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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土耳其位于亚欧大陆的结合部，是沟通东西文明与贸易的重要桥梁。长期以来，土耳其被西方国家视为外交重点，也是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中的重要节点国。自卷入以叙利亚危机为核心的新一轮中东地缘政治博弈伊始，土耳其的外交策略先后经历了冒进期、困局期与大幅向东靠拢期。“后叙利亚危机”时代，土耳其与西方国家及邻国的关系进一步恶化，它将重点放在了发展与中国、俄罗斯等国的战略伙伴关系上。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也给中土关系发展带来了新机遇。中土两国有着广阔的合作前景，在审慎把握中土关系的前提下，“一带一路”倡议可与土耳其的“2023年百年愿景”等对接，以实现共同繁荣。
关键词：后叙利亚危机 土耳其 外交策略 中土关系
土耳其位于亚欧大陆的交界处，北临黑海，西北与巴尔干半岛相接，其历史与文化兼具“东方”与“西方”两种属性，被布热津斯基称为“横跨亚欧大陆的支轴国家”。长期以来，土耳其被西方国家视为外交重点，也是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中的重要节点国。近年来，由于叙利亚危机、2016年“7·15未遂军变”等一系列事件的影响，土耳其政府在外交方面做了较大调整，一改长期以来亲美欧的政策，致力于进一步改善与中国和俄罗斯的关系。同时，2013年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不仅让两国的合作有了明确的方向，也为双方关系的发展提供了更多机遇和广阔空间。
一.21世纪以来土耳其外交策略概述
本世纪以来，土耳其因其“以温和伊斯兰主义和西方民主制度有机结合①”为特征的“土耳其”模式而广受关注。一方面，国内经济进一步繁荣发展。而政治上实行的政教分离的世俗化原则和民主政治的成功使其得以与西方国家维持良好的外交关系。其“土耳其模式”也被西方国家看作“伊斯兰世界的民主样板”，并由此提升了土耳其在地区与全球事务中的知名度与地位。自具有浓厚伊斯兰色彩的正发党上台执政以来，土耳其外长达武特奥卢提出了“战略深度”（Strategy Depth）的外交思维：基于土历史深度和地缘战略深度，在不放弃与西方国家保持良好关系的前提下，采取更为平衡和多样化的外交政策，以防止土与美欧关系的不确定性。在地区层面上，以积极的行动主义（Activism）为指导，以应对中东、巴尔干和南高加索地区的国际态势，实现在危机发生前进行有效干预。与邻国实行睦邻的“零问题外交”政策，这延续了其外交传统。在凯末尔时代，土耳其就放弃了泛伊斯兰主义和大奥斯曼主义，实行尊重邻国主权的睦邻友好政策。达武特奥卢认为，土耳其与其在与邻国的冲突中大量消耗国力，不如在地区甚至全球范围内承担起主要角色，以保证土耳其在地区和全球的影响力和独立性。
然而，自2011年“阿拉伯世界剧变”后，土耳其外交政策进行了明显调整，抛弃了长期以来奉行的“零问题外交”战略，深度卷入了以叙利亚危机为核心的新一轮中东地缘政治博弈中。
二.土耳其外交策略的转变与三个时期
1.抛弃“零问题外交”战略的冒进时期
2010年底“阿拉伯之春”爆发后，土耳其政府高调介入乱局，先是与西方合力推翻了利比亚的卡扎菲政权，紧接着宣布支持埃及穆斯林兄弟会-一个以伊斯兰逊尼派传统为主而形成的宗教与政治团体，呼吁埃及总统下台;随后，土耳其与叙利亚巴沙尔政权反目，除要求巴沙尔政权进行一系列政治经济改革外，土耳其开始对叙进行经济制裁，并不遗余力的支持叙境内的各反对派武装，在土叙边境频繁军演。同时，土耳其与沙特、卡塔尔等协作，配合阿拉伯国家联盟对叙利亚问题的调查。土耳其与伊朗、俄罗斯等国也展开积极对话，一方面试图说服对方放弃对巴沙尔政权的支持，另一方面避免因立场不同影响在经济、能源领域的合作。此外，土耳其与美、英、法等国政府通力合作，以积极发挥其在中东地区的“榜样作用”，在国际社会掀起“倒巴”浪潮。从表面上看，这一时期土耳其在外交方面的一系列高调做派提高了其国际影响力，然而这也为下一阶段的困局埋下了伏笔。
2.孤立与困局期
