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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博物馆，乃活思想之育种场，是启蒙民众之重要机构。历史为魂，民众为本，改革进程中的博物馆，面对西方理论和产业经济，仍需坚守“以文化人，经世济民”的价值判断，回归守护文物，还原历史，以史为鉴，启迪人民的初心。
【关键词】创新；互联网；IP经济；文化产业；科技
【中图分类号】G261 【文献标识码】A
一座博物馆，如果不强调、不尊重历史文化的真实性，其文化价值、社会价值、文明价值和经济价值均无法有效体现。正如托克维尔所说，“当过去不再照亮未来，人心将在黑暗中徘徊。”
一、从博物馆引发的社会热点事件说起
事件一：2015年，国内某著名博物院，用我国古代皇帝、历史名人和国宝文物的形象在互联网以卖萌耍贱、尬舞戏谑的二次元风格进行文创产品营销，当年文创销售额高达15个亿，创国内历史新高。院方回应，此举是为了创新发展，让文物接上地气，消除觀众与文物的距离。
事件二：2018年，国内七座知名博物馆联合抖音平台发布“第一届文物戏精大会”H5作品：人面纹铜方鼎做起98k电眼，三彩釉陶坐俑跳起千年拍灰舞，秦陵兵马俑们高喊“我们不红，始皇不容”……这段视频在互联网形成病毒式传播，从5月17日晚7点上线截至5月21日零点，累计播放量突破1.18亿，点赞量达650万，分享次数超过17万，4天累计播放量远超大英博物馆2016全年参观量。瞬间的火爆引发国内博物馆都纷纷入驻抖音平台，短短两天时间，抖音成为继微博、微信之后的博物馆第三大新媒体宣传平台。
二、聚焦与质疑
（一）文化创新
文化创新是当前中国博物馆界发展的关键词之一，但怎样才算真正的博物馆文化创新，目前业界并无明确定义。
回看两个热点事件，个人认为不算是文化创新。博物馆文化创新得以成立的前提是：与文物本身所具有的象征意义及尊崇的价值内涵具有一致性，且含有历史文化意义。但以上事件中，道光帝摆出奥特曼打小怪兽的姿势，并发射“爱的光束”；无数个咸丰帝排成弧形斜线敬礼；还有手贴脸做睡觉状的鳌拜、抛媚眼求交友的李清照、狂汗的佛头像、掏耳朵的弥勒佛等，这些传播内容披着伪善的文化外衣，与历史真相毫无干系，亦不具备文化的伦理和秩序。
创新本不易，博物馆文化创新更是需要时间和知识的沉淀与积累，因为博物馆是高度浓缩的历史，文化是历史最重要的载体，历史是身份认同最核心的依据。今天的博物馆已成为特定区域或群体进行身份认同和文化认同最重要的载体之一，它的创新应是文化自身历久弥新的成长蜕变和文物与生俱来的生命潜力，是我们饱读诗书，百般实践后，对国家历史和民族文化的独到见解与艰难超越，并非轻飘飘的网红概念和加几笔流行元素那般简单。这表面看是对文化创新存在曲解，但实际是历史观出了问题。历史观对中国人有多重要？我们没有根深蒂固的宗教信仰，中华文明能延续至今，文化凝聚力和民族向心力全靠历史观才得以维系，这是我们认知世界的方式，也是宗教般的精神信念，当它被“创新”成历史的虚无主义后，博物馆的文化价值也在戏谑谈笑间灰飞烟灭。
（二）接地气
中央一再倡导博物馆工作要接地气。这要求博物馆社会工作要广泛接触老百姓的普通生活，反映普通民众的诉求和利益，在传播文化和表述文物时要将原本晦涩难懂的概念、理论，用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表达，从而达到广泛传播的根本目的。的确，博物馆要打动民众，无需高高在上，只需情感共鸣，而共鸣的前提是人家得听得懂你在说什么，这才是“接地气”的正解，而非“低俗谄媚的紧跟潮流秀下限”。
