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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翻译作为一种跨语际跨文化的社会性活动，具有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伦理。本文从切斯特曼的翻译伦理模式出发，探究林语堂在自译和他译（翻译他人作品）时，其遵循的翻译伦理有怎样的异同：自译者作为原文本理想的解读者，能够更加精确的传达原文的内涵，有其独特的优越性。能够从事自译的人凤毛麟角，但翻译者可以借鉴自译者的翻译策略，并对译者翻译权限进行更深入的思考。
关键词：林语堂 翻译伦理 自译 他译
一、引言
翻译伦理这一概念最早是由安托瓦纳·贝尔曼（Antoine Berman）提出的。在此之后，安东尼·皮姆（Anthony Pym）提出了“文化间性”这一概念，劳伦斯·韦努蒂（Lawrence Venuti）提出了“异化”的主张等。在众多主张理论中，影响最大的当属芬兰学者切斯特曼提出的的五大翻译伦理模式。
然而，不论是贝尔曼还是切斯特曼等人，在提出他们关于翻译伦理的看法时，都是针对他译这一行为的。正如Faqi所言，自译者有着让人“难以接受的自由”，成为了这一过程的“独裁者”（Faiq，1997）。
近年来，已经有越来越多关于自译的翻译伦理的研究。大部分是针对某一作家的某部作品的个例研究。如胡晴文（2007）分析了张爱玲的《金锁记》，认为，张爱玲在自译时，并未将五种翻译伦理的模式并重，而是根据自己的意图，做出选择，灵活运用。范丽（2010）则认为，自译并不是翻译，而是改写。出于为读者考虑的目的，自译者会首先遵循基于规范的伦理。李平、程乐（2012）则从翻译伦理中“忠实”的这一角度，通过研究林语堂的自译，对“忠实”一词作出了新的阐释。
然而，对于同一个译者，在翻译自己的作品和在翻译他人的作品时，会采取怎样的方法，遵循怎样的伦理则尚未获得足够的关注。鉴于此，本文将以林语堂的双语小品和他翻译的古文小品为例，从切斯特曼的翻译伦理模式的角度，对自译和他译进行对比研究，进而思考翻译者在从事翻译时的权限问题。
二、翻译伦理
2001年第七卷第二期的《翻译者》（The Transaltor），出版了一期名为“伦理的回归”的特刊。其中，切斯特曼的《Proposal for a Hieronymie Oath》引起了巨大反响，并被认为是迄今为止对翻译伦理研究贡献最大的一篇杰作。在这篇文章中，切斯特曼总结了现有的四大翻译伦理模式，即再现的伦理（ethics of representation）、服务的伦理（ethics of service）、交际的伦理（ethics of communication）和基于规范的伦理（norm-based ethics），并分析了它们之间存在的矛盾和不足，在此基础之上，他提出了第五种伦理模式，承诺的伦理（ethics of commitment）。
三、翻译伦理视角下林语堂的自译作品与他译作品
林语堂的短篇双语创作是从上世纪30年代开始的，英文版主要发表在《中国评论报》，其后再自译为中文发表。林语堂于1936年抵达美国，开始了创作生涯。他的双语短篇是出国前创作的，而古文小品大多是在出国后翻译的。
3.1语言层面之再现的伦理——自译与他译内涵意义皆无损失，语言表达差别较大
林语堂的自译作品前前后后超过60篇。他的自译中，经常会出现大段的缺失，既包含中文也包含英文：
I need hardly also tell you that you also like to get married. At least， ninety per cent of you do. Of course， ninety per cent of the men like to get married also， but besides marrying， we have to seek a means of livelihood to support the family， which you are exempt from. So you see the knife of unfairness cuts both ways. If the Legislative Yuan should pass a law tomorrow ordering married women to provide for their homes， and exempt men from the same， I should have no great objection. The question of profession is different or men and for women under the present social system. So we come to the conclusion that marriage is your best profession： you know it， you want it， and you are best fit for it.
