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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以黎锦晖的音乐创作为例，将时代性和民族性作用于音乐创作风格的角度，从创作者主体出发，介绍了生活经历、审美情趣和文化精神这三个主要影响作曲家创作的因素。同时我们在探讨中了解到，所有影响创作的因素并不是孤立的，它们是一个整体。在研究音乐创作风格的问题时，我们不可能将这些因素的影响分别对待，而是应该综合地进行分析，这样才能认清音乐风格的本质。
关键词：黎锦晖 音乐作品 时代性 民族性 生活经历 审美情趣 文化精神
中图分类号：J603 文献标识码：A
作曲家一生的标志就是他的作品，就如我们常说的“文如其人”，对于作曲家来说就是“乐如其人”。大多数作曲家在他们的音乐旋律中都透露着他们的理想、情趣以及对音乐“美”的理解。在一生的创作生涯中，他们不断地探索和出新，用自己创造出的音调续写着音乐的历史，为音乐艺术的发展贡献着自己的热情和心血。他们的创作是一个时代的代表，也是音乐史上的一个又一个里程碑。在中国音乐发展过程中曾出现了不少著名的音乐家，他们都曾以绚烂的艺术成就屹立于中国乐坛。悉数当中的每一个人，我们都可以看到他们为音乐发展做出的或多或少的贡献。其中，被誉为中国流行音乐鼻祖的黎锦晖便是众多作曲家中成绩傲人者之一，他的创作使中国音乐进入到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开创了中国音乐向国际化发展的道路。
一 生活经历的影响
我们往往说生活塑造人。的确，有什么样的生活就会使人拥有与之相应的性格和品质。在音乐创作中，我们也可以说不同的生活经历打造了音乐家们不同的思想情感，因此他们在创作中所体现的音乐气质也有所不同。有的作曲家生活优越，很少有担忧的事情，所以擅长创作表现外在的作品。作曲家是音乐创作活动的关键，每一部音乐作品的产生都不可能脱离作曲家的工作。通常，作曲家的经历和创作情况作为制约音乐风格的内部因素会直接显现在他的作品的逻辑性中，即音乐作品中所体现的作曲家的思想艺术构思。而对于用音乐传达思想的手段及所传达的思想问题上，每个作曲家所惯用的手段及想传达的内容都有所不同，所以就造就了作曲家不同的个人风格。因此，作曲家的生活经历、个人审美情趣、创作目的和专业技术等因素都直接作用于他们的审美创造，并逐步形成其创作风格。
黎锦晖（1892-1967），湖南湘潭人，“黎氏八骏”之一。自幼学习古琴和弹拨乐器。家乡民间音乐和当地流行的湘剧、花鼓戏、韩剧等戏剧音乐对他影响至深。1929年，他创办了“中华歌舞学校”，后又组建了 “中华歌舞团”。1929年组织“明月歌舞团”，并到全国各地巡回演出。1931年，“明月歌舞团”并入联华影业公司。1949年后，他在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担任作曲。
黎锦晖的作品具有浓郁的民族性，为当时还生活在封建社会阴影下的人们带来了一股清新的音乐之风。在20世纪20年代，正当青年的黎锦晖热衷于新文化与新音乐运动，并且为了推广国语，黎锦晖认为“学国语最好从唱歌入手”。他还曾强调指出：“中国音乐应以民族音乐为主，民族音乐应以民间音乐为重点。”
所以在这个时期，黎锦晖创作了大量的儿童歌剧、歌剧及歌曲。像《麻雀与小孩》、《葡萄仙子》、《神仙妹妹》、《可怜的秋香》、《月明之夜》等歌曲都成为了广为流传的旋律。不仅是在中国大陆，甚至是在中国香港、南洋等地都曾传唱一时。这个时期黎锦晖的作品大多表现了反抗封建教育体制，提倡真、善、美的教育，保护儿童的创造才能，传播爱与和平观念的主题。作品中突出表现了对中国传统音乐的继承。如黎锦晖在1921年创作的第一部儿童歌舞剧《麻雀与小孩》，该剧表现的内容是一个调皮的孩子出于好奇心将一只活泼可爱的麻雀诱骗到家中，关进了笼子。小麻雀的妈妈前来寻找孩子，拳拳的母爱之心感动了小孩，孩子的忏悔和改过之心最终也博得了麻雀妈妈的原谅。在该剧的歌曲创编中，黎锦晖大量地运用了传统中国乐曲进行填词，引用了传统歌曲《苏武牧羊》、民间曲牌《银绞丝》和湖南民歌《嗤嗤令》等民间曲调，并全部采用口语。