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房里的LED灯光有些晃眼，一张陪护床放在靠近窗户的地方，铺盖叠得整齐，散在床上的购物袋里交叠着一些开了包装或没开包装的药品、保健品。另有一张简易床，床板空空的，上下堆着一些营养品。我站在窗前，看蛋黄色的夕阳渐渐沉下去。
　　姐夫的主治医生姓梁，看起来也就三十几岁，稀疏的头发很是整齐，说话也算热情温和，我能看得出他在尽最大努力向我描述姐夫的病情。“患者到了这个时间基本上也就没有任何希望可谈了。”我也在努力，就像极力屏住呼吸向更深的水下潜去，“他从济南回来时感觉还好，穿刺给药做了三次，一次比一次感觉好些。只这最后一次发现胸痛恶心，是不是还能坚持一段时间？”梁医生似乎笑了一下，可瞬间恢复了凝重。“那不可能。看病人的造化吧。前些日子，我们邻村的一个年轻人更快，从发现病情到离开，就两个多月时间。他这个大半年了吧，已经够好了。”说完，仍不忘补上一句，“我的意思是如果发生奇迹，也可能再坚持一段时间，但多久，真不好说。”我徒然地想从专业人士的分析中抓到一丝光亮，可我心里明白，即便是上帝伸出那双拯救之手，这时也在慢慢缩了回去。
　　姐夫从床上坐起，一根根肋骨清晰可见。手，骨节突出，在扳住床板时狠狠用了一下力，他已不能控制自己的力气。他无力地抬了一下右手，想要说什么却又垂下头去。“好些天了，他整夜整夜地坐着，偶尔长叹一声，多数时间就那么看着灯光坐着。”三姐说完递给我一瓶酸奶，我默默放在病床前的小桌上。我从私人手里购买的印度药已被打开，其中一板已经吃了几粒。姐夫抬起头来，试图看向窗外的夜色，我把刚才拉上的窗帘重又拉开，黑漆漆的天空上除了几只寥落的星辰再无他物。月亮还没升起，或者原本就不是有月的日子，很多秘密深藏在夜色中。医院里的每一个病房，每一张病床上的病人;医院之外的每一处住所，安眠在床榻上的每一个人;田野上的草木、鸟兽和叶子下的小虫，地下洞穴里的生物……在梦里，或许只有在梦里，每一种事物才会保持着空间时态的生存、奔跑与飞翔，可以瞬息之间从此地到彼地，从此时到彼时，移时换位。而在现实的黑夜之中，个体却又如此孱弱，像一个刚刚出生的婴孩，每一丝风吹草动，每一个不经意的瞬间，都可以让原本生动的生命刹那消逝。
　　如果可以描述，那些细微到肉眼难见的病毒此时一定正处于疯狂阶段，它们呼朋唤友，从备受打压的气氛中醒来，一个个摩拳擦掌，它们叫嚣，狂舞，就像赶赴一场魔鬼的盛会。血管是它们的高速公路，器官是它们的加油站和服务区，骨骼是它们坚实的宝座，那个梦中无数次向往的病之靶心，才是它们密谋会盟的神秘山头。你表面冷静着，你仿佛一点也感觉不到体内的政变，你把目光投射在那些熟悉的日常事物、熟悉或陌生的人脸上，没有人会看出任何端倪，你想要说：我和你们没有什么不同，我的力气、吃饭的手艺还在，病痛只不过是暂时的，我会和你们一样抱有对生活的热望，给家以温暖和依靠，给爱以力量与关怀。而此刻，这些无疑已是痴人说梦，你是病者，你是被病毒攻击占领的一座形同虚设的高地，你高扬的旗帜即将被拔下，你坚固的城池即将被攻陷，你的王座已摇摇欲坠，在你人生的黄昏时分，你的血肉与钱财、土地与宫殿，即将在人间版图消失。
