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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盛夏，在庐山举行的扩大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彭德怀心忧黎民，挺身而出，于7月14日向毛泽东上“万言书”，对“大跃进”等错误做法提出了批评。
“万言书”引起毛泽东的极大不满，他下决心和彭德怀——这位从井冈山时期就和他并肩厮杀的战友分手了。毛泽东严厉地批判彭德怀上书言事是向他挑战，是攻击社会主义。7月23日，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发言严厉批判彭德怀，扭转了庐山会议方向。随后，他召集全体中央委员到庐山开会，解决彭德怀的问题。胡耀邦因此上了庐山。
在长山岛接到上庐山的通知
1959年7月26日，胡耀邦一行人离开山东掖县到烟台，见到了渡海前来迎接的海军长山岛要塞政委胡政。胡政原是胡耀邦在战争年代的老部下，二人见面后当然非常亲切。由胡政陪同，胡耀邦一行游览了蓬莱县的“蓬莱仙境”。随后，胡政邀请胡耀邦再往前一步，渡海参观长山岛要塞。
胡耀邦上了长山岛，饱览了要塞风光，还乘坐了一回潜水艇，体验水下生活。胡政请胡耀邦为守岛战士们作了一场报告。也许是前些日子在掖县西由村劳动时粗茶淡饭，上岛后品尝了鱼虾海鲜，胡耀邦一下子闹起了肚子，还相当厉害。他咬紧牙关，坚持着把报告作得慷慨激昂。作完报告，胡耀邦已是浑身乏力，只好在岛上休养两天，打算痊愈后乘船去大连。
7月27日下午，胡政前来报告，说北京的刘崇文秘书打来电话，传达中央办公厅通知，要胡耀邦于8月1日前赶到庐山参加中央会议。通知很突然，出乎胡耀邦想象。他要秘书高勇再给刘崇文打一个电话，问问会议内容是什么，需要做什么准备。
当时岛上的长途电话是要转接的，通话质量很差，高勇能听到电话那头刘崇文的声音，但听不太清楚。胡政见此，就让高勇使用军用专线电话。军线直通北京的海军总部，高勇要他们将此信息转告刘崇文。
7月28日，刘崇文又给高勇打来电话，告知中办的通知没有具体内容，后来又增加了一条，说庐山房间紧张，请首长少带随员。接着刘崇文又说，中办有一个补充通知，请胡耀邦于7月29日上午到莱阳机场，那里有飞机等候，直飞九江。
听了高勇的汇报后，胡耀邦说，既然如此，我就只带一个秘书去庐山，高勇和李汉平随我去，孙轶青、石琦，你们还是按照原计划从大连回北京。
7月29日上午，胡耀邦赶到莱阳军用机场，那儿已有一架苏制伊尔-18飞机正在停机坪上等候。因为要接六七个中央委员，所以要在午饭后起飞。同机前往庐山的还有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鼎丞、装甲兵司令员许光达、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另有几位是高勇不认识的。
天气非常炎热，飞机停留了很久，机舱内热如蒸笼，坐进去的人都催着赶快起飞。
当天太阳落山之前，飞机抵达九江机场，同机人员乘小汽车直奔庐山。晚上，胡耀邦出门看望了几位熟人，以了解此次庐山会议的情况。
对整彭德怀很有抵触情绪
第二天上午，大会的各种文件（包括彭德怀的意见书）发了下来，局面已经完全明朗。原来这次中央全会是要解决彭德怀问题的。毛泽东召来全体中央委员，要求他们支持，他要批判彭德怀。
胡耀邦上庐山后看了文件，听了介绍后，才知道，关于召开中共八届八中全会的决定，是在7月28日的政治局常委会议上作出的，毛泽东在7月29日下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予以宣布的。而胡耀邦接到会议通知则是在7月27日，如此推论，毛泽东定下召集会议的决心至少更早一天。