《Marriage and Careers for Women》
再一层，我不必说，你们是称心甘愿出嫁的。至少你们十九是如此。自然十九的男子也愿意娶亲，但是我们于娶亲之外，还得另找一种职业，并无所谓称心不称心。所以我们的结论是：出嫁是女子最好，最相宜，最称心的职业。《婚嫁与女子职业》
这样大段缺失的例子非常多，如《上海之歌》，英文开头3段，在中文中是没有的，如《中国究有臭虫否》等，篇幅有限，就不一一举例了。但是总体上来看，大部分缺失的情况都是发生在中文版本中，这也与当年中国的审查制度有关，林语堂曾就中英文写作的差别发出這样的感慨：“……时时感觉中国义务监察员之多，及中西行文之不同。明明同一篇文章，用英文写就畅快，可以发挥淋漓，用中文写就拘束，战战兢兢。……然而写中西文之不同是无可讳言的事实了。我文既无两样，影响确又不同，是诚绌绌怪事。”（林语堂，1935，269-270） 林语堂自译的文章，中文与英文存在差异已是不争的事实，但是这能说明他没有遵循再现的伦理么？切斯特曼在讲到再现的伦理时，总结道：“翻译就是解读”（To represent is to interpret）。对于文章所要表达的意图没有谁比林语堂本人更清楚了。但是鉴于审查制度和政治等因素，林语堂不得不在某些表达上作出取舍，但是原文的意义并没有因为这些细节上的失真而发生质的变化。
反观林语堂翻译的古文小品，就词句的层面，“再现程度”明显高于其自译，而文章的内涵意义上也基本没有损失。林语堂翻译的古文小品中，不乏古代经典诗词，如白居易的《琵笆行》，苏轼的《饮湖上初晴后雨》等，而他翻译的李清照的《声声慢》则是内容与形式高度结合的佳作。
So dim， so dark， So dense， so dull， So damp， so dark， So dead！
... ...Forlorn
尤其是第一个诗节，不仅仅将原诗的内容，和使人绝望低落的情绪表达的淋漓尽致。这一段中，每一个短句均以“so”开头，后面紧跟一个“d”开头的形容词，是英文诗歌中常用的押头韵的修辞手法。语言简单，却实现了形式上以及韵律上的美感，同时也在视觉上给读者冲击。最重要的是，原文通过词语叠用产生的美感在英文翻译中通过一系列的押头韵也得以实现。
林语堂的自译中，对语言的形式并无特别关照，在其所译的古文小品则不然，这也与其文章的形式有关。但就原文本的内涵意义讲，无论是林语堂的自译还是他译，都做到了“忠实”这一标准，他的自译和他译都是符合再现的伦理的。
3.2出版目的之服务的伦理——林语堂的人生态度和爱国之心
无论是林语堂的自译，还是他的古文小品译英，在服务的伦理这一模式之下，并无太大差别。林语堂的自译作品主要发表在他自己创办的《论语》杂志上，杂志的创办是包含一定的经济目的的。“我们的生活是过于复杂了，我们的学问是太严肃了，我们的哲学是太消沉了，我们的思想是太纷乱了。这种种严肃和纷乱的复杂性，使现在的世界成为这么一个凄惨的世界”（林语堂，2002，74）。而林语堂认为“幽默”是改变这种状况的良药，更是一种人生态度。从服务的伦理这一模式下，林语堂自己就是他的客户，完成自己设定的目标。而在古文小品的翻译中，虽然林语堂的客户不再是自己，但是其目标仍然是他设立的。
3.3面向读者之交际的伦理——考虑受众群体，文化因素大部分采用归化处理
随着翻译的文化转向，交际的伦理这一模式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
创刊于1928年的《中国评论周刊》，是唯一一份由一批受过西式教育的中国专业知识分子创立运营的当代英语周刊。它有着其独特的读者群：中国的英语读者。它的目的并不在于对外宣传，而在于“站在中国自身的角度，采取某种普世主义倾向，评论和报道中国的时政、经济、文化事件。”（钱锁桥，2012，25）但是，后来翻译成中文，发表在林语堂自创的《论语》上的时候，读者群的英语水平，以及对外国文化的了解程度就未必这么高了，因此林语堂在自译时也对文化因素做出了一些调整。
如，在《我的戒烟》中，英文名是 My Last Rebellion Against Lady Nicotine，并且在下文中也同样使用了“Lady Nicotine”一词，而在中文翻译中，则是用了“烟魔”一词。若将“Lady Nicotine”译为“尼古丁女士”对于接受过西式教育的人，或者受西方思想熏陶的人群来说非常的形象生动，但对于广大对西方思想接触不多的中国读者来说，显然不符合中文含蓄的表达习惯，
