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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一家媒体做了一项调查，在他们采访过的50名企业家中，坦承经常会赌博的占30%，而 80%的企业家都承认曾经参与赌博。赌，在企业家圈中似乎已经成了一种公开流行的游戏和社交方式，甚至有的赌局成了身份的象征，想参与其中，光有钱是没用的，还得够资格。
关于富豪嗜赌而走上不归路的新闻总能抓住民众的眼球，正所谓，辛苦创业几十年，一“赌”回到解放前。到底是这些商界精英不够智慧？还是中国社会发展的轨迹从最初就注定了他们的成长基因中有无法控制的赌性？
企业家一直没有长大
主持人：中国的商业社会从无序到有序，成就一些企业家从平凡到卓越，但同时是不是也在他们身上烙印上了某些难以摆脱的劣性？比如赌性？
姚振山：改革开放30年，很多大型企业甚至优秀企业的成长基因往往脱离不了两个条件，一是商品匮乏，二是各种形式的垄断，后者体现在政商关系的扭曲，因为官员审批权力过大和“任期制”的特点，催生出这个时代很多企业家的机会主义特质——押宝在个人的升迁给自己和企业带来的价值和利益。这是机会主义的一种体现，也是一种赌性。希望以小博大，希望快速壮大，这也契合部分草根创业者急功近利的心态。这种心态和赌性加上商业环境本身不完善的叠加，成就了一些企业的同时，也埋下了毁灭企业的祸根。豪赌金钱只是更直接化的反应。
主持人：有人说东方人比西方人更具有赌性，而中国的企业家不是在商业上赌机会，就是在赌场上推筹码，你是否认可这种说法？
余世存：严格来说，中国的企业家一直没有长大，自身就不够智慧。而社会也没有给他们足够成长的空间。中国自古以来的说法都是农工商，商业的地位一直是比较悲催，商人在传统文化里一直是最末的角色。虽然近一百年来，商人做了先行者，表面看似乎风光无限，但实际上他们得到的历史机遇和自我角色认知、权利意识认知都是不匹配的。商人从来没有形成自己的阶级意识，也不知道如何正确处理自己的角色，赌就是不够成熟的表现。
姚振山：把2009年改革开放30年作为分界线，前30年成就于商品匮乏和垄断资源获取的企业家，赌性和赌心大于现在成就于技术流和知识流的企业家群体，我想这既有特定历史阶段企业家成长环境和商业环境的不同，也有知识结构，商业模式不同带来的变化。比如现在的民营创业者中的海归代表，技术代表，嗜赌的比例就低很多，反而有“富二代”们曝出赌光家产，出让企业控制权的案例。
主持人：为什么那么多企业家辛苦几十年创下的家业，却舍得以输掉所有为代价去赌？
姚振山：成就来自于个人决断，敏锐把握机会外加一点赌性的企业家往往会有无往不胜的自我意识，有时他们会认为，连企业都能赌赢，赌钱更是可以无往不胜，外加机会主义者通常的侥幸心理，孤注一掷的心态，不难理解他们为什么去赌。但是他们忘了，如果赌错了机会，还有试错和纠错的可能，因为企业资产和人都在，本钱不会立马消失，还可以有翻身的机会。而赌场上的输赢，往往瞬间完成数字符号的转移，输了就输掉全部。
余世存：当企业家财富积累到了一定程度。应该是进入治国平天下的层面，但中国的企业家对社会、对天下没有自觉贡献的意识，财富就变成了单纯的消遣工具，最后就成了人财两空。
企业家应有年限
主持人：为什么一个个企业家因为在商业上或者赌场上的“赌注”太大而倒下，后来者仍然不能警醒？
余世存：中国人本来在理性方面就不成熟，赌就是非理性的。无论前面发生什么，后来者总觉得自己是例外。这种侥幸心理或者说是赌性心理，注定了即使前人付出惨痛的代价，后人仍然会重蹈覆辙。
姚振山：投资界有个经验之谈，成就你的也是毁灭你的。赌性十足的企业家，可以成就大事业，但是养成了赌的习惯，总会有毁灭的一次。和别人血的教训无关，和自己的习惯有关。
主持人：商业本身是不是就是一场赌局？
余世存：商业本身并不是赌局，商业有商业的伦理，跟赌局是两回事。只有在中国人或者东方人眼里，商业是一场赌局。甚至中国人会把商场的竞争看成战争的形态。这都是对商业的认知不够充分。
姚振山：商业本身是一个个赌局，你只能降低赌输的概率，给自己留下退路和安全垫，但是赌徒从来不会给自己留退路，企业家不能以赌徒的心态参与商业赌局。
主持人：一个成功的企业如何处理诱惑和理性之间的关系？
姚振山：企业家的进取精神，冒险精神，对财富无止境的攫取精神，对于商业推动和改造社会的公众精神都是有利的，但是在企业的不同发展阶段，是需要不断地修炼和内省，我认为，初创公司需要多一点赌性，因为拼效率和速度，大型公司掌门人需要少一点赌性，通过公司治理结构的完善，通过知识结构主动的自我更新，通过心态的调整来约束自己。
余世存：抵御诱惑靠自己的认知是很难的。只能靠社会监督。我认为，现代文明社会的政治家伦理应该演变成精英伦理。什么叫政治家伦理？一个政治家在台上，两届之后，无论他多牛，这个社会就必须让他下台。这个伦理应该向其他领域精英阶层延伸。无论什么人，做了多大贡献，在社会的舞台上超过一定年限，都应该下台。这也符合东西方古老的文明教诲：“功成身退，天之道”。企业家也是如此，他们在这个社会上，无论是积累财富、掠夺财富或者是服务于社会，都应该是有年限的，这是社会正义，也是个人正义。只有这样，他们才能正确处理成就和诱惑之间的关系。