在其他的歌舞剧中，像《葡她仙子》中有潮州雅乐《相思引》，湖南俗曲《卷珠帘》；《月明之夜》中有京剧曲牌《朝天子》，民歌《打雁》和《滴滴金》；《三蝴蝶》中有民歌《出台子》和《采茶歌》；《春天的快乐》中有昆曲唢呐曲牌《混江龙》等。这种民族风格强烈却形式新颖的歌曲在当时的儿童心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有些剧中歌曲甚至在现在我们还能随处听见，就像那首人人会唱的《老虎叫门》（现名《小兔子乖乖》。所以，在歌曲创作民族化方面，黎锦晖可谓是众人的领军人物。
二 审美情趣的影响
审美情趣的形成也会牵扯到很多因素。在这里，我们在基于审美情趣已经形成的状态下来了解它对作品创作风格的影响。审美情趣为创作中最重要的影响因素。每一部作品不仅直接反映着作曲家的审美理想和审美标准，也透露了作曲家受到审美情趣支配后所做出的创作选择。我们知道他们的创作就是把内心的体验用“美”的声音传达给他人，那么，他们对“美”的认识就将成为形成音乐风格的关键因素之一。
古往今来，我们看到无论哪一种类的音乐创作都不是风格单调的。它们会包含各种各样的流派，也会蕴含着各种各样的特点。这些音樂中，有的可能与我们的审美态度一致，有的可能与我们的喜好相去甚远。但我们知道，即使有些作品的风格不是我们个入所欣赏的，但它们依然是作曲家在对“美”的理解下的艺术产物。一般来说，审美情趣符合社会时代的作品会迎来大量的受众；反之，太个性化的或审美标准欠缺的创作可能就较少有人关注和欣赏了。因此，审美情趣如此就决定了创作风格的大致取向，同时也影响到人们对某一创作风格的认可度。
当然，我们知道音乐创作者在创作之初的初衷是不尽相同的。有的作曲家的创作目的主要是将个人的审美理想付诸显现，而有的作曲家的创作目的在于为社会提供审美资源。所以，我们会看到某些作品的自娱性比较强，可能在作品诞生之时接受的人不多，但随着人们不断地接触这样的创作，也会逐渐获得更广泛的听众；而又有某些作品刚一出现就会成为众人关注、家喻户晓的旋律。即使作曲家们处于同一历史时期，有着或多或少相同的经历，这样的状况也会发生。 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正处于西风东渐时期，各大都市都逐渐显露出商业文明的端倪。黎锦晖意识到了中国缺乏平民音乐，普通群众的音乐生活极其匮乏。即使在街头巷尾还会有流传已久的民间歌曲，但从其内容以及曲调等方面来看绝对是有待改善的，尤其是一些类似于《十八摸》、《打牙牌》等民间小调必须要摆脱旧社会所遗留下来的不健康内容。所以，黎锦晖立志于结合中西方音乐中进步的方面，在保留民族气息的基础上借鉴西方音乐的创作技术进行创作，形成具有时代特点和民族特点的中国歌曲。这个时期，他创作了《毛毛雨》、《妹妹我爱你》等歌曲，成为了中国大陆最早流行的音乐作品，其中《毛毛雨》的出现标志着中国流行歌曲的诞生。《毛毛雨》创作于1927年，是一首带有民谣风的新型爱情小调，细致地表达了一位少女在毛毛细雨中等待情郎的心绪。歌曲表现手法细腻，曲调具抒情、委婉、抑扬顿挫的特点，歌唱性极强。在当时的社会状况下，《毛毛雨》改变了人们对流行小调的一贯看法，使大家接受了黎锦晖这种新型的爱情歌曲，成为流行歌曲的时代之音。但之后，随着中国抗日战争，人民的民族危机感越来越强烈，群众开始转向对救亡群众歌曲的关注。黎锦晖和他的爱情流行音乐遭到了一些政治上进步人士的批评。他们认为《毛毛雨》等歌曲格调低俗，只是迎合了小市民的审美趣味，在音乐思想上极为落后。但按照黎锦晖自己的话说：这总比《十八摸》和《打牙牌》要强得多吧！的确，以音乐艺术本身来讲，黎锦晖的流行歌曲具有强烈的时代性，它们的出现填补了中国本土流行音乐创作的空白，改进了俗乐，丰富了平民音乐，为中西合璧的典范。只可惜，多年以后人们才对黎锦晖的音乐创作给予了公正的评价，这也是那个时期的人们对审美情趣是无法认识到的。
可见，对于创作来说审美趣味是作曲家音乐品质的反映。优秀的作曲家会随时积累经验，不断提高自身的审美情趣，以便创作出经得起时间和观众欣赏考验的作品。而格调不高的审美趣味将会成为作曲家创作路上的绊脚石，严重的甚至会对他以后的艺术实践生涯起到负面的影响。