现代博物馆的产生与欧洲思想启蒙运动密切相关，是当时民众要求平等权利的成果。今天，中央倡导博物馆“接地气”的目的也是如此，它要体现的是知识和珍稀文物不可专有，应由社会公众共享的理念，是博物馆进一步体现社会价值的有效手段。换言之，能接地气的，必然是到达一定高度后的回归，没有高度，就不存在接地气。乞丐捡来的破牛仔裤跟MCQ的破洞牛仔哪会是一个概念。
（三）“互联网 ”还是“ 互联网”
“互联网 ”概念从2015年中国经济转型年在各大行业火爆至今，博物馆也不例外。甚至在我们还没完全弄懂什么是“互联网 ”，它究竟是博物馆的创新工具还是运营逻辑时，就有一系列相关政策文件陆续下发。从“互联网 文化”，到“互联网 中华文明”三年行动计划，似乎都在催促博物馆尽快与互联网跨界融合，却不曾考虑再高大上的科技也需扎根在文化的土壤里才有意义。那么，博物馆究竟是“互联网 ”还是“ 互联网”？
从“互联网 中华文明”三年行动计划来看，属于“互联网 ”模式。它强调的是逆袭创新，即互联网向中华文明进行为期三年的逆袭。这种由新技术向传统文化的突入式扩张（例如某博物院推广平台上尬舞的明成祖朱棣和摆出剪刀手在自拍的康熙），正在融掉中国文化的特色与经典，让文化个性和民族精神化为无数碎片。若真要为这么一个西方鼓吹出的经济学概念而放弃中国文化立世的根基与底线，怕是终将落下传统丢个精光、西学学个皮囊的下场。而“ 互联网”模式，更多的是强调顺势创新，强调以博物馆或文化遗产为主体，利用互联网的先进技术和传播优势，提升自身文化传播和公共服务能力。
就博物馆发展而言，“ 互联网”模式合适。对互联网企业来说，当然“互联网 ”模式为首选，即博物馆全力配合互联网运营模式，在这类合作中，强调商业资本至上，即资本是文化的主人，拥有文化解释权和支配权，而资本的逻辑是利润为王。博物馆作为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桥梁，若按这个逻辑与互联网企业合作，其文明价值将无以体现，人们再也无法借助博物馆从人类文明的高度观察身边的人和世界，再也无法思考自省，更枉谈启迪未来。
（四）“IP”是双赢还是陷阱
IP这个词是2015年国内文化界创造的新词，即“Intellectual Property”的缩写，意为知识产权。其存在方式多元化，可以是故事，也可以是形象，运营成功后能在不同的媒介中自由转换，并由此催生市场资本对附加值高的IP资源进行利用转化的新型业态模式，即互联网IP经济。 国内博物馆自2016年就开始向IP经济大步迈进，利用文物资源开发产业IP的热潮一直此起彼伏。市场资本哄抢博物馆IP资源，个人认为，主要有两方面原因：首先是国家政策福利和政策福利背后的未来选择。2013年以来，国家一直在强调加快文化产业发展，对文化产业的政策与扶持举措达到前所未有的力度，一如十年前国家对房地产产业频繁的政策引导，文化产业似乎也已毫无悬念地准备为地产接盘，成为国民经济支柱产业的新任者。其次，博物馆IP的文化质地好，选择资源广，商业价值不可限量，风险系数却远比投资小说剧本要低。如2015年票房过亿的国产电影，超半数为小说IP改编，但认可度极低，原著粉丝的叫骂声和各种不买账导致投资小说剧本IP的风险陡增。相比之下，博物馆IP是还未开发的宝贵资源，优势不言而喻。
那么，博物馆IP和资本市场是否属于完美双赢？未必。结合目前博物馆IP的开发情况看，表面恶搞已不足为惧，潜在扭曲才是致命危机。在市场资本的引导下，互联网曾一度铺天盖地都是博物馆IP的火热形象，一句“总有刁民想害朕”的知名度已远远超过正襟危坐的崇祯帝本人。在强大的舆论暗示之下，民众潜意识里逐渐认为流水线上的博物馆IP，那个物态文化形象加噱头笑料的集合体才是应该关注的重点，成千上万个博物馆IP里真正的文化含量甚至不足百分之一。这对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犹如梦魇，但对市场资本确是狂欢，因为市场认可IP。
