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共产党宣言》中文版全译本诞生的100年，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100年。《共产党宣言》与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相结合的过程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这个过程经历了四次伟大结合。认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来龙去脉，有助于从历史深处坚定“四个自信”。
关键词：《共产党宣言》;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
中图分类号：A811;D61
DOI：10.13784/j.cnki.22-1299/d.2020.04.002
今年是《共产党宣言》（以下简称《宣言》）中文全译本首版出版100周年。在这100年里，《宣言》的革命理论在中国扎根并展现独特风采，中国的每一个历史性进程都闪烁着《宣言》基本思想的真理光芒，体现着《宣言》基本原则的运用。《宣言》使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有了科学理论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的发展也使《宣言》的基本思想和基本原则充满着无限的生机。
一、第一次伟大结合：《宣言》的价值观与中国救亡图存的实践需求相结合
《宣言》是马克思主义的出生证，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价值追求的合理性。因此从诞生之日始，便吸引着无数党政团体和个人无限向往与追求，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远在德国和欧洲境外，在世界的一切文明语言中都能找到拥护者”，[1]中国概莫能外。
第一，《宣言》所追求的价值观是维护全人类共同利益的一种价值理性，为人类社会发展指明了正确方向。《宣言》阐述的价值观内容主要有：人类的历史首先是生产方式的历史;原始社会解体后人类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现代的资产阶级私有制是在阶级对立与剥削上面的产品生产和占有的最后而又完备的表现;共产主义革命要消灭的是这个最后而又完备的资产阶级私有制，建立一个“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联合体，即共产主义社会。“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而不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1] 这里充分体现了《宣言》的价值理性。1883年德文版序言中恩格斯指出，“贯穿《宣言》的基本思想：每一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的基础”。[2]其后在时隔五年的1888年英文版序言中，恩格斯再次指出《宣言》的核心基本思想是：“每一历史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所赖以确立的基础，并且只有从这一基础出发，这一历史才能得以说明”。[2]这些核心思想深刻地阐明了马克思主义成熟的科学的辩证唯物主义的历史观。由此可见，共产主义信仰不仅具有价值理性，同时也具有科学理性，能使人类社会走向解放自由的通途。
第二，《宣言》的价值观在救亡图存的实践屡遭失败后随着西学东渐的思潮渐入中国先进分子的视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旧中国激起了无数仁人志士救亡图存的探索。从洋务运动的器物改良到戊戌变法的制度改良都先后宣告失败，最后到思想文化的探索，于是出现了西学东渐的思想潮流，《宣言》正是在这股文化浪潮中进入了中国先进分子的视野。宋庆龄认为孙中山是我国较早接触、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革命家之一。她回忆说：“就在这一海外活动期间.......他也听到了关于列宁和俄国革命活动的消息。早在那个时候（1896-1897），社會主义就对他发生了吸引力。他敦促留学生研究马克思的《资本论》《共产党宣言》并阅读当时的社会主义书刊。”[3]在他指引下，革命党人马君武、宋教仁、勥斋、朱执信、廖仲恺等都撰文介绍过《宣言》及共产主义运动。其中，马君武1903年发表在《译书汇编》第2卷第11号的“社会主义与进化论比较”文章提到“马克思者，以唯物论解历史学之人也。马氏尝谓阶级竞争为历史之钥”。[4]特别提到马克思的唯物史价值观。中国改良派也于1902年、1903年在《新民丛报》《近世社会主义》的报刊书籍中介绍《宣言》的思想观点。此外，无政府主义的中国社会党也介绍了《宣言》中的一些内容，如1908年1月其主办的《天义报》第十五期就介绍《宣言》的前言和第一章。[5]至此，《宣言》的价值观通过不同途径在中国进行了不同程度的传播，不自觉中播撒着新民主主义革命思想的种子。
第三，《宣言》的价值观让先进中国人找到救亡图存的正确道路，竖起了共产主义革命理想的伟大旗帜。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给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启蒙者带来了光明与希望，加速了《宣言》在中国的传播。1918年李大钊、陈独秀一起创办的《每周评论》对《宣言》作专栏介绍，他们俩在这个过程中渐渐成为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1919年李大钊主编的《新青年》第六卷全文转载了日本学者河上肇的《马克思的唯物史观》。1920年陈望道在《觉悟》发表了其翻译的《马克斯底唯物史观》[6] ，于同年8月《宣言》全文版译著问世。至此，《宣言》由自发传播、自发研究到了自觉传播、自觉研究阶段，内容由零碎式、片段式的传播向全文式、完整版的传播，使得《宣言》的唯物史价值观通过直接或间接、国外或国内不同途径不同程度走进中国先进分子救亡图存的视域，深深地植入了他们的思想灵魂深处。《宣言》的这些思想让每一位马克思主义信仰者认识到，中国一直在学习的资本主义并不是理想的社会制度，西方的种种经济危机已经昭告世人资本主义的前景是社会主义。1921年7月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中国共产党诞生，中国的先进分子选择社会主义道路，高举起共产主义革命的旗帜，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种子萌芽破土勃发。
二、第二次伟大结合：《宣言》的阶级斗争论与中国民主革命的实践需要相结合
阶级分析理论和阶级斗争方法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读《宣言》的重大收获。毛泽东说自1920年第一次看了《宣言》等著作后，“我才知道人类自有史以来就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初步地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论”。可是这些书并没有涉及中国革命具体问题，所以“我只取了它四个字：‘阶级斗争’，老老实实地来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7]毛泽东把阶级分析理论和阶级斗争分析方法运用到中国民主革命的具体实践中去，弄清革命对象、找到革命道路、建立革命抗日统一战线、明确革命政权性质等等，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 第一，《宣言》的阶级斗争论与大革命的实践需要相结合，分清敌友明确革命对象，使中国革命的发展方向澄明清晰。1923年中共三大会议通过开展“打倒军阀”“打倒国际帝国主义”的国民革命决议，[8]决定与国民党合作，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壮大国民革命的力量以解放被压迫的中华民族。