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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经济和谐是社会和谐的主体与核心,而国民经济中生产、分配、交换与消费各个环节的均衡协调发展又是经济和谐的重要标志。在改革开放过程中,由于我国评价社会收入分配和福利状况的标准发生变迁,直接导致社会贫富差距加剧的同时,也对后金融危机时期我国利用扩大国内需求来实现经济增长目标产生重大影响,对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产生危害,迫切需要通过国内经济的和谐发展来解决。
[关键词]经济和谐 收入分配 帕累托改进 经济增长
一、引言
社会经济的发展本应是渐进、连续、和谐的动态发展过程,经济在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整体净收益需要通过纵向的 “渗透效应”和横向的“扩散效应”逐渐分配到全体社会成员当中,使社会全体成员均获得社会发展带来的净收益。然而,由于各国收益分配的具体方式和使用标准存在巨大差异性,如何有效消除贫富差别的扩大便成为任何一个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必然要面临的特定阶段。对这一问题的研究直接产生了用于对社会福利状况进行评价的帕累托标准和卡尔多-希克斯标准的出现。前者认为社会财富分配的任何改变如果使局部人受益而其他人并未受损,则这种利益分配的改善是有利的,被称为帕累托改进,如果这种利益分配的改进发展到不损人就无法改善他人的收益时,社会的最优状态就会出现;而后者认为,评价社会福利的标准应该从长期来考察,只要经济政策能从长期提高全社会的生产效率,尽管在短时间内会使某些人受损,但全社会获得的总收益能补偿总受损之外还有剩余,则经过较长时间以后,所有的人的境况都会由于社会生产率的提高和政府的政策补偿而获得收益,显然,作为后者的卡尔多-希克斯标准实际上是总财富最大化标准。从30年改革开放的实践进程来看,虽然,从经济增长层面来说我国改革开放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实际GDP年平均增长率达到10%,人均GDP 已达4000 美元,但若从社会成员福利水平的变化来衡量,我国社会福利状况的评价标准已发生变迁,由最初的帕累托改进转向卡尔多-希克斯效率改进,直接造成我国财富分配由较为合理向较为不合理的转变,并出现较为严重的两极分化现象,这一问题的持续存在已对国内构建和谐社会产生严峻考验。和谐社会是经济和谐、政治和谐、文化和谐的统一体,构建和谐社会直接体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本质特征。因此,经济和谐又是社会和谐的主体与核心,和谐社会的公平正义首先就体现在共同富裕上, 经济上的贫富分化已成为最大的不和谐因素,是社会动荡的现实根源,经济和谐发展的集中体现就是国民经济在整个生产、分配、交换与消费中实现和谐均衡发展。在后金融危机时期能否有效实现经济和谐,不但对启动国内消费,扩大国内需求,保证经济增长目标实现意义重大,也对今后国内经济能否彻底消除诸多矛盾,实现结构调整并促进经济持续稳定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二、我国经济和谐发展的历史逻辑
自1978年以来,我国经济在保持持续快速稳定增长的同时,始终将实现生产、分配与消费环节的和谐均衡发展作为经济发展追求的目标。但由于受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的约束,无法在短期同时实现各个环节的均衡发展,因而,在具体改革实践中我国根据当时经济发展的所具备条件而提出了各自具体的发展目标,直接导致国民经济各个环节的发展显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并在矛盾中不断完善和发展。
1. 1978年-1993年:生产供给不足与消费需求旺盛的帕累托改进阶段。在这一时期,我国经济在分配环节相对实现和谐与均衡发展,社会每一成员从改革当中获得的收益超过付出的成本,几乎所有的家庭和个人都从改革中获得净收益,个人和社会的福利状况得到显著改善,其差别仅在于所获净收益的多少有所不同。同一期间,我国基尼系数维持在0.2-0.36之间,低于国际警戒线,贫富差距不十分显著,经济发展和社会财富的分配基本符合帕累托改进标准;与此同时,国内经济中的生产与消费环节出现较为严重的冲突,突出表现在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十分突出,以及居于矛盾主要方面的国内落后的社会生产所导致的社会产品供给严重不足,社会需求相对过旺。因此,这一阶段,经济和谐的基点必须围绕如何解放与发展生产力,经济实现和谐的途径必须定位于优先发展和改善生产,将解决国内有效供给不足作为经济发展迫切解决的核心问题,但由于原有分配方式存在的弊端已阻碍和影响到国民经济的改革和发展,为进一步扩大生产并提高效率,对原有的分配制度进行根本性的变革,通过变革继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就成为历史的必然选择。
