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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1977年12月10日，国家举行了“文化大革命”以后的第一届高等院校招生考试，意义重大。今年12月，适逢高考制度恢复30周年，特设专栏，以示纪念。
恢复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制度，是1977年邓小平重新走上党和国家领导岗位之后，中共中央做出的第一个重大决策。它是“文化大革命”后恢复和建立新的教育秩序的开端。这个决策的实施，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酝 酿
1966年“文化大革命”刚开始，全国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制度就遭到摧残。6月13日，当年的高校招生工作被通知推迟半年。5天后，《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提出要把高考制度“扔进垃圾堆”。从此，全国高校均停止招生。1972年，在高考制度被废除6年以后，开始实行“群众推荐”的高校招生制度，招生办法是“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这种招生方式虽然也培养了一批人才，但毕竟不是根本办法。到后来，考试制度遭到批判，“白卷英雄”显赫一时。大中小学的文化考试，或干脆取消，或名存实亡。学生们“考不考，都升学”，“学不学，都毕业”。这种反对正常考试选拔学生的方式、反对招生时进行文化考试的做法，对于教育战线来说无疑是一场灭顶之灾。到1976年粉碎“四人帮”时，高校招生考试制度已经被停止了整整11年，国家出现了严重的人才断档。有识之士忧心忡忡。
早在1975年主持全面整顿时，邓小平就看到了教育问题的严重性，旗帜鲜明地提出要整顿。9月26日，他在听取胡耀邦、李昌、王光伟等汇报中国科学院工作和讨论《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时，就严肃地责问：“要后继有人，这是对教育部门提出的问题。大学究竟起什么作用？培养什么人？有些大学只是中等技术学校水平，何必办成大学？”他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有个危机，可能发生在教育部门，把整个现代化水平拖住了。”对“四人帮”鼓吹的“白卷英雄”，他气愤地说：“一点外语知识、数理化知识也没有，还攀什么高峰？中峰也不行，低峰还有问题。”
粉碎“四人帮”后不久，尽管“两个凡是”的错误路线还禁锢着人们的头脑，但邓小平已开始筹划恢复高考制度这个重要问题了。5月12日，他与中国科学院负责人方毅、李昌谈话时指出：抓教育，关键在中学，中学又以小学教育为基础。5月24日，他在与王震、邓力群谈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时指出：军队是要管的，我现在还考虑管科学、教育。抓科技必须同时抓教育。办教育要两条腿走路，既注意普及，又注意提高。要经过严格考试，把最优秀的人集中在重点中学和大学。7月23日，他在同长沙工学院临时党委正副书记张文峰、高勇谈话时，披露了两年前自己的一个大胆设想：“1975年教育战线的整顿搞不动。我就想让军队带头。在军队搞一所国防科技大学。从高中直接招生”，“而现在看来这样做还不够，还应当发展。”“大学要从工农兵中招生，重点学校可以从应届高中毕业生中招生。”显然，对于恢复高校考试招生制度，他早已腹有良谋了。
1977年7月17日，党的十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议》，恢复邓小平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一恢复工作，他就“自告奋勇管科教方面的工作”。29日，他在听取方毅和教育部部长刘西尧汇报时提出，高中毕业生一定要劳动两年才能上大学的做法是否可以废除？在中小学完成了劳动任务，为什么还要集中搞两年劳动？8月1日，他更明确指出，重点大学就是要直接从高中毕业生中招生。
拍 板