1924年国民党一大通过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统一战线正式形成。但许多党员在合作过程中迷失了方向和目标，当时党内出现了两种较为突出的思想倾向：一种是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只注重与国民党的合作，忽略了农民运动;另一种是以张国焘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只注意发展工人运动，忽略农民运动。这两种错误的思想都感觉自己的力量单薄，但又不知道去哪里寻找力量，到何处去争取广大的同盟军。1925年12月毛泽东据此形势发展需要撰写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提出“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通过对各个阶级的分析回答了农民才是中国无产阶级的最广大和最忠实的同盟军，解决了谁是同盟军问题，农民革命运动得到迅速扩展。随着革命实践发展又出现新的问题，有些人认为农民运动太“过分”，是“痞子运动”“糟得很”，形成一股责难农民革命斗争的力量。于是党内产生了一股抛弃农民这个最主要同盟军的错误倾向，不敢支持已经起来和正在起来的农民革命斗争，共产党和所领导的工人阶级即将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毛泽东到湖南进行一个多月的调查研究，撰写《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提出农民问题的理论和政策，进一步夯实农民同盟军的力量，制止了在敌友和革命对象问题上的摇摆。从此，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在广大农民工人中得到广泛开展。
第二，《宣言》的阶级斗争论与土地革命的实践需要相结合，走出一条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在《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中，毛泽东不仅明确指出农民是最忠诚的同盟军，并且预见到当时的民族资产阶级是一个动摇的阶级，他们在革命高涨时将要分化，其右翼将要跑到帝国主义那里。果然这个预见在1927年的“四一二”“七一五”等反革命事变中充分证明这一点。叛变革命的国民党右派残酷地镇压共产党和革命群众，赤裸裸地成为工农阶级的敌人。为了挽救革命，党中央作出进行武装起义和土地革命的决定，开始了党独立领导武装革命斗争的新阶段，及时批判和杜绝右倾投降主义思想。三大武装起义先后失败，革命何去何从？中国共产党面临着生死存亡的道路抉择。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根据创建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实践经验，对革命道路进行了探索，先后发表《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文章，科学地论证中国红色政权能够存在和发展的原因、条件及工农割据等基本内容，第一次深刻总结了中国革命发展的规律，认为中国的红色政权代表着中国的先进发展方向，目前尚处于幼年时期力量单薄，在反动势力强大的城市极易遭到扑灭，适宜到敌人力量薄弱的偏远农村发展壮大，由此提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革命道路。无产阶级牢牢地掌握独立武装领导权，壮大工农武装力量，是确保革命胜利的不二法则。这是党在分清敌友的基础上对阶级斗争理论的进一步认识和升华。
第三，《宣言》的阶级斗争论与抗日战争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确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日战争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活学活用《宣言》的阶级分析论与阶级斗争论，提出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一致性的理论，解决了抗战时期的三大焦点问题。其一，有力地批判了以王明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以王明为代表的党内人士以及中间派都普遍存在着放弃阶级斗争无条件服从蒋介石统一安排这种思想，表示“所有力量，自当贡献政府，效力抗战”，应更多地“信托政府”[9]，不承认在民族革命战争中还存在階级和阶级斗争的问题。因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根据事实充分论证后，在洛川会议上通过了坚持无产阶级在抗日战争中的领导权的决定。在《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报告中，毛泽东又明确提出了反对投降主义和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要求“在党内反对阶级的投降主义，在全国反对民族的投降主义”。其二，论证了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为进一步肃清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危害性，党的六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以下主要的阶级斗争观点：“首先，在抗日战争中，一切必须服从抗日的利益，因此阶级斗争的利益必须服从民族斗争的利益;其次，在民族革命战争条件下，即中日民族矛盾为主要矛盾的情况下，国内阶级矛盾依然存在，也没有减少，只是下降到了次要和服从的地位。否认阶级斗争存在的观点和理论是错误的;再次，由于中国是被侵略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中国的无产阶级是被压迫的阶级，因此，在民族革命战争中，中国的无产阶级必须反对失败主义，树立必胜信心，为民族的解放而英勇斗争。”[9]其三，为党指导抗日战争的根本战略思想（即把抗日战争引向人民革命胜利之途）提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依据。为了纠正党内的“左”、右错误倾向，贯彻党在抗战时期把抗日战争引向人民革命胜利的战略方针，毛泽东分别在《目前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论政策》《关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总结》提出了中日矛盾仍然是主要矛盾，阶级矛盾仍然是处于服从地位的次要矛盾，仍然须要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其策略是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反共顽固势力等观点。这些观点和策略为建立工农革命阶级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扫清思想障碍。