关于富豪嗜赌而走上不归路的新闻总能抓住民众的眼球，正所谓，辛苦创业几十年，一“赌”回到解放前。到底是这些商界精英不够智慧？还是中国社会发展的轨迹从最初就注定了他们的成长基因中有无法控制的赌性？
企业家一直没有长大
主持人：中国的商业社会从无序到有序，成就一些企业家从平凡到卓越，但同时是不是也在他们身上烙印上了某些难以摆脱的劣性？比如赌性？
姚振山：改革开放30年，很多大型企业甚至优秀企业的成长基因往往脱离不了两个条件，一是商品匮乏，二是各种形式的垄断，后者体现在政商关系的扭曲，因为官员审批权力过大和“任期制”的特点，催生出这个时代很多企业家的机会主义特质——押宝在个人的升迁给自己和企业带来的价值和利益。这是机会主义的一种体现，也是一种赌性。希望以小博大，希望快速壮大，这也契合部分草根创业者急功近利的心态。这种心态和赌性加上商业环境本身不完善的叠加，成就了一些企业的同时，也埋下了毁灭企业的祸根。豪赌金钱只是更直接化的反应。
主持人：有人说东方人比西方人更具有赌性，而中国的企业家不是在商业上赌机会，就是在赌场上推筹码，你是否认可这种说法？
余世存：严格来说，中国的企业家一直没有长大，自身就不够智慧。而社会也没有给他们足够成长的空间。中国自古以来的说法都是农工商，商业的地位一直是比较悲催，商人在传统文化里一直是最末的角色。虽然近一百年来，商人做了先行者，表面看似乎风光无限，但实际上他们得到的历史机遇和自我角色认知、权利意识认知都是不匹配的。商人从来没有形成自己的阶级意识，也不知道如何正确处理自己的角色，赌就是不够成熟的表现。
姚振山：把2009年改革开放30年作为分界线，前30年成就于商品匮乏和垄断资源获取的企业家，赌性和赌心大于现在成就于技术流和知识流的企业家群体，我想这既有特定历史阶段企业家成长环境和商业环境的不同，也有知识结构，商业模式不同带来的变化。比如现在的民营创业者中的海归代表，技术代表，嗜赌的比例就低很多，反而有“富二代”们曝出赌光家产，出让企业控制权的案例。
主持人：为什么那么多企业家辛苦几十年创下的家业，却舍得以输掉所有为代价去赌？
姚振山：成就来自于个人决断，敏锐把握机会外加一点赌性的企业家往往会有无往不胜的自我意识，有时他们会认为，连企业都能赌赢，赌钱更是可以无往不胜，外加机会主义者通常的侥幸心理，孤注一掷的心态，不难理解他们为什么去赌。但是他们忘了，如果赌错了机会，还有试错和纠错的可能，因为企业资产和人都在，本钱不会立马消失，还可以有翻身的机会。而赌场上的输赢，往往瞬间完成数字符号的转移，输了就输掉全部。
余世存：当企业家财富积累到了一定程度。应该是进入治国平天下的层面，但中国的企业家对社会、对天下没有自觉贡献的意识，财富就变成了单纯的消遣工具，最后就成了人财两空。
企业家应有年限
主持人：为什么一个个企业家因为在商业上或者赌场上的“赌注”太大而倒下，后来者仍然不能警醒？
余世存：中国人本来在理性方面就不成熟，赌就是非理性的。无论前面发生什么，后来者总觉得自己是例外。这种侥幸心理或者说是赌性心理，注定了即使前人付出惨痛的代价，后人仍然会重蹈覆辙。
姚振山：投资界有个经验之谈，成就你的也是毁灭你的。赌性十足的企业家，可以成就大事业，但是养成了赌的习惯，总会有毁灭的一次。和别人血的教训无关，和自己的习惯有关。
主持人：商业本身是不是就是一场赌局？
余世存：商业本身并不是赌局，商业有商业的伦理，跟赌局是两回事。只有在中国人或者东方人眼里，商业是一场赌局。甚至中国人会把商场的竞争看成战争的形态。这都是对商业的认知不够充分。
姚振山：商业本身是一个个赌局，你只能降低赌输的概率，给自己留下退路和安全垫，但是赌徒从来不会给自己留退路，企业家不能以赌徒的心态参与商业赌局。
主持人：一个成功的企业如何处理诱惑和理性之间的关系？
姚振山：企业家的进取精神，冒险精神，对财富无止境的攫取精神，对于商业推动和改造社会的公众精神都是有利的，但是在企业的不同发展阶段，是需要不断地修炼和内省，我认为，初创公司需要多一点赌性，因为拼效率和速度，大型公司掌门人需要少一点赌性，通过公司治理结构的完善，通过知识结构主动的自我更新，通过心态的调整来约束自己。
余世存：抵御诱惑靠自己的认知是很难的。只能靠社会监督。我认为，现代文明社会的政治家伦理应该演变成精英伦理。什么叫政治家伦理？一个政治家在台上，两届之后，无论他多牛，这个社会就必须让他下台。这个伦理应该向其他领域精英阶层延伸。无论什么人，做了多大贡献，在社会的舞台上超过一定年限，都应该下台。这也符合东西方古老的文明教诲：“功成身退，天之道”。企业家也是如此，他们在这个社会上，无论是积累财富、掠夺财富或者是服务于社会，都应该是有年限的，这是社会正义，也是个人正义。只有这样，他们才能正确处理成就和诱惑之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