出现英国伦敦遭遇恐怖袭击……这一切给人们心灵蒙上了可怕的阴影。
2.伊拉克战争
伊拉克战争造成了大量贫民的伤亡,战争不仅给伊拉克人民带来了巨大的肉体和精神创伤,而且还是一场文明的劫难。布什发动伊拉克战争,理由是怀疑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以此为由对一个主权国家发动战争,是一个怎样的逻辑?另外,以反恐为由打击伊拉克也是不成立的。伊拉克人在本土反抗美国当局能否视为恐怖行为?再者,如果“倒萨”是为了排除专制的话,那么,伊拉克人民仍在水深火热之中又如何解释?伊拉克问题理应在联合国框架内通过谈判和平解决,如果没有联合国授权,发动战争来解决伊拉克问题,就违背联合国宪章,国际准则是不允许任何强国来破坏的。
3.美国与伊斯兰世界的冲突
“9•11”事件后,美国调整了国家安全战略,相继出台了《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应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国家战略》,发动了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布什于2004年8月16日宣布了进行全球军力部署的调整计划。美国在伊拉克战争上,推翻了萨达姆政权,现今正在伊拉克实行美国的“民主”模式,并以此控制整个中东,借反恐推行世界霸权。事实证明,美国的“民主”、“自由”在阿拉伯人民心中无市场。当前全球化过程中,发展中国家的问题是不可忽视的,伊斯兰国家是发展中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面临经济全球化影响及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双重影响。由于伊斯兰世界贫富差别很大,目前2/3伊斯兰国家缺粮,面临就业、医疗等社会问题,且这些国家内部部族、教派矛盾重重,这就加剧了各国间的利益冲突。这些国家渴望和平、正义、公平。他们认为,是西方世界造成了不公平。可以这样认为,美国与伊斯兰世界的矛盾是侵略与反侵略、掠夺与反掠夺的斗争。
这就暴露一个潜在的问题,用中国人民大学洪大用教授的话讲就是:“恐怖袭击事件它本身是反社会的,反人类的。这个是应该谴责,但是从风险的角度看,应该看到全球化竞争的大背景,看到全球化竞争中不同国家不同地区受益的不同。看到贫困国家他们的边缘化被打压。这是思考恐怖袭击事件的一个值得高度重视的视角。
二、全球治理
（一）全球治理的概念分析
不难发现，当前的全球化进程已经造成了种种后果，这充分表明，目前的全球化已经出了问题，如果不及时加以治理，那么，它只会造就一个两极分化的世界，一个缺乏公正的世界，一个动荡不安的世界，一个没有前景的世界，從而最终造成全球化进程的受阻。正如古巴领导人卡斯特罗所言：“在全球化时代，地球上所有人都是同一条船上的乘客，不过，由于这条船上不公正的事是如此之多，它的航程是如此不合理和荒唐，以致这条船不可能抵达安全的港口。”全球化的后果引起了人们的深切反思，正是在对全球化未来出路的探索中，一种全新的理论由此产生，这就是全球治理理论。
最早提出全球治理概念的学者是詹姆斯•罗西瑙，他在《没有政府的治理》中指出，全球政治、经济乃至文化正经历前所未有的一体化和碎片化，在这样的世界政治、经济和文化大背景，政治权威的重心发生重大转移，对人类社会生活的治理也因此从以国家为主体政府治理转向多层次的治理，其中全球层面的治理至关重要。罗西瑙跳出传统国际关系的思维模式，首次将“全球治理”作为重要概念提出来，将权威领域作为全球治理的主要考察对象，指出在不同领域，不同的行为体发挥着主导作用，民众的支持与服从取代了传统国家的强制性权力。罗西瑙从全新的角度思考全球治理问题，对全球治理研究具有重要的启发性，但是并未对其内涵和外延进行界定。