从历史角度看，博物馆IP是虚构的文化幻象；从商业角度看，博物馆IP才是真实的存在，历史文化仅是IP的外衣。如果有人说拥有能打造几千万IP的博物馆资源库，那么市场就会掏出上千万资金买下整个资源库的开发产权，然后打造一个IP产业链，凭借稀缺的文化资源形成连接、融资、制作、宣传、变现等一体化的商业闭环。至此，博物馆IP根本与历史文化半毛钱关系也没有，纯粹是商业圈里一种潜在的营销资产。以文化之名，开IP先河，行营销之事，博物馆IP之下掩盖的是整条文博产业链的变迁。无须讳言，在这条IP产业链上，博物馆若不牢牢掌握话语权，再稀缺的文化资源，开发到商业极限就是流水作业，终有一天会产能过剩到不招人待见。
三、反思与回归
（一）科技
科技在我们的交流语境里代表着高大上的理论和价格不菲。当说起AR、VR、人工智能等，它们俨然不只是手段和工具，还意味着真理、智慧和值得斥巨资引进。社会也是如此，似乎认定科技就是好的、对的，面对它，我们的传统文化需要让步、需要妥协，但凡科学技术解释不了的都称之为“迷信”。这种思想本身就是迷信，即对科技的盲信。每逢此时深感悲哀——有人为了市场经济和金钱利益去胡编乱造、随意贬低历史情节；有人对传统文化心怀误解和轻蔑，甚至彻底认定儒释道就是封建迷信或诓骗钱财的东西，唯能相信的只有科技。
列宁曾说：“任何真理，如果把它说的过火，加以夸大，把它运用到实际适用的范围以外去，便可弄到荒谬绝伦的地步。”的确如此，真理的存在是客观的、具体的，是有先决条件的，比如科技。科技是人为的非自然力，可以带来进步但并非万能，它有其边界，不能解释、解决所有的问题和存在。一如它不能取代哲学，无法替代宗教；不能解释经济和超自然现象，也无法解释中国的易经、道学和五行。这些都是独立于科学技术以外的认知体系。但我们不会承认自己无知，只会条件反射般去诋毁祖先智慧，并不厌其烦地神话科技。这无疑宣告了我们在对内的文化普及、宣传和弘扬上最深刻的失败，这失败导致国人习惯性对传统文化简单否定和对西方科技天真盲从。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一个在文化上自侮的民族是毫无希望可言的。这失败的根子究竟出在哪里？
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从来不是科技推动，而是由人推动，但主宰着推动方向的群体没将文化推向人民，反将文化推向引导消费和引进科技。前者让人民看到文化可以与金钱换算，便将信仰随之立于钱财之上，于是全社会对传统文化都充满了企图心和功利心，导致社会道德出现集体滑坡，为打着传统文化旗号的骗子提供了招摇撞骗谋取利益的机会，人民被骗后自然不信。这正是中国文化里因果循环的道理。而后者是对中国文化最隐蔽、致命的打击，本该用于行业发展和服务公众的资金打着科技的幌子流进各种巧立的名目里。
以近几年国内博物馆的数字化建设为例，项目巨多，耗资无数，但结果却不尽如人意。比如虚拟博物馆，大多数操作系统的悬浮指示形同虚设，内容都是基本的概念描述，整体设计与业务工作内外两张皮，体验感不佳，使用率极低。至此，公共文化利益没有增进全民福祉，却以科技为由将公益分割成不同的利益团体，似乎毫不担心文化与人民会因此分崩离析。所以，现在已不是发展文化还是发展科技的问题，如此下去，很可能没了文化，徒留劳民伤财的科技。中国有句俗语：“世间万物，凡兴一利必生一弊。”科技也是如此。它能极大地提升博物馆的综合实力，也可将其毁于无形。科技的好坏与适用必须要看是什么前提，掌握于谁人之手，为谁人所用，为什么目的用，又能达到什么效果。如此，才能判断科技对博物馆未来发展究竟是生产力、腐败力还是破坏力。