正式提出恢复高考制度，并由邓小平当场“拍板”当年立即实行，是在1977年8月4日至8日召开的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此前，教育部于6月29日在太原召开了第一次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座谈会，但由于“两个凡是”阴云笼罩，结果，仍然改变不了“文化大革命”时期实行的不合理的招生规定。
对此，刚刚复出的邓小平不动声色，决定先组织个会议，听听大家的意见，把情况全面了解以后再做决策。7月29日，他听取方毅、刘西尧等关于教育工作的汇报，指出：“最近准备开一个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找一些敢说话、有见解的，不是行政人员，在自然科学方面有才学的，与‘四人帮’没有牵连的人参加。”关于会议的内容，他简明扼要地归纳为：“第一，是否废除高中毕业生一定要劳动两年才能上大学的做法；第二，要坚持考试制度，重点学校一定要坚持不合格的要留级，对此要有鲜明的态度；第三，要搞个汇报提纲，提出方针、政策、措施。”他强调说：教育与科研两者关系很密切，要狠抓，要从教育抓起，要有具体措施，否则就是放空炮。8月1日，他又约方毅、刘西尧谈教育问题。指出：办教育要两条腿走路，根本大计是要从教育着手。重点大学应该可以直接从高中毕业生中招生。一定要吸收世界先进的东西，从最先进的东西教起，一开始就启发学生向着更广更深的方向发展。
8月4日上午，由邓小平亲自主持召开的、有30多位著名科学家和教育工作者参加的座谈会拉开了帷幕。邓小平讲话开宗明义：“邀集这次座谈会的目的，就是要请大家一起来研究和讨论，科学研究怎样才能搞得更快更好些，教育怎样才能适应我国四个现代化建设的要求、适应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要求。这个世纪还有23年，要实现四个现代化，要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究竟从何着手?”他提出就是要从科研和教育着手。因为一讲科研，就离不开教育。要用最新的科学知识来教育青年。他问大家：可不可以要求教育革命五年见初效、十年见中效、十五年见大效？随后，他鼓励大家畅所欲言。
座谈会刚开始时，大家都以为，像邓小平这样的高级领导人，能够听秘书汇报一下会议情况，在开始和结束时各来一次，讲几句话就很不错了。但是出乎他们意料的是，4天的讨论，邓小平除了两次因为重要活动没有参加外，其余时间不仅每天准时到会，和大家一起离开，而且还亲自主持。座谈时，他平等地和大家讨论，不时地插话。大家看到邓小平态度如此认真，就都踊跃发言。当时百废待兴，问题很多。但在他引导下，讨论很快就集中到主要问题上来。
邓小平直截了当地触及一个当时非常敏感、涉及千家万户的问题，即如何恢复高考制度的关键问题。他关切地说：对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中通过自学达到了较高水平的人，要研究用什么办法、经过什么途径选拔回来。这种人成千上万，要非常注意这部分人，爱护这部分人，千方百计把他们招回来上大学或当研究生。大学可以直接从高中招生。“大学要办得活一点。有些青年成绩好，没毕业就可以当研究生，好的班也可以全班转入研究生。过几年后，大学要重点培养研究生”。
8月6日，高考问题成为大家关注的热点。来自武汉大学化学系的副教授查全性发言，集中讲了这个问题。他提出，招生是保证大学教育质量的第一关，现行招生制度弊端首先是埋没人才，其次是败坏社会风气，连小学生都知道“学好数理化，不如有个好爸爸”。接着，他建议按照高中文化程度统一考试，真正做到广大应届高中毕业生、社会青年，没有上过高中但实际达到高中水平的青年，都有机会报考和自愿选择专业。他的建议得到了所有人的赞成，与会者一致主张立即恢复高考。在老教授、老专家和教育工作者满含期待的目光中，邓小平环视了会场，稍加思索后，语音不高却斩钉截铁地说：“既然今年还有时间，那就坚决改嘛！把原来写的招生报告收回来，根据大家的意见重写。”“今年下决心按要求招生！”邓小平的决定简要明快，一锤定音，当即赢得了全场长时间的热烈掌声。他还提醒道：“招生涉及下乡的几百万青年。要拿出一个办法来，既可以把优秀人才选拔上来，又不要引起波动。重点学校要统一招生。”在有人谈到“以学为主”问题时，他说：“重点学校应以搞基础理论教学为主，培养学得比较深、水平比较高的科研人才。一般大学招的学生水平可能低一些，教学内容应有所不同，出的人才普通一些，但也可能出些尖子。”