胡耀邦和张劲夫编在一组，由此认识了张劲夫的秘书吴明瑜。后来，吴明瑜回忆说，就是在庐山会议上，我感受到胡耀邦对庐山会议整了彭德怀、张闻天等人是不满意、有意见的，但又不好明说，心情很不畅快。这和我的想法也是一致的。所以，到了“文革”后期，胡耀邦来到科学院搞整顿，找我参加《汇报提纲》的写作，我非常愿意，因为我理解他的看法。
凑巧的是，胡耀邦隔壁住着他解放战争年代晋察冀军区野战军第四纵队的老部下、时任解放军总政治部秘书处处长的冯征。冯征这次作为工作人员来庐山参加会议，负责简报和小型会议记录。所有简报都经冯征的手汇集和分发，他对会议情况了如指掌。
冯征悄悄地向胡耀邦透露了会议上发生的突变。他告诉胡耀邦，战争中长期跟随彭总的邓华、杨得志、杨勇、苏振华、李志民、洪学智等人，都对彭总受到如此严厉的批判表示“难以理解和接受”。说到这里，冯征看到胡耀邦眼眶中噙满了泪水。
胡耀邦悄悄地对冯征说：“彭总怎么会反党反毛主席呢？”
胡耀邦的消息来源很多，他很快就知道了自己的好朋友、第二机械工业部部长赵尔陆上庐山后处境困难。原来，赵尔陆在分组讨论时和彭德怀编在同一个小组，他发言支持彭德怀。他说，过去一个时期，经济生活上的脱节现象造成一定的被动。有些高级干部由于自己缺乏经验，头脑发热，向中央反映了一些不确切的情况和材料，他们应该感到心情沉重。
赵尔陆对彭德怀的信表示同感。他在小组会上明确地说，彭总的精神值得学习，他的建议书是值得斟酌的，只是个别问题的提法分析不够，比如说缺点的性质具有政治性等等，容易引起误会。但彭总这封信的精神是好的。
由于这个发言，赵尔陆的厄运开始了。
与赵尔陆情况相似的还有万毅。他在7月22日的小组会议上发言，严肃批评了“大跃进”中的虚报浮夸做法。他坦率地表示：“基本上同意彭总的信。”他说：“彭德怀同志把自己考虑到的问题提出来，对于此次会议深入讨论有推动作用。提出意见，精神是好的，是赤胆忠心的。从肯定成绩，提出问题到纠正缺点来看，基本精神都是对的，但有的问题说得简单一些。如果再多说几句，多加分析就清楚了。”
7月23日毛泽东的讲话，扭转了会议方向，转而批判彭德怀，万毅随之落难。过去，胡耀邦不熟悉万毅，但万毅在庐山上的正义发言深深地震撼了他，使他深感万毅人格的高尚。“文革”结束后，胡耀邦渐渐和万毅熟悉了，还主动书赠条幅。
8月2日下午，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在庐山举行，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149人，列席会议者14人。毛泽东在这天的会议上讲话说会议有两个议题：改指标问题和“路线问题”。他说：“现在庐山会议不是反‘左’的问题，而是反右的问题了。” 8月4日晚，由刘少奇主持，几位中央政治局常委向没有参加前一段会议的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介绍了庐山会议前期的一些情况。
庐山上政治风云变幻，阴晴不定。第一次来庐山的胡耀邦完全没有心思游览，他和冯征悄悄交谈甚多。有一次听着冯征介绍情况，胡耀邦心情沉重地打断说：“哎呀！毛主席他老人家听不进不同意见了。你作为会议工作人员，可以多听听，多想想，将来事实总会搞清楚的。”
只有在面对服务人员时，心情才能放松片刻
上了庐山的胡耀邦心情沉重，只有在晚饭后散步面对服务人员的时候，他才放松片刻，和姑娘们开几句玩笑。
当时，负责胡耀邦所住楼层的服务员黎月霞18岁，是九江医士学校即将上二年级的学生。庐山会议需要大量服务人员，根据江西省委办公厅的指示，从上千人规模的九江医士学校抽调部分优秀学生参加服务工作。黎月霞所在班有60余名学生，只选调了她这名班上的文体委员。全校总共选派了10多人，参加了由江西宾馆主持的短期培训后，于7月初上了庐山。黎月霞负责的几个房间里住着胡耀邦、蒋南翔、邓子恢等人。
