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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以Andre Lefevere操控理论作为理论支撑，从操控论三要素之一的赞助人因素出发，选取清末民初侦探小说的翻译作为研究对象，力求对当时产生的特殊的翻译热潮做出合理解释。
关键词：赞助人 侦探小说 翻译
一、Lefevere操控论与赞助人
根据Andre Lefevere提出的操控理论，翻译活动始终受三个因素的制约：意识形态、诗学、和赞助人。意识形态指特定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思想观念；诗学包含两个部分：文学手段和文学功用；赞助人即"对文学作品起促进、宣传或阻止、审查作用的各种力量"。赞助人即"对文学作品起促进、宣传或阻止、审查作用的各种力量"。具体来说，它包括个人、团体、宗教、党派、出版商、皇室和传媒（报纸、杂志及电视）。（Lefevere, 2004:15）
赞助人包含三个组成部分：意识形态成分，经济成分和社会地位成分。意识形态成分所指不仅限于政治领域，还包括了形式、习惯、信仰等控制人们行动的网格系统，它起限制作品选题、约束主题和形式发展的作用。经济成分即由赞助人提供的，能维持作者、译者生活的物质报酬。社会地位成分指来至文学评论家的赞誉和社会的肯定，同时也可以是加入主流社会团体的机会。
二、赞助人看近代侦探小说译介
侦探小说在中国的译介较早。1896年《时务报》上首刊了名为《歇洛克呵尔唔斯笔记》（张坤德译）的四篇福尔摩斯探案，大受中国读者欢迎。此后，大量侦探小说便被不断译入中国。直至到后来，"如果说当时翻译小说有千种，翻译侦探要占500部以上"（阿英，1980:124）。侦探小说翻译何以在文学小说的翻译高潮中占据如此大的比例，除其本身的艺术价值之外，更多的还要归功于诸多社会、文化因素的推动。
1．梁启超的领袖作用
甲午中日战争的惨败使中国的有识之士意识到唤醒国民民主意识的重要。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先进知识分子注意到小说这种具有广大受众群体的文学形式的巨大影响力，开始极力宣扬域外小说的社会功用，并号召译者投身到小说翻译中去。1902年梁启超提出"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 由此，小说翻译的热潮如火如荼的进行开来。内忧外患下，清末朝廷和民初当局这些具有权威地位的权力机构根本无暇顾及当时的文学系统。于是，赞助人这一因素便落在了部分权威个人和团体的身上。其中，"小说界革命"领军人物梁启超，在侦探小说翻译的操控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作为一个致力于革新的政治活动家和思想家，梁启超译书的政治目的性很强。他把小说看作宣传维新变法思想的利器，大量译印各类有关西方政治、科技、侦探等题材的小说，想以此来启迪和教育处于封建专制下的愚昧的中国人民。其中侦探小说不但情节曲折离奇、扣人心弦，其内容还涵括了西方强国的政治体系、道德伦理、律法体制和科学技术等多方要素，所以当之无愧的成为了启民智、开民德的"工具书"首选。但侦探小说实为消遣娱乐用的通俗读物，本身并无明显的政治主张，译者为达到宣扬革新的目的，往往采用译序、后记引导读者去领会其中的政治意义。如周桂笙在《<歇洛克复生侦探案>牟言》中说："至于内地谳案，动之以刑求，暗无天日者，更不必论，如是，复安用侦探之劳其心血哉！至若泰西各国，最尊人权，涉讼者例得请人为辩护，故苟非证据确凿，不能妄入人罪。此侦探学之作用所由广也。"（陈平原、夏晓虹，1989:199）梁启超在担任《时务报》主编期间刊登了多篇侦探小说。众所周知，《时务报》作为代表当时中国最先进思想意识的政治性刊物，"为中国有报以来所未有，举国趋之如饮狂泉"。（郭廷礼，2005:111）在影响力如此巨大的刊物上刊登侦探小说，其对科学法制等新意识的推广意味不言而明。
另外，身为教育家、文学家的梁启超还同时扮演着专家这一重要角色。专家指对目的语文学的诗学起主导作用的文学内因素。赞助人通过授权给专家以达到操控整个文学系统的目的。梁启超不仅引领了声势浩大的"诗界革命"，创造了"时务文体"开启一代文风，还推动"小说界革命"，不可不谓之为我国新文学之集大成者，其人在当时文学领域的地位可谓泰斗。就连胡适都说："梁先生的文章……使读者不能不跟着他走，不能不跟着他想！" 梁启超在他主编的《新民丛报》和《新小说》上刊载了许多翻译小说，如《歇洛克复生侦探案》、《毒蛇圈》、《离魂病》等，并反复提及申述译书的重要，充分发挥了其既为赞助人、又为专家的强大影响力，使得侦探小说翻译符合当时的主流诗学。并由此鼓励大批翻译家加入侦探小说的翻译，就连以翻译严肃文学著称的林纾、周瘦鹃等人，最后也都加入了侦探小说翻译的队伍。
2．出版商的推动