2. 1994年-2007年:社会分配不公与国内消费需求不足的卡尔多-希克斯效率改进阶段。为实现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目标,以及在较短的时期内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并为实现共同富裕创造物质基础,我国通过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背景下,逐步将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确立了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这一时期,随着生产力的进一步解放,国内生产得到迅猛发展,产品供给不足与消费过旺的矛盾得到有效化解。但收入分配却由较为注重追求社会公平而转向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这一过程中,部分社会成员获得的收益不足以抵补承担的损失,但社会整体所获得的收益远大于成本,社会财富的分配标准也就从原先遵循帕累托改进标准转向卡尔多-希克斯标准,造成贫富差距日益扩大,目前已呈现 “二八”现象,即:20%富裕家庭支配全社会80%的财富,贫富差距已经超过许多发达国家水平;从国际衡量社会分配公平程度的指标来看,这一时期我国基尼系数达到0.45,远超国际警戒线0.4水平,并缓慢逼近危机线,标志着我国已从收入分配较为公平的国家转向收入分配不公较为严重的国家。这种转变的结果又逐渐导致国内消费增长落后于社会生产,必须依靠不断扩大出口来抵消国内产品生产的日益扩大,客观上促成国内生产中出口导向倾向的不断增加,并引致国内经济对国外需求依赖程度的不断加深。
3. 2008年至今:国内收入分配矛盾进一步显现并对生产与消费产生强烈制约,国民经济各个环节正处于由对立向和谐发展进行转变的关键阶段。由于受国际金融危机、国内经济结构调不到位、贫富差别进一步拉大等多种因素影响,国内生产、消费、分配在现阶段出现非均衡发展,并以外部需求持续下滑,国内消费需求增长缓慢,经济增长只能依靠投资驱动等多种新的矛盾形式加以表现,从而对经济的和谐与稳定带来危害。虽然,我国在初次分配中开始注重实现效率与公平的兼顾;在再分配领域注重社会公平的实现,并逐步通过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创造机会公平,整顿分配秩序等方式,逐步扭转收入分配差距扩大趋势,以促进生产、分配与消费实现和谐发展,但在世界经济进入21世纪后出现负增长的背景下,原有通过扩大消费、投资、出口来促进国内经济的持续增长的条件已经不具备,必须通过进一步理顺和改革分配关系来促进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
三、后金融危机时期实现经济和谐发展的紧迫性
从30年改革实践的发展来看,在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过程中,由于长期对经济总量增长的高度重视和对社会福利增长出现非协调发展的高度容忍,直接导致我国在生产中不得不实行出口导向和速度超越质量的发展战略。但在金融危机冲击下,原有被经济高速增长所隐藏和掩盖的深层次矛盾被激化,并以各种新的形式表现出来,迫切需要通过对现有经济布局重新调整并实现经济和谐发展来解决。
1. 经济增长后继乏力。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下,我国逐渐暴露出经济结构失衡,外贸依存度过高的发展缺陷。2008年下半年以来,由于国外需求的急剧萎缩,我国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由正转负,对GDP增长产生较强的下拉作用;加之,国内消费需求表现低迷,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偏弱,拉动GDP增长幅度有限;因此,依靠政府主导的投资推动就成为推动我国经济增长目标实现的主要动力和决定性力量。这一现实表明我国出口、消费、投资出现结构性失衡,这种失衡是长期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弊端的展现,也是国内生产供给总体超越需求增长的突出表现。尽管全球金融危机终将结束,但国外需求很难在短时间内恢复到危机以前的规模水平,全球消费需求的下降对国内经济的影响将是长期的。