三 文化精神的影响
人类世界的发展离不开文化，我们在生活中所创造的物质与精神的总和都属于文化的范畴。可以说，文化是与人类生活息息相关的。文化是人类生活的反映、活动的记录、历史的积沉，是人们对生活的需要和要求、理想和愿望，是人们的高级精神生活。它使人们认识自然，思考自己，是人精神得以承托的框架。它包含了一定的思想和理论，是人们对伦理、道德和秩序的认定与遵循，是人们生活生存的方式方法与准则。思想和理论是文化的核心、灵魂，没有思想和理论的文化是不存在的。任何，一种文化都包含有一种生活生存的理论和方式、理解和认识。也就是说，文化也有它的精神，而且会随着人类的群体范围的划分不同而体现出差异。
对音乐创作来说，文化精神的存在意义非凡，它不仅体现着音乐真、善、美的统一，同时也会深刻地影响着作曲家的思想，引领着他们的创作思路。与其他“时代”内容一样，文化精神也是在不同的领域里有着不同的表现的，这就导致了音乐创作风格的异同。音乐文化的发展是具有稳定性和连续性的，它并不像朝代更替那样具有明显清晰的界限。但在文化精神的转变下，它会反映出社会和时代内部细腻微小的变换，从而显现出那个时代特有的音乐风格。
作为一个深受“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的作曲家，黎锦晖肯定不可能只将创作停留在爱情流行歌曲的创作层面上。他在20世纪30年代曾创作发表过数十首爱国歌曲，其中有《中华民族战歌》、《十里送夫》、《从军别爱》、《得胜凯歌归》、《中华之光》、《国难来了》、《奋起前进》等歌曲都饱含爱国的精神，富于民族忧患之心。对于这一类歌曲，黎锦晖受到了极深刻的爱国主义文化思想，并在歌曲中表现出他创作技巧方面的特点，如它们大部分都具有节奏鲜明的律动、简洁明快的旋律、自由活泼的句式等。即使是在流行音乐创作思想上与之相敌对的聂耳，也因曾长期接受黎锦晖的音乐教育而受到了他的影响，在群众歌曲的编创上继承了他的创作思想与技巧。
几十年过去了，黎锦晖的流行时代也成了过往。但是在音乐的历史上，我们可以肯定地说黎锦晖对中国音乐发展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他所有的音乐尝试对于现今的音乐创作者来说意义都是十分重大的，影响也是十分深远的。正是因为他的所作所为，中国音乐才进入到一个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不可否认，黎锦晖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流行音乐的奠基人，一部分原因是他恰好处于那个社会时期，我们在这里不可忽视是社会和时代所赋予他们的才能，但更不能忽视的是他们为社会和时代所描绘的旋律篇章。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了解音乐创作风格和时代是紧密相连的，没有任何一种音乐能够摆脱时代的影响而独立存在。正是时代为音乐打上了风格的烙印，使它们承担了记载那段历史的光荣任务。
参考文献：
[1] 宋瑾：《音樂美学基础》，上海音乐出版社，2010年版。
[2] 周世斌：《音乐欣赏》，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3] 章连启：《听的艺术^青少年音乐欣赏入门》，人民音乐出版社，2003年版。
[4] 文思隆、王红、潘林：《交响乐欣赏教程》，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5] 王次炤：《音乐美学新论》，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09年版。
[6] 彭吉象：《艺术学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7] 尹红、张友刚：《大学音乐》（修订本），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作者简介：吴鹏飞，男，1983—，黑龙江齐齐哈尔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声乐表演，工作单位：齐齐哈尔大学音乐与舞蹈学院。