　　更多时候，其实我不想也不肯面对这样残忍、冷酷的场景，我的店铺与医院之间不过咫尺。大半年以来，我在医院与医院之间穿梭，我在搜索、打问每一条看似有价值的信息，姐夫还年轻，身份证上的年龄比我大一岁（他后来因为结婚的原因找派出所改大了两岁），实际年龄比我还小两岁，我们之间不乏某种默契，彼此称呼对方的名字，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更像兄弟，而三姐，是维护我们兄弟情义的那个人。三姐比我大几岁，因我上学母亲便剥夺了她上学的权利，你知道那时的农村，思想保守而狭隘，你更知道一个子女众多之家的窘迫和压力。有一段时间，三姐说话的语气隐隐有抱怨，这我能听出来。她有时会说，喜欢读书想当作家就干，你看谁谁，写了什么拍成电视剧，你看谁谁，写了小说广播剧里每天在播。半导体收音机一度是三姐认识世界最初的通孔。下田，做家务，和很多姑娘在一间局促狭小的房间里织出口挂毯，收音机是她唯一的陪伴。而我的缓慢成长在一定程度上成为终生桎梏，对求学的无意义认知，对希望的无意识放弃，都将原本可以、可能更好一些的命运推向了起点。如果我真的能在未来的日子里有所成就，那么我的宽裕能否给亲人们带来更多更为坚实的依靠？我无数次假设，又一次次从这些海市蜃楼般的假设里抽身而出——唯命运与人生没有假设，我只能在现有的知识储备或者能力储备中拎出自己那个失败者形象，尽最大努力面对这个一定会接二连三发生事件的家族或家庭。
　　母亲最后的时光也是在这所医院度过的，大多數时间都由我负责陪护，哥姐家不是有年幼的孩子需要照顾就是有其他杂乱的事情。打完针，母亲可以跟我去店铺里休息。母亲说她不愿意一个人呆着，一个人睡孤单。陪伴，对我来说是对亲恩的回馈与承诺，我毫无怨言。而现在，一切悄然在变，哪怕在医院多待一分钟对我来说也是一种割裂般的折磨。姐夫安静下来——其实很多时候他都是安静的，除非突发阵痛或痉挛。我看着他，束手无策地看着他，额头上的汗水不断地细密地渗出，他烦躁地擦拭，咬紧牙关怒视前方，那个虚无的无形的对手让他心情恶劣而躁狂，他却又在瞬间用极大的克制力忍耐住。我的姐夫缓缓躺下，双手放在身体两侧，无声地望向天花板，望向那些暂且可稀释疼痛的往日片断——
　　上世纪九十年代，我家破败的院子里涌进很多人，大多是妇女和孩子，有的在翘首张望，有的在窃窃私语：“这不就是一个学生娃嘛，看样准不到二十岁。”“是啊，你看嘴上的毛还没长齐，这就准备说媳妇了。”说媳妇是我们乡下的土话，意即到了一定年龄就要张罗婚事的意思。姐夫和三姐之前也见过面，不过是媒人领着在村子里走上一圈儿，遇见婶子大娘递上一支烟，说上两句客套话，双方没有意见，一桩婚事便成了八九分，接下来就是两家见面，男方家备上厚礼拣选个好日子上门，就算姻缘已定。
　　但是三姐一定想不到接下来要发生的事情，注定要用自己的一生来承受当年做出的决定。婚检结果出来，他是乙肝携带者。三姐躲进里屋，嘤嘤哭泣。母亲本想安慰一下，但眼下还有更重要的事情。很多年，因为母亲的关系，我不时会对三哥抱有意见，譬如因为田地，譬如因为邻里关系——我始终站在母亲一边，好像在心理上母亲等同于我的律法，我必须遵守，并且要坚定不移地去执行。也许在这时谈论这样的问题，我才能完全跳出事件之外来正确看待，而不是为了维护母亲的一意孤行任由事态自然发展。 　　但在当时，还是出乎我意料。我再一次从县城回家的时候，母亲再也抑制不住夺眶而出的泪水，她省略了衣角，省略了不必要的掩饰，向我讲述着刚刚发生的一幕。她说三姐出去了很久还没回来，以为到谁家去串门，她说她叫了很多人四处去寻找，最终在老河滩上的麦田里发现了三姐，三姐散乱着头发，眼前是一眼深深的枯井……母亲再也说不下去了，通过她断断续续的讲述，我知道三姐至少彼时安然无恙，便没有说话就走出家门。我能详细地记住那一天，第一次，当我第一次用成人的口吻向三哥发难时，三哥沉默着拒不回答，听任我从头到尾并不轻松的数落，我甚至用上了假设的字眼——如果这件事按照你的逻辑就会出现什么样的结局。不欢而散，在面对如此沉重的抉择时，我知道每一个家庭成员都要为自己的决定负责，或者为此抱有深深的遗憾。三哥的沉默相当于妥协，他显然不能左右事情的发展，也便不再做其他打算。我仍然回县城去学那不靠谱的修车技术，在沾满灰尘的车下或油渍中敲敲打打，在希望中等待那并无希望的未来。