林语堂在自译时几乎没有注释，大多采用归化的译法：“林语堂在翻译古文小品时，双重文本中凡我国民族特色特别强的部分，外国特色重的则中文部分省略“（王正仁、高健1995，500）。而林语堂在翻译古文小品时，则倾向于异化策略，有时还会借助于注释。
通过以上的举例可以看出，无论是林语堂的自译还是他译，在遇到文化因素是，林语堂基本都采用了归化的处理方式。而采用这样一种手段的主要原因是考虑到了读者群。无论对内还是对外，林语堂想要传达的是态度，而不是具体的某个文化典故或知识。由此可见，林语堂的自译与他译都符合交际的伦理。
3.4 读者预期之基于规范的伦理——自由度决定预期，自译远超他译
规范的伦理的核心是信任，符合读者和客户的期待。在不同时代，规范也是在不断变化的，并没有一个具体的衡量标准。但是，换个角度，我们可以从读者的接受程度来判断林语堂的翻译作品是否符合基于规范的伦理。
自译方面，林语堂虽然创作了许多双语作品，但从未编写过自己的双语作品集，“即使林语堂同时代的读者大多也只是要么欣赏其中文小品、要么欣赏其英文‘小评论’。”（钱锁桥，2012，34）。正如前文所描述的，林语堂的自译作品的差异是有目共睹的，“构成某种双向类同关系”（钱锁桥，2012，33）。从读者期待这一角度分析，并不符合基于规范的伦理。读者在阅读林语堂的双语文本时，会惊讶于林语堂的改动之大，超出了预期。
但是林语堂在翻译古文小品时则不然。林语堂为了“自己的族裔文化在异域文化里占有一席之地外，更重要的是它们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满足西方对神秘东方的兴趣与爱好”（王少娣，2011，23）。从林语堂在西方取得的成功来看，他的翻译作品的确是符合读者预期的，因此是符合基于规范的伦理这一模式的。
3.5 追求卓越之承诺的伦理——林语堂的翻译准则
承诺的伦理强调“追求卓越”（striving for excellence）。这与林语堂在他的《论翻译》中提出的观点不谋而合。翻译当视为一门艺术。而想要取得成功，“对于该艺术相当之训练”（林语堂，2000，）是必不可少的。
林语堂的成功以及国际声誉，不是仅仅建立在他所讲述的东方文化上，还有他对英文的娴熟运用。纽约艾迈拉大学（Elmira College）的校长在给林语堂颁授荣誉博士学位时，就曾作出以下评价：“您的英文极其美妙，使以英文为母语的人既羡慕钦佩又深感惭愧。”（You have spoken to the people of the English speaking world in their own language with an artistry that is at once their envy， admiration， and despair.）（林语堂，1994，189）林语堂对英语的娴熟掌握也是他的精彩翻译的必要因素。虽然，林语堂强调绝对之忠实的不可实现，以及艺术文体的不可译，但是这也正是“翻译中个人自由之地，而个人所应该极力奋勉之处”（林语堂，2000，279）。
四、结语
通过比较林语堂的自译与他译，自译其独特的优越性是显而易见的。然而能够做到自译的人凤毛麟角，但我们仍然可以通过分析自译这种方式，为传统的翻译带来思考。反思普通译者的翻译权限的问题，可以尝试赋予译者更多的权限，学习自译者對译文的操纵方式。林语堂在翻译自己的作品时能够大胆处理，是因为他完全理解自己作品的精神。而在翻译古文小品时，他的身份是一名普通译者，自由度不及自译，但仍秉承理解全文含义再翻译的宗旨。普通译者也许不能像自译者有这样大的权限，但是否可以在二者之间折中一下，寻找一个平衡点。在把握了原文的内涵精神后，尽可能的扩大自己的权限。但是扩大权限并不意味着可以胡译、乱译，而应该在伦理的标准之下严格要求自己，也就是切斯特曼提出的第五大翻译伦理模式：承诺的伦理，即追求卓越，努力提升自己的翻译水平。
（作者单位：中国海洋大学外国语学院）
关键词：林语堂 翻译伦理 自译 他译
一、引言
