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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重工业化进入后期，人力成本占比较大的服务业将快速发展，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将会上升，企业盈余占比则会下降。
重工业化是导致收入分配偏向资本的主因
关于收入分配中劳动力薪酬在GDP中的占比持续下降的问题，日益受到大家的关注。有关资料显示，中国劳动力收入占GDP的比重已经从1983年的56.5%减少至2008年的42%。相应地，企业盈余在GDP中的占比则不断上升，这些年都超过了30%，而西方国家的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一般都在60%左右。
对于国内收入分配不公、贫富差距拉大的现象，很多人仅仅把原因归结为体制性问题，即便是政府部门，也认为自身要对收入分配承担责任。而实际上，收入分配不公是工业化过程中难以回避的现象，美国、欧洲、日本等经济体在其工业化的过程中，都出现过企业盈利占比上升而劳动薪酬占比有所回落或滞涨的现象，例如，日本在1955-1965年间的劳动者报酬占比一直在40%左右波动。
自2000年以来，中国劳动力薪酬占比下降现象尤为突出，一方面原因是中国2000年开始进入了重工业化时代，石油石化、钢铁、有色金属等资本密集型行业获得丰厚盈利的同时，却未能提供足够多的工作岗位，因此，同样规模的投资，重工业的劳动力薪酬在企业收入中的占比，与轻工业相比要低很多。另一方面，由于中国在产业结构升级的过程中，社会结构明显滞后于产业结构的变化，即城市化率的提升大大落后于制造业的上升比例，并抑制了服务业的发展，如第一产业的劳动力虽然占总劳动人口的比例近40%，但创造的GDP却不足10%。
重工业化的特征是资本密集型产业的高增长。由于这一产业对货币资本或实物资本的需求远大于对劳动力的需求，因此，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大量基础设施需要投资和中国日渐成为世界工厂的背景下，重工业前景看好，盈利水平可观。银行信贷和资本品便更多地流向重化工业，导致重化工业的增加值在三次产业中的占比不断上升，对应的盈利规模也不断扩大。但是，由于重工业所吸纳的就业人口非常有限，它给全社会创造的薪酬收入总额也非常有限，相反，其盈利规模及上交的税收收入却非常可观，如石油石化、电力、钢铁、有色金属等行业几乎都是大型国企占据很大的市场份额，成为企业盈余和政府收入增加的重要源泉。
这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估计中也得到了印证：中国的个人储蓄率自2001年进入重工业化时代以来不再上升，拉动国民储蓄率上升的直接原因是企业储蓄率和政府储蓄率的逐年提高。经济高速增长、企业盈利能力的提高，是政府和企业储蓄率攀升的诱因，政府和企业总储蓄才是国民总储蓄的主要构成部分，占了国民总储蓄的70%左右。而个人总储蓄仅占国民总储蓄的30%左右。
既然发展重工业不利于提高社会总薪酬水平，那么，是否可以不去发展重工业而发展轻工业和服务业呢？看似可以，但实际上却难以逾越重工业化这一阶段。从成功国家的案例看，其几乎都无一例外地经历过重工业化的阶段，如美国在上世纪30-40年代、日本在50-60年代、韩国在70-80年代都经历了重工业化的过程。因为重工业大多属于基础产业，是支持其他产业发展的基础，尤其是中国需要利用廉价劳动力优势而成为世界工厂，更需要重工业作为支撑。同时，重工业的发展同样也带动了服务业的发展，三次产业之间都是相辅相成的。
服务业比重提升渐成趋势:收入分配倾向人力
如果我们把粗钢产量增长率的最高点作为重工业化加速推进的巅峰，那么，它同样可能也是工业化前后的分界线。数据表明，中国的粗钢产量在2005年曾达到接近30%的涨幅，之后则不断回落，虽然2010年前5个月的产量增速再度上升至23%，但这显然与2009年初的经济刺激计划相关，2010年下半年的产量增速将下降，至2011年则会降至5%以内。从重轻工业的比重看，已经从1990年的51:49转变为2008年的71:29，这表明未来重工业比重进一步上升的空间有限，中国的重工业化已经进入了后期。