8月8日，邓小平在座谈会结束时发表总结讲话，他指出：教育制度中的许多具体问题，比如学制、放假制度、招生制度、跳级留级制度等都要认真研究，“该恢复的恢复，能实行便实行”。他最后强调：高等院校“今年就要下决心恢复从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考学生，不要再搞群众推荐。从高中直接招生。我看可能是早出人才、早出成果的一个好办法”。
推 动
邓小平8月8日的讲话，在教育战线上产生了巨大的反响。邓小平自己也很重视这次讲话。8月13日，他就讲话传达问题致信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此件请予审阅。如无大错，拟同意发给有关单位，免得随意传达。”9月8日，他审改讲话整理稿清样，并在方毅关于印发讲话的报告上批示：“请方毅、刘西尧同志照修改的印发。”9月10日，讲话由全国科学大会筹备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印发。邓小平后来回忆说：我在8月8日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的那篇讲话是个大胆的讲话，当然也照顾了一点现实。对我的讲话有人反对，这不要紧。他们敢讲出来就好，可以展开辩论嘛！
8月18日，邓小平亲自审阅教育部《关于推迟招生和新生开学时间的请示报告》。《报告》提出，原计划高校和中专学校8月开始招生，11月中旬新生开学。“现根据邓副主席最近的指示(即在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对招生工作的指示)，我们将对高等学校招生制度作较大的改进，招生时间拟推迟到第四季度”，“新生于明年2月底前入学，推迟3个月(包括寒假)” 。看完报告，邓小平立即做出批示：“这是经过考虑，为了保证重点大学学生质量而商定的。拟同意。”10天后，邓小平阅读了摘要刊登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许子明等9人关于“直接从应届高中毕业生中择优录取新生办好科技大”的联名信后，又做出批示：“请方毅同志阅处。”
座谈会刚一结束，教育部就根据邓小平指示，于8月13日在北京召开了第二次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各省、市、自治区文教办公室、教育局和招生办公室负责人，国务院有关部委和一些高等学校代表参加了会议。应该说，一年中召开两次高校招生工作会议，是教育部门前所未有的。但由于8月12日开幕的党的十一大并没有纠正极“左”错误理论，自然对刚刚起步的教育战线拨乱反正产生一定的影响。恢复高考招生制度工作仍然举步维艰、徘徊不前。
关键时刻，邓小平又挺身而出，及时推动高考工作。8月17日，他在会见美籍华人物理学家丁肇中时公开提出，中国要改变大学招生制度，大学生要从中学选。9月6日，他在教育部给华国锋等人的报告上写了一段意味深长的话：“招生问题很复杂。据调查，现在北京最好中学的高中毕业生，只有过去初中一年级的水平（特别是数学），所以至少80%的大学生，须在社会上招考，才能保证质量。”9月19日，针对教育部在立即恢复高考制度问题上的犹豫不定态度，他约见方毅、刘西尧等人谈话并再次“拍板”，立即恢复高考。还特意强调：高考“招生的条件，政审主要看本人的政治表现。招生主要抓两条：第一本人表现好；第二是择优录取”。
在邓小平的努力推动下，第二次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最后决定：从当年起高等学校招生改变“文化大革命”期间不进行考试的做法，废除推荐制度，采取恢复统一考试、择优录取的办法。会议结束当天，邓小平和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以及党和国家其他领导人，亲切接见会议代表，给了大家极大的鼓舞。