关键词：黎锦晖 音乐作品 时代性 民族性 生活经历 审美情趣 文化精神
中图分类号：J603 文献标识码：A
作曲家一生的标志就是他的作品，就如我们常说的“文如其人”，对于作曲家来说就是“乐如其人”。大多数作曲家在他们的音乐旋律中都透露着他们的理想、情趣以及对音乐“美”的理解。在一生的创作生涯中，他们不断地探索和出新，用自己创造出的音调续写着音乐的历史，为音乐艺术的发展贡献着自己的热情和心血。他们的创作是一个时代的代表，也是音乐史上的一个又一个里程碑。在中国音乐发展过程中曾出现了不少著名的音乐家，他们都曾以绚烂的艺术成就屹立于中国乐坛。悉数当中的每一个人，我们都可以看到他们为音乐发展做出的或多或少的贡献。其中，被誉为中国流行音乐鼻祖的黎锦晖便是众多作曲家中成绩傲人者之一，他的创作使中国音乐进入到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开创了中国音乐向国际化发展的道路。
一 生活经历的影响
我们往往说生活塑造人。的确，有什么样的生活就会使人拥有与之相应的性格和品质。在音乐创作中，我们也可以说不同的生活经历打造了音乐家们不同的思想情感，因此他们在创作中所体现的音乐气质也有所不同。有的作曲家生活优越，很少有担忧的事情，所以擅长创作表现外在的作品。作曲家是音乐创作活动的关键，每一部音乐作品的产生都不可能脱离作曲家的工作。通常，作曲家的经历和创作情况作为制约音乐风格的内部因素会直接显现在他的作品的逻辑性中，即音乐作品中所体现的作曲家的思想艺术构思。而对于用音乐传达思想的手段及所传达的思想问题上，每个作曲家所惯用的手段及想传达的内容都有所不同，所以就造就了作曲家不同的个人风格。因此，作曲家的生活经历、个人审美情趣、创作目的和专业技术等因素都直接作用于他们的审美创造，并逐步形成其创作风格。
黎锦晖（1892-1967），湖南湘潭人，“黎氏八骏”之一。自幼学习古琴和弹拨乐器。家乡民间音乐和当地流行的湘剧、花鼓戏、韩剧等戏剧音乐对他影响至深。1929年，他创办了“中华歌舞学校”，后又组建了 “中华歌舞团”。1929年组织“明月歌舞团”，并到全国各地巡回演出。1931年，“明月歌舞团”并入联华影业公司。1949年后，他在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担任作曲。
黎锦晖的作品具有浓郁的民族性，为当时还生活在封建社会阴影下的人们带来了一股清新的音乐之风。在20世纪20年代，正当青年的黎锦晖热衷于新文化与新音乐运动，并且为了推广国语，黎锦晖认为“学国语最好从唱歌入手”。他还曾强调指出：“中国音乐应以民族音乐为主，民族音乐应以民间音乐为重点。”
所以在这个时期，黎锦晖创作了大量的儿童歌剧、歌剧及歌曲。像《麻雀与小孩》、《葡萄仙子》、《神仙妹妹》、《可怜的秋香》、《月明之夜》等歌曲都成为了广为流传的旋律。不仅是在中国大陆，甚至是在中国香港、南洋等地都曾传唱一时。这个时期黎锦晖的作品大多表现了反抗封建教育体制，提倡真、善、美的教育，保护儿童的创造才能，传播爱与和平观念的主题。作品中突出表现了对中国传统音乐的继承。如黎锦晖在1921年创作的第一部儿童歌舞剧《麻雀与小孩》，该剧表现的内容是一个调皮的孩子出于好奇心将一只活泼可爱的麻雀诱骗到家中，关进了笼子。小麻雀的妈妈前来寻找孩子，拳拳的母爱之心感动了小孩，孩子的忏悔和改过之心最终也博得了麻雀妈妈的原谅。在该剧的歌曲创编中，黎锦晖大量地运用了传统中国乐曲进行填词，引用了传统歌曲《苏武牧羊》、民间曲牌《银绞丝》和湖南民歌《嗤嗤令》等民间曲调，并全部采用口语。在其他的歌舞剧中，像《葡她仙子》中有潮州雅乐《相思引》，湖南俗曲《卷珠帘》；《月明之夜》中有京剧曲牌《朝天子》，民歌《打雁》和《滴滴金》；《三蝴蝶》中有民歌《出台子》和《采茶歌》；《春天的快乐》中有昆曲唢呐曲牌《混江龙》等。这种民族风格强烈却形式新颖的歌曲在当时的儿童心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有些剧中歌曲甚至在现在我们还能随处听见，就像那首人人会唱的《老虎叫门》（现名《小兔子乖乖》。所以，在歌曲创作民族化方面，黎锦晖可谓是众人的领军人物。