此外，从拉动重工业化的两个引擎—出口和城市化的步伐来看，也已经出现了放缓迹象。中国出口在全球的占比已经达到10.6%，这几乎是历史上美国、德国和日本等出口大国的份额极限了。虽然2010年由于基数原因导致中国的出口增长率将达到30%左右，但2011年或将回落至10%。而从城市化的布局看，作为最大经济体的东部沿海，GDP总量占全国的比重超过50%，城市化率也已经达到60%左右，城市化的进程已经放缓，故东部沿海2009年的经济增长率普遍低于中西部地区。如城市化率已经超过80%的上海，2010年上半年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更是低至2.6%，远低于全国25%左右的水平。因此，在出口和城市化这两大引擎的动力减缓之后，中国的重工业化也步入后期，但是，由于中西部地区的城市化率较低，故重工业化后期的延续时间应该在10年左右。
与中国制造业增长率回落相伴的，是服务业的快速发展。早在15年前，政府就提出要改变经济增长模式，却迟迟未能实现，原因在于当基础设施比较落后，土地、矿产及劳动力等要素价格比较低廉的时候，谁都不愿意放弃这样快捷简单的增长和盈利模式，获取资本的丰厚回报。如今，人口红利将尽，土地价格暴涨，各类资源品的成本也大大上升，原有的模式确实难以为继，无论企业还是地方政府，都不得不将外需转为内需、投资转向服务。
中国服务业增长率的提升，将主要体现在消费领域中的服务类消费。服务类消费在美国的消费总额中占了66%，而中国大约在35%，中国大部分消费都是实物消费，因此，服务类消费的上升空间很大，这同时也可以拉动就业，带来劳动力收入占比的提升。此外，交通运输、通信、酒店旅游、教育、卫生医疗、体育娱乐等行业的增长速度也将加快，这与国内发达省市进入生活质量改善阶段有着必然联系，与日韩等发展过程中的产业变迁相似。
由于服务业属于轻资产行业，人力成本占了服务企业成本中的很大比重，在中国三次产业的人口构成中，第一产业人口占比为39.6%，第二产业人口占比为27.2%，而第三产业人口占比由1991年的18.9%上升到目前的33.2%。因此，服务业在三次产业中占比的上升，必然使得劳动报酬在GDP中的占比上升而企业盈余的占比下降（附图）。如韩国劳动者报酬占比从上世纪70年代末的30%左右，上升至如今的45%，而企业盈余占比则从50%降至30%，这都是在服务业高增长的时候发生的。
产业转向与行政观念的转变
当企业盈余在GDP中的占比出现下降时，资本报酬率水平同样也将回落，这就需要行政当局在决策过程中更合理地运用财政工具。比如，10年前修一条高速公路的投资回报率比较高，而今天修同样一条高速公路所创造的GDP总额将大大超过10年前，却可能是长期亏损的，原因在于高速公路已经供过于求了。如果地方政府为了追求GDP的高增长而执意投资既让民生受益不大又缺乏经济效益的基础设施项目，那么，其结果是增加了地方政府的隐形债务和银行的潜在坏账。
目前，中国的投资重心向中西部转移的趋势已经确定，中西部地区经济未来的高增长可期，但由于中西部地区在过去10余年的开发中，投资回报率已经远远落后于东部，相信未来也难以显著回升，中国整体的企业盈利率将会下降。更何况，资本的逐利性也揭示了东部沿海率先投资而中西部滞后投资的报酬率因素。拿内蒙古为例，截至2009年，内蒙古已经连续8年成为GDP增长率全国第一的省区，但其2009年GDP与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之比只有1.3，而广东这一指标接近3倍；财政收入与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之比，内蒙只有18:100，而广东是64:100，说明资本投在西部地区不仅产生的经济增加值少，而且效益低下。因此，如果地方政府行政观念不转变，在新一轮的中西部地区投资中，依然把GDP增长率作为行政的首要目标和最大政绩，势必会导致新一轮的资源错配和地方债务的上升。
为了避免这一现象的发生，中西部地区的行政考核应该以缩小人均可支配收入与东部地区差距为目标，而不应该用人均GDP作为考核目标。而要提高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水平，无非是三个途径：创造充分就业机会、政府增加对低收入群体的转移支付和鼓励人口外迁。纵观发达国家对自然条件欠佳地区的做法，都不外乎这三点，其中，增加转移支付和鼓励人口外迁是最有效的做法，这意味着条件越差地区的人均资源拥有量更多，故人均收入水平与发达地区就非常接近了。而我国落后地区拿到政府的转移支付后，往往先搞投资，追求GDP增量，导致落后地区的居民收入水平与发达地区的差距难以缩小。
此外，尽管未来劳动力报酬会上升，但不等于贫富差距会缩小，故而，如何在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和再分配过程中维护公平和合理，的确是政府应该作为的。目前政府与企业的储蓄率水平较高的现象，反映出我国财税部门在转移支付和税收征管方面还有待增加力度。比如，2009年底，中国养老金的总规模为2.25万亿元，仅占当年GDP的6.62%，而发达国家平均占比为40-50%。这些差距，需要通过调整中国财政支出的结构来缩小，但财政收支结构的调整能否真正体现惠民生和缩小贫富差距的意愿，还依赖于政府职能的转型和考核目标的重新设定。