为推动教育战线拨乱反正向纵深拓展，邓小平于9月初在对人民日报社《情况汇编（特刊）》（第628期）的批复和数次谈话中，彻底否定了“四人帮”关于建国以来教育战线的“两个估计”，这是排除恢复高考招生制度工作障碍的关键举措。《红旗》杂志根据他对教育工作的几次谈话，整理成评论员文章《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教育事业》，邓小平于9月30日反复审阅后做出批示：“这是一个重要问题。我建议政治局讨论一次，进行修正，然后确定是否发表。”10月3日，他审阅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等教育招生工作〉的请示报告》和教育部代拟的《国务院转发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等教育招生工作的意见〉》等文件后，当即致信华国锋：“此事较急。”“建议近几日内开一次政治局会议。连同《红旗》杂志关于教育的评论员文章（前已送阅）一并讨论。”两天后，他出席了中央政治局会议，参与讨论上述文件、文章。10月7日，他又审阅了教育部按照10月5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修改的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文件，并在刘西尧关于文件修改问题所写的信上批示：“我看可以。”“退教育部办。”
实 施
1977年10月13日，邓小平审阅了《人民日报》社论《搞好大学招生是全国人民的希望》。他认为，今年的招生工作，面临着考生特别多的新情况，时间紧迫，工作繁重，各级党委一定要高度重视。他同意社论提出的今年恢复高等学校考试制度意义重大，指出“培养人才的质量，影响中小学教育，涉及各行各业和千家万户，是一件大事”。“要把这次招生的过程，变成动员广大知识青年和在校学生更积极、更自觉地为革命学文化，走又红又专道路的过程”。对于招生工作实行的重大改革，他也表示同意：即采取自愿报名，统一考试，地市初选，学校录取，省、市、自治区批准的办法。凡是符合招生条件的工人、农民、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复员军人、干部和应届高中毕业生，均可自愿报名，并可根据自己的爱好和特长，选报几个学校和学科类别，让祖国进行挑选。这也是必要的。看完社论，邓小平比较满意，遂批送华国锋、李先念、汪东兴、耿飚、方毅。10月21日，社论公开发表后，立即在全国各地引起很大反响。22日，《人民日报》刊登《就今年高等学校招生问题，教育部负责人答记者问》，正式宣布恢复高校招生考试制度。由于当年的招生推迟了半年，时间非常紧迫，全国统一出卷已经来不及了，而且1977年没有全国统一的教学、考试大纲，没有统一的教材，甚至没有物理课、化学课，所以当年的高考试卷就由各省自行命题。23日，《人民日报》发表重要报道《高等学校招生进行重大改革》。至此，当年恢复高考的历史性决策终于尘埃落定并正式实施。
但是，邓小平并未就此止步，他继续关注着高考制度恢复的全过程。1978年2月底，他审阅了教育部《关于召开1978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的请示报告》和《关于1978年高等学校招生拟实行全国统一考试的请示报告》。在听取北京大学情况汇报时，他指出：与其办新大学，还不如现有大学增收学生来得快。今后，凡是有基础的学校都要增收学生。在听取清华大学情况汇报时，他认为：清华大学应发展到2万学生，研究生至少两三千。总之，不搞好大学，就无法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当然，“大学生人数要大量增加。大学生的比例也有个结构问题，要研究”。他还赞成增加派遣留学生的数量，提出派出去的学生主要学习自然科学。
作为恢复高考制度的决策者、指导者，邓小平非常重视工作的不断完善，注意解决实践中出现的问题。为了提高升学质量，他于1977年12月23日就北京航空学院一副教授来信反映当年高考数学试题过于容易一事做出批示：“我也有所闻。请教育部协同北京市调查一下，如何补救。”对教育部《关于高等学校录取新生中几个突出问题的请示报告》，他审阅后表示同意。1978年7月下旬，他批准了教育部就贵州省天然气化肥厂扣压该厂考生准考证一事提出的处理意见。8月10日，他就《光明日报》总编室编印的《情况反映》上反映南开大学准备破格录取一位对信息论有创见的人才，但因年龄超过规定，工厂不同意放行一事，做出批示：“请教育部过问一下(选拔和培养人才极为重要)。”
30年光阴在历史长河中可谓白驹过隙，弹指挥间。从全国570万考生中走进大学殿堂的27.8万七七级大专院校学生，绝大多数是政治立场坚定、有理想、有才华的知识青年。这批人后来都成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各个领域的骨干和社会发展的中坚。他们当中已经涌现出李克强、李源潮这样的党中央的领导人，涌现了一大批杰出科学家和各行各业的优秀代表。他们永远不会忘记当年党和国家、人民对他们的挑选，不会忘记当年为他们奔走呼号的领导和同志，更不会忘记当年扭转了党和国家历史命运、同时也扭转了自己人生方向的世纪伟人——邓小平！