（二）创新
创新发展理念的提出已有三年，博物馆界的创新实践也轰轰烈烈进行了三年，然而，蓦然回首间发现国内各级博物馆虽一再强调创新，但落实到具体行动上却是设备更新和数字增长。这很好地解释了近年来我国博物馆的發展重点为何一直放在数字科技和文创产业，为何一再宣传参观人数、办展数量、文创种类和产业效益的大幅增长，却对文化本身的创新发展避而不谈。
要转变博物馆界的创新增长理念，关键在人，在每一个博物馆人的心智和视野。博物馆是文博系统的基层单位，从顶层把控其治理方向和运营重点，能有效规避失序之险。换句话说，这要看国内一级馆的评审指标是看重各类数据、调查报告、学术成果和产业效益，还是看重改革的推进程度、人才培养、展览内容改进和社会公众参与等。不同的考核指标决定了各馆不同的运营理念和业务侧重点。更进一步说，这决定了博物馆将国家财政拨款是用于“物”还是用于“民”，毕竟仅仅依靠掺水数据和形式化调查已不足以分辨创新的真假。如今，我们很多资金都花在“物”上，否则科技创新不会喊得如此响亮，但仅仅依靠更新技术工具是无法激励创新精神、增加创新成果的。创新发展，博物馆还需充分调动起基层工作者的主观能动性，这不仅能使基层队伍具有主动捍卫文化尊严和公共权益的底气和决心，也能在推进过程中最大限度地发挥基层创造性，并进一步锤炼其自治能力。
四、结语
博物馆，乃活思想之育种场，是启蒙民众之重要机构。改革进程中的博物馆，仍需坚守“以文化人，经世济民”的价值判断，牢记责任，回归初心，即守护文物，还原历史，以史为鉴，启迪人民。
附注：安徽省社科联“三项课题”研究成果三等奖。
作者简介：徐伟川（1987-），女，安徽阜阳，本科，文博馆员，先后从事社会教育和开放管理工作。期间，曾荣获国家级、省部级、厅局级等个人奖项16个。
【关键词】创新；互联网；IP经济；文化产业；科技
【中图分类号】G261 【文献标识码】A
一座博物馆，如果不强调、不尊重历史文化的真实性，其文化价值、社会价值、文明价值和经济价值均无法有效体现。正如托克维尔所说，“当过去不再照亮未来，人心将在黑暗中徘徊。”
一、从博物馆引发的社会热点事件说起
事件一：2015年，国内某著名博物院，用我国古代皇帝、历史名人和国宝文物的形象在互联网以卖萌耍贱、尬舞戏谑的二次元风格进行文创产品营销，当年文创销售额高达15个亿，创国内历史新高。院方回应，此举是为了创新发展，让文物接上地气，消除觀众与文物的距离。
事件二：2018年，国内七座知名博物馆联合抖音平台发布“第一届文物戏精大会”H5作品：人面纹铜方鼎做起98k电眼，三彩釉陶坐俑跳起千年拍灰舞，秦陵兵马俑们高喊“我们不红，始皇不容”……这段视频在互联网形成病毒式传播，从5月17日晚7点上线截至5月21日零点，累计播放量突破1.18亿，点赞量达650万，分享次数超过17万，4天累计播放量远超大英博物馆2016全年参观量。瞬间的火爆引发国内博物馆都纷纷入驻抖音平台，短短两天时间，抖音成为继微博、微信之后的博物馆第三大新媒体宣传平台。
二、聚焦与质疑
（一）文化创新
文化创新是当前中国博物馆界发展的关键词之一，但怎样才算真正的博物馆文化创新，目前业界并无明确定义。
回看两个热点事件，个人认为不算是文化创新。博物馆文化创新得以成立的前提是：与文物本身所具有的象征意义及尊崇的价值内涵具有一致性，且含有历史文化意义。但以上事件中，道光帝摆出奥特曼打小怪兽的姿势，并发射“爱的光束”；无数个咸丰帝排成弧形斜线敬礼；还有手贴脸做睡觉状的鳌拜、抛媚眼求交友的李清照、狂汗的佛头像、掏耳朵的弥勒佛等，这些传播内容披着伪善的文化外衣，与历史真相毫无干系，亦不具备文化的伦理和秩序。