2. 资产价格与消费品价格走势出现明显偏离。在出口增长无法恢复,国内市场有效需求不足的背景下,实体经济中大量闲置的生产性资金和投资性资金由于无法寻找到有效的利润来源,而纷纷转向资本市场,并在短期内促成我国股市和房市的复苏。伴随资产价格的不断上升,更多企业将资金从实体经济中抽出,投向能够更快获取利润的股市、楼市,进一步推高资产价格,从而不断压缩国内居民消费空间的增长,并对消费产生强烈的挤出效应。资本市场已成为资金保值的直接途径,并正脱离经济基本面而产生明显的泡沫。与此同时,国内生产和消费需求依然相对低迷,在宽松货币政策和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推动下,虽然在总体上遏止住商品消费价格持续下降的趋势,但国内消费能力不足的状况依然未能有效消除,消费价格持续上涨的空间有限,使得国内资产价格与消费价格变动出现明显偏离,并引致生产与消费的进一步失衡。
3. 世界主要货币汇率变动对我国有效开展国际贸易极为不利。由于国际市场上美元、欧元、人民币汇率出现联动,美元对欧元等货币出现较大程度升值,人民币对美元继续保持升值的预期进一步得到加强,客观上导致人民币对美元区以外货币的升值幅度和升值预期不断提高,在客观上进一步遏制了未来我国扩大出口的政策空间,并相应提高了我国扩大进口规模的可能性,对当前国内经济进行结构性调整十分不利,为我国生产与消费的协调增加了难度。
4. 经济显现滞胀的可能性在逐渐增强。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我国原有被高投资和高出口所掩盖的产能过剩现象被充分暴露,部分企业生产能力无法有效利用。由于经济结构调整不到位,出口企业既不能在国外找到市场,国内市场又无法完全消费掉,在造成积压和浪费的同时,对企业下一轮的生产与投资产生严重危害;企业开工率出现倒退,实体经济出现一定程度的紧缩。在国内实行较为宽松货币政策的背景下,宽松货币政策直接造成留存于国内虚拟经济内部,与实体经济无关的存量货币不断增加,由通货膨胀预期转化成现实通货膨胀的风险逐渐增强,使宏观经济出现滞账的可能性在不断增强,也为宏观经济的治理过程不断增添难度。虽然这种风险是由国内生产、消费和分配的不合理与国外消费能力的不断减弱所共同诱发,但却由国内再生产各环节存在的矛盾所决定。
四、经济实现和谐发展需要具备的条件
当前国内各种矛盾的产生、发展都是社会再生产领域各环节无法协调发展的集中表现,需通过加快国内经济和谐发展的进程来解决,而这一进程能否完成又受到国民收入分配方式的直接影响。
1. 正确处理经济增长与国民收入分配之间的关系,是我国经济能否实现和谐发展的前提条件。以琼•罗宾逊和卡尔多为代表的西方新剑桥学派经济理论证明:在资本生产率既定的条件下,提高利润占总收入的比重提或降低工资占总收入的比重时,将提高全社会投资水平,从而有利于推动经济增长。结合我国经济改革实践,收入差距的扩大的确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这也充分肯定了合理拉开收入差距产生的激励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也是我国经济改革取得的主要成果之一;但同时还应看到,我国居民收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巨大,在金融危机背景下已经成为拉动内需的核心,若进一步拉大收入分配差距不但无法促进国内经济增长,反而会进一步加深国内经济现有的矛盾和冲突,更无法实现社会和谐。
2. 实现社会成员获得收益与承担成本的机会公平是经济和谐的必要保障。这种机会公平并不排斥收入分配保持合理差距,是在承认社会分配本身存在数量差异的基础上,尽力消除社会成员收益与成本分担出现的不均衡现象,使社会成员在获得经济发展带来的收益的同时承担同等的风险和损失,形成收益与成本的匹配。由于市场机制无法实现这种公平,因而需要政府通过加强制度建设,界定市场运行空间,避免市场失灵来加以解决。
3. 完善收入分配制度、理顺收入分配关系、规范收入分配秩序是实现经济和谐的主要途径。为此,必须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通过对收入分配进行宏观调节,在初次分配中按生产要素贡献进行分配,以实现经济效率效率;在再分配过程中充分利用各种制度措施,不断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有效调节过高收入,坚决取缔非法收入,促进社会成员实现共同富裕,体现社会公平;通过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来保障成员基本生活,使我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的成果惠及到社会全体成员,使社会分配和福利改善重新回归到帕累托改进的轨道上。
五、主要结论与启示