　　我在寻找医学上的支撑，以免让叙述陷入一片茫然的境地。甚至有人以为，乙肝未来的结局可以和肝癌画上等号，肝癌就是乙肝患者最后的宿命。当一行粗体字赫然跳入我的眼帘，还是让我有些胆战心惊。如果当年的我知道这些相关常识，是不是也会像三哥一样站在母亲的对立面，投出反对的一票？我在诘问自己，有时并不仅仅是为了某个具体的决定，当年的天真和无知，是否在我成长的道路上留下太多遗憾，草草并无思考的准备之下，是否隐含着命运颓势与败局？在一些基础常识匮乏的乡村，我们为此付出了多少代价？而在这或深或浅的代价之中，我们又学到了什么，还是仍然一知半解？
　　结婚之后的他并没有显示出与众不同，从一个不谙世事的少年到一个身为人父、身为人夫的男人做着自己不懈的努力。我虽缺乏心理上的认同，但丝毫不妨碍我对三姐和姐夫的尊重。他在履行自己的诺言和义务，远去唐山或更多的地方打工。说起来，他的瓦匠手艺来自他的父亲，从不上学的那一天起就开始跟着父亲的建筑队在乡间奔跑，为了多赚一些积蓄，又跟随他的舅舅们远赴外省。而此时乙肝病毒就在一个看似生龙活虎的年轻人身体中潜伏，它们或许在等待时机，或许还只是生存于肉体角落毫不显眼的异物，除了高清晰的精密科学仪器，没有人能看清它们的真面目，没有经历过的人也许从来不会害怕由它们所引发的内乱。它们伴随一个活动的肉身，从贫瘠的乡间起身，爬到外省的脚手架上，那里是别人的黎明与黄昏。在每一座高楼大厦上，永远都活跃着这样一批人：他们头戴安全帽，天热时光着上身，在高处喊——来料，来灰，到了吃饭休息时间又相互调侃着从脚手架上下来;他们在乘坐远行的火车或者公共汽车时会小心地把身体往里靠靠，以免会给他人沾染上灰尘——其实哪有那么多灰尘呢，不过是内心的卑微;他们在劳作一天后陷入深深的睡眠，有时半夜醒来想要摸摸身旁的妻子或孩子，徒劳无功，不得不又一次陷入思乡的梦境。那些细小的如同微尘般的病毒，也许我始终不能描述出它们的样子，但它们一定存在，一定依附于身体里的血液或某个器官之上，沉睡、呼吸或接二连三地醒来。
　　他不惜力。我家的店铺需要往上再加一层，他亲自带着几个人来，自己用电锤凿下两块楼板，把洗手间和卧室规划好，在用“炮机”往上吊沙子水泥时，不慎失手，几乎将腮帮子撞透，去医院作了简单包扎后继续干活。我家的另外一所房屋，底上两层，也是他带着舅舅的包工队来施工的，从地槽开始到最后一个工序，上上下下，一天也没在工地缺席过。砀山的梨花开了，白如云朵的梨花在一个奔忙的人眼里不算什么风景，可他还是注意到的，当三姐提出想要跟着去的时候，他带上了三姐。最后两年，姐夫做了三样工：农闲时节在建筑工地;收获季节販卖小麦玉米;冬春季节，从本地养鸡户家里买了鸡粪，用改装的机动三轮运到安徽砀山，用作梨树追施的底肥。