2013年以来，叙利亚反对派内部严重分化，“伊斯兰国”势力进一步壮大。同时，多方力量在此激烈角逐。起初，土耳其对“伊斯兰国”态度暧昧，因寄希望于其能削弱库尔德武装与叙利亚政府军的力量，甚至为其提供武器与经济支援，开放土叙边境以便“圣战分子”进入叙利亚。至2015年10月安卡拉火车站爆炸案发生后土耳其对“伊斯兰国”的态度才有了转变，土耳其开始与以美国为首的世界反恐联盟开展合作，对“伊斯兰国”进行有限打压。
区域版块内，土耳其与伊朗、沙特、埃及、以色列等国出现战略分歧，关系持续低迷。国际方面，随着俄罗斯强势介入叙利亚战局，本就紧张的土俄关系每况愈下。2015年11月土耳其击落一架俄罗斯战机，两国关系一时剑拔弩张。而土美关系的发展随着两国政府围绕土耳其政府是否包庇极端组织、美对叙库尔德武装提供支援等一系列争端与事件驻足不前。土耳其与欧盟关系方面也因为叙难民和欧盟对土免签问题等导致双方相互指责。该时期仅有卡塔尔支持土耳其的相关政策，可以说土耳其陷入了严重的外交孤立期。
3.“后叙利亚危机”时代的大幅向东靠拢期
2016年6月，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为击落俄罗斯战机事件向普京致信道歉，以实际行动改善同俄罗斯的关系。同年末，双方促成了叙利亚停火协议及开始发起阿斯塔纳会谈，共同致力于叙利亚问题的解决。2017年9月，埃尔多安顶住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的巨大压力，宣布将从俄罗斯购入最先进的S-400防空导弹，标志着新一轮土俄关系全面改善与合作的开始。与此同时，土耳其与西方各国关系却进一步交恶。引渡土耳其宗教人士居伦、释放美籍牧师布伦森与库尔德人问题成为土美龃龉不断的根源。近日，美國又连续对土实施贸易制裁并对土钢铝制品加征关税，致里拉大跌。土耳其与欧盟关系也因为欧盟拒绝对土免签承诺、2016年7月土未遂政变后埃尔多安对国家机构的“清洗”等表现出对抗情绪。纵观土耳其与邻国的关系，只有格鲁吉亚和土耳其维持了表面友好，但却因为宗教原因相互提防。总之，除俄罗斯外，土耳其与西方国家及邻国的互信与期待均逐步化为泡影。为求突破困局，土耳其将目光转向了东方和亚太地区。 2016年以来，土耳其先后与中国、日本、韩国、马来西亚等国建立及深化了战略伙伴关系。尤其是中国政府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得到了土耳其各界的欢迎和响应。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于2016年9月和2017年5月先后两次到访中国，参加了杭州G20峰会和“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并与习近平主席会谈。之后，中国外交部长和土耳其外长分别互访，并在经济、文化、能源、反恐等领域开展一系列合作。据土耳其统计局统计，2017年中土双边贸易额为263.5亿美元，中国成为土耳其第一大进口来源地且位列土耳其出口增长最快的市场前列。此外，土耳其积极参与亚信会议（CICA）、亚洲合作对话（ACD）等②，并于2017年8月正式成为东盟对话伙伴国。土耳其对中国发起的上海合作组织也表现出强烈兴趣。
三.土耳其与“一带一路”倡议
中国政府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得到了包括土耳其官方、商界、学界等各界人士的欢迎。2015年6月，土耳其政府专门设置了对接“一带一路”倡议的协调员，还规划了多个与“一带一路”对接的具体项目。土耳其作为我国“一带一路”的重要节点国家也有其独特的自身优势。
1.土耳其响应“一带一路”倡议的原因
首先，随着土耳其与美欧等国关系裂痕的进一步加深，从长远来看，土耳其不愿再成为美欧的棋子，受其摆布。土耳其曾先后提出“新丝路”倡议及“中间走廊”计划，以利用自身区域优势，打通里海经土耳其、阿塞拜疆到中亚与中国的通路，促进中亚及高加索地区的贸易与经济发展。但受制于土自身经济能力，进展缓慢。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不仅可与土耳其的这些项目对接，更标志着两国政府在未来发展战略上的高度契合。同时，与中国合作也能有效地扩大土耳其在沿线地区的影响力。最后，土耳其经济长期处于经常项目赤字，需要通过资本账户盈余来加以平衡③。“一带一路”倡议可将外资引入土耳其，以帮助其实现收支平衡。尤其在近期被美国连续制裁，经济不景气的背景下，土耳其急需包括中国在内的“盟友”以弥补在资金、资源等方面的缺口，顺利渡过难关。