二 审美情趣的影响
审美情趣的形成也会牵扯到很多因素。在这里，我们在基于审美情趣已经形成的状态下来了解它对作品创作风格的影响。审美情趣为创作中最重要的影响因素。每一部作品不仅直接反映着作曲家的审美理想和审美标准，也透露了作曲家受到审美情趣支配后所做出的创作选择。我们知道他们的创作就是把内心的体验用“美”的声音传达给他人，那么，他们对“美”的认识就将成为形成音乐风格的关键因素之一。
古往今来，我们看到无论哪一种类的音乐创作都不是风格单调的。它们会包含各种各样的流派，也会蕴含着各种各样的特点。这些音樂中，有的可能与我们的审美态度一致，有的可能与我们的喜好相去甚远。但我们知道，即使有些作品的风格不是我们个入所欣赏的，但它们依然是作曲家在对“美”的理解下的艺术产物。一般来说，审美情趣符合社会时代的作品会迎来大量的受众；反之，太个性化的或审美标准欠缺的创作可能就较少有人关注和欣赏了。因此，审美情趣如此就决定了创作风格的大致取向，同时也影响到人们对某一创作风格的认可度。
当然，我们知道音乐创作者在创作之初的初衷是不尽相同的。有的作曲家的创作目的主要是将个人的审美理想付诸显现，而有的作曲家的创作目的在于为社会提供审美资源。所以，我们会看到某些作品的自娱性比较强，可能在作品诞生之时接受的人不多，但随着人们不断地接触这样的创作，也会逐渐获得更广泛的听众；而又有某些作品刚一出现就会成为众人关注、家喻户晓的旋律。即使作曲家们处于同一历史时期，有着或多或少相同的经历，这样的状况也会发生。 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正处于西风东渐时期，各大都市都逐渐显露出商业文明的端倪。黎锦晖意识到了中国缺乏平民音乐，普通群众的音乐生活极其匮乏。即使在街头巷尾还会有流传已久的民间歌曲，但从其内容以及曲调等方面来看绝对是有待改善的，尤其是一些类似于《十八摸》、《打牙牌》等民间小调必须要摆脱旧社会所遗留下来的不健康内容。所以，黎锦晖立志于结合中西方音乐中进步的方面，在保留民族气息的基础上借鉴西方音乐的创作技术进行创作，形成具有时代特点和民族特点的中国歌曲。这个时期，他创作了《毛毛雨》、《妹妹我爱你》等歌曲，成为了中国大陆最早流行的音乐作品，其中《毛毛雨》的出现标志着中国流行歌曲的诞生。《毛毛雨》创作于1927年，是一首带有民谣风的新型爱情小调，细致地表达了一位少女在毛毛细雨中等待情郎的心绪。歌曲表现手法细腻，曲调具抒情、委婉、抑扬顿挫的特点，歌唱性极强。在当时的社会状况下，《毛毛雨》改变了人们对流行小调的一贯看法，使大家接受了黎锦晖这种新型的爱情歌曲，成为流行歌曲的时代之音。但之后，随着中国抗日战争，人民的民族危机感越来越强烈，群众开始转向对救亡群众歌曲的关注。黎锦晖和他的爱情流行音乐遭到了一些政治上进步人士的批评。他们认为《毛毛雨》等歌曲格调低俗，只是迎合了小市民的审美趣味，在音乐思想上极为落后。但按照黎锦晖自己的话说：这总比《十八摸》和《打牙牌》要强得多吧！的确，以音乐艺术本身来讲，黎锦晖的流行歌曲具有强烈的时代性，它们的出现填补了中国本土流行音乐创作的空白，改进了俗乐，丰富了平民音乐，为中西合璧的典范。只可惜，多年以后人们才对黎锦晖的音乐创作给予了公正的评价，这也是那个时期的人们对审美情趣是无法认识到的。
可见，对于创作来说审美趣味是作曲家音乐品质的反映。优秀的作曲家会随时积累经验，不断提高自身的审美情趣，以便创作出经得起时间和观众欣赏考验的作品。而格调不高的审美趣味将会成为作曲家创作路上的绊脚石，严重的甚至会对他以后的艺术实践生涯起到负面的影响。
三 文化精神的影响