翻译伦理这一概念最早是由安托瓦纳·贝尔曼（Antoine Berman）提出的。在此之后，安东尼·皮姆（Anthony Pym）提出了“文化间性”这一概念，劳伦斯·韦努蒂（Lawrence Venuti）提出了“异化”的主张等。在众多主张理论中，影响最大的当属芬兰学者切斯特曼提出的的五大翻译伦理模式。
然而，不论是贝尔曼还是切斯特曼等人，在提出他们关于翻译伦理的看法时，都是针对他译这一行为的。正如Faqi所言，自译者有着让人“难以接受的自由”，成为了这一过程的“独裁者”（Faiq，1997）。
近年来，已经有越来越多关于自译的翻译伦理的研究。大部分是针对某一作家的某部作品的个例研究。如胡晴文（2007）分析了张爱玲的《金锁记》，认为，张爱玲在自译时，并未将五种翻译伦理的模式并重，而是根据自己的意图，做出选择，灵活运用。范丽（2010）则认为，自译并不是翻译，而是改写。出于为读者考虑的目的，自译者会首先遵循基于规范的伦理。李平、程乐（2012）则从翻译伦理中“忠实”的这一角度，通过研究林语堂的自译，对“忠实”一词作出了新的阐释。
然而，对于同一个译者，在翻译自己的作品和在翻译他人的作品时，会采取怎样的方法，遵循怎样的伦理则尚未获得足够的关注。鉴于此，本文将以林语堂的双语小品和他翻译的古文小品为例，从切斯特曼的翻译伦理模式的角度，对自译和他译进行对比研究，进而思考翻译者在从事翻译时的权限问题。
二、翻译伦理
2001年第七卷第二期的《翻译者》（The Transaltor），出版了一期名为“伦理的回归”的特刊。其中，切斯特曼的《Proposal for a Hieronymie Oath》引起了巨大反响，并被认为是迄今为止对翻译伦理研究贡献最大的一篇杰作。在这篇文章中，切斯特曼总结了现有的四大翻译伦理模式，即再现的伦理（ethics of representation）、服务的伦理（ethics of service）、交际的伦理（ethics of communication）和基于规范的伦理（norm-based ethics），并分析了它们之间存在的矛盾和不足，在此基础之上，他提出了第五种伦理模式，承诺的伦理（ethics of commitment）。
三、翻译伦理视角下林语堂的自译作品与他译作品
林语堂的短篇双语创作是从上世纪30年代开始的，英文版主要发表在《中国评论报》，其后再自译为中文发表。林语堂于1936年抵达美国，开始了创作生涯。他的双语短篇是出国前创作的，而古文小品大多是在出国后翻译的。
3.1语言层面之再现的伦理——自译与他译内涵意义皆无损失，语言表达差别较大
林语堂的自译作品前前后后超过60篇。他的自译中，经常会出现大段的缺失，既包含中文也包含英文：
I need hardly also tell you that you also like to get married. At least， ninety per cent of you do. Of course， ninety per cent of the men like to get married also， but besides marrying， we have to seek a means of livelihood to support the family， which you are exempt from. So you see the knife of unfairness cuts both ways. If the Legislative Yuan should pass a law tomorrow ordering married women to provide for their homes， and exempt men from the same， I should have no great objection. The question of profession is different or men and for women under the present social system. So we come to the conclusion that marriage is your best profession： you know it， you want it， and you are best fit for it.