2.土耳其的自身条件与加入“一带一路”的优势
首先，土耳其北临俄罗斯，南部与东南是北非-阿拉伯地区，东临高加索-中亚-伊朗，西近欧洲，是沟通东西文明与贸易的重要桥梁。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中需要重视土耳其的地缘优势。其次，经济与社会发展方面，土耳其均在过去的十余年间取得了较大进步-人均收入翻了一番，2017年其人均GDP达10512美元，居全球第63位。土耳其的社会福利、文化、教育等制度也以欧洲为榜样和标准。此外，土耳其承认中国的高考成绩，中土在相关领域有较大的合作空间。第三，土耳其在中亚的文化“软实力”不容小觑。在上世纪90年代初中亚国家纷纷独立之后的一段时间里，土耳其的市场经济与世俗民主政治模式曾对他们产生过强大的吸引力，其影响力无疑值得我们加以重视。
3.土耳其加入“一带一路”对中国的意义
土耳其作为“一带一路”节点国对我国的意义首先表现在安全领域。土耳其紧邻动荡的新月地带，过去及现在仍将长期处于国际反恐的第一线。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在2017年5月“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开幕式的演讲中也首先提到了土耳其在国际反恐中的重要角色。与土耳其在安全方面的合作是互利共赢的：对我国而言，合作有利于打击“东突分子”及其在土耳其的庇护所和残余势力，有效切断其对我国西北部地区及中亚的渗透④。对土耳其而言，由于土耳其东南部地区相对落后且深受恐怖主义危害，与中国的合作将有利于改善这一现象。经济方面，土耳其向来是中国的重要贸易伙伴和商品进入欧洲地区的重要中转站⑤（邹志强，2018）。此外，土耳其拥有8075万人口（截至2017年底⑥），平均年龄约在30岁，本国市场潜力很大。加入“一带一路”后有利于输出我国部分产业，实现优势互补。文化方面，土耳其在中亚地区和国家拥有较大的影响力，且至今仍通过不同层次的机制向这些国家推廣其语言、文化等。土耳其加入“一带一路”有利于欧亚大陆不同文化间互动和对话的顺畅进行。
四.土耳其外交策略的转向对中土关系的影响
1.把握机遇，加强与土耳其的合作
如前所述，后“叙利亚危机”时代以来，土耳其在政治上出现了大幅向东靠拢的势头。除积极响应及参加“一带一路”倡议外，土耳其还加入了中国发起的亚投行并成为创始会员国。此外，土耳其希望中国积极参加其国内及连接中亚国家的基础设施联通建设，表现出与中国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合作与交流的愿望。从官方即政府层面而言，一方面土耳其在古代丝绸之路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另一方面，中土双方都对复兴丝绸之路有着浓厚的兴趣，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可与土耳其“2023年百年愿景”等对接。鉴于此，中国政府可出台相应政策，建立与土耳其政府的定期沟通机制，并尝试建立反恐信息共享机制，以加强政治互信，建立良好的合作基础;经济上，鉴于土耳其目前的经济形势，除给予一定扶持外、鼓励中国商人在土耳其经商、投资，以回应土耳其政府希望在各层面、多领域向中国开放的要求，并由此带动更多合作与交流。从民间层面来说，可通过旅游和教育等进一步加强两国间的交流、增进理解，以推动更广泛的民间交往-民心相通将是给“一带一路”倡议带来的最意义深远的利益。从学界和媒体层面来说，应鼓励开设相关专业（如土耳其语）、加大对对方的互访与报道力度，以减少两国直接交流不足所带来的种种误解。
2.对两国关系发展可能出现的曲折与复杂性做好准备