人类世界的发展离不开文化，我们在生活中所创造的物质与精神的总和都属于文化的范畴。可以说，文化是与人类生活息息相关的。文化是人类生活的反映、活动的记录、历史的积沉，是人们对生活的需要和要求、理想和愿望，是人们的高级精神生活。它使人们认识自然，思考自己，是人精神得以承托的框架。它包含了一定的思想和理论，是人们对伦理、道德和秩序的认定与遵循，是人们生活生存的方式方法与准则。思想和理论是文化的核心、灵魂，没有思想和理论的文化是不存在的。任何，一种文化都包含有一种生活生存的理论和方式、理解和认识。也就是说，文化也有它的精神，而且会随着人类的群体范围的划分不同而体现出差异。
对音乐创作来说，文化精神的存在意义非凡，它不仅体现着音乐真、善、美的统一，同时也会深刻地影响着作曲家的思想，引领着他们的创作思路。与其他“时代”内容一样，文化精神也是在不同的领域里有着不同的表现的，这就导致了音乐创作风格的异同。音乐文化的发展是具有稳定性和连续性的，它并不像朝代更替那样具有明显清晰的界限。但在文化精神的转变下，它会反映出社会和时代内部细腻微小的变换，从而显现出那个时代特有的音乐风格。
作为一个深受“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的作曲家，黎锦晖肯定不可能只将创作停留在爱情流行歌曲的创作层面上。他在20世纪30年代曾创作发表过数十首爱国歌曲，其中有《中华民族战歌》、《十里送夫》、《从军别爱》、《得胜凯歌归》、《中华之光》、《国难来了》、《奋起前进》等歌曲都饱含爱国的精神，富于民族忧患之心。对于这一类歌曲，黎锦晖受到了极深刻的爱国主义文化思想，并在歌曲中表现出他创作技巧方面的特点，如它们大部分都具有节奏鲜明的律动、简洁明快的旋律、自由活泼的句式等。即使是在流行音乐创作思想上与之相敌对的聂耳，也因曾长期接受黎锦晖的音乐教育而受到了他的影响，在群众歌曲的编创上继承了他的创作思想与技巧。
几十年过去了，黎锦晖的流行时代也成了过往。但是在音乐的历史上，我们可以肯定地说黎锦晖对中国音乐发展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他所有的音乐尝试对于现今的音乐创作者来说意义都是十分重大的，影响也是十分深远的。正是因为他的所作所为，中国音乐才进入到一个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不可否认，黎锦晖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流行音乐的奠基人，一部分原因是他恰好处于那个社会时期，我们在这里不可忽视是社会和时代所赋予他们的才能，但更不能忽视的是他们为社会和时代所描绘的旋律篇章。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了解音乐创作风格和时代是紧密相连的，没有任何一种音乐能够摆脱时代的影响而独立存在。正是时代为音乐打上了风格的烙印，使它们承担了记载那段历史的光荣任务。
参考文献：
[1] 宋瑾：《音樂美学基础》，上海音乐出版社，2010年版。
[2] 周世斌：《音乐欣赏》，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3] 章连启：《听的艺术^青少年音乐欣赏入门》，人民音乐出版社，2003年版。
[4] 文思隆、王红、潘林：《交响乐欣赏教程》，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5] 王次炤：《音乐美学新论》，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09年版。
[6] 彭吉象：《艺术学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7] 尹红、张友刚：《大学音乐》（修订本），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作者简介：吴鹏飞，男，1983—，黑龙江齐齐哈尔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声乐表演，工作单位：齐齐哈尔大学音乐与舞蹈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