第四，《宣言》的阶级斗争论与解放战争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明确了革命政权的性质与组织形式，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抗战胜利后的中国面临着建立什么样的政府（国体）、如何组织国家的政权（政体）等两大问题。对此毛泽东通过阶级斗争理论与阶级分析方法，先后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目前的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在晋绥干部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等著作中作出了明确的论述，认为这两个问题归根结底是两个对立阶级的两条不同道路问题：一条是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反动派要建立的仍然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另一条是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中国人民要建立的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他完整地阐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即：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这两大敌对阶级斗争经历了1945年8月至1946年6月的和谈式的政治斗争，以及1946年6月至1949年10月的军事斗争。军事斗争即解放战争，是阶级斗争不可调和的产物。1949年6月，解放战争胜利在望之际，毛泽东及时地论证了各阶级在人民民主专政中的地位，指出：历史经验表明，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在中国是行不通的，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是自然的选择，民族资产阶级不能充当革命的领导者，也不应当在国家政权中占主要地位。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了最终的胜利，而后经过社会主义的改造，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更巩固持久的政治基础。 三、第三次伟大结合：《宣言》的生产力论与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实践需要相结合
“建立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推进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五四运动以来我国发生的三大历史性事件，是近代以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三大里程碑”。[10]
第一，《宣言》的生产力论是改革开放的理论根源。改革开放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它根源于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理论。马克思、恩格斯在《宣言》中论述资产者与无产者的形成和发展中揭示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原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有什么样的生产力就应该有什么的生产关系与之相适应，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已经不能适应生产力发展，取而代之的将是无产阶级的生产关系。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虽然从根本上扫除了生产力发展的制度障碍，但是其也不是丝毫不变的东西。正是因为生产力的不断变化发展，属于生产关系范畴的社会制度，其变化与发展也要跟随着生产力的变化与发展。
第二，《宣言》的生产力论与不断满足人民物质文化生活需要的实践结合中实现了第二次革命。1978年冬安徽凤阳小岗村18位农民冒着危险以“托孤”的方式签订了土地承包责任书，实施了“大包干”。而后邓小平在《关于农村政策问题》中充分肯定了小岗村的大包干，积极回应农民对温饱问题的诉求，由此拉开了40多年从农村到城市改革开放的序幕。通过先行先试、以点带面逐渐在全国范围内推广。从解决温饱问题到满足小康生活，从基本小康到全面小康，从部分人的先富到大部分人的富裕再到全部人的共同富裕，始终“以人民为中心”。因为人是生产力中最具决定性的力量，改革开放越是能满足人民的需要，人民群众的创造力就越能迸发出来。正如邓小平指出的，“其实很多事是别人发明的，群众发明的，我只不过把它们概括起来，提出了方针政策”。[11]江泽民、胡锦涛等也对此作了充分的肯定，认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一个大课堂，人民群众是这个课堂上最高明的老师。”[12]“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是我们党、我们国家发展进步的活力源泉”，[13]改革开放激活人民创造力，发挥生产力中最具活力的“人”的作用。
第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变革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宣言》思想。革命不仅仅表现为暴力式打破旧世界、建立新世界，亦包括温和式的渐进改革和開放。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进行改革开放的伟大革命，破除国家和民族发展的一切思想和体制障碍，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使中国大踏步赶上时代步伐。邓小平指出：“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改革，所以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过去，只讲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生产力，没有讲还要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不完全。应该把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两个讲全了。”[11]邓小平理论充分说明了改革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政治体制也是革命。“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这是邓小平在尊重历史发展规律的前提下对改革开放的性质和意义作出的判断。1984年10月，邓小平在会见当时联邦德国总理科尔时明确指出：“我们把改革当作一种革命，当然不是‘文化大革命’那样的革命。”[11]1985年3月，邓小平进一步明确说，“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这是一件很重要的必须做的事，尽管是有风险的事。”“但是，如果我们不这样做，前进就困难了。”[11]这是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带领全国人民走向富裕的另一次伟大的社会革命，这些思想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宣言》的生产力理论。
四、第四次伟大结合：《宣言》的生产力论和世界历史论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相结合
第一，生产力在新时代“五位一体”的整体布局中得到长足发展。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规律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中国共产党始终牢牢掌握这条人类社会发展的第一规律，主动、积极进行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到生态的全面改革。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改革开放进一步深化，敢闯深水区、敢啃硬骨头，取得了突破性的伟大成就。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五年来的成就是全方位的、开创性的，五年来的变革是深层次的、根本性的。”这些深层次的变革与全方位的开放又一次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使得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密切联系也进入了前所未有的广度、深度与高度，“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更加紧密、更加广泛和更加深入。全面的深度的全球化时代越来越进入了马克思所指明的世界历史性的时代，当今世界已日益发展成为休戚相关、荣辱与共的命运共同体。[14]正如《宣言》中所说：“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15]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是对《宣言》所昭示的世界历史发展的阶段性特征的理论自觉。