黎月霞第一次见到这么多中央高级领导，加上集训时又明确了极为严格的规定，她哪里敢主动和首长搭话。但她很快发现，胡耀邦平易近人。这位年轻首长总在晚饭后散一会儿步，见到她总是主动打招呼，知道了她的名字后还问过她父母的情况。几天过去后更熟悉了一些，见面还会聊上几句，开个小玩笑。不久，黎月霞在他面前再也不感到拘束了，说话也大胆了。几十年后，黎月霞还清晰地记得胡耀邦对秘书高勇很严格，对服务员们却非常客气。
8月中旬，庐山会议快结束了。有一天晚饭前后，胡耀邦见到身边出现了一群女服务员，主动说，我和服务员同志合个影吧。正在他面前的五名年轻女服务员高兴极了，马上站到了他的两边，身后的两位男理发师见状，也疾步赶过来合影。
几天后，胡耀邦离开了庐山回到北京，黎月霞从此再也没有见到过他。但没有想到的是，几十年后，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在她生活最困难的时候，真真切切地帮助了她。
庐山上，违心地举了手
参加这次庐山会议，胡耀邦的内心非常痛苦。对毛泽东，胡耀邦发自内心地崇拜；对毛泽东的指示，他从来都是无条件地支持。可是这次要支持毛泽东批判彭德怀，在胡耀邦心里掀起了层层波澜。从江西苏区开始万里长征到陕北，再到华北战场、太原前线，他对彭德怀相当了解。胡耀邦认定彭德怀绝不会反对党、反对毛主席。因为长期从事组织工作，他对“定性”向来慎重，而现在要他表态批判彭德怀，真是难上加难。令胡耀邦为难的是，他必须在“小组讨论”中发言。在庐山上，他违心地支持了毛泽东。但是，他并没有去大力批判彭德怀的观点。
当天晚上，会议工作人员送来了胡耀邦的发言记录稿，请他审定后发会议简报。胡耀邦看了以后不满意，对高勇说，这个会议记录没有记录好，要是你去就好了。他开始坐下来自己动手修改会议记录。因此，档案馆保存的庐山会议简报上的胡耀邦发言版本，和他在会上所讲的有不少地方不一样。
庐山会议开得很紧张。有一天中午该吃饭了，小组会还没散，工作人员就端来了包子，与会人员一边吃一边发言。几天开下来，负责会议记录的人手也不够用了，就把首长的秘书召集起来作记录。高勇也参加了一个记录小组，组长是柯庆施的秘书。胡耀邦问高勇，柯老秘书材料整得怎么样，高勇说，人家整得相当快。胡耀邦说，那就好好向人家学习吧。
全会召开以后，与会人员分成了三个大组：李井泉小组对彭德怀，张德生小组对黄克诚，柯庆施小组对张闻天、周小舟，采取批评、质问的方式要求当事人承认反对毛泽东，并进行检讨。在巨大的压力下，彭德怀、张闻天、黄克诚、周小舟全都屈服，分别承认“错误”。
8月16日，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在庐山闭幕，会议通过了关于彭德怀“反党集团”的全会公报。胡耀邦举手支持了毛泽东。“文革”以后，他每当回想起庐山上的那次举手就非常痛苦，将它归入自己“对毛主席的五次动摇”之一。在辞去了中共中央总书记之后的几年间，胡耀邦更是在多个场合谈到这次“举手”，并深深自责。
8月18日，与会人员要下山了，胡耀邦和冯征道别，他说：“这个事（指将彭德怀等人打成“反党集团”）真是冤枉。究竟谁是对的，等将来再看吧。”在几十年后，冯征对笔者说，当时胡耀邦敢对他这样说话，一方面是出于信任；另一方面也真够担风险的，万一被揭发了可怎么办呀？
下了庐山，坐了两年冷板凳
庐山会议结束后，军队中的与会人员先走，他们乘坐飞机，要赶回北京继续开揭发、批判彭德怀和黄克诚的军委扩大会议。其他与会人员坐火车专列返回北京。
中央要求胡耀邦回到北京就要在团中央系统传达会议的精神。胡耀邦让高勇先去看看别人是怎么传达的，当时中组部已在安排传达，高勇就赶去听了。听取高勇的汇报后，胡耀邦开始在团中央系统传达。