恢复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制度，是1977年邓小平重新走上党和国家领导岗位之后，中共中央做出的第一个重大决策。它是“文化大革命”后恢复和建立新的教育秩序的开端。这个决策的实施，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酝 酿
1966年“文化大革命”刚开始，全国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制度就遭到摧残。6月13日，当年的高校招生工作被通知推迟半年。5天后，《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提出要把高考制度“扔进垃圾堆”。从此，全国高校均停止招生。1972年，在高考制度被废除6年以后，开始实行“群众推荐”的高校招生制度，招生办法是“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这种招生方式虽然也培养了一批人才，但毕竟不是根本办法。到后来，考试制度遭到批判，“白卷英雄”显赫一时。大中小学的文化考试，或干脆取消，或名存实亡。学生们“考不考，都升学”，“学不学，都毕业”。这种反对正常考试选拔学生的方式、反对招生时进行文化考试的做法，对于教育战线来说无疑是一场灭顶之灾。到1976年粉碎“四人帮”时，高校招生考试制度已经被停止了整整11年，国家出现了严重的人才断档。有识之士忧心忡忡。
早在1975年主持全面整顿时，邓小平就看到了教育问题的严重性，旗帜鲜明地提出要整顿。9月26日，他在听取胡耀邦、李昌、王光伟等汇报中国科学院工作和讨论《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时，就严肃地责问：“要后继有人，这是对教育部门提出的问题。大学究竟起什么作用？培养什么人？有些大学只是中等技术学校水平，何必办成大学？”他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有个危机，可能发生在教育部门，把整个现代化水平拖住了。”对“四人帮”鼓吹的“白卷英雄”，他气愤地说：“一点外语知识、数理化知识也没有，还攀什么高峰？中峰也不行，低峰还有问题。”
粉碎“四人帮”后不久，尽管“两个凡是”的错误路线还禁锢着人们的头脑，但邓小平已开始筹划恢复高考制度这个重要问题了。5月12日，他与中国科学院负责人方毅、李昌谈话时指出：抓教育，关键在中学，中学又以小学教育为基础。5月24日，他在与王震、邓力群谈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时指出：军队是要管的，我现在还考虑管科学、教育。抓科技必须同时抓教育。办教育要两条腿走路，既注意普及，又注意提高。要经过严格考试，把最优秀的人集中在重点中学和大学。7月23日，他在同长沙工学院临时党委正副书记张文峰、高勇谈话时，披露了两年前自己的一个大胆设想：“1975年教育战线的整顿搞不动。我就想让军队带头。在军队搞一所国防科技大学。从高中直接招生”，“而现在看来这样做还不够，还应当发展。”“大学要从工农兵中招生，重点学校可以从应届高中毕业生中招生。”显然，对于恢复高校考试招生制度，他早已腹有良谋了。
1977年7月17日，党的十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议》，恢复邓小平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一恢复工作，他就“自告奋勇管科教方面的工作”。29日，他在听取方毅和教育部部长刘西尧汇报时提出，高中毕业生一定要劳动两年才能上大学的做法是否可以废除？在中小学完成了劳动任务，为什么还要集中搞两年劳动？8月1日，他更明确指出，重点大学就是要直接从高中毕业生中招生。
拍 板
正式提出恢复高考制度，并由邓小平当场“拍板”当年立即实行，是在1977年8月4日至8日召开的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此前，教育部于6月29日在太原召开了第一次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座谈会，但由于“两个凡是”阴云笼罩，结果，仍然改变不了“文化大革命”时期实行的不合理的招生规定。