第二，“一带一路”倡议中的中国担当、中国方案、中国智慧具有了世界性意义。《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透过资本主义发展历史趋势提出了世界历史理论，揭示了从民族碎片化孤立发展向世界“一体化”发展趋势，从根本上来讲是由生产方式的同质化造成的，经济全球化扩展使得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世界逐渐连为一体，这是不可违背的人类历史发展规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不能置身于经济全球化之外，也是要遵循这个规律继续扩大开放，积极参与全球化进程。习近平总书记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上指出“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逆转的历史大势，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人类可以认识、顺应、运用规律，但无法阻止历史规律发生作用。历史大势必将浩荡前行。”[16]随着全球化程度日益加深，中国不但主动参与全球化进程，并且为全球化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提出和推进了“一带一路”倡议，以我国发展为契机，让更多国家搭上中国发展“快车”，帮助他们实现发展目标，造福沿线各国人民。[17]同时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携手构建共赢新伙伴，与各国人民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因此，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变革具有世界历史性质，中国担当、中国方案、中国智慧是对世界历史发展的实践自觉。 从严治党的自我革命是党的建设伟大工程对《宣言》的理论自觉。现代化既体现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深刻变革过程，也表现政党作为现代政治主导力量的发展过程。[18]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依托于无产阶级国家政权，在积极引导“社会革命”与不断实现“自我革命”中发展。《宣言》中两个“决裂”阐述了无产阶级“社会革命”和无产阶级政党“自我革命”辩证统一关系，即：“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2]这里指明了无产阶级政党的“自我革命”就是“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中国共产党已经成为世界社会主义实践发展的一面旗帜和走向振兴的中流砥柱，进而担负着推动“世界历史”更加有序发展的历史责任。这就要求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必须置身于全球治理中加以考量，以凝练“共同价值”的价值定位和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使命担当，回应民族复兴与“世界历史”发展的新需求。[18]这客观上要求中国共产党把自己建设成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坚强领导核心的同时，也必然要求建设成为世界上最强大最先进的政党，那就是要自我革命，永葆共产党人的先进性与纯洁性。
《宣言》的中文全译本一经面世，其真理的光芒马上照亮了中国无数先进分子的心房，中国的革命面貌焕然一新。《宣言》的革命理论与观点经历了170多年的锤炼历久弥新，并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征程中呈现出勃勃生机。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大项目）《维护革命英雄烈士形象研究》（2018MZD013）阶段性成果;2019年廣东省高等教育教学改革项目《本地红色文化资源进思政课堂的实效性研究》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218，411.
[2]中共中央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380，385，421.
[3]宋庆齡.宋庆龄选集（下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478.
[4]曾德珪.马君武文选[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87.
[5]吴志葵.《共产党宣言》在中国的传播及其对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巨大影响[J].淮北煤师院学报，1983，（01）.
[6]耿春亮.《晨报副刊》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1918-1926）[D].清华大学，2015博士论文.
[7]毛泽东.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21-22.
[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 [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276-277.
[9]陆文培.毛泽东论抗日战争时期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的一致性[J].江淮论坛，1983，（04）.
[10]习近平.习近平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北京：人民日报，2018-12-19.
[11]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81，113，272，370.
[12]江泽民.江泽民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305.
[13]胡锦涛.胡锦涛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625.
[14]胡博成，张平.论习近平对马克思世界历史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以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为视角的考察[J].思想教育研究，2018，（7）.
[15]中共中央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40-541.
[16]习近平.习近平在首屇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的主旨演讲[N].人民日报，2018-11-06.
[17]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501.