在加强与土耳其的合作同时，我们也不能不关注土耳其“向东看”可能存在的曲折与复杂性。首先，土耳其是北约成员国和西方国家的战略盟友，与中国加深合作伙伴关系的意愿会受到国内外政治环境的制约，尤其是来自西方国家的阻挠。其次，历史上中土关系由于“东突问题”曾出现反复性。有部分土耳其官员曾公开或暗中支持“东突”分子。自叙利亚危机爆发以来，土耳其一些政府官员甚至为“东突”分子提供假护照，供其前往叙利亚参加“圣战”。第三，土耳其未来发展尚具有不确定性。一方面，土耳其经济不断下滑，增长放缓、高通胀、物价飞涨、失业率攀升。另一方面，土耳其国内政局不稳、社会危机不断，2016年发生的“7·15未遂军变”代表着由埃尔多安个人独断专行的执政风格及日益伊斯兰化倾向引发的社会分裂正进一步加深。这些都值得我们加以警惕。
综上所述，我们既要看到“后叙利亚危机”时代土耳其外交策略的转变对两国关系的发展与合作带来的现实意义与可能性，也要考虑到其中存在的风险性。应该说，中土两国有着广阔的合作前景，在审慎把握中土关系的前提下，“一带一路”倡议可与土耳其的“2023年百年愿景”等对接，以实现共同繁荣。
注 释
①邹志强：《经济失速背景下的“土耳其模式”危机与土欧关系》，《欧洲研究》2017年第2期.
②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Republic of Turkey. http：//www.mfa.gov.tr/turkeys-relations-with-east- asia-and-the-pacific.en.mfa.
③廖勤：《土耳其学者：“一带一路”的最大“利益”除了经济还有人文》，解放日报·上观新闻，https：//www.jfdaily.com/ news/detail？id=52969.
④2017年8月，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同土耳其外长恰武什奥卢在北京举行了中土外长磋商机制第二次会议。会后，土耳其政府宣布将“东伊运”（即“东突”）列入土政府监控的恐怖组织名单并与中国签署了反恐合作协议.
⑤邹志强：《中国参与土耳其港口开发的机遇与风险》，《当代世界》2018年第5期.
⑥世界银行数据库，https：//data.worldbank.org.cn/country/TR.
基金项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NK2019002）-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巴尔干地区研究中心“‘后叙利亚危机时代’巴尔干地区社会发展及其与中国关系研究”。
（作者介绍：刘翚，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博士，研究方向：翻译学）
关键词：后叙利亚危机 土耳其 外交策略 中土关系
土耳其位于亚欧大陆的交界处，北临黑海，西北与巴尔干半岛相接，其历史与文化兼具“东方”与“西方”两种属性，被布热津斯基称为“横跨亚欧大陆的支轴国家”。长期以来，土耳其被西方国家视为外交重点，也是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中的重要节点国。近年来，由于叙利亚危机、2016年“7·15未遂军变”等一系列事件的影响，土耳其政府在外交方面做了较大调整，一改长期以来亲美欧的政策，致力于进一步改善与中国和俄罗斯的关系。同时，2013年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不仅让两国的合作有了明确的方向，也为双方关系的发展提供了更多机遇和广阔空间。
一.21世纪以来土耳其外交策略概述
本世纪以来，土耳其因其“以温和伊斯兰主义和西方民主制度有机结合①”为特征的“土耳其”模式而广受关注。一方面，国内经济进一步繁荣发展。而政治上实行的政教分离的世俗化原则和民主政治的成功使其得以与西方国家维持良好的外交关系。其“土耳其模式”也被西方国家看作“伊斯兰世界的民主样板”，并由此提升了土耳其在地区与全球事务中的知名度与地位。自具有浓厚伊斯兰色彩的正发党上台执政以来，土耳其外长达武特奥卢提出了“战略深度”（Strategy Depth）的外交思维：基于土历史深度和地缘战略深度，在不放弃与西方国家保持良好关系的前提下，采取更为平衡和多样化的外交政策，以防止土与美欧关系的不确定性。在地区层面上，以积极的行动主义（Activism）为指导，以应对中东、巴尔干和南高加索地区的国际态势，实现在危机发生前进行有效干预。与邻国实行睦邻的“零问题外交”政策，这延续了其外交传统。在凯末尔时代，土耳其就放弃了泛伊斯兰主义和大奥斯曼主义，实行尊重邻国主权的睦邻友好政策。达武特奥卢认为，土耳其与其在与邻国的冲突中大量消耗国力，不如在地区甚至全球范围内承担起主要角色，以保证土耳其在地区和全球的影响力和独立性。
