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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张存照是1936年12月1日赵革非在山西五台山祥记照相馆所摄，摄影的时间地点系赵革非亲书。这也是他留给亲人们的唯一一幅纪念照。当时赵革非根据牺盟总会布置，深入忻州等地的县、乡、工厂、学校，并在冀（河北）台（五台）砂（砂河）公路沿线广泛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救亡工作。
赵革非，回族，原名马仲，字绍宣，号幼雄，化名赵振江、马革非等，笔名汇川、冷风、铁汉。1906年生，山西大同人，早年投身五四爱国运动，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大同学联会主席、山西省立第三师范学生自治会会长、大同各界沪案后援联合会主席。1926年后奉地下党指示先后奔赴萨县、北平、太原、张垣、临河、五原、包头、丰镇等地做兵运和学运工作。其间，他把握一切有利时机，积极宣传革命主张，唤醒爱国将士和热血青年走上革命道路，曾多次参与组织革命暴动。
1936年，赵革非赴太原参加牺牲救国同盟会成立大会。抗战爆发后，他奉命参与组建山西新军工卫旅，并出任该旅供给部主任。随军征战于文水、交城、五寨、汾水山区。为保障部队供给，他与战友们千方百计筹集粮款等军需物资，组织、发动、武装群众打击日寇，建立地方革命政权。1939年12月“晋西事变”发生，赵革非随军转至兴县，与续范亭、罗贵波、牛荫冠、贺龙、赵林、汤平等同志一道筹建晋西北行政公署（晋绥边区行署），并担任行署总会计师。其间，他参与起草和制订行署有关金融政策，开源节流，精打细算，将有限的财力用在刀刃上，为繁荣边区经济，巩固根据地的建设和发展，支援中央陕北，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1940年5月，晋绥边区总银行“西北农民银行”成立，赵革非以其丰富的财会知识，认真负责的精神和忘我的革命干劲，协助行长刘少白先生消灭杂币、肃清伪钞，巩固和稳定根据地金融秩序，提高西北农币的使用率，使农币的信用和地位日益提高。盘活了根据地市场，满足了军事斗争的需要，有力地支援了抗日军民的供给。此外，他还为边区财政和民教工作制订相应法规，完善管理体制，积累和总结了大量的宝贵经验。
1941年初，边区政府举办了由晋绥军区副司令员、行署主任续范亭直接领导的财会干训班，组织上委派赵革非和贾焕庭（解放后任铁道部第一设计院院长）兼任讲师。不久，党培养领导干部的边区最高学府抗战学院（后改称晋西师范）在战火纷飞的年代里创建，赵革非和战友杜心源，韩凌云、杜若牧、马行健等同志兼任这所干部摇篮的师范班、干部班各科目教员。
1944年根据革命斗争的需要，赵革非奉调边区公安总局搞秘密工作，旋调分局城市工作部。1945年夏，抗日战争取得了决定性胜利，为了夺取抗日战场的绝对主动权，捍卫抗战胜利果实，巩固和扩大解放区，中共晋绥分局决定，派出大同籍的边区干部赵革非，以化名马革非、赵克非、马克非，带领部分同志深入绥蒙地区，代表分局城工部和边区公安总局指导大同工作，配合我晋绥部队收复大同。同年10月，赵革非亲往左云城向分局有关领导和军区首长贺龙、张宗逊等详细汇报了大同的情况，并对大同的对敌斗争形势做了细致的分析和评估。10月中旬，在左云召开的收复归绥、解放大同动员大会上，他在发言中进一步向与会指战员介绍了大同方面的具体情况。此后他按照上级部署与绥蒙区党委、城工部、公安局及五地委、城工部的有关同志裴周玉、高克林、李登嬴、白奇、王雁鸣、康庄等密切配合，开展对敌斗争。