出版商则更多通过经济成分来控制翻译活动。近代小说翻译热潮中，以政治小说、科学小说和侦探小说的译介最多。其中政治小说宣扬政治理念，但由于长篇大论的政治宣扬并不能充分引起读者的兴趣，所以影响不甚广泛；科学小说情节新奇，却常常包含中国民众所难以理解的系统的科学知识，所以读者也不甚众；唯独侦探小说人物刻画鲜明、情节引人入胜，其惩恶扬善的主旨又十分合普通民众的胃口。以至于"今日所译侦探案，不知凡几，充塞坊间，而犹有不足以应购求者之虑"。据晚清小说评论家徐念慈统计，《小说林》杂志出版的刊物中，以侦探小说销路最佳，约占总销量的十分之九。
侦探小说的畅销势必引起出版商的注意。为获得经济上的利益，出版商予以翻译家们丰厚稿酬，并要求他们大量翻译侦探小说。这样，不管是受稿酬驱使还是想使自己所译之书能为广大读者所认同，译者们都把注意力投向了侦探小说的翻译。当时许多先在报纸杂志上连载的翻译小说，而后都经出版社集结成册出版。其中比较优秀的有文明书局出版的《续译华生包探案》、商务印书馆译印的《补译华生包探案》、周桂笙与奚若合译的《福尔摩斯再生案》和上海中华书局刊的程小青等10人译的《福尔摩斯侦探案全集》。
但随着侦探小说的兴盛，侦探小说的翻译逐渐被纳入商业化的轨道。出版商为了最大化谋取利益，往往不重视小说翻译的质量，从而使很多二三流作品被译入国内。尽管它们曾作为最通俗的读物畅销一时，但由于其缺乏文学性，内容也多粗制滥造，译作质量得不到保证，不久便销声匿迹。这也是导致侦探小说翻译在我国普遍评价不高的原因之一。
以政治维新为目的的改革家和以商业盈利为追求的出版商，从意识形态、经济和社会地位多方面入手，操控着近代域外小说的译介，掀起了侦探小说翻译的热潮。西方侦探小说的译入不仅拓宽了中国民众的视野，艺术上也为中国近代小说如叙事模式等产生了深远影响。
参考文献：
[1] Lefevere Andre (ed.). Translation, History and Culture: A sourcebook.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auge Education Press, 2004
[2]阿英. 晚清小说史.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0.
[3]陈平原，夏晓虹编. 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
[4]郭廷礼. 中国近代翻译文学概论（修订本）. 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5.
作者简介：陈曦（1986-），女，重庆人，河海大学外国语学院硕士，研究方向为翻译理论与实践。
关键词：赞助人 侦探小说 翻译
一、Lefevere操控论与赞助人
根据Andre Lefevere提出的操控理论，翻译活动始终受三个因素的制约：意识形态、诗学、和赞助人。意识形态指特定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思想观念；诗学包含两个部分：文学手段和文学功用；赞助人即"对文学作品起促进、宣传或阻止、审查作用的各种力量"。赞助人即"对文学作品起促进、宣传或阻止、审查作用的各种力量"。具体来说，它包括个人、团体、宗教、党派、出版商、皇室和传媒（报纸、杂志及电视）。（Lefevere, 2004:15）
赞助人包含三个组成部分：意识形态成分，经济成分和社会地位成分。意识形态成分所指不仅限于政治领域，还包括了形式、习惯、信仰等控制人们行动的网格系统，它起限制作品选题、约束主题和形式发展的作用。经济成分即由赞助人提供的，能维持作者、译者生活的物质报酬。社会地位成分指来至文学评论家的赞誉和社会的肯定，同时也可以是加入主流社会团体的机会。
二、赞助人看近代侦探小说译介
侦探小说在中国的译介较早。1896年《时务报》上首刊了名为《歇洛克呵尔唔斯笔记》（张坤德译）的四篇福尔摩斯探案，大受中国读者欢迎。此后，大量侦探小说便被不断译入中国。直至到后来，"如果说当时翻译小说有千种，翻译侦探要占500部以上"（阿英，1980:124）。侦探小说翻译何以在文学小说的翻译高潮中占据如此大的比例，除其本身的艺术价值之外，更多的还要归功于诸多社会、文化因素的推动。
1．梁启超的领袖作用
甲午中日战争的惨败使中国的有识之士意识到唤醒国民民主意识的重要。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先进知识分子注意到小说这种具有广大受众群体的文学形式的巨大影响力，开始极力宣扬域外小说的社会功用，并号召译者投身到小说翻译中去。1902年梁启超提出"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 由此，小说翻译的热潮如火如荼的进行开来。内忧外患下，清末朝廷和民初当局这些具有权威地位的权力机构根本无暇顾及当时的文学系统。于是，赞助人这一因素便落在了部分权威个人和团体的身上。