和谐社会是经济和谐、政治和谐、文化和谐的统一体,经济和谐是社会和谐的主体与核心,经济的和谐发展程度既取决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又受到社会收入分配的影响,国民经济在整个生产、分配、交换与消费中实现和谐均衡发展是经济和谐的重要标志。在后金融危机时期,我国能否有效实现经济和谐和社会发展,对扩大国内需求,保证经济增长目标实现影响重大,本文研究结果表明:
1. 在30年改革开放实践中,我国社会收入分配和福利状况的评价标准发生了变迁,由改革开放初期遵循的帕累托改进标准过度到卡尔多-希克斯标准;国内经济社会的发展路径基本按照:较为和谐--较为不和谐--和谐进行演变,在这一过程中直接导致社会贫富差距的不断加剧。
2. 由于对经济增长的高度重视,我国实行了出口导向和速度超越质量的发展战略,在金融危机冲击下曾被经济高速增长所掩盖的深层次矛盾逐渐被激化,并以多种形式表现出来,迫切需要通过国内经济的和谐发展来解决。
3. 经济要实现和谐发展,首先,需要正确处理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之间的关系;其次,承认分配本身存在差异,保证社会成员获益机会公平,并由此形成收益与成本的匹配;此外,在现有分配制度下通过国家的宏观调节,在初次分配中依靠市场机制按要素贡献分配,以体现效率,在再分配过程中体现社会公平,促进社会成员实现共同富裕。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19 卷[M].人民出版社, 1963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4 卷[M].人民出版社, 1995
[3]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N].人民日报,2006-10–19
[4]王成光.共同富裕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经济层面的核心价值观[J].天府新论,2009,(4):44-47
[5]周晓桂:构建和谐社会的经济学思考[J].经济问题,2008,(1):31-34
[6]郭镇方:论经济和谐的内涵及其标志—从社会和谐与经济和谐的关系谈起[J].经济学家,2006,(1):27-32
[7]崔 巍:经济增长、社会分配与中国的和谐社会建设[J].现代经济探讨,2007,(7):5-9
[8]杨飞虎 黄寒燕:基于新剑桥增长模型的我国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问题探讨[J].统计与决策,2008,(23):117-119
[9]马晓强 王 瑜:中国收入差距的诠释:回到新剑桥经济增长模型[J].中共济南市委党校学报,2007,(4):20-24
[关键词]经济和谐 收入分配 帕累托改进 经济增长
一、引言
社会经济的发展本应是渐进、连续、和谐的动态发展过程,经济在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整体净收益需要通过纵向的 “渗透效应”和横向的“扩散效应”逐渐分配到全体社会成员当中,使社会全体成员均获得社会发展带来的净收益。然而,由于各国收益分配的具体方式和使用标准存在巨大差异性,如何有效消除贫富差别的扩大便成为任何一个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必然要面临的特定阶段。对这一问题的研究直接产生了用于对社会福利状况进行评价的帕累托标准和卡尔多-希克斯标准的出现。前者认为社会财富分配的任何改变如果使局部人受益而其他人并未受损,则这种利益分配的改善是有利的,被称为帕累托改进,如果这种利益分配的改进发展到不损人就无法改善他人的收益时,社会的最优状态就会出现;而后者认为,评价社会福利的标准应该从长期来考察,只要经济政策能从长期提高全社会的生产效率,尽管在短时间内会使某些人受损,但全社会获得的总收益能补偿总受损之外还有剩余,则经过较长时间以后,所有的人的境况都会由于社会生产率的提高和政府的政策补偿而获得收益,显然,作为后者的卡尔多-希克斯标准实际上是总财富最大化标准。从30年改革开放的实践进程来看,虽然,从经济增长层面来说我国改革开放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实际GDP年平均增长率达到10%,人均GDP 已达4000 美元,但若从社会成员福利水平的变化来衡量,我国社会福利状况的评价标准已发生变迁,由最初的帕累托改进转向卡尔多-希克斯效率改进,直接造成我国财富分配由较为合理向较为不合理的转变,并出现较为严重的两极分化现象,这一问题的持续存在已对国内构建和谐社会产生严峻考验。和谐社会是经济和谐、政治和谐、文化和谐的统一体,构建和谐社会直接体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本质特征。因此,经济和谐又是社会和谐的主体与核心,和谐社会的公平正义首先就体现在共同富裕上, 经济上的贫富分化已成为最大的不和谐因素,是社会动荡的现实根源,经济和谐发展的集中体现就是国民经济在整个生产、分配、交换与消费中实现和谐均衡发展。在后金融危机时期能否有效实现经济和谐,不但对启动国内消费,扩大国内需求,保证经济增长目标实现意义重大,也对今后国内经济能否彻底消除诸多矛盾,实现结构调整并促进经济持续稳定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二、我国经济和谐发展的历史逻辑