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提出，“在治理的诸多角色中，民族国家仍然是全球政治舞台最重要的角色，但是它已不再是唯一重要的行为体；全球化的发展是得全球治理结构便得更为复杂，私人部门和第三部门并未取代民族国家，它们形成新的相互补给的关系；治理的主体可分为三类，即政府、政府间组织；私人部门包括私人企业、企业联合会；第三部门包括非政府组织、非政府组织联合会”，这三类角色之间的关系不再是主导和隶属的等级制关系，而是既竞争又合作的平等关系。戴维•赫尔德认为：“全球治理不仅意味着正式的制度和组织——国家机构、政府间合作等制定（或不制定）和维持管理世界秩序的规则和规范，而且意味着所有的其他组织和压力团体——从多国公司、跨国社会运动到众多的非政府组织，都渴望对跨国规则和权威体系产生影响。”
全球治理的定义具有多样性，主要适用于个人与国际机制通过合作行动管理共同事务的途径，国家不能独立解决的国际问题依赖规则、规范和组织。
众多学者认为，全球治理指的是在全球范围内的各个领域，各个公共、私人机构以及个人，通过制定与实施具有约束力的国际规制，以解决全球性的公共问题，实现增进全球共同的公共利益的目标。在这里，我们尤其要注意的是“治理”与传统政府“统治”之间的差别。首先是主体的不同，统治的主体必定拥有权威的政府，而治理的主体既包括政府，也包括各种公共、私人机构以及个人。其次是权力运行的向度不同，政府统治权力运行的方向总是自上而下的，是单向度的，而治理则是一个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管理过程，是双向互动式的。最后是发挥作用的范围不同，统治的范围一般是民族國家，而治理的范围根据其主体的不同而不同，既可以在民族国家范围内，也可以在超越民族国家的国际领域。
（二）对全球治理的分析
1、经济层面
首先是经济力量推动的结果。目前，市场经济体制由于在各国经济发展和资源配置中发挥着巨大作用，因而在冷战结束后被世界各国普遍采用。市场经济体系在世界范围内的广泛建立，构成了全球治理的制度性框架。然而，自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之日起，便面临着如何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棘手问题。厘清市场与政府代表的国家的不同性质，界定两者的边界何在，对我们理解二者关系极有必要。我们知道“市场逻辑是以个人自由权利的确立和保障为基础的。个人权利内容很多，各国宪法都对公民权利作了具体规定。集中起来，无非是个人自由支配财产，自由支配自己人身和自由支配自己的时间的权利。这种权利的享有以不妨碍和损害他人的自由权利为界限。因而市场制度更具有自然发育的性质。自由市场制度充分体现了个人能力。可以说，市场经济体制是一种自然秩序，它的产生和发展首先是一种自然融化的结果。”而市场经济体制发挥作用也是在经济过程中自发形成的。因此，几乎所有资本主国家，包括社会民主党执政的国家，都接过了“重新回到市场去”的口号，试图依靠市场解决问题。那些实行计划经济的国家，如原东欧国家，在遭受挫折后，也实行改革开放政策，转向市场经济。毫无疑问，这种经济制度的建立为国际政治的社会化趋势提供了最有力的经济动因。
市场经济发展趋势在全球范围内的成长壮大，无疑使这种体制所承载的经济自由主义思想大行其道。经济自由主义认为，应在全球范围内建立统一市场，各国实行自由贸易，取消关税壁垒，减少各国政府对经济发展的干扰，完全实行自由放任的市场体制。很多学者认为，这种市场体制在全球的建立提供了全球治理的经济动因。
2、政治层面