然而，自2011年“阿拉伯世界剧变”后，土耳其外交政策进行了明显调整，抛弃了长期以来奉行的“零问题外交”战略，深度卷入了以叙利亚危机为核心的新一轮中东地缘政治博弈中。
二.土耳其外交策略的转变与三个时期
1.抛弃“零问题外交”战略的冒进时期
2010年底“阿拉伯之春”爆发后，土耳其政府高调介入乱局，先是与西方合力推翻了利比亚的卡扎菲政权，紧接着宣布支持埃及穆斯林兄弟会-一个以伊斯兰逊尼派传统为主而形成的宗教与政治团体，呼吁埃及总统下台;随后，土耳其与叙利亚巴沙尔政权反目，除要求巴沙尔政权进行一系列政治经济改革外，土耳其开始对叙进行经济制裁，并不遗余力的支持叙境内的各反对派武装，在土叙边境频繁军演。同时，土耳其与沙特、卡塔尔等协作，配合阿拉伯国家联盟对叙利亚问题的调查。土耳其与伊朗、俄罗斯等国也展开积极对话，一方面试图说服对方放弃对巴沙尔政权的支持，另一方面避免因立场不同影响在经济、能源领域的合作。此外，土耳其与美、英、法等国政府通力合作，以积极发挥其在中东地区的“榜样作用”，在国际社会掀起“倒巴”浪潮。从表面上看，这一时期土耳其在外交方面的一系列高调做派提高了其国际影响力，然而这也为下一阶段的困局埋下了伏笔。
2.孤立与困局期
2013年以来，叙利亚反对派内部严重分化，“伊斯兰国”势力进一步壮大。同时，多方力量在此激烈角逐。起初，土耳其对“伊斯兰国”态度暧昧，因寄希望于其能削弱库尔德武装与叙利亚政府军的力量，甚至为其提供武器与经济支援，开放土叙边境以便“圣战分子”进入叙利亚。至2015年10月安卡拉火车站爆炸案发生后土耳其对“伊斯兰国”的态度才有了转变，土耳其开始与以美国为首的世界反恐联盟开展合作，对“伊斯兰国”进行有限打压。
区域版块内，土耳其与伊朗、沙特、埃及、以色列等国出现战略分歧，关系持续低迷。国际方面，随着俄罗斯强势介入叙利亚战局，本就紧张的土俄关系每况愈下。2015年11月土耳其击落一架俄罗斯战机，两国关系一时剑拔弩张。而土美关系的发展随着两国政府围绕土耳其政府是否包庇极端组织、美对叙库尔德武装提供支援等一系列争端与事件驻足不前。土耳其与欧盟关系方面也因为叙难民和欧盟对土免签问题等导致双方相互指责。该时期仅有卡塔尔支持土耳其的相关政策，可以说土耳其陷入了严重的外交孤立期。
3.“后叙利亚危机”时代的大幅向东靠拢期
2016年6月，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为击落俄罗斯战机事件向普京致信道歉，以实际行动改善同俄罗斯的关系。同年末，双方促成了叙利亚停火协议及开始发起阿斯塔纳会谈，共同致力于叙利亚问题的解决。2017年9月，埃尔多安顶住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的巨大压力，宣布将从俄罗斯购入最先进的S-400防空导弹，标志着新一轮土俄关系全面改善与合作的开始。与此同时，土耳其与西方各国关系却进一步交恶。引渡土耳其宗教人士居伦、释放美籍牧师布伦森与库尔德人问题成为土美龃龉不断的根源。近日，美國又连续对土实施贸易制裁并对土钢铝制品加征关税，致里拉大跌。土耳其与欧盟关系也因为欧盟拒绝对土免签承诺、2016年7月土未遂政变后埃尔多安对国家机构的“清洗”等表现出对抗情绪。纵观土耳其与邻国的关系，只有格鲁吉亚和土耳其维持了表面友好，但却因为宗教原因相互提防。总之，除俄罗斯外，土耳其与西方国家及邻国的互信与期待均逐步化为泡影。为求突破困局，土耳其将目光转向了东方和亚太地区。 2016年以来，土耳其先后与中国、日本、韩国、马来西亚等国建立及深化了战略伙伴关系。尤其是中国政府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得到了土耳其各界的欢迎和响应。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于2016年9月和2017年5月先后两次到访中国，参加了杭州G20峰会和“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并与习近平主席会谈。之后，中国外交部长和土耳其外长分别互访，并在经济、文化、能源、反恐等领域开展一系列合作。据土耳其统计局统计，2017年中土双边贸易额为263.5亿美元，中国成为土耳其第一大进口来源地且位列土耳其出口增长最快的市场前列。此外，土耳其积极参与亚信会议（CICA）、亚洲合作对话（ACD）等②，并于2017年8月正式成为东盟对话伙伴国。土耳其对中国发起的上海合作组织也表现出强烈兴趣。