创新本不易，博物馆文化创新更是需要时间和知识的沉淀与积累，因为博物馆是高度浓缩的历史，文化是历史最重要的载体，历史是身份认同最核心的依据。今天的博物馆已成为特定区域或群体进行身份认同和文化认同最重要的载体之一，它的创新应是文化自身历久弥新的成长蜕变和文物与生俱来的生命潜力，是我们饱读诗书，百般实践后，对国家历史和民族文化的独到见解与艰难超越，并非轻飘飘的网红概念和加几笔流行元素那般简单。这表面看是对文化创新存在曲解，但实际是历史观出了问题。历史观对中国人有多重要？我们没有根深蒂固的宗教信仰，中华文明能延续至今，文化凝聚力和民族向心力全靠历史观才得以维系，这是我们认知世界的方式，也是宗教般的精神信念，当它被“创新”成历史的虚无主义后，博物馆的文化价值也在戏谑谈笑间灰飞烟灭。
（二）接地气
中央一再倡导博物馆工作要接地气。这要求博物馆社会工作要广泛接触老百姓的普通生活，反映普通民众的诉求和利益，在传播文化和表述文物时要将原本晦涩难懂的概念、理论，用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表达，从而达到广泛传播的根本目的。的确，博物馆要打动民众，无需高高在上，只需情感共鸣，而共鸣的前提是人家得听得懂你在说什么，这才是“接地气”的正解，而非“低俗谄媚的紧跟潮流秀下限”。
现代博物馆的产生与欧洲思想启蒙运动密切相关，是当时民众要求平等权利的成果。今天，中央倡导博物馆“接地气”的目的也是如此，它要体现的是知识和珍稀文物不可专有，应由社会公众共享的理念，是博物馆进一步体现社会价值的有效手段。换言之，能接地气的，必然是到达一定高度后的回归，没有高度，就不存在接地气。乞丐捡来的破牛仔裤跟MCQ的破洞牛仔哪会是一个概念。
（三）“互联网 ”还是“ 互联网”
“互联网 ”概念从2015年中国经济转型年在各大行业火爆至今，博物馆也不例外。甚至在我们还没完全弄懂什么是“互联网 ”，它究竟是博物馆的创新工具还是运营逻辑时，就有一系列相关政策文件陆续下发。从“互联网 文化”，到“互联网 中华文明”三年行动计划，似乎都在催促博物馆尽快与互联网跨界融合，却不曾考虑再高大上的科技也需扎根在文化的土壤里才有意义。那么，博物馆究竟是“互联网 ”还是“ 互联网”？
从“互联网 中华文明”三年行动计划来看，属于“互联网 ”模式。它强调的是逆袭创新，即互联网向中华文明进行为期三年的逆袭。这种由新技术向传统文化的突入式扩张（例如某博物院推广平台上尬舞的明成祖朱棣和摆出剪刀手在自拍的康熙），正在融掉中国文化的特色与经典，让文化个性和民族精神化为无数碎片。若真要为这么一个西方鼓吹出的经济学概念而放弃中国文化立世的根基与底线，怕是终将落下传统丢个精光、西学学个皮囊的下场。而“ 互联网”模式，更多的是强调顺势创新，强调以博物馆或文化遗产为主体，利用互联网的先进技术和传播优势，提升自身文化传播和公共服务能力。
就博物馆发展而言，“ 互联网”模式合适。对互联网企业来说，当然“互联网 ”模式为首选，即博物馆全力配合互联网运营模式，在这类合作中，强调商业资本至上，即资本是文化的主人，拥有文化解释权和支配权，而资本的逻辑是利润为王。博物馆作为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桥梁，若按这个逻辑与互联网企业合作，其文明价值将无以体现，人们再也无法借助博物馆从人类文明的高度观察身边的人和世界，再也无法思考自省，更枉谈启迪未来。
（四）“IP”是双赢还是陷阱