　　春节过后的乡村逐渐萧条了起来，那些挂着各地牌号的汽车很快消失在了乡村之外，它们是候鸟的翅膀，承载着欢乐归来，又满怀希望地飞驰向远方。姐夫已经很多年没有出去打工了，做建筑，贩卖粮食，运送鸡粪，占据了他几乎所有的时间，就在临近春节前二十几天，查出了病情恶化。那天，他坐在我的店铺里，神色间有一些恍惚，还夹杂着几分怀疑，“不可能啊，往常都是三个多月检查一次，都没问题，也就这次感觉没事推迟到四个来月。”三姐说：“还说没事，自己难受不知道？恶心，反胃，当胃病治疗了几天不见效。”证据确凿，来不及犹豫便住进了县人民医院，检查，输液，研究治疗方案，一住就是一个多月。
　　相关资料显示，病毒性肝炎是一种世界性的常见传染病，目前全球约有3.5亿人生活在乙肝病毒的阴影下。中国属于“重灾区”，乙肝病毒携带者约有1.2亿，而原发性肝癌恶性程度高，病情发展快，治疗难度大，被称为“癌中之王”。姐夫所得的正是这种。
　　转院——我和姐夫交换了一下眼神。他有着棱角的脸上此时增添了几许希望的神色。“转吧，去省城，我跟你三姐说声，把钱带上。十万吧——就照着这些钱看病。”他说出这句话时毫无迟疑，看来是经过了深思熟虑，一边是不能延迟的治疗，一边是风雨飘摇的小家，儿子再过一年就要大学毕业，女儿正上初中。
　　去省城的车是私家车，也就是大家口中的“黑车”，一些年轻的车主形成一个小团体，在县城与省城之间构筑起了一个隐秘的交通线路，如果查得不太严，他们就有了一份还算不错的固定收入。前一日，我问在省城一家医院工作的作家朋友东紫，在哪个医院治疗比较好且治疗费用更经济一些，东紫说省肿瘤医院，并联系了在肿瘤医院工作的朋友，说周一那天值班，让我们尽量准时赶到。车在高速路上奔驰，望着窗外黑黢黢一闪而过起伏的丘陵，我的眼睛开始模糊起来。
　　当年，他第一次站在高高的脚手架上，手中的瓦刀还未拿稳，腿肚子先抖了起来，那边是父亲严厉的面孔，自己说不上学了，那就得跟着建筑队一起上工。墙角越砌越直，砖缝越对越准，当某一天别人说一个大工在外地可以赚更多钱的时候，他卷起铺盖去了更远的地方。他在寻找自己的成长之路，他用生涩的眼神换来每一句夸奖，每拿到一份可观的工资，心里便燃起更大的火焰。他小心翼翼，亲眼看见儿子降生的那一刻，作为父亲，心生柔软——他知道，他还面对着一生长长的路，作为陪伴，他要让风险降到最低，他要让一个简陋之家获得更多的温暖。他不得不回到家乡做一些力所能及的营生，而他的性情又稍显暴烈，自己行动迅捷，便见不得他人有一丝偷懒——那架“炮吊”的样子确实有些像凌空虚发的大炮，在屋顶旋转、漂移，他看了看即将下沉的暮色，不得不亲自操作，手柄转动，两袋水泥在冉冉上升，不意却“砰”的一声钢丝绳断裂，手柄打在了脸上……我看见了鲜红的血从他捂住的指缝间汩汩涌出。 　　司机把车停在了省肿瘤医院门口，喊我们下车。梦醒。一些往日的碎片，无论如何也拼凑不起一个人完整的人生。
　　毋庸置疑，但凡来到这所医院的患者，他们的命运都已被改写，就像一艘脱离了航向的夜航船，在迷茫的大海上飘荡，有暗礁，有狂风，有巨浪。姐夫的脸已消瘦脱形，皮肤深处透出一种异常的暗黄，他粗糙的手看起来有力，却在接过检测单据时轻轻颤抖。三姐说，“该治疗得治，不行回家把村后的树卖了，还有粮食。”他苦笑了一下，并没有回话，病床已经安排妥当，接下来就是医生会诊，确定治疗方案。而我知道，他当时说的那句话一定是作数的——十万吧——就照着这些钱看病。你一定很少听见有人如此果决，在面对一种可怕的疾病时，不是对症下药，不是听从医生的建议，而情愿削足适履：我就抱着试试看的心理，不管是否可以，不管能否康复，也不管我家里有多少钱，我只拿出十万治病，其他的只看天命。
