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艺圈的老师，如今叫“艺人”，知名的叫“明星”；以前则叫“伶人”，知名的叫“名伶”。旧时伶人的社会地位极低，被主流社会视为“贱业”，但到了晚清时期，随着社会经济的近代化，戏院的兴起，戏曲的流行，伶人的经济地位今非昔比，特别是一些名伶大腕，收入水平更是远远超过一般士民。
　　晚清伶人的舞台收入，主要有两大块，一块叫做“戏份”，是戏园开给伶人的固定工资；一块是“堂会”的赏钱，类似于今日明星出来走穴的出场费。那么，当年名伶的工资与出场费到底是多少钱呢？恰好民国时期刘菊禅著有一部《谭鑫培全集》，里面记录了清末民初伶界红人谭鑫培的“戏份”与“堂会”赏钱标准，我们可以据此给谭鑫培算算账——
　　“戏份”一般按伶人在戏园的演出场数计算，每演一场戏算一工，谭鑫培一般每日演两场（日夜各一场），算两工。同治末年，一工戏的报酬约8吊钱。一吊钱即1000文，晚清时，由于清政府发行铜元，一铜元的面值等于10文钱，所以京师人也将100铜元称为一吊钱。到了光绪中叶，谭鑫培的“戏份”升至40吊钱每工。光绪末年，又升到150吊至200吊。假设谭鑫培每日在戏园演两场戏，戏园支付给他的酬劳是每天三四百吊钱。
　　日收入三四百吊钱是什么概念？不妨来比较一下。有学者统计了光绪三十四年至宣统二年山东太和堂的雇工工价，发现长工的平均年薪是20.2吊钱，折算成日薪约56文钱；短工的平均日薪则为124文。也就是说，谭鑫培每天的工资收入，是當时普通佣工的3000倍。
　　除了“戏份”，谭鑫培还有“堂会”演出的收入。当时的社会名流、官宦之家、富商、公司，若有喜事，必请名伶唱戏，这便是“堂会”。光绪中叶，谭鑫培赴“堂会”演一场戏，出场费是10两银子，光绪中后期，“遽增至一百两，宣统初，则需二三百两”。如果遇到谭鑫培的铁粉，给出的赏钱更是高达六七百两银。
　　所以，如果从经济收入的角度来看，昔日谭鑫培的戏酬，未必会输给今日的小鲜肉。不过，晚清时尚没有个人所得税，所以不管谭鑫培的收入有多高，他都不必缴纳个税，自然也不需要用一些“大小合同”之类的伎俩来逃税。
　　但是，有一次，谭鑫培还是栽在税局的门口——不是因为他逃漏个税，而是因为吸鸦片。据《谭鑫培全集》的记载，这一日（未知其时为清末还是民初），谭鑫培从上海返京，他的女婿夏月润送了他三百两鸦片烟土，火车抵达北京前门车站，下车时，谭鑫培身上带着的烟土被前门税局高姓委员查获，“扣留不放，拟送法庭罚办”。
　　原来，谭鑫培有吸食鸦片的习惯，是出了名的大烟鬼。不独谭鑫培如此，清末民初之时，抽大烟的名伶多的是，我们可以列出一个长长的“吸毒名伶”名单：张二奎、余三胜、时小福、俞菊笙、汪桂芬、黄润甫、王长林、钱金福、罗寿山、许荫棠、谢宝云、龚云甫、田桂凤、孙佐臣、汪笑侬、裘桂仙、杨小朵、谭小培、刘鸿升、杨小楼、马连良、孙毓堃、马连昆、裘盛荣……
　　这也不奇怪。晚清时期的名伶，名头很响，收入很高，拥趸无数，从以前的“贱民”一下子变成了社会名流，就如煤矿主发了财都想体验一回“天上人间”、“海天盛宴”，于是名伶纷纷过上了“姨太太点大烟”的“高品质”生活。
　　再说谭鑫培带了一大包鸦片烟下了火车，被前门税局的高委员截获。为什么是税务官查这档事呢？我猜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当时政府一度禁烟，谭鑫培吸食烟土，犯了禁；另一种可能是，清末民初曾经放开烟禁，对鸦片交易课税，谭鑫培被认为是走私鸦片、逃税漏税。不管怎么说，谭鑫培老师被京城前门税局扣下来了。
　　但作为一名当红大明星，谭鑫培到处都有粉丝啊，官场里也有粉谭鑫培的，比如当时“总税务者陆天池、襄办乐某”，都“与鑫培友善”，是谭的忠实铁粉。听到这件事后，陆天池“亲至前门局中，将鑫培释放，所有搜出之烟土烟膏烟具一律发还”；他还批评高委员“办事操切，不为稍留余地”。
　　高委员听了很是恼火，“含愤于胸”。为出胸中这口恶气，他干脆“在报上将此事披露，并大肆其攻击”。事情闹大了。司法机关不得不介入，“遂由检察官提起诉讼”。最后，谭鑫培被判“罚二千元，押令交齐始予释放”。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娱乐圈最不缺的就是狗血剧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