自1978年以来,我国经济在保持持续快速稳定增长的同时,始终将实现生产、分配与消费环节的和谐均衡发展作为经济发展追求的目标。但由于受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的约束,无法在短期同时实现各个环节的均衡发展,因而,在具体改革实践中我国根据当时经济发展的所具备条件而提出了各自具体的发展目标,直接导致国民经济各个环节的发展显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并在矛盾中不断完善和发展。
1. 1978年-1993年:生产供给不足与消费需求旺盛的帕累托改进阶段。在这一时期,我国经济在分配环节相对实现和谐与均衡发展,社会每一成员从改革当中获得的收益超过付出的成本,几乎所有的家庭和个人都从改革中获得净收益,个人和社会的福利状况得到显著改善,其差别仅在于所获净收益的多少有所不同。同一期间,我国基尼系数维持在0.2-0.36之间,低于国际警戒线,贫富差距不十分显著,经济发展和社会财富的分配基本符合帕累托改进标准;与此同时,国内经济中的生产与消费环节出现较为严重的冲突,突出表现在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十分突出,以及居于矛盾主要方面的国内落后的社会生产所导致的社会产品供给严重不足,社会需求相对过旺。因此,这一阶段,经济和谐的基点必须围绕如何解放与发展生产力,经济实现和谐的途径必须定位于优先发展和改善生产,将解决国内有效供给不足作为经济发展迫切解决的核心问题,但由于原有分配方式存在的弊端已阻碍和影响到国民经济的改革和发展,为进一步扩大生产并提高效率,对原有的分配制度进行根本性的变革,通过变革继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就成为历史的必然选择。
2. 1994年-2007年:社会分配不公与国内消费需求不足的卡尔多-希克斯效率改进阶段。为实现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目标,以及在较短的时期内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并为实现共同富裕创造物质基础,我国通过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背景下,逐步将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确立了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这一时期,随着生产力的进一步解放,国内生产得到迅猛发展,产品供给不足与消费过旺的矛盾得到有效化解。但收入分配却由较为注重追求社会公平而转向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这一过程中,部分社会成员获得的收益不足以抵补承担的损失,但社会整体所获得的收益远大于成本,社会财富的分配标准也就从原先遵循帕累托改进标准转向卡尔多-希克斯标准,造成贫富差距日益扩大,目前已呈现 “二八”现象,即:20%富裕家庭支配全社会80%的财富,贫富差距已经超过许多发达国家水平;从国际衡量社会分配公平程度的指标来看,这一时期我国基尼系数达到0.45,远超国际警戒线0.4水平,并缓慢逼近危机线,标志着我国已从收入分配较为公平的国家转向收入分配不公较为严重的国家。这种转变的结果又逐渐导致国内消费增长落后于社会生产,必须依靠不断扩大出口来抵消国内产品生产的日益扩大,客观上促成国内生产中出口导向倾向的不断增加,并引致国内经济对国外需求依赖程度的不断加深。
3. 2008年至今:国内收入分配矛盾进一步显现并对生产与消费产生强烈制约,国民经济各个环节正处于由对立向和谐发展进行转变的关键阶段。由于受国际金融危机、国内经济结构调不到位、贫富差别进一步拉大等多种因素影响,国内生产、消费、分配在现阶段出现非均衡发展,并以外部需求持续下滑,国内消费需求增长缓慢,经济增长只能依靠投资驱动等多种新的矛盾形式加以表现,从而对经济的和谐与稳定带来危害。虽然,我国在初次分配中开始注重实现效率与公平的兼顾;在再分配领域注重社会公平的实现,并逐步通过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创造机会公平,整顿分配秩序等方式,逐步扭转收入分配差距扩大趋势,以促进生产、分配与消费实现和谐发展,但在世界经济进入21世纪后出现负增长的背景下,原有通过扩大消费、投资、出口来促进国内经济的持续增长的条件已经不具备,必须通过进一步理顺和改革分配关系来促进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