并先后派出我地下工作干部马启禹、贺连龙、许剑宝等，利用合法身份打入敌人内部，分化敌军、侦察敌情，为晋绥、晋察冀野战部队联合发起晋北战役，攻克大同创造条件、扫除障碍。其间，赵革非在绥蒙及大同周边区域活动的近700个日日夜夜里，怀着对家乡的挚爱，充分利用人熟、地熟、关系多的优势，辗转奔波于白马城、龙探头、高山、鹅毛口、常流水、黑流水、盘道、上下窝寨、马家会、丰镇、左云、右玉、怀仁、宁武、朔县、井坪、窝窝会等方圆数百里地区，及时收集敌特部署和相关情报呈报分局机关。无论走到哪里都和那里的人民群众打成一片，这给他的工作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收获和便利。据赵革非当年住过的大同安家小村房东老乡银梁子后来回忆：“老马和我们相处得就像一家人，他最喜欢吃我们做的莜面窝窝。”解放军装甲兵部队原政委裴周玉同志在1984年2月27日的来信中说，“马革非是绥蒙革命大家庭中熟悉的一员……”当年，赵革非虽在大同外围活动，离城内自己的家近在咫尺，为了自己从事的神圣事业，为了严守党的机密，他一次也没能够回家看看分别十余载，日夜思念的亲人。据当时主持晋绥雁北地委城工部工作的刘耀宗同志（化名白奇，曾任国家经委冶金总局局长）在1985年9月13日写给赵革非胞妹马玉梅的信中指出：“革非同志是四六年我军第一次围攻大同时，由晋绥分局派往大同做地下工作的同志。他由分局直接领导，我在大同时，负责把他安全送往大同城去，他向分局有什么报告，我们负责给转回去。工作的内容，由分局直接掌握，我们当时无权过问。”在艰难的斗争环境中，赵革非顽强地奋战在解放大同的对敌斗争前沿。1946年8月，他成功策动了海福龙将军率部起义。海部起义，对大同守敌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在政治上产生了很大影响。
我军撤围大同后，中共晋绥分局决定赵革非留任分局绥蒙国军工作部，在分局直接领导下，负责做国民党高级俘虏的思想感化和教育工作，他一丝不苟地执行党的方针、政策，说服、规劝、引导被俘国民党高官进行瓦解和策反大同国民党守军的工作。这一时期，他为1949年和平解放大同做了不少铺垫工作。
1947年9月的一天，奔波忙碌了多时的赵革非，突然接到通知，要他火速返回兴县中央晋绥分局机关参加整风。于是，他便风风火火地踏上了回归分局机关的路程。同年冬，在所谓的“搬石头”运动中，赵革非含冤牺牲在他曾经工作和战斗过的土地上，年仅41岁。
历史风云消散，情怀长存人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如春风温暖千家万户，实事求是平反冤假错案的政策日益深入人心。
1988年，在老首长们的亲切过问下，各方通力协作，沉冤40余载的赵革非冤案终得昭雪。得知革非同志昭雪平反的消息，老战友们都很欣慰。他们奔走相告，纷纷表示对死去战友深深的悼念和惋惜。山西矿业学院老院长马行健在信中说：“得悉革非同志不幸的遭遇和最终昭雪平反的信息，虽然时过大约也有40余年，回想起来不能不感到无可挽回的痛惜！这是康生领导的晋绥土改整党工作中左倾扩大化错误造成的恶果，他危害党和国家的罪恶是罄竹难书的。”“看到对赵革非同志的平反结论，内心非常高兴，多年来不白之冤得到澄清，说明党坚持实事求是的政策，恢复了革非同志革命干部的光荣身份，深为庆幸。”四川省水电厅原厅长苏兴如是说。他的老战友、原中共中央晋绥分局干部任述英同志1989年4月9日在西安对笔者说：“据我知道他是革命战争艰苦岁月里，咱们晋绥这块地方的回民中，参加革命工作最早的同志之一。”
赵革非同志只走过41年短暂的人生道路，他以自己满腔的热血，谱写了壮丽的人生篇章。他忠于党的事业，信念坚定，爱憎分明，只要对国家和民族有益，就勇往直前。他崇高的理想和追求，就是人民的解放，他为之奋斗一生的，就是革命的胜利。他作风正派，严以律己，他将革命事业造就的才华和智慧，全部奉献给党和人民。他一生艰苦奋斗，无论在任何艰难困苦的环境中，始终奋斗不止，战斗不息，不畏赴汤蹈火，直到献出宝贵生命。他是晋绥人民的骄傲，也是回族同胞的自豪，家乡的人民永远怀念这位功勋卓著的革命先驱。