重工业化是导致收入分配偏向资本的主因
关于收入分配中劳动力薪酬在GDP中的占比持续下降的问题，日益受到大家的关注。有关资料显示，中国劳动力收入占GDP的比重已经从1983年的56.5%减少至2008年的42%。相应地，企业盈余在GDP中的占比则不断上升，这些年都超过了30%，而西方国家的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一般都在60%左右。
对于国内收入分配不公、贫富差距拉大的现象，很多人仅仅把原因归结为体制性问题，即便是政府部门，也认为自身要对收入分配承担责任。而实际上，收入分配不公是工业化过程中难以回避的现象，美国、欧洲、日本等经济体在其工业化的过程中，都出现过企业盈利占比上升而劳动薪酬占比有所回落或滞涨的现象，例如，日本在1955-1965年间的劳动者报酬占比一直在40%左右波动。
自2000年以来，中国劳动力薪酬占比下降现象尤为突出，一方面原因是中国2000年开始进入了重工业化时代，石油石化、钢铁、有色金属等资本密集型行业获得丰厚盈利的同时，却未能提供足够多的工作岗位，因此，同样规模的投资，重工业的劳动力薪酬在企业收入中的占比，与轻工业相比要低很多。另一方面，由于中国在产业结构升级的过程中，社会结构明显滞后于产业结构的变化，即城市化率的提升大大落后于制造业的上升比例，并抑制了服务业的发展，如第一产业的劳动力虽然占总劳动人口的比例近40%，但创造的GDP却不足10%。
重工业化的特征是资本密集型产业的高增长。由于这一产业对货币资本或实物资本的需求远大于对劳动力的需求，因此，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大量基础设施需要投资和中国日渐成为世界工厂的背景下，重工业前景看好，盈利水平可观。银行信贷和资本品便更多地流向重化工业，导致重化工业的增加值在三次产业中的占比不断上升，对应的盈利规模也不断扩大。但是，由于重工业所吸纳的就业人口非常有限，它给全社会创造的薪酬收入总额也非常有限，相反，其盈利规模及上交的税收收入却非常可观，如石油石化、电力、钢铁、有色金属等行业几乎都是大型国企占据很大的市场份额，成为企业盈余和政府收入增加的重要源泉。
这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估计中也得到了印证：中国的个人储蓄率自2001年进入重工业化时代以来不再上升，拉动国民储蓄率上升的直接原因是企业储蓄率和政府储蓄率的逐年提高。经济高速增长、企业盈利能力的提高，是政府和企业储蓄率攀升的诱因，政府和企业总储蓄才是国民总储蓄的主要构成部分，占了国民总储蓄的70%左右。而个人总储蓄仅占国民总储蓄的30%左右。
既然发展重工业不利于提高社会总薪酬水平，那么，是否可以不去发展重工业而发展轻工业和服务业呢？看似可以，但实际上却难以逾越重工业化这一阶段。从成功国家的案例看，其几乎都无一例外地经历过重工业化的阶段，如美国在上世纪30-40年代、日本在50-60年代、韩国在70-80年代都经历了重工业化的过程。因为重工业大多属于基础产业，是支持其他产业发展的基础，尤其是中国需要利用廉价劳动力优势而成为世界工厂，更需要重工业作为支撑。同时，重工业的发展同样也带动了服务业的发展，三次产业之间都是相辅相成的。
服务业比重提升渐成趋势:收入分配倾向人力
如果我们把粗钢产量增长率的最高点作为重工业化加速推进的巅峰，那么，它同样可能也是工业化前后的分界线。数据表明，中国的粗钢产量在2005年曾达到接近30%的涨幅，之后则不断回落，虽然2010年前5个月的产量增速再度上升至23%，但这显然与2009年初的经济刺激计划相关，2010年下半年的产量增速将下降，至2011年则会降至5%以内。从重轻工业的比重看，已经从1990年的51:49转变为2008年的71:29，这表明未来重工业比重进一步上升的空间有限，中国的重工业化已经进入了后期。
此外，从拉动重工业化的两个引擎—出口和城市化的步伐来看，也已经出现了放缓迹象。中国出口在全球的占比已经达到10.6%，这几乎是历史上美国、德国和日本等出口大国的份额极限了。虽然2010年由于基数原因导致中国的出口增长率将达到30%左右，但2011年或将回落至10%。而从城市化的布局看，作为最大经济体的东部沿海，GDP总量占全国的比重超过50%，城市化率也已经达到60%左右，城市化的进程已经放缓，故东部沿海2009年的经济增长率普遍低于中西部地区。如城市化率已经超过80%的上海，2010年上半年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更是低至2.6%，远低于全国25%左右的水平。因此，在出口和城市化这两大引擎的动力减缓之后，中国的重工业化也步入后期，但是，由于中西部地区的城市化率较低，故重工业化后期的延续时间应该在10年左右。