对此，刚刚复出的邓小平不动声色，决定先组织个会议，听听大家的意见，把情况全面了解以后再做决策。7月29日，他听取方毅、刘西尧等关于教育工作的汇报，指出：“最近准备开一个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找一些敢说话、有见解的，不是行政人员，在自然科学方面有才学的，与‘四人帮’没有牵连的人参加。”关于会议的内容，他简明扼要地归纳为：“第一，是否废除高中毕业生一定要劳动两年才能上大学的做法；第二，要坚持考试制度，重点学校一定要坚持不合格的要留级，对此要有鲜明的态度；第三，要搞个汇报提纲，提出方针、政策、措施。”他强调说：教育与科研两者关系很密切，要狠抓，要从教育抓起，要有具体措施，否则就是放空炮。8月1日，他又约方毅、刘西尧谈教育问题。指出：办教育要两条腿走路，根本大计是要从教育着手。重点大学应该可以直接从高中毕业生中招生。一定要吸收世界先进的东西，从最先进的东西教起，一开始就启发学生向着更广更深的方向发展。
8月4日上午，由邓小平亲自主持召开的、有30多位著名科学家和教育工作者参加的座谈会拉开了帷幕。邓小平讲话开宗明义：“邀集这次座谈会的目的，就是要请大家一起来研究和讨论，科学研究怎样才能搞得更快更好些，教育怎样才能适应我国四个现代化建设的要求、适应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要求。这个世纪还有23年，要实现四个现代化，要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究竟从何着手?”他提出就是要从科研和教育着手。因为一讲科研，就离不开教育。要用最新的科学知识来教育青年。他问大家：可不可以要求教育革命五年见初效、十年见中效、十五年见大效？随后，他鼓励大家畅所欲言。
座谈会刚开始时，大家都以为，像邓小平这样的高级领导人，能够听秘书汇报一下会议情况，在开始和结束时各来一次，讲几句话就很不错了。但是出乎他们意料的是，4天的讨论，邓小平除了两次因为重要活动没有参加外，其余时间不仅每天准时到会，和大家一起离开，而且还亲自主持。座谈时，他平等地和大家讨论，不时地插话。大家看到邓小平态度如此认真，就都踊跃发言。当时百废待兴，问题很多。但在他引导下，讨论很快就集中到主要问题上来。
邓小平直截了当地触及一个当时非常敏感、涉及千家万户的问题，即如何恢复高考制度的关键问题。他关切地说：对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中通过自学达到了较高水平的人，要研究用什么办法、经过什么途径选拔回来。这种人成千上万，要非常注意这部分人，爱护这部分人，千方百计把他们招回来上大学或当研究生。大学可以直接从高中招生。“大学要办得活一点。有些青年成绩好，没毕业就可以当研究生，好的班也可以全班转入研究生。过几年后，大学要重点培养研究生”。
8月6日，高考问题成为大家关注的热点。来自武汉大学化学系的副教授查全性发言，集中讲了这个问题。他提出，招生是保证大学教育质量的第一关，现行招生制度弊端首先是埋没人才，其次是败坏社会风气，连小学生都知道“学好数理化，不如有个好爸爸”。接着，他建议按照高中文化程度统一考试，真正做到广大应届高中毕业生、社会青年，没有上过高中但实际达到高中水平的青年，都有机会报考和自愿选择专业。他的建议得到了所有人的赞成，与会者一致主张立即恢复高考。在老教授、老专家和教育工作者满含期待的目光中，邓小平环视了会场，稍加思索后，语音不高却斩钉截铁地说：“既然今年还有时间，那就坚决改嘛！把原来写的招生报告收回来，根据大家的意见重写。”“今年下决心按要求招生！”邓小平的决定简要明快，一锤定音，当即赢得了全场长时间的热烈掌声。他还提醒道：“招生涉及下乡的几百万青年。要拿出一个办法来，既可以把优秀人才选拔上来，又不要引起波动。重点学校要统一招生。”在有人谈到“以学为主”问题时，他说：“重点学校应以搞基础理论教学为主，培养学得比较深、水平比较高的科研人才。一般大学招的学生水平可能低一些，教学内容应有所不同，出的人才普通一些，但也可能出些尖子。”
8月8日，邓小平在座谈会结束时发表总结讲话，他指出：教育制度中的许多具体问题，比如学制、放假制度、招生制度、跳级留级制度等都要认真研究，“该恢复的恢复，能实行便实行”。他最后强调：高等院校“今年就要下决心恢复从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考学生，不要再搞群众推荐。从高中直接招生。我看可能是早出人才、早出成果的一个好办法”。