《Marriage and Careers for Women》
再一层，我不必说，你们是称心甘愿出嫁的。至少你们十九是如此。自然十九的男子也愿意娶亲，但是我们于娶亲之外，还得另找一种职业，并无所谓称心不称心。所以我们的结论是：出嫁是女子最好，最相宜，最称心的职业。《婚嫁与女子职业》
这样大段缺失的例子非常多，如《上海之歌》，英文开头3段，在中文中是没有的，如《中国究有臭虫否》等，篇幅有限，就不一一举例了。但是总体上来看，大部分缺失的情况都是发生在中文版本中，这也与当年中国的审查制度有关，林语堂曾就中英文写作的差别发出這样的感慨：“……时时感觉中国义务监察员之多，及中西行文之不同。明明同一篇文章，用英文写就畅快，可以发挥淋漓，用中文写就拘束，战战兢兢。……然而写中西文之不同是无可讳言的事实了。我文既无两样，影响确又不同，是诚绌绌怪事。”（林语堂，1935，269-270） 林语堂自译的文章，中文与英文存在差异已是不争的事实，但是这能说明他没有遵循再现的伦理么？切斯特曼在讲到再现的伦理时，总结道：“翻译就是解读”（To represent is to interpret）。对于文章所要表达的意图没有谁比林语堂本人更清楚了。但是鉴于审查制度和政治等因素，林语堂不得不在某些表达上作出取舍，但是原文的意义并没有因为这些细节上的失真而发生质的变化。
反观林语堂翻译的古文小品，就词句的层面，“再现程度”明显高于其自译，而文章的内涵意义上也基本没有损失。林语堂翻译的古文小品中，不乏古代经典诗词，如白居易的《琵笆行》，苏轼的《饮湖上初晴后雨》等，而他翻译的李清照的《声声慢》则是内容与形式高度结合的佳作。
So dim， so dark， So dense， so dull， So damp， so dark， So dead！
... ...Forlorn
尤其是第一个诗节，不仅仅将原诗的内容，和使人绝望低落的情绪表达的淋漓尽致。这一段中，每一个短句均以“so”开头，后面紧跟一个“d”开头的形容词，是英文诗歌中常用的押头韵的修辞手法。语言简单，却实现了形式上以及韵律上的美感，同时也在视觉上给读者冲击。最重要的是，原文通过词语叠用产生的美感在英文翻译中通过一系列的押头韵也得以实现。
林语堂的自译中，对语言的形式并无特别关照，在其所译的古文小品则不然，这也与其文章的形式有关。但就原文本的内涵意义讲，无论是林语堂的自译还是他译，都做到了“忠实”这一标准，他的自译和他译都是符合再现的伦理的。
3.2出版目的之服务的伦理——林语堂的人生态度和爱国之心
无论是林语堂的自译，还是他的古文小品译英，在服务的伦理这一模式之下，并无太大差别。林语堂的自译作品主要发表在他自己创办的《论语》杂志上，杂志的创办是包含一定的经济目的的。“我们的生活是过于复杂了，我们的学问是太严肃了，我们的哲学是太消沉了，我们的思想是太纷乱了。这种种严肃和纷乱的复杂性，使现在的世界成为这么一个凄惨的世界”（林语堂，2002，74）。而林语堂认为“幽默”是改变这种状况的良药，更是一种人生态度。从服务的伦理这一模式下，林语堂自己就是他的客户，完成自己设定的目标。而在古文小品的翻译中，虽然林语堂的客户不再是自己，但是其目标仍然是他设立的。
3.3面向读者之交际的伦理——考虑受众群体，文化因素大部分采用归化处理
随着翻译的文化转向，交际的伦理这一模式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
创刊于1928年的《中国评论周刊》，是唯一一份由一批受过西式教育的中国专业知识分子创立运营的当代英语周刊。它有着其独特的读者群：中国的英语读者。它的目的并不在于对外宣传，而在于“站在中国自身的角度，采取某种普世主义倾向，评论和报道中国的时政、经济、文化事件。”（钱锁桥，2012，25）但是，后来翻译成中文，发表在林语堂自创的《论语》上的时候，读者群的英语水平，以及对外国文化的了解程度就未必这么高了，因此林语堂在自译时也对文化因素做出了一些调整。
如，在《我的戒烟》中，英文名是 My Last Rebellion Against Lady Nicotine，并且在下文中也同样使用了“Lady Nicotine”一词，而在中文翻译中，则是用了“烟魔”一词。若将“Lady Nicotine”译为“尼古丁女士”对于接受过西式教育的人，或者受西方思想熏陶的人群来说非常的形象生动，但对于广大对西方思想接触不多的中国读者来说，显然不符合中文含蓄的表达习惯，