[18]王韶兴.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社会主义政党政治[J].中国社会科学，2019.
作者简介
高良坚，广东海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
责任编辑 姜杰
关键词：《共产党宣言》;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
中图分类号：A811;D61
DOI：10.13784/j.cnki.22-1299/d.2020.04.002
今年是《共产党宣言》（以下简称《宣言》）中文全译本首版出版100周年。在这100年里，《宣言》的革命理论在中国扎根并展现独特风采，中国的每一个历史性进程都闪烁着《宣言》基本思想的真理光芒，体现着《宣言》基本原则的运用。《宣言》使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有了科学理论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的发展也使《宣言》的基本思想和基本原则充满着无限的生机。
一、第一次伟大结合：《宣言》的价值观与中国救亡图存的实践需求相结合
《宣言》是马克思主义的出生证，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价值追求的合理性。因此从诞生之日始，便吸引着无数党政团体和个人无限向往与追求，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远在德国和欧洲境外，在世界的一切文明语言中都能找到拥护者”，[1]中国概莫能外。
第一，《宣言》所追求的价值观是维护全人类共同利益的一种价值理性，为人类社会发展指明了正确方向。《宣言》阐述的价值观内容主要有：人类的历史首先是生产方式的历史;原始社会解体后人类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现代的资产阶级私有制是在阶级对立与剥削上面的产品生产和占有的最后而又完备的表现;共产主义革命要消灭的是这个最后而又完备的资产阶级私有制，建立一个“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联合体，即共产主义社会。“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而不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1] 这里充分体现了《宣言》的价值理性。1883年德文版序言中恩格斯指出，“贯穿《宣言》的基本思想：每一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的基础”。[2]其后在时隔五年的1888年英文版序言中，恩格斯再次指出《宣言》的核心基本思想是：“每一历史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所赖以确立的基础，并且只有从这一基础出发，这一历史才能得以说明”。[2]这些核心思想深刻地阐明了马克思主义成熟的科学的辩证唯物主义的历史观。由此可见，共产主义信仰不仅具有价值理性，同时也具有科学理性，能使人类社会走向解放自由的通途。
第二，《宣言》的价值观在救亡图存的实践屡遭失败后随着西学东渐的思潮渐入中国先进分子的视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旧中国激起了无数仁人志士救亡图存的探索。从洋务运动的器物改良到戊戌变法的制度改良都先后宣告失败，最后到思想文化的探索，于是出现了西学东渐的思想潮流，《宣言》正是在这股文化浪潮中进入了中国先进分子的视野。宋庆龄认为孙中山是我国较早接触、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革命家之一。她回忆说：“就在这一海外活动期间.......他也听到了关于列宁和俄国革命活动的消息。早在那个时候（1896-1897），社會主义就对他发生了吸引力。他敦促留学生研究马克思的《资本论》《共产党宣言》并阅读当时的社会主义书刊。”[3]在他指引下，革命党人马君武、宋教仁、勥斋、朱执信、廖仲恺等都撰文介绍过《宣言》及共产主义运动。其中，马君武1903年发表在《译书汇编》第2卷第11号的“社会主义与进化论比较”文章提到“马克思者，以唯物论解历史学之人也。马氏尝谓阶级竞争为历史之钥”。[4]特别提到马克思的唯物史价值观。中国改良派也于1902年、1903年在《新民丛报》《近世社会主义》的报刊书籍中介绍《宣言》的思想观点。此外，无政府主义的中国社会党也介绍了《宣言》中的一些内容，如1908年1月其主办的《天义报》第十五期就介绍《宣言》的前言和第一章。[5]至此，《宣言》的价值观通过不同途径在中国进行了不同程度的传播，不自觉中播撒着新民主主义革命思想的种子。
第三，《宣言》的价值观让先进中国人找到救亡图存的正确道路，竖起了共产主义革命理想的伟大旗帜。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给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启蒙者带来了光明与希望，加速了《宣言》在中国的传播。1918年李大钊、陈独秀一起创办的《每周评论》对《宣言》作专栏介绍，他们俩在这个过程中渐渐成为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1919年李大钊主编的《新青年》第六卷全文转载了日本学者河上肇的《马克思的唯物史观》。1920年陈望道在《觉悟》发表了其翻译的《马克斯底唯物史观》[6] ，于同年8月《宣言》全文版译著问世。至此，《宣言》由自发传播、自发研究到了自觉传播、自觉研究阶段，内容由零碎式、片段式的传播向全文式、完整版的传播，使得《宣言》的唯物史价值观通过直接或间接、国外或国内不同途径不同程度走进中国先进分子救亡图存的视域，深深地植入了他们的思想灵魂深处。《宣言》的这些思想让每一位马克思主义信仰者认识到，中国一直在学习的资本主义并不是理想的社会制度，西方的种种经济危机已经昭告世人资本主义的前景是社会主义。1921年7月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中国共产党诞生，中国的先进分子选择社会主义道路，高举起共产主义革命的旗帜，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种子萌芽破土勃发。
二、第二次伟大结合：《宣言》的阶级斗争论与中国民主革命的实践需要相结合
阶级分析理论和阶级斗争方法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读《宣言》的重大收获。毛泽东说自1920年第一次看了《宣言》等著作后，“我才知道人类自有史以来就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初步地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论”。可是这些书并没有涉及中国革命具体问题，所以“我只取了它四个字：‘阶级斗争’，老老实实地来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7]毛泽东把阶级分析理论和阶级斗争分析方法运用到中国民主革命的具体实践中去，弄清革命对象、找到革命道路、建立革命抗日统一战线、明确革命政权性质等等，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 第一，《宣言》的阶级斗争论与大革命的实践需要相结合，分清敌友明确革命对象，使中国革命的发展方向澄明清晰。1923年中共三大会议通过开展“打倒军阀”“打倒国际帝国主义”的国民革命决议，[8]决定与国民党合作，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壮大国民革命的力量以解放被压迫的中华民族。1924年国民党一大通过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统一战线正式形成。但许多党员在合作过程中迷失了方向和目标，当时党内出现了两种较为突出的思想倾向：一种是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只注重与国民党的合作，忽略了农民运动;另一种是以张国焘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只注意发展工人运动，忽略农民运动。