市民社会并不是新近出现的，它可以说与资本主义的发展紧紧联系在一起。20世纪最后20年，市民社会理论得到很大发展，直接原因与苏东国家解体密切相关。可以说是人们对于国家权力膨胀的一种反思和抵制。公民社会这一概念逐渐被各国学者广泛讨论并在实践中付诸实施。公民社会的兴起，无疑为全球治理提供了广泛的政治基础。各国市场经济的建立和政治环境的逐渐宽松，为公民社会的兴起留下了更多的拓展空间。在许多国家，尤其是欧洲（包括东欧国家和前苏联），公民社会相当脆弱，或者根本没有存在过。“苏联体制的特征之一就是软弱无力的社会面对一个具有无限权力的国家，更确切地说，这里没有存在过公民社会。”因此，这些国家成为公民社会勃兴的最明显地区。这种公民社会的兴起可以说是市场经济发展的一种必然结果。一方面，市场的逐步完善使各国经济成份多样化、私有化，从而使社会成员的身份呈现出多元化趋势。这种多元的社会成员彼此之间有着不同的利益要求。为协调彼此的利益，不得不组织起来，在各方面达成共识。国家在协调各成员利益方面虽然起着较大作用，但其管理成本过高。具体表现就是国家机构日益臃肿。按照成本受益的说法，如果取得的收益远远大于付出成本，那么这种管理就是得不偿失的。因此，人们有意识地寻找建立一个强大、健康、介于国家与个人之间、提供公共服务的公民社会。这既能充分发挥宏观协调的经济组织的作用，但同时又防止机构过于膨胀，导致权力的滥用。这一点在我国表现得越发突出，我国自80年代确立市场经济体制以来，由于实行公有制与多种经济成份共同发展，市场主体日益多元化，不同主体有着不同利益，这决定了代表不同利益的社会集团的出现。这些都是我国的市民社会具备一定兴起的基础。同时，由于经济的发展也为各种社团发展提供了一定的经济支援。因此，这些年来，我国国内市民社会对国际政治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如环保运动等。虽然这些影响并不是很大，但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毕竟亦可听到来自民间的呼声。从国际层面看，国内民间社会的发展日益超越国界并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全球公民社会的发展。国际社会的规则和运动在国内可以得到回应和支持，国内各企业、政府能接受并按照国际惯例办事。“国际上管理国际贸易、促进普遍健康和人权标准，解决例如军事和环境安全等全球性问题的有影响的国际组织，对于过着日常生活的公民个体来说，越来越具有直接的影响。”社会运动的兴起，成为全球治理的直接动因。
3、意识层面
随着时代进步和科技发展，以及二战以后以联合国为首的国际组织在各国影响日益增强，各国间的相互交往日益向广度和深度发展，交通工具的便利快捷，经济联系的不断加强，使得各国间思想和文化领域内的文化交流日益增多。在过去，信息的分享和传播是分等级的，而互联网、电视等技术发展使这种传播具有了下渗功能，从而使原来为高层决策高官所垄断的信息被普通百姓所熟知，进而在国际政治领域中增添了来自民间的呼声，其以往在国际事务中处于被动接受地位的状况，被一种主动的建构性的状况所取代，公民对政治生活予以更多的关注，反映了世界民主化浪潮中臣民意识向公民意识的转化，而且，伴随着人民知识水平的提高和进步，国际组织自身影响的增强。各国人民意识中确实出现了“边界的心理同一”的发展趋势。在一些国家随着人民最低限度的物质需要的满足，很多人开始追求建立“自我发展基础之上的精神满足。人们追求在国际领域中发挥作用的哲学信仰和普遍伦理等意识层面的东西。”一些价值观念，如平等、民主、自由、环保意识、和平主义等，越来越多地成为不同国别人民的共识，越来越被不同国家的人民所认可。例如，即使是威权统治的国家也不敢公然声称自己是反民主的，而会以“人民民主”来增加自己的合法性。一些国家即使在行动中可能踌躇不前，但往往以环保意识作为自己政策的幌子。而有世界各国参加的世界伦理大会，便是将全球化时代的普遍伦理追求作为其一个重要特征，期望它在未来社会中发挥重要作用。不可否认，这种对世界共同价值观念的追求，正作为在国际事务中不可忽视的因素而发挥作用。
不可否认，全球治理是国际社会发展的新趋势、新现象，但不能由此形成一种错觉，认为随着这种趋势的深入发展，国家将退出历史舞台，被全球社会所取代，这种看法忽略了国家社会之间相互影响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