林语堂在自译时几乎没有注释，大多采用归化的译法：“林语堂在翻译古文小品时，双重文本中凡我国民族特色特别强的部分，外国特色重的则中文部分省略“（王正仁、高健1995，500）。而林语堂在翻译古文小品时，则倾向于异化策略，有时还会借助于注释。
通过以上的举例可以看出，无论是林语堂的自译还是他译，在遇到文化因素是，林语堂基本都采用了归化的处理方式。而采用这样一种手段的主要原因是考虑到了读者群。无论对内还是对外，林语堂想要传达的是态度，而不是具体的某个文化典故或知识。由此可见，林语堂的自译与他译都符合交际的伦理。
3.4 读者预期之基于规范的伦理——自由度决定预期，自译远超他译
规范的伦理的核心是信任，符合读者和客户的期待。在不同时代，规范也是在不断变化的，并没有一个具体的衡量标准。但是，换个角度，我们可以从读者的接受程度来判断林语堂的翻译作品是否符合基于规范的伦理。
自译方面，林语堂虽然创作了许多双语作品，但从未编写过自己的双语作品集，“即使林语堂同时代的读者大多也只是要么欣赏其中文小品、要么欣赏其英文‘小评论’。”（钱锁桥，2012，34）。正如前文所描述的，林语堂的自译作品的差异是有目共睹的，“构成某种双向类同关系”（钱锁桥，2012，33）。从读者期待这一角度分析，并不符合基于规范的伦理。读者在阅读林语堂的双语文本时，会惊讶于林语堂的改动之大，超出了预期。
但是林语堂在翻译古文小品时则不然。林语堂为了“自己的族裔文化在异域文化里占有一席之地外，更重要的是它们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满足西方对神秘东方的兴趣与爱好”（王少娣，2011，23）。从林语堂在西方取得的成功来看，他的翻译作品的确是符合读者预期的，因此是符合基于规范的伦理这一模式的。
3.5 追求卓越之承诺的伦理——林语堂的翻译准则
承诺的伦理强调“追求卓越”（striving for excellence）。这与林语堂在他的《论翻译》中提出的观点不谋而合。翻译当视为一门艺术。而想要取得成功，“对于该艺术相当之训练”（林语堂，2000，）是必不可少的。
林语堂的成功以及国际声誉，不是仅仅建立在他所讲述的东方文化上，还有他对英文的娴熟运用。纽约艾迈拉大学（Elmira College）的校长在给林语堂颁授荣誉博士学位时，就曾作出以下评价：“您的英文极其美妙，使以英文为母语的人既羡慕钦佩又深感惭愧。”（You have spoken to the people of the English speaking world in their own language with an artistry that is at once their envy， admiration， and despair.）（林语堂，1994，189）林语堂对英语的娴熟掌握也是他的精彩翻译的必要因素。虽然，林语堂强调绝对之忠实的不可实现，以及艺术文体的不可译，但是这也正是“翻译中个人自由之地，而个人所应该极力奋勉之处”（林语堂，2000，279）。
四、结语
通过比较林语堂的自译与他译，自译其独特的优越性是显而易见的。然而能够做到自译的人凤毛麟角，但我们仍然可以通过分析自译这种方式，为传统的翻译带来思考。反思普通译者的翻译权限的问题，可以尝试赋予译者更多的权限，学习自译者對译文的操纵方式。林语堂在翻译自己的作品时能够大胆处理，是因为他完全理解自己作品的精神。而在翻译古文小品时，他的身份是一名普通译者，自由度不及自译，但仍秉承理解全文含义再翻译的宗旨。普通译者也许不能像自译者有这样大的权限，但是否可以在二者之间折中一下，寻找一个平衡点。在把握了原文的内涵精神后，尽可能的扩大自己的权限。但是扩大权限并不意味着可以胡译、乱译，而应该在伦理的标准之下严格要求自己，也就是切斯特曼提出的第五大翻译伦理模式：承诺的伦理，即追求卓越，努力提升自己的翻译水平。
（作者单位：中国海洋大学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