　　不觉春天到来，田野上的麦子开始拔节，三姐和姐夫来往于家和省城医院之间，顾不上麦田里蓬生的杂草。如果治疗效果比较好的话，还能看见孩子领上毕业证书。暑假时我特意叮嘱外甥，一定要去医院陪陪你爸爸。刚满二十岁的孩子，就像他父亲第一次到我家时那样的年纪，不爱说话。只是，只是他不知道这是曾经给予他生命的至亲之人的最后时刻。原发性肝癌门静脉左支癌栓、肝动脉化疗栓塞术、股动脉插管……一系列如天书般的医学术语，让姐夫时而焦灼，时而又燃起一缕小小的火焰。他在想，如果这次能暂时逃脱病魔的手掌，他一定会珍惜自己的身体，再不会为了赶工期站在脚手架上喊已经倦怠的兄弟们，再不会放下自家的粮食赶着贩运别人家的粮食，再不会顾不上过年，一趟趟来往于家和那些即将盛开的梨花之间。
　　介入治疗，就是将来自药物的外力加入到和病毒之间的战斗中去，以期能在堤溃的时刻尝试做出最后的挽留。一次、两次、三次……当做完第四次介入手术之后，他的眼中再难燃起希望的火焰。“算了吧，我看钱也花得差不多了。医院每天都有人进来，每天都有人躺着被推出去。”姐夫原本健壮的体格好像一下子委顿了下去，肋骨清晰地突了出来，眼窝下陷，一寸寸肌肤就像用黄色的汁液涂抹了一遍。而我仍然在做最后的努力，添加了一个据说从印度进口特效药的人的微信。多吉美，价格不算太贵，一千五百块一盒，保真。有关多吉美的介绍中这么写到：“多吉美又叫索拉菲尼，是一款多靶点多激酶抑制剂，主要用于治疗不能手术和远处转移的肾细胞癌或肝细胞癌。在临床上疗效显著。”那段时间电影《我不是药神》正上演得如火如荼。一群得了白血病的患者，圍绕着特效药“格列宁”欢笑哭泣，“我病了三年，四万块钱的正版药吃了三年，房子吃没了，家人也被我吃垮了，现在好不容易有了便宜药，你们说是假药，药假不假我们能不知道吗……我不想死，我想活着，行吗？”电影中，因为程勇被抓，一位患病的老妪向警官哭诉。隐隐地，我能听见姐夫内心深处的倾诉。是的，他也想活着，想活着看到儿子毕业工作，娶妻生子，想活着看女儿长大成人，想活着继续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为这个家付出最后的努力。
　　那种传说中的神药到底没能让他感觉到轻松一丝半点，病情在最后时刻爆发——当火山炽热的熔岩喷出山口，当倾圮的城堡全面沦陷，当所有的生命体征渐渐消退，他的唇角竟出现了一丝让人不易觉察的笑意——是对生命不堪一击的嘲讽，还是对终将解脱痛苦的释然，抑或是对亲人最后的安慰？
　　三姐家的院落肯定不是村里最好的，但每个角落都收拾得井井有条。一些碎杂木整齐地码放在门口，过年时大门刚喷了油漆。机动三轮的两个大灯干净明亮。厨房新贴了瓷砖，靠近大门的一侧，是两间平顶小屋，一间用作洗澡间，一间用来放置杂物。水井旁一株老榆树，浓密的树荫遮盖住院落一角。走廊用铝合金门窗密封，雨季时，雨水再不能溅上廊道。屋内敞亮而净洁，山墙上悬挂着大幅全家照，是上一年春节有人来村里照相时拍的，一家四口，每个人都甜甜地笑着……姐夫不止一次说过，“这就是我要的家的样子。”
　　我们没有再劝姐夫做最后的尝试，他拒绝化疗，他不想再做超出计划外的事情。我从县医院拿来的杜冷丁他只用了三针。
　　姐夫下葬那天，玉米苗已经破土，有人推着车子经过，说，一个多好的年轻人。
　　【责任编辑】王雪茜
　　宋长征，山东省签约作家。鲁迅文学院第29届高研班学员。文字散见于《天涯》《散文》《散文海外版》《散文选刊》《文艺报》《啄木鸟》等文学期刊，作品被收入各种年度文学选本。著有乡土散文集《住进一粒粮食》等多部。获山东省第三届泰山文学奖、林语堂散文奖等多种奖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