三、后金融危机时期实现经济和谐发展的紧迫性
从30年改革实践的发展来看,在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过程中,由于长期对经济总量增长的高度重视和对社会福利增长出现非协调发展的高度容忍,直接导致我国在生产中不得不实行出口导向和速度超越质量的发展战略。但在金融危机冲击下,原有被经济高速增长所隐藏和掩盖的深层次矛盾被激化,并以各种新的形式表现出来,迫切需要通过对现有经济布局重新调整并实现经济和谐发展来解决。
1. 经济增长后继乏力。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下,我国逐渐暴露出经济结构失衡,外贸依存度过高的发展缺陷。2008年下半年以来,由于国外需求的急剧萎缩,我国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由正转负,对GDP增长产生较强的下拉作用;加之,国内消费需求表现低迷,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偏弱,拉动GDP增长幅度有限;因此,依靠政府主导的投资推动就成为推动我国经济增长目标实现的主要动力和决定性力量。这一现实表明我国出口、消费、投资出现结构性失衡,这种失衡是长期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弊端的展现,也是国内生产供给总体超越需求增长的突出表现。尽管全球金融危机终将结束,但国外需求很难在短时间内恢复到危机以前的规模水平,全球消费需求的下降对国内经济的影响将是长期的。
2. 资产价格与消费品价格走势出现明显偏离。在出口增长无法恢复,国内市场有效需求不足的背景下,实体经济中大量闲置的生产性资金和投资性资金由于无法寻找到有效的利润来源,而纷纷转向资本市场,并在短期内促成我国股市和房市的复苏。伴随资产价格的不断上升,更多企业将资金从实体经济中抽出,投向能够更快获取利润的股市、楼市,进一步推高资产价格,从而不断压缩国内居民消费空间的增长,并对消费产生强烈的挤出效应。资本市场已成为资金保值的直接途径,并正脱离经济基本面而产生明显的泡沫。与此同时,国内生产和消费需求依然相对低迷,在宽松货币政策和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推动下,虽然在总体上遏止住商品消费价格持续下降的趋势,但国内消费能力不足的状况依然未能有效消除,消费价格持续上涨的空间有限,使得国内资产价格与消费价格变动出现明显偏离,并引致生产与消费的进一步失衡。
3. 世界主要货币汇率变动对我国有效开展国际贸易极为不利。由于国际市场上美元、欧元、人民币汇率出现联动,美元对欧元等货币出现较大程度升值,人民币对美元继续保持升值的预期进一步得到加强,客观上导致人民币对美元区以外货币的升值幅度和升值预期不断提高,在客观上进一步遏制了未来我国扩大出口的政策空间,并相应提高了我国扩大进口规模的可能性,对当前国内经济进行结构性调整十分不利,为我国生产与消费的协调增加了难度。
4. 经济显现滞胀的可能性在逐渐增强。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我国原有被高投资和高出口所掩盖的产能过剩现象被充分暴露,部分企业生产能力无法有效利用。由于经济结构调整不到位,出口企业既不能在国外找到市场,国内市场又无法完全消费掉,在造成积压和浪费的同时,对企业下一轮的生产与投资产生严重危害;企业开工率出现倒退,实体经济出现一定程度的紧缩。在国内实行较为宽松货币政策的背景下,宽松货币政策直接造成留存于国内虚拟经济内部,与实体经济无关的存量货币不断增加,由通货膨胀预期转化成现实通货膨胀的风险逐渐增强,使宏观经济出现滞账的可能性在不断增强,也为宏观经济的治理过程不断增添难度。虽然这种风险是由国内生产、消费和分配的不合理与国外消费能力的不断减弱所共同诱发,但却由国内再生产各环节存在的矛盾所决定。
四、经济实现和谐发展需要具备的条件
当前国内各种矛盾的产生、发展都是社会再生产领域各环节无法协调发展的集中表现,需通过加快国内经济和谐发展的进程来解决,而这一进程能否完成又受到国民收入分配方式的直接影响。