IP这个词是2015年国内文化界创造的新词，即“Intellectual Property”的缩写，意为知识产权。其存在方式多元化，可以是故事，也可以是形象，运营成功后能在不同的媒介中自由转换，并由此催生市场资本对附加值高的IP资源进行利用转化的新型业态模式，即互联网IP经济。 国内博物馆自2016年就开始向IP经济大步迈进，利用文物资源开发产业IP的热潮一直此起彼伏。市场资本哄抢博物馆IP资源，个人认为，主要有两方面原因：首先是国家政策福利和政策福利背后的未来选择。2013年以来，国家一直在强调加快文化产业发展，对文化产业的政策与扶持举措达到前所未有的力度，一如十年前国家对房地产产业频繁的政策引导，文化产业似乎也已毫无悬念地准备为地产接盘，成为国民经济支柱产业的新任者。其次，博物馆IP的文化质地好，选择资源广，商业价值不可限量，风险系数却远比投资小说剧本要低。如2015年票房过亿的国产电影，超半数为小说IP改编，但认可度极低，原著粉丝的叫骂声和各种不买账导致投资小说剧本IP的风险陡增。相比之下，博物馆IP是还未开发的宝贵资源，优势不言而喻。
那么，博物馆IP和资本市场是否属于完美双赢？未必。结合目前博物馆IP的开发情况看，表面恶搞已不足为惧，潜在扭曲才是致命危机。在市场资本的引导下，互联网曾一度铺天盖地都是博物馆IP的火热形象，一句“总有刁民想害朕”的知名度已远远超过正襟危坐的崇祯帝本人。在强大的舆论暗示之下，民众潜意识里逐渐认为流水线上的博物馆IP，那个物态文化形象加噱头笑料的集合体才是应该关注的重点，成千上万个博物馆IP里真正的文化含量甚至不足百分之一。这对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犹如梦魇，但对市场资本确是狂欢，因为市场认可IP。
从历史角度看，博物馆IP是虚构的文化幻象；从商业角度看，博物馆IP才是真实的存在，历史文化仅是IP的外衣。如果有人说拥有能打造几千万IP的博物馆资源库，那么市场就会掏出上千万资金买下整个资源库的开发产权，然后打造一个IP产业链，凭借稀缺的文化资源形成连接、融资、制作、宣传、变现等一体化的商业闭环。至此，博物馆IP根本与历史文化半毛钱关系也没有，纯粹是商业圈里一种潜在的营销资产。以文化之名，开IP先河，行营销之事，博物馆IP之下掩盖的是整条文博产业链的变迁。无须讳言，在这条IP产业链上，博物馆若不牢牢掌握话语权，再稀缺的文化资源，开发到商业极限就是流水作业，终有一天会产能过剩到不招人待见。
三、反思与回归
（一）科技
科技在我们的交流语境里代表着高大上的理论和价格不菲。当说起AR、VR、人工智能等，它们俨然不只是手段和工具，还意味着真理、智慧和值得斥巨资引进。社会也是如此，似乎认定科技就是好的、对的，面对它，我们的传统文化需要让步、需要妥协，但凡科学技术解释不了的都称之为“迷信”。这种思想本身就是迷信，即对科技的盲信。每逢此时深感悲哀——有人为了市场经济和金钱利益去胡编乱造、随意贬低历史情节；有人对传统文化心怀误解和轻蔑，甚至彻底认定儒释道就是封建迷信或诓骗钱财的东西，唯能相信的只有科技。
列宁曾说：“任何真理，如果把它说的过火，加以夸大，把它运用到实际适用的范围以外去，便可弄到荒谬绝伦的地步。”的确如此，真理的存在是客观的、具体的，是有先决条件的，比如科技。科技是人为的非自然力，可以带来进步但并非万能，它有其边界，不能解释、解决所有的问题和存在。一如它不能取代哲学，无法替代宗教；不能解释经济和超自然现象，也无法解释中国的易经、道学和五行。这些都是独立于科学技术以外的认知体系。但我们不会承认自己无知，只会条件反射般去诋毁祖先智慧，并不厌其烦地神话科技。这无疑宣告了我们在对内的文化普及、宣传和弘扬上最深刻的失败，这失败导致国人习惯性对传统文化简单否定和对西方科技天真盲从。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一个在文化上自侮的民族是毫无希望可言的。这失败的根子究竟出在哪里？