回到北京后的胡耀邦心情同样沉重，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那样的大事，他没有向妻子李昭提起。李昭发现下了庐山的胡耀邦特别不愿意说彭老总的事，一问就心烦，她干脆不问了。没过多久，听到正式传达后，李昭才知道庐山上出了那样大的事。
庐山会议期间，胡耀邦得知毛泽东于8月2日给张闻天写了一封信：“怎么搞的，你陷入了那个军事俱乐部去了，真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毛泽东还在信中分析张闻天犯下所谓“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原因，并笔录了元朝的一首散曲来指责张闻天的“病根”。胡耀邦不知道那首散曲的作者是谁，作于何时。下庐山以后，他要高勇和刘崇文找一下那首散曲的出处。
两位秘书对元曲不熟，费了很大的劲儿，还是没有找到。刘崇文对高勇说，既然是毛主席引用的文字，要不我们给毛主席办公室打个电话问问吧。刘崇文做事干脆，电话果然打到了毛泽东办公室。
毛泽东秘书高智接了电话。高智说，毛主席引用的这段文字出自《曲选》这本书。
高智是陕西人，说“曲选”一词时，发音颇为拗口。刘崇文没有听清楚，却不敢继续问个明白，就放下了电话。他揣摩着高智的发音，和高勇一起到团中央图书馆找了半天，终于找到了这本书。他们将结果送呈胡耀邦。胡耀邦问：“这个出典是怎么找到的？”
刘崇文报告了事情的原委。胡耀邦说，好呀，你们胆子真够大的，怎么向那里打电话？两位年轻秘书向胡耀邦说，实在找不到，打电话去，也是向毛主席办公室的同志学习嘛。胡耀邦听罢，就不再说什么了。
一两年后，高勇到东安市场旧书店寻书，无意中发现了《曲选》，就买下一本，顺便告诉了胡耀邦。胡耀邦马上说给他也买一本。高勇又去东安市场旧书店，居然又找到了一本，买下来送给了胡耀邦。
庐山会议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社会。随后，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大规模的“反右倾机会主义”运动，团中央机关亦未能幸免。团中央办公厅主任曾德林在不同场合表示过对“大跃进”的不满，对大办人民公社等也有不同看法。结果，在团中央决策层会议上，有人提出曾德林有问题，形同“右倾机会主义”。曾德林岌岌可危。
这时，胡耀邦说话了，他说曾德林主要是有一些“自由主义”，这样的错误，检讨了就可以了。后来，此事也就不了了之。
对胡耀邦在庐山上的表现，毛泽东肯定是了解的。比起当时在庐山上的不少人，胡耀邦的表现不够积极。种种迹象表明，下了庐山之后，毛泽东和胡耀邦的关系比以前疏远了。几年后，胡耀邦在回顾1959年庐山会议时说：庐山会议以后，主席不大理我，给我坐了两年冷板凳。
“万言书”引起毛泽东的极大不满，他下决心和彭德怀——这位从井冈山时期就和他并肩厮杀的战友分手了。毛泽东严厉地批判彭德怀上书言事是向他挑战，是攻击社会主义。7月23日，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发言严厉批判彭德怀，扭转了庐山会议方向。随后，他召集全体中央委员到庐山开会，解决彭德怀的问题。胡耀邦因此上了庐山。
在长山岛接到上庐山的通知
1959年7月26日，胡耀邦一行人离开山东掖县到烟台，见到了渡海前来迎接的海军长山岛要塞政委胡政。胡政原是胡耀邦在战争年代的老部下，二人见面后当然非常亲切。由胡政陪同，胡耀邦一行游览了蓬莱县的“蓬莱仙境”。随后，胡政邀请胡耀邦再往前一步，渡海参观长山岛要塞。
胡耀邦上了长山岛，饱览了要塞风光，还乘坐了一回潜水艇，体验水下生活。胡政请胡耀邦为守岛战士们作了一场报告。也许是前些日子在掖县西由村劳动时粗茶淡饭，上岛后品尝了鱼虾海鲜，胡耀邦一下子闹起了肚子，还相当厉害。他咬紧牙关，坚持着把报告作得慷慨激昂。作完报告，胡耀邦已是浑身乏力，只好在岛上休养两天，打算痊愈后乘船去大连。