其中，"小说界革命"领军人物梁启超，在侦探小说翻译的操控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作为一个致力于革新的政治活动家和思想家，梁启超译书的政治目的性很强。他把小说看作宣传维新变法思想的利器，大量译印各类有关西方政治、科技、侦探等题材的小说，想以此来启迪和教育处于封建专制下的愚昧的中国人民。其中侦探小说不但情节曲折离奇、扣人心弦，其内容还涵括了西方强国的政治体系、道德伦理、律法体制和科学技术等多方要素，所以当之无愧的成为了启民智、开民德的"工具书"首选。但侦探小说实为消遣娱乐用的通俗读物，本身并无明显的政治主张，译者为达到宣扬革新的目的，往往采用译序、后记引导读者去领会其中的政治意义。如周桂笙在《<歇洛克复生侦探案>牟言》中说："至于内地谳案，动之以刑求，暗无天日者，更不必论，如是，复安用侦探之劳其心血哉！至若泰西各国，最尊人权，涉讼者例得请人为辩护，故苟非证据确凿，不能妄入人罪。此侦探学之作用所由广也。"（陈平原、夏晓虹，1989:199）梁启超在担任《时务报》主编期间刊登了多篇侦探小说。众所周知，《时务报》作为代表当时中国最先进思想意识的政治性刊物，"为中国有报以来所未有，举国趋之如饮狂泉"。（郭廷礼，2005:111）在影响力如此巨大的刊物上刊登侦探小说，其对科学法制等新意识的推广意味不言而明。
另外，身为教育家、文学家的梁启超还同时扮演着专家这一重要角色。专家指对目的语文学的诗学起主导作用的文学内因素。赞助人通过授权给专家以达到操控整个文学系统的目的。梁启超不仅引领了声势浩大的"诗界革命"，创造了"时务文体"开启一代文风，还推动"小说界革命"，不可不谓之为我国新文学之集大成者，其人在当时文学领域的地位可谓泰斗。就连胡适都说："梁先生的文章……使读者不能不跟着他走，不能不跟着他想！" 梁启超在他主编的《新民丛报》和《新小说》上刊载了许多翻译小说，如《歇洛克复生侦探案》、《毒蛇圈》、《离魂病》等，并反复提及申述译书的重要，充分发挥了其既为赞助人、又为专家的强大影响力，使得侦探小说翻译符合当时的主流诗学。并由此鼓励大批翻译家加入侦探小说的翻译，就连以翻译严肃文学著称的林纾、周瘦鹃等人，最后也都加入了侦探小说翻译的队伍。
2．出版商的推动
出版商则更多通过经济成分来控制翻译活动。近代小说翻译热潮中，以政治小说、科学小说和侦探小说的译介最多。其中政治小说宣扬政治理念，但由于长篇大论的政治宣扬并不能充分引起读者的兴趣，所以影响不甚广泛；科学小说情节新奇，却常常包含中国民众所难以理解的系统的科学知识，所以读者也不甚众；唯独侦探小说人物刻画鲜明、情节引人入胜，其惩恶扬善的主旨又十分合普通民众的胃口。以至于"今日所译侦探案，不知凡几，充塞坊间，而犹有不足以应购求者之虑"。据晚清小说评论家徐念慈统计，《小说林》杂志出版的刊物中，以侦探小说销路最佳，约占总销量的十分之九。
侦探小说的畅销势必引起出版商的注意。为获得经济上的利益，出版商予以翻译家们丰厚稿酬，并要求他们大量翻译侦探小说。这样，不管是受稿酬驱使还是想使自己所译之书能为广大读者所认同，译者们都把注意力投向了侦探小说的翻译。当时许多先在报纸杂志上连载的翻译小说，而后都经出版社集结成册出版。其中比较优秀的有文明书局出版的《续译华生包探案》、商务印书馆译印的《补译华生包探案》、周桂笙与奚若合译的《福尔摩斯再生案》和上海中华书局刊的程小青等10人译的《福尔摩斯侦探案全集》。
但随着侦探小说的兴盛，侦探小说的翻译逐渐被纳入商业化的轨道。出版商为了最大化谋取利益，往往不重视小说翻译的质量，从而使很多二三流作品被译入国内。尽管它们曾作为最通俗的读物畅销一时，但由于其缺乏文学性，内容也多粗制滥造，译作质量得不到保证，不久便销声匿迹。这也是导致侦探小说翻译在我国普遍评价不高的原因之一。
以政治维新为目的的改革家和以商业盈利为追求的出版商，从意识形态、经济和社会地位多方面入手，操控着近代域外小说的译介，掀起了侦探小说翻译的热潮。西方侦探小说的译入不仅拓宽了中国民众的视野，艺术上也为中国近代小说如叙事模式等产生了深远影响。
参考文献：
[1] Lefevere Andre (ed.). Translation, History and Culture: A sourcebook.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auge Education Press, 2004
[2]阿英. 晚清小说史.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0.
[3]陈平原，夏晓虹编. 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
[4]郭廷礼. 中国近代翻译文学概论（修订本）. 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5.
作者简介：陈曦（1986-），女，重庆人，河海大学外国语学院硕士，研究方向为翻译理论与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