这两种错误的思想都感觉自己的力量单薄，但又不知道去哪里寻找力量，到何处去争取广大的同盟军。1925年12月毛泽东据此形势发展需要撰写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提出“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通过对各个阶级的分析回答了农民才是中国无产阶级的最广大和最忠实的同盟军，解决了谁是同盟军问题，农民革命运动得到迅速扩展。随着革命实践发展又出现新的问题，有些人认为农民运动太“过分”，是“痞子运动”“糟得很”，形成一股责难农民革命斗争的力量。于是党内产生了一股抛弃农民这个最主要同盟军的错误倾向，不敢支持已经起来和正在起来的农民革命斗争，共产党和所领导的工人阶级即将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毛泽东到湖南进行一个多月的调查研究，撰写《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提出农民问题的理论和政策，进一步夯实农民同盟军的力量，制止了在敌友和革命对象问题上的摇摆。从此，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在广大农民工人中得到广泛开展。
第二，《宣言》的阶级斗争论与土地革命的实践需要相结合，走出一条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在《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中，毛泽东不仅明确指出农民是最忠诚的同盟军，并且预见到当时的民族资产阶级是一个动摇的阶级，他们在革命高涨时将要分化，其右翼将要跑到帝国主义那里。果然这个预见在1927年的“四一二”“七一五”等反革命事变中充分证明这一点。叛变革命的国民党右派残酷地镇压共产党和革命群众，赤裸裸地成为工农阶级的敌人。为了挽救革命，党中央作出进行武装起义和土地革命的决定，开始了党独立领导武装革命斗争的新阶段，及时批判和杜绝右倾投降主义思想。三大武装起义先后失败，革命何去何从？中国共产党面临着生死存亡的道路抉择。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根据创建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实践经验，对革命道路进行了探索，先后发表《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文章，科学地论证中国红色政权能够存在和发展的原因、条件及工农割据等基本内容，第一次深刻总结了中国革命发展的规律，认为中国的红色政权代表着中国的先进发展方向，目前尚处于幼年时期力量单薄，在反动势力强大的城市极易遭到扑灭，适宜到敌人力量薄弱的偏远农村发展壮大，由此提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革命道路。无产阶级牢牢地掌握独立武装领导权，壮大工农武装力量，是确保革命胜利的不二法则。这是党在分清敌友的基础上对阶级斗争理论的进一步认识和升华。
第三，《宣言》的阶级斗争论与抗日战争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确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日战争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活学活用《宣言》的阶级分析论与阶级斗争论，提出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一致性的理论，解决了抗战时期的三大焦点问题。其一，有力地批判了以王明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以王明为代表的党内人士以及中间派都普遍存在着放弃阶级斗争无条件服从蒋介石统一安排这种思想，表示“所有力量，自当贡献政府，效力抗战”，应更多地“信托政府”[9]，不承认在民族革命战争中还存在階级和阶级斗争的问题。因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根据事实充分论证后，在洛川会议上通过了坚持无产阶级在抗日战争中的领导权的决定。在《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报告中，毛泽东又明确提出了反对投降主义和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要求“在党内反对阶级的投降主义，在全国反对民族的投降主义”。其二，论证了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为进一步肃清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危害性，党的六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以下主要的阶级斗争观点：“首先，在抗日战争中，一切必须服从抗日的利益，因此阶级斗争的利益必须服从民族斗争的利益;其次，在民族革命战争条件下，即中日民族矛盾为主要矛盾的情况下，国内阶级矛盾依然存在，也没有减少，只是下降到了次要和服从的地位。否认阶级斗争存在的观点和理论是错误的;再次，由于中国是被侵略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中国的无产阶级是被压迫的阶级，因此，在民族革命战争中，中国的无产阶级必须反对失败主义，树立必胜信心，为民族的解放而英勇斗争。”[9]其三，为党指导抗日战争的根本战略思想（即把抗日战争引向人民革命胜利之途）提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依据。为了纠正党内的“左”、右错误倾向，贯彻党在抗战时期把抗日战争引向人民革命胜利的战略方针，毛泽东分别在《目前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论政策》《关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总结》提出了中日矛盾仍然是主要矛盾，阶级矛盾仍然是处于服从地位的次要矛盾，仍然须要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其策略是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反共顽固势力等观点。这些观点和策略为建立工农革命阶级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扫清思想障碍。
第四，《宣言》的阶级斗争论与解放战争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明确了革命政权的性质与组织形式，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抗战胜利后的中国面临着建立什么样的政府（国体）、如何组织国家的政权（政体）等两大问题。对此毛泽东通过阶级斗争理论与阶级分析方法，先后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目前的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在晋绥干部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等著作中作出了明确的论述，认为这两个问题归根结底是两个对立阶级的两条不同道路问题：一条是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反动派要建立的仍然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另一条是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中国人民要建立的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他完整地阐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即：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这两大敌对阶级斗争经历了1945年8月至1946年6月的和谈式的政治斗争，以及1946年6月至1949年10月的军事斗争。