（ 责编 任 重 ）
赵革非，回族，原名马仲，字绍宣，号幼雄，化名赵振江、马革非等，笔名汇川、冷风、铁汉。1906年生，山西大同人，早年投身五四爱国运动，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大同学联会主席、山西省立第三师范学生自治会会长、大同各界沪案后援联合会主席。1926年后奉地下党指示先后奔赴萨县、北平、太原、张垣、临河、五原、包头、丰镇等地做兵运和学运工作。其间，他把握一切有利时机，积极宣传革命主张，唤醒爱国将士和热血青年走上革命道路，曾多次参与组织革命暴动。
1936年，赵革非赴太原参加牺牲救国同盟会成立大会。抗战爆发后，他奉命参与组建山西新军工卫旅，并出任该旅供给部主任。随军征战于文水、交城、五寨、汾水山区。为保障部队供给，他与战友们千方百计筹集粮款等军需物资，组织、发动、武装群众打击日寇，建立地方革命政权。1939年12月“晋西事变”发生，赵革非随军转至兴县，与续范亭、罗贵波、牛荫冠、贺龙、赵林、汤平等同志一道筹建晋西北行政公署（晋绥边区行署），并担任行署总会计师。其间，他参与起草和制订行署有关金融政策，开源节流，精打细算，将有限的财力用在刀刃上，为繁荣边区经济，巩固根据地的建设和发展，支援中央陕北，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1940年5月，晋绥边区总银行“西北农民银行”成立，赵革非以其丰富的财会知识，认真负责的精神和忘我的革命干劲，协助行长刘少白先生消灭杂币、肃清伪钞，巩固和稳定根据地金融秩序，提高西北农币的使用率，使农币的信用和地位日益提高。盘活了根据地市场，满足了军事斗争的需要，有力地支援了抗日军民的供给。此外，他还为边区财政和民教工作制订相应法规，完善管理体制，积累和总结了大量的宝贵经验。
1941年初，边区政府举办了由晋绥军区副司令员、行署主任续范亭直接领导的财会干训班，组织上委派赵革非和贾焕庭（解放后任铁道部第一设计院院长）兼任讲师。不久，党培养领导干部的边区最高学府抗战学院（后改称晋西师范）在战火纷飞的年代里创建，赵革非和战友杜心源，韩凌云、杜若牧、马行健等同志兼任这所干部摇篮的师范班、干部班各科目教员。
1944年根据革命斗争的需要，赵革非奉调边区公安总局搞秘密工作，旋调分局城市工作部。1945年夏，抗日战争取得了决定性胜利，为了夺取抗日战场的绝对主动权，捍卫抗战胜利果实，巩固和扩大解放区，中共晋绥分局决定，派出大同籍的边区干部赵革非，以化名马革非、赵克非、马克非，带领部分同志深入绥蒙地区，代表分局城工部和边区公安总局指导大同工作，配合我晋绥部队收复大同。同年10月，赵革非亲往左云城向分局有关领导和军区首长贺龙、张宗逊等详细汇报了大同的情况，并对大同的对敌斗争形势做了细致的分析和评估。10月中旬，在左云召开的收复归绥、解放大同动员大会上，他在发言中进一步向与会指战员介绍了大同方面的具体情况。此后他按照上级部署与绥蒙区党委、城工部、公安局及五地委、城工部的有关同志裴周玉、高克林、李登嬴、白奇、王雁鸣、康庄等密切配合，开展对敌斗争。并先后派出我地下工作干部马启禹、贺连龙、许剑宝等，利用合法身份打入敌人内部，分化敌军、侦察敌情，为晋绥、晋察冀野战部队联合发起晋北战役，攻克大同创造条件、扫除障碍。其间，赵革非在绥蒙及大同周边区域活动的近700个日日夜夜里，怀着对家乡的挚爱，充分利用人熟、地熟、关系多的优势，辗转奔波于白马城、龙探头、高山、鹅毛口、常流水、黑流水、盘道、上下窝寨、马家会、丰镇、左云、右玉、怀仁、宁武、朔县、井坪、窝窝会等方圆数百里地区，及时收集敌特部署和相关情报呈报分局机关。