三.土耳其与“一带一路”倡议
中国政府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得到了包括土耳其官方、商界、学界等各界人士的欢迎。2015年6月，土耳其政府专门设置了对接“一带一路”倡议的协调员，还规划了多个与“一带一路”对接的具体项目。土耳其作为我国“一带一路”的重要节点国家也有其独特的自身优势。
1.土耳其响应“一带一路”倡议的原因
首先，随着土耳其与美欧等国关系裂痕的进一步加深，从长远来看，土耳其不愿再成为美欧的棋子，受其摆布。土耳其曾先后提出“新丝路”倡议及“中间走廊”计划，以利用自身区域优势，打通里海经土耳其、阿塞拜疆到中亚与中国的通路，促进中亚及高加索地区的贸易与经济发展。但受制于土自身经济能力，进展缓慢。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不仅可与土耳其的这些项目对接，更标志着两国政府在未来发展战略上的高度契合。同时，与中国合作也能有效地扩大土耳其在沿线地区的影响力。最后，土耳其经济长期处于经常项目赤字，需要通过资本账户盈余来加以平衡③。“一带一路”倡议可将外资引入土耳其，以帮助其实现收支平衡。尤其在近期被美国连续制裁，经济不景气的背景下，土耳其急需包括中国在内的“盟友”以弥补在资金、资源等方面的缺口，顺利渡过难关。
2.土耳其的自身条件与加入“一带一路”的优势
首先，土耳其北临俄罗斯，南部与东南是北非-阿拉伯地区，东临高加索-中亚-伊朗，西近欧洲，是沟通东西文明与贸易的重要桥梁。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中需要重视土耳其的地缘优势。其次，经济与社会发展方面，土耳其均在过去的十余年间取得了较大进步-人均收入翻了一番，2017年其人均GDP达10512美元，居全球第63位。土耳其的社会福利、文化、教育等制度也以欧洲为榜样和标准。此外，土耳其承认中国的高考成绩，中土在相关领域有较大的合作空间。第三，土耳其在中亚的文化“软实力”不容小觑。在上世纪90年代初中亚国家纷纷独立之后的一段时间里，土耳其的市场经济与世俗民主政治模式曾对他们产生过强大的吸引力，其影响力无疑值得我们加以重视。
3.土耳其加入“一带一路”对中国的意义
土耳其作为“一带一路”节点国对我国的意义首先表现在安全领域。土耳其紧邻动荡的新月地带，过去及现在仍将长期处于国际反恐的第一线。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在2017年5月“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开幕式的演讲中也首先提到了土耳其在国际反恐中的重要角色。与土耳其在安全方面的合作是互利共赢的：对我国而言，合作有利于打击“东突分子”及其在土耳其的庇护所和残余势力，有效切断其对我国西北部地区及中亚的渗透④。对土耳其而言，由于土耳其东南部地区相对落后且深受恐怖主义危害，与中国的合作将有利于改善这一现象。经济方面，土耳其向来是中国的重要贸易伙伴和商品进入欧洲地区的重要中转站⑤（邹志强，2018）。此外，土耳其拥有8075万人口（截至2017年底⑥），平均年龄约在30岁，本国市场潜力很大。加入“一带一路”后有利于输出我国部分产业，实现优势互补。文化方面，土耳其在中亚地区和国家拥有较大的影响力，且至今仍通过不同层次的机制向这些国家推廣其语言、文化等。土耳其加入“一带一路”有利于欧亚大陆不同文化间互动和对话的顺畅进行。
四.土耳其外交策略的转向对中土关系的影响
1.把握机遇，加强与土耳其的合作