军事斗争即解放战争，是阶级斗争不可调和的产物。1949年6月，解放战争胜利在望之际，毛泽东及时地论证了各阶级在人民民主专政中的地位，指出：历史经验表明，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在中国是行不通的，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是自然的选择，民族资产阶级不能充当革命的领导者，也不应当在国家政权中占主要地位。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了最终的胜利，而后经过社会主义的改造，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更巩固持久的政治基础。 三、第三次伟大结合：《宣言》的生产力论与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实践需要相结合
“建立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推进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五四运动以来我国发生的三大历史性事件，是近代以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三大里程碑”。[10]
第一，《宣言》的生产力论是改革开放的理论根源。改革开放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它根源于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理论。马克思、恩格斯在《宣言》中论述资产者与无产者的形成和发展中揭示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原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有什么样的生产力就应该有什么的生产关系与之相适应，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已经不能适应生产力发展，取而代之的将是无产阶级的生产关系。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虽然从根本上扫除了生产力发展的制度障碍，但是其也不是丝毫不变的东西。正是因为生产力的不断变化发展，属于生产关系范畴的社会制度，其变化与发展也要跟随着生产力的变化与发展。
第二，《宣言》的生产力论与不断满足人民物质文化生活需要的实践结合中实现了第二次革命。1978年冬安徽凤阳小岗村18位农民冒着危险以“托孤”的方式签订了土地承包责任书，实施了“大包干”。而后邓小平在《关于农村政策问题》中充分肯定了小岗村的大包干，积极回应农民对温饱问题的诉求，由此拉开了40多年从农村到城市改革开放的序幕。通过先行先试、以点带面逐渐在全国范围内推广。从解决温饱问题到满足小康生活，从基本小康到全面小康，从部分人的先富到大部分人的富裕再到全部人的共同富裕，始终“以人民为中心”。因为人是生产力中最具决定性的力量，改革开放越是能满足人民的需要，人民群众的创造力就越能迸发出来。正如邓小平指出的，“其实很多事是别人发明的，群众发明的，我只不过把它们概括起来，提出了方针政策”。[11]江泽民、胡锦涛等也对此作了充分的肯定，认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一个大课堂，人民群众是这个课堂上最高明的老师。”[12]“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是我们党、我们国家发展进步的活力源泉”，[13]改革开放激活人民创造力，发挥生产力中最具活力的“人”的作用。
第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变革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宣言》思想。革命不仅仅表现为暴力式打破旧世界、建立新世界，亦包括温和式的渐进改革和開放。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进行改革开放的伟大革命，破除国家和民族发展的一切思想和体制障碍，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使中国大踏步赶上时代步伐。邓小平指出：“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改革，所以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过去，只讲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生产力，没有讲还要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不完全。应该把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两个讲全了。”[11]邓小平理论充分说明了改革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政治体制也是革命。“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这是邓小平在尊重历史发展规律的前提下对改革开放的性质和意义作出的判断。1984年10月，邓小平在会见当时联邦德国总理科尔时明确指出：“我们把改革当作一种革命，当然不是‘文化大革命’那样的革命。”[11]1985年3月，邓小平进一步明确说，“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这是一件很重要的必须做的事，尽管是有风险的事。”“但是，如果我们不这样做，前进就困难了。”[11]这是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带领全国人民走向富裕的另一次伟大的社会革命，这些思想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宣言》的生产力理论。
四、第四次伟大结合：《宣言》的生产力论和世界历史论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相结合
第一，生产力在新时代“五位一体”的整体布局中得到长足发展。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规律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中国共产党始终牢牢掌握这条人类社会发展的第一规律，主动、积极进行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到生态的全面改革。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改革开放进一步深化，敢闯深水区、敢啃硬骨头，取得了突破性的伟大成就。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五年来的成就是全方位的、开创性的，五年来的变革是深层次的、根本性的。”这些深层次的变革与全方位的开放又一次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使得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密切联系也进入了前所未有的广度、深度与高度，“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更加紧密、更加广泛和更加深入。全面的深度的全球化时代越来越进入了马克思所指明的世界历史性的时代，当今世界已日益发展成为休戚相关、荣辱与共的命运共同体。[14]正如《宣言》中所说：“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15]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是对《宣言》所昭示的世界历史发展的阶段性特征的理论自觉。