无论走到哪里都和那里的人民群众打成一片，这给他的工作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收获和便利。据赵革非当年住过的大同安家小村房东老乡银梁子后来回忆：“老马和我们相处得就像一家人，他最喜欢吃我们做的莜面窝窝。”解放军装甲兵部队原政委裴周玉同志在1984年2月27日的来信中说，“马革非是绥蒙革命大家庭中熟悉的一员……”当年，赵革非虽在大同外围活动，离城内自己的家近在咫尺，为了自己从事的神圣事业，为了严守党的机密，他一次也没能够回家看看分别十余载，日夜思念的亲人。据当时主持晋绥雁北地委城工部工作的刘耀宗同志（化名白奇，曾任国家经委冶金总局局长）在1985年9月13日写给赵革非胞妹马玉梅的信中指出：“革非同志是四六年我军第一次围攻大同时，由晋绥分局派往大同做地下工作的同志。他由分局直接领导，我在大同时，负责把他安全送往大同城去，他向分局有什么报告，我们负责给转回去。工作的内容，由分局直接掌握，我们当时无权过问。”在艰难的斗争环境中，赵革非顽强地奋战在解放大同的对敌斗争前沿。1946年8月，他成功策动了海福龙将军率部起义。海部起义，对大同守敌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在政治上产生了很大影响。
我军撤围大同后，中共晋绥分局决定赵革非留任分局绥蒙国军工作部，在分局直接领导下，负责做国民党高级俘虏的思想感化和教育工作，他一丝不苟地执行党的方针、政策，说服、规劝、引导被俘国民党高官进行瓦解和策反大同国民党守军的工作。这一时期，他为1949年和平解放大同做了不少铺垫工作。
1947年9月的一天，奔波忙碌了多时的赵革非，突然接到通知，要他火速返回兴县中央晋绥分局机关参加整风。于是，他便风风火火地踏上了回归分局机关的路程。同年冬，在所谓的“搬石头”运动中，赵革非含冤牺牲在他曾经工作和战斗过的土地上，年仅41岁。
历史风云消散，情怀长存人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如春风温暖千家万户，实事求是平反冤假错案的政策日益深入人心。
1988年，在老首长们的亲切过问下，各方通力协作，沉冤40余载的赵革非冤案终得昭雪。得知革非同志昭雪平反的消息，老战友们都很欣慰。他们奔走相告，纷纷表示对死去战友深深的悼念和惋惜。山西矿业学院老院长马行健在信中说：“得悉革非同志不幸的遭遇和最终昭雪平反的信息，虽然时过大约也有40余年，回想起来不能不感到无可挽回的痛惜！这是康生领导的晋绥土改整党工作中左倾扩大化错误造成的恶果，他危害党和国家的罪恶是罄竹难书的。”“看到对赵革非同志的平反结论，内心非常高兴，多年来不白之冤得到澄清，说明党坚持实事求是的政策，恢复了革非同志革命干部的光荣身份，深为庆幸。”四川省水电厅原厅长苏兴如是说。他的老战友、原中共中央晋绥分局干部任述英同志1989年4月9日在西安对笔者说：“据我知道他是革命战争艰苦岁月里，咱们晋绥这块地方的回民中，参加革命工作最早的同志之一。”
赵革非同志只走过41年短暂的人生道路，他以自己满腔的热血，谱写了壮丽的人生篇章。他忠于党的事业，信念坚定，爱憎分明，只要对国家和民族有益，就勇往直前。他崇高的理想和追求，就是人民的解放，他为之奋斗一生的，就是革命的胜利。他作风正派，严以律己，他将革命事业造就的才华和智慧，全部奉献给党和人民。他一生艰苦奋斗，无论在任何艰难困苦的环境中，始终奋斗不止，战斗不息，不畏赴汤蹈火，直到献出宝贵生命。他是晋绥人民的骄傲，也是回族同胞的自豪，家乡的人民永远怀念这位功勋卓著的革命先驱。
（ 责编 任 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