1. 正确处理经济增长与国民收入分配之间的关系,是我国经济能否实现和谐发展的前提条件。以琼•罗宾逊和卡尔多为代表的西方新剑桥学派经济理论证明:在资本生产率既定的条件下,提高利润占总收入的比重提或降低工资占总收入的比重时,将提高全社会投资水平,从而有利于推动经济增长。结合我国经济改革实践,收入差距的扩大的确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这也充分肯定了合理拉开收入差距产生的激励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也是我国经济改革取得的主要成果之一;但同时还应看到,我国居民收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巨大,在金融危机背景下已经成为拉动内需的核心,若进一步拉大收入分配差距不但无法促进国内经济增长,反而会进一步加深国内经济现有的矛盾和冲突,更无法实现社会和谐。
2. 实现社会成员获得收益与承担成本的机会公平是经济和谐的必要保障。这种机会公平并不排斥收入分配保持合理差距,是在承认社会分配本身存在数量差异的基础上,尽力消除社会成员收益与成本分担出现的不均衡现象,使社会成员在获得经济发展带来的收益的同时承担同等的风险和损失,形成收益与成本的匹配。由于市场机制无法实现这种公平,因而需要政府通过加强制度建设,界定市场运行空间,避免市场失灵来加以解决。
3. 完善收入分配制度、理顺收入分配关系、规范收入分配秩序是实现经济和谐的主要途径。为此,必须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通过对收入分配进行宏观调节,在初次分配中按生产要素贡献进行分配,以实现经济效率效率;在再分配过程中充分利用各种制度措施,不断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有效调节过高收入,坚决取缔非法收入,促进社会成员实现共同富裕,体现社会公平;通过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来保障成员基本生活,使我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的成果惠及到社会全体成员,使社会分配和福利改善重新回归到帕累托改进的轨道上。
五、主要结论与启示
和谐社会是经济和谐、政治和谐、文化和谐的统一体,经济和谐是社会和谐的主体与核心,经济的和谐发展程度既取决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又受到社会收入分配的影响,国民经济在整个生产、分配、交换与消费中实现和谐均衡发展是经济和谐的重要标志。在后金融危机时期,我国能否有效实现经济和谐和社会发展,对扩大国内需求,保证经济增长目标实现影响重大,本文研究结果表明:
1. 在30年改革开放实践中,我国社会收入分配和福利状况的评价标准发生了变迁,由改革开放初期遵循的帕累托改进标准过度到卡尔多-希克斯标准;国内经济社会的发展路径基本按照:较为和谐--较为不和谐--和谐进行演变,在这一过程中直接导致社会贫富差距的不断加剧。
2. 由于对经济增长的高度重视,我国实行了出口导向和速度超越质量的发展战略,在金融危机冲击下曾被经济高速增长所掩盖的深层次矛盾逐渐被激化,并以多种形式表现出来,迫切需要通过国内经济的和谐发展来解决。
3. 经济要实现和谐发展,首先,需要正确处理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之间的关系;其次,承认分配本身存在差异,保证社会成员获益机会公平,并由此形成收益与成本的匹配;此外,在现有分配制度下通过国家的宏观调节,在初次分配中依靠市场机制按要素贡献分配,以体现效率,在再分配过程中体现社会公平,促进社会成员实现共同富裕。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19 卷[M].人民出版社, 1963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4 卷[M].人民出版社, 1995
[3]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N].人民日报,2006-10–19
[4]王成光.共同富裕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经济层面的核心价值观[J].天府新论,2009,(4):44-47
[5]周晓桂:构建和谐社会的经济学思考[J].经济问题,2008,(1):31-34
[6]郭镇方:论经济和谐的内涵及其标志—从社会和谐与经济和谐的关系谈起[J].经济学家,2006,(1):27-32
[7]崔 巍:经济增长、社会分配与中国的和谐社会建设[J].现代经济探讨,2007,(7):5-9
[8]杨飞虎 黄寒燕:基于新剑桥增长模型的我国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问题探讨[J].统计与决策,2008,(23):117-119
[9]马晓强 王 瑜:中国收入差距的诠释:回到新剑桥经济增长模型[J].中共济南市委党校学报,2007,(4):20-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