与中国制造业增长率回落相伴的，是服务业的快速发展。早在15年前，政府就提出要改变经济增长模式，却迟迟未能实现，原因在于当基础设施比较落后，土地、矿产及劳动力等要素价格比较低廉的时候，谁都不愿意放弃这样快捷简单的增长和盈利模式，获取资本的丰厚回报。如今，人口红利将尽，土地价格暴涨，各类资源品的成本也大大上升，原有的模式确实难以为继，无论企业还是地方政府，都不得不将外需转为内需、投资转向服务。
中国服务业增长率的提升，将主要体现在消费领域中的服务类消费。服务类消费在美国的消费总额中占了66%，而中国大约在35%，中国大部分消费都是实物消费，因此，服务类消费的上升空间很大，这同时也可以拉动就业，带来劳动力收入占比的提升。此外，交通运输、通信、酒店旅游、教育、卫生医疗、体育娱乐等行业的增长速度也将加快，这与国内发达省市进入生活质量改善阶段有着必然联系，与日韩等发展过程中的产业变迁相似。
由于服务业属于轻资产行业，人力成本占了服务企业成本中的很大比重，在中国三次产业的人口构成中，第一产业人口占比为39.6%，第二产业人口占比为27.2%，而第三产业人口占比由1991年的18.9%上升到目前的33.2%。因此，服务业在三次产业中占比的上升，必然使得劳动报酬在GDP中的占比上升而企业盈余的占比下降（附图）。如韩国劳动者报酬占比从上世纪70年代末的30%左右，上升至如今的45%，而企业盈余占比则从50%降至30%，这都是在服务业高增长的时候发生的。
产业转向与行政观念的转变
当企业盈余在GDP中的占比出现下降时，资本报酬率水平同样也将回落，这就需要行政当局在决策过程中更合理地运用财政工具。比如，10年前修一条高速公路的投资回报率比较高，而今天修同样一条高速公路所创造的GDP总额将大大超过10年前，却可能是长期亏损的，原因在于高速公路已经供过于求了。如果地方政府为了追求GDP的高增长而执意投资既让民生受益不大又缺乏经济效益的基础设施项目，那么，其结果是增加了地方政府的隐形债务和银行的潜在坏账。
目前，中国的投资重心向中西部转移的趋势已经确定，中西部地区经济未来的高增长可期，但由于中西部地区在过去10余年的开发中，投资回报率已经远远落后于东部，相信未来也难以显著回升，中国整体的企业盈利率将会下降。更何况，资本的逐利性也揭示了东部沿海率先投资而中西部滞后投资的报酬率因素。拿内蒙古为例，截至2009年，内蒙古已经连续8年成为GDP增长率全国第一的省区，但其2009年GDP与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之比只有1.3，而广东这一指标接近3倍；财政收入与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之比，内蒙只有18:100，而广东是64:100，说明资本投在西部地区不仅产生的经济增加值少，而且效益低下。因此，如果地方政府行政观念不转变，在新一轮的中西部地区投资中，依然把GDP增长率作为行政的首要目标和最大政绩，势必会导致新一轮的资源错配和地方债务的上升。
为了避免这一现象的发生，中西部地区的行政考核应该以缩小人均可支配收入与东部地区差距为目标，而不应该用人均GDP作为考核目标。而要提高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水平，无非是三个途径：创造充分就业机会、政府增加对低收入群体的转移支付和鼓励人口外迁。纵观发达国家对自然条件欠佳地区的做法，都不外乎这三点，其中，增加转移支付和鼓励人口外迁是最有效的做法，这意味着条件越差地区的人均资源拥有量更多，故人均收入水平与发达地区就非常接近了。而我国落后地区拿到政府的转移支付后，往往先搞投资，追求GDP增量，导致落后地区的居民收入水平与发达地区的差距难以缩小。
此外，尽管未来劳动力报酬会上升，但不等于贫富差距会缩小，故而，如何在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和再分配过程中维护公平和合理，的确是政府应该作为的。目前政府与企业的储蓄率水平较高的现象，反映出我国财税部门在转移支付和税收征管方面还有待增加力度。比如，2009年底，中国养老金的总规模为2.25万亿元，仅占当年GDP的6.62%，而发达国家平均占比为40-50%。这些差距，需要通过调整中国财政支出的结构来缩小，但财政收支结构的调整能否真正体现惠民生和缩小贫富差距的意愿，还依赖于政府职能的转型和考核目标的重新设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