如前所述，后“叙利亚危机”时代以来，土耳其在政治上出现了大幅向东靠拢的势头。除积极响应及参加“一带一路”倡议外，土耳其还加入了中国发起的亚投行并成为创始会员国。此外，土耳其希望中国积极参加其国内及连接中亚国家的基础设施联通建设，表现出与中国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合作与交流的愿望。从官方即政府层面而言，一方面土耳其在古代丝绸之路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另一方面，中土双方都对复兴丝绸之路有着浓厚的兴趣，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可与土耳其“2023年百年愿景”等对接。鉴于此，中国政府可出台相应政策，建立与土耳其政府的定期沟通机制，并尝试建立反恐信息共享机制，以加强政治互信，建立良好的合作基础;经济上，鉴于土耳其目前的经济形势，除给予一定扶持外、鼓励中国商人在土耳其经商、投资，以回应土耳其政府希望在各层面、多领域向中国开放的要求，并由此带动更多合作与交流。从民间层面来说，可通过旅游和教育等进一步加强两国间的交流、增进理解，以推动更广泛的民间交往-民心相通将是给“一带一路”倡议带来的最意义深远的利益。从学界和媒体层面来说，应鼓励开设相关专业（如土耳其语）、加大对对方的互访与报道力度，以减少两国直接交流不足所带来的种种误解。
2.对两国关系发展可能出现的曲折与复杂性做好准备
在加强与土耳其的合作同时，我们也不能不关注土耳其“向东看”可能存在的曲折与复杂性。首先，土耳其是北约成员国和西方国家的战略盟友，与中国加深合作伙伴关系的意愿会受到国内外政治环境的制约，尤其是来自西方国家的阻挠。其次，历史上中土关系由于“东突问题”曾出现反复性。有部分土耳其官员曾公开或暗中支持“东突”分子。自叙利亚危机爆发以来，土耳其一些政府官员甚至为“东突”分子提供假护照，供其前往叙利亚参加“圣战”。第三，土耳其未来发展尚具有不确定性。一方面，土耳其经济不断下滑，增长放缓、高通胀、物价飞涨、失业率攀升。另一方面，土耳其国内政局不稳、社会危机不断，2016年发生的“7·15未遂军变”代表着由埃尔多安个人独断专行的执政风格及日益伊斯兰化倾向引发的社会分裂正进一步加深。这些都值得我们加以警惕。
综上所述，我们既要看到“后叙利亚危机”时代土耳其外交策略的转变对两国关系的发展与合作带来的现实意义与可能性，也要考虑到其中存在的风险性。应该说，中土两国有着广阔的合作前景，在审慎把握中土关系的前提下，“一带一路”倡议可与土耳其的“2023年百年愿景”等对接，以实现共同繁荣。
注 释
①邹志强：《经济失速背景下的“土耳其模式”危机与土欧关系》，《欧洲研究》2017年第2期.
②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Republic of Turkey. http：//www.mfa.gov.tr/turkeys-relations-with-east- asia-and-the-pacific.en.mfa.
③廖勤：《土耳其学者：“一带一路”的最大“利益”除了经济还有人文》，解放日报·上观新闻，https：//www.jfdaily.com/ news/detail？id=52969.
④2017年8月，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同土耳其外长恰武什奥卢在北京举行了中土外长磋商机制第二次会议。会后，土耳其政府宣布将“东伊运”（即“东突”）列入土政府监控的恐怖组织名单并与中国签署了反恐合作协议.
⑤邹志强：《中国参与土耳其港口开发的机遇与风险》，《当代世界》2018年第5期.
⑥世界银行数据库，https：//data.worldbank.org.cn/country/TR.
基金项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NK2019002）-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巴尔干地区研究中心“‘后叙利亚危机时代’巴尔干地区社会发展及其与中国关系研究”。
（作者介绍：刘翚，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博士，研究方向：翻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