推 动
邓小平8月8日的讲话，在教育战线上产生了巨大的反响。邓小平自己也很重视这次讲话。8月13日，他就讲话传达问题致信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此件请予审阅。如无大错，拟同意发给有关单位，免得随意传达。”9月8日，他审改讲话整理稿清样，并在方毅关于印发讲话的报告上批示：“请方毅、刘西尧同志照修改的印发。”9月10日，讲话由全国科学大会筹备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印发。邓小平后来回忆说：我在8月8日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的那篇讲话是个大胆的讲话，当然也照顾了一点现实。对我的讲话有人反对，这不要紧。他们敢讲出来就好，可以展开辩论嘛！
8月18日，邓小平亲自审阅教育部《关于推迟招生和新生开学时间的请示报告》。《报告》提出，原计划高校和中专学校8月开始招生，11月中旬新生开学。“现根据邓副主席最近的指示(即在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对招生工作的指示)，我们将对高等学校招生制度作较大的改进，招生时间拟推迟到第四季度”，“新生于明年2月底前入学，推迟3个月(包括寒假)” 。看完报告，邓小平立即做出批示：“这是经过考虑，为了保证重点大学学生质量而商定的。拟同意。”10天后，邓小平阅读了摘要刊登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许子明等9人关于“直接从应届高中毕业生中择优录取新生办好科技大”的联名信后，又做出批示：“请方毅同志阅处。”
座谈会刚一结束，教育部就根据邓小平指示，于8月13日在北京召开了第二次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各省、市、自治区文教办公室、教育局和招生办公室负责人，国务院有关部委和一些高等学校代表参加了会议。应该说，一年中召开两次高校招生工作会议，是教育部门前所未有的。但由于8月12日开幕的党的十一大并没有纠正极“左”错误理论，自然对刚刚起步的教育战线拨乱反正产生一定的影响。恢复高考招生制度工作仍然举步维艰、徘徊不前。
关键时刻，邓小平又挺身而出，及时推动高考工作。8月17日，他在会见美籍华人物理学家丁肇中时公开提出，中国要改变大学招生制度，大学生要从中学选。9月6日，他在教育部给华国锋等人的报告上写了一段意味深长的话：“招生问题很复杂。据调查，现在北京最好中学的高中毕业生，只有过去初中一年级的水平（特别是数学），所以至少80%的大学生，须在社会上招考，才能保证质量。”9月19日，针对教育部在立即恢复高考制度问题上的犹豫不定态度，他约见方毅、刘西尧等人谈话并再次“拍板”，立即恢复高考。还特意强调：高考“招生的条件，政审主要看本人的政治表现。招生主要抓两条：第一本人表现好；第二是择优录取”。
在邓小平的努力推动下，第二次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最后决定：从当年起高等学校招生改变“文化大革命”期间不进行考试的做法，废除推荐制度，采取恢复统一考试、择优录取的办法。会议结束当天，邓小平和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以及党和国家其他领导人，亲切接见会议代表，给了大家极大的鼓舞。
为推动教育战线拨乱反正向纵深拓展，邓小平于9月初在对人民日报社《情况汇编（特刊）》（第628期）的批复和数次谈话中，彻底否定了“四人帮”关于建国以来教育战线的“两个估计”，这是排除恢复高考招生制度工作障碍的关键举措。《红旗》杂志根据他对教育工作的几次谈话，整理成评论员文章《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教育事业》，邓小平于9月30日反复审阅后做出批示：“这是一个重要问题。我建议政治局讨论一次，进行修正，然后确定是否发表。”10月3日，他审阅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等教育招生工作〉的请示报告》和教育部代拟的《国务院转发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等教育招生工作的意见〉》等文件后，当即致信华国锋：“此事较急。”“建议近几日内开一次政治局会议。连同《红旗》杂志关于教育的评论员文章（前已送阅）一并讨论。”两天后，他出席了中央政治局会议，参与讨论上述文件、文章。10月7日，他又审阅了教育部按照10月5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修改的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文件，并在刘西尧关于文件修改问题所写的信上批示：“我看可以。”“退教育部办。”