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从来不是科技推动，而是由人推动，但主宰着推动方向的群体没将文化推向人民，反将文化推向引导消费和引进科技。前者让人民看到文化可以与金钱换算，便将信仰随之立于钱财之上，于是全社会对传统文化都充满了企图心和功利心，导致社会道德出现集体滑坡，为打着传统文化旗号的骗子提供了招摇撞骗谋取利益的机会，人民被骗后自然不信。这正是中国文化里因果循环的道理。而后者是对中国文化最隐蔽、致命的打击，本该用于行业发展和服务公众的资金打着科技的幌子流进各种巧立的名目里。
以近几年国内博物馆的数字化建设为例，项目巨多，耗资无数，但结果却不尽如人意。比如虚拟博物馆，大多数操作系统的悬浮指示形同虚设，内容都是基本的概念描述，整体设计与业务工作内外两张皮，体验感不佳，使用率极低。至此，公共文化利益没有增进全民福祉，却以科技为由将公益分割成不同的利益团体，似乎毫不担心文化与人民会因此分崩离析。所以，现在已不是发展文化还是发展科技的问题，如此下去，很可能没了文化，徒留劳民伤财的科技。中国有句俗语：“世间万物，凡兴一利必生一弊。”科技也是如此。它能极大地提升博物馆的综合实力，也可将其毁于无形。科技的好坏与适用必须要看是什么前提，掌握于谁人之手，为谁人所用，为什么目的用，又能达到什么效果。如此，才能判断科技对博物馆未来发展究竟是生产力、腐败力还是破坏力。
（二）创新
创新发展理念的提出已有三年，博物馆界的创新实践也轰轰烈烈进行了三年，然而，蓦然回首间发现国内各级博物馆虽一再强调创新，但落实到具体行动上却是设备更新和数字增长。这很好地解释了近年来我国博物馆的發展重点为何一直放在数字科技和文创产业，为何一再宣传参观人数、办展数量、文创种类和产业效益的大幅增长，却对文化本身的创新发展避而不谈。
要转变博物馆界的创新增长理念，关键在人，在每一个博物馆人的心智和视野。博物馆是文博系统的基层单位，从顶层把控其治理方向和运营重点，能有效规避失序之险。换句话说，这要看国内一级馆的评审指标是看重各类数据、调查报告、学术成果和产业效益，还是看重改革的推进程度、人才培养、展览内容改进和社会公众参与等。不同的考核指标决定了各馆不同的运营理念和业务侧重点。更进一步说，这决定了博物馆将国家财政拨款是用于“物”还是用于“民”，毕竟仅仅依靠掺水数据和形式化调查已不足以分辨创新的真假。如今，我们很多资金都花在“物”上，否则科技创新不会喊得如此响亮，但仅仅依靠更新技术工具是无法激励创新精神、增加创新成果的。创新发展，博物馆还需充分调动起基层工作者的主观能动性，这不仅能使基层队伍具有主动捍卫文化尊严和公共权益的底气和决心，也能在推进过程中最大限度地发挥基层创造性，并进一步锤炼其自治能力。
四、结语
博物馆，乃活思想之育种场，是启蒙民众之重要机构。改革进程中的博物馆，仍需坚守“以文化人，经世济民”的价值判断，牢记责任，回归初心，即守护文物，还原历史，以史为鉴，启迪人民。
附注：安徽省社科联“三项课题”研究成果三等奖。
作者简介：徐伟川（1987-），女，安徽阜阳，本科，文博馆员，先后从事社会教育和开放管理工作。期间，曾荣获国家级、省部级、厅局级等个人奖项16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