第二，“一带一路”倡议中的中国担当、中国方案、中国智慧具有了世界性意义。《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透过资本主义发展历史趋势提出了世界历史理论，揭示了从民族碎片化孤立发展向世界“一体化”发展趋势，从根本上来讲是由生产方式的同质化造成的，经济全球化扩展使得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世界逐渐连为一体，这是不可违背的人类历史发展规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不能置身于经济全球化之外，也是要遵循这个规律继续扩大开放，积极参与全球化进程。习近平总书记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上指出“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逆转的历史大势，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人类可以认识、顺应、运用规律，但无法阻止历史规律发生作用。历史大势必将浩荡前行。”[16]随着全球化程度日益加深，中国不但主动参与全球化进程，并且为全球化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提出和推进了“一带一路”倡议，以我国发展为契机，让更多国家搭上中国发展“快车”，帮助他们实现发展目标，造福沿线各国人民。[17]同时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携手构建共赢新伙伴，与各国人民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因此，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变革具有世界历史性质，中国担当、中国方案、中国智慧是对世界历史发展的实践自觉。 从严治党的自我革命是党的建设伟大工程对《宣言》的理论自觉。现代化既体现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深刻变革过程，也表现政党作为现代政治主导力量的发展过程。[18]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依托于无产阶级国家政权，在积极引导“社会革命”与不断实现“自我革命”中发展。《宣言》中两个“决裂”阐述了无产阶级“社会革命”和无产阶级政党“自我革命”辩证统一关系，即：“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2]这里指明了无产阶级政党的“自我革命”就是“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中国共产党已经成为世界社会主义实践发展的一面旗帜和走向振兴的中流砥柱，进而担负着推动“世界历史”更加有序发展的历史责任。这就要求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必须置身于全球治理中加以考量，以凝练“共同价值”的价值定位和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使命担当，回应民族复兴与“世界历史”发展的新需求。[18]这客观上要求中国共产党把自己建设成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坚强领导核心的同时，也必然要求建设成为世界上最强大最先进的政党，那就是要自我革命，永葆共产党人的先进性与纯洁性。
《宣言》的中文全译本一经面世，其真理的光芒马上照亮了中国无数先进分子的心房，中国的革命面貌焕然一新。《宣言》的革命理论与观点经历了170多年的锤炼历久弥新，并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征程中呈现出勃勃生机。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大项目）《维护革命英雄烈士形象研究》（2018MZD013）阶段性成果;2019年廣东省高等教育教学改革项目《本地红色文化资源进思政课堂的实效性研究》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218，411.
[2]中共中央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380，385，421.
[3]宋庆齡.宋庆龄选集（下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478.
[4]曾德珪.马君武文选[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87.
[5]吴志葵.《共产党宣言》在中国的传播及其对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巨大影响[J].淮北煤师院学报，1983，（01）.
[6]耿春亮.《晨报副刊》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1918-1926）[D].清华大学，2015博士论文.
[7]毛泽东.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21-22.
[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 [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276-277.
[9]陆文培.毛泽东论抗日战争时期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的一致性[J].江淮论坛，1983，（04）.
[10]习近平.习近平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北京：人民日报，2018-12-19.
[11]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81，113，272，370.
[12]江泽民.江泽民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305.
[13]胡锦涛.胡锦涛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625.
[14]胡博成，张平.论习近平对马克思世界历史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以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为视角的考察[J].思想教育研究，2018，（7）.
[15]中共中央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40-541.
[16]习近平.习近平在首屇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的主旨演讲[N].人民日报，2018-11-06.
[17]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501.
[18]王韶兴.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社会主义政党政治[J].中国社会科学，2019.
作者简介
高良坚，广东海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
责任编辑 姜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