实 施
1977年10月13日，邓小平审阅了《人民日报》社论《搞好大学招生是全国人民的希望》。他认为，今年的招生工作，面临着考生特别多的新情况，时间紧迫，工作繁重，各级党委一定要高度重视。他同意社论提出的今年恢复高等学校考试制度意义重大，指出“培养人才的质量，影响中小学教育，涉及各行各业和千家万户，是一件大事”。“要把这次招生的过程，变成动员广大知识青年和在校学生更积极、更自觉地为革命学文化，走又红又专道路的过程”。对于招生工作实行的重大改革，他也表示同意：即采取自愿报名，统一考试，地市初选，学校录取，省、市、自治区批准的办法。凡是符合招生条件的工人、农民、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复员军人、干部和应届高中毕业生，均可自愿报名，并可根据自己的爱好和特长，选报几个学校和学科类别，让祖国进行挑选。这也是必要的。看完社论，邓小平比较满意，遂批送华国锋、李先念、汪东兴、耿飚、方毅。10月21日，社论公开发表后，立即在全国各地引起很大反响。22日，《人民日报》刊登《就今年高等学校招生问题，教育部负责人答记者问》，正式宣布恢复高校招生考试制度。由于当年的招生推迟了半年，时间非常紧迫，全国统一出卷已经来不及了，而且1977年没有全国统一的教学、考试大纲，没有统一的教材，甚至没有物理课、化学课，所以当年的高考试卷就由各省自行命题。23日，《人民日报》发表重要报道《高等学校招生进行重大改革》。至此，当年恢复高考的历史性决策终于尘埃落定并正式实施。
但是，邓小平并未就此止步，他继续关注着高考制度恢复的全过程。1978年2月底，他审阅了教育部《关于召开1978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的请示报告》和《关于1978年高等学校招生拟实行全国统一考试的请示报告》。在听取北京大学情况汇报时，他指出：与其办新大学，还不如现有大学增收学生来得快。今后，凡是有基础的学校都要增收学生。在听取清华大学情况汇报时，他认为：清华大学应发展到2万学生，研究生至少两三千。总之，不搞好大学，就无法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当然，“大学生人数要大量增加。大学生的比例也有个结构问题，要研究”。他还赞成增加派遣留学生的数量，提出派出去的学生主要学习自然科学。
作为恢复高考制度的决策者、指导者，邓小平非常重视工作的不断完善，注意解决实践中出现的问题。为了提高升学质量，他于1977年12月23日就北京航空学院一副教授来信反映当年高考数学试题过于容易一事做出批示：“我也有所闻。请教育部协同北京市调查一下，如何补救。”对教育部《关于高等学校录取新生中几个突出问题的请示报告》，他审阅后表示同意。1978年7月下旬，他批准了教育部就贵州省天然气化肥厂扣压该厂考生准考证一事提出的处理意见。8月10日，他就《光明日报》总编室编印的《情况反映》上反映南开大学准备破格录取一位对信息论有创见的人才，但因年龄超过规定，工厂不同意放行一事，做出批示：“请教育部过问一下(选拔和培养人才极为重要)。”
30年光阴在历史长河中可谓白驹过隙，弹指挥间。从全国570万考生中走进大学殿堂的27.8万七七级大专院校学生，绝大多数是政治立场坚定、有理想、有才华的知识青年。这批人后来都成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各个领域的骨干和社会发展的中坚。他们当中已经涌现出李克强、李源潮这样的党中央的领导人，涌现了一大批杰出科学家和各行各业的优秀代表。他们永远不会忘记当年党和国家、人民对他们的挑选，不会忘记当年为他们奔走呼号的领导和同志，更不会忘记当年扭转了党和国家历史命运、同时也扭转了自己人生方向的世纪伟人——邓小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