7月27日下午，胡政前来报告，说北京的刘崇文秘书打来电话，传达中央办公厅通知，要胡耀邦于8月1日前赶到庐山参加中央会议。通知很突然，出乎胡耀邦想象。他要秘书高勇再给刘崇文打一个电话，问问会议内容是什么，需要做什么准备。
当时岛上的长途电话是要转接的，通话质量很差，高勇能听到电话那头刘崇文的声音，但听不太清楚。胡政见此，就让高勇使用军用专线电话。军线直通北京的海军总部，高勇要他们将此信息转告刘崇文。
7月28日，刘崇文又给高勇打来电话，告知中办的通知没有具体内容，后来又增加了一条，说庐山房间紧张，请首长少带随员。接着刘崇文又说，中办有一个补充通知，请胡耀邦于7月29日上午到莱阳机场，那里有飞机等候，直飞九江。
听了高勇的汇报后，胡耀邦说，既然如此，我就只带一个秘书去庐山，高勇和李汉平随我去，孙轶青、石琦，你们还是按照原计划从大连回北京。
7月29日上午，胡耀邦赶到莱阳军用机场，那儿已有一架苏制伊尔-18飞机正在停机坪上等候。因为要接六七个中央委员，所以要在午饭后起飞。同机前往庐山的还有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鼎丞、装甲兵司令员许光达、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另有几位是高勇不认识的。
天气非常炎热，飞机停留了很久，机舱内热如蒸笼，坐进去的人都催着赶快起飞。
当天太阳落山之前，飞机抵达九江机场，同机人员乘小汽车直奔庐山。晚上，胡耀邦出门看望了几位熟人，以了解此次庐山会议的情况。
对整彭德怀很有抵触情绪
第二天上午，大会的各种文件（包括彭德怀的意见书）发了下来，局面已经完全明朗。原来这次中央全会是要解决彭德怀问题的。毛泽东召来全体中央委员，要求他们支持，他要批判彭德怀。
胡耀邦上庐山后看了文件，听了介绍后，才知道，关于召开中共八届八中全会的决定，是在7月28日的政治局常委会议上作出的，毛泽东在7月29日下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予以宣布的。而胡耀邦接到会议通知则是在7月27日，如此推论，毛泽东定下召集会议的决心至少更早一天。
胡耀邦和张劲夫编在一组，由此认识了张劲夫的秘书吴明瑜。后来，吴明瑜回忆说，就是在庐山会议上，我感受到胡耀邦对庐山会议整了彭德怀、张闻天等人是不满意、有意见的，但又不好明说，心情很不畅快。这和我的想法也是一致的。所以，到了“文革”后期，胡耀邦来到科学院搞整顿，找我参加《汇报提纲》的写作，我非常愿意，因为我理解他的看法。
凑巧的是，胡耀邦隔壁住着他解放战争年代晋察冀军区野战军第四纵队的老部下、时任解放军总政治部秘书处处长的冯征。冯征这次作为工作人员来庐山参加会议，负责简报和小型会议记录。所有简报都经冯征的手汇集和分发，他对会议情况了如指掌。
冯征悄悄地向胡耀邦透露了会议上发生的突变。他告诉胡耀邦，战争中长期跟随彭总的邓华、杨得志、杨勇、苏振华、李志民、洪学智等人，都对彭总受到如此严厉的批判表示“难以理解和接受”。说到这里，冯征看到胡耀邦眼眶中噙满了泪水。
胡耀邦悄悄地对冯征说：“彭总怎么会反党反毛主席呢？”
胡耀邦的消息来源很多，他很快就知道了自己的好朋友、第二机械工业部部长赵尔陆上庐山后处境困难。原来，赵尔陆在分组讨论时和彭德怀编在同一个小组，他发言支持彭德怀。他说，过去一个时期，经济生活上的脱节现象造成一定的被动。有些高级干部由于自己缺乏经验，头脑发热，向中央反映了一些不确切的情况和材料，他们应该感到心情沉重。
赵尔陆对彭德怀的信表示同感。他在小组会上明确地说，彭总的精神值得学习，他的建议书是值得斟酌的，只是个别问题的提法分析不够，比如说缺点的性质具有政治性等等，容易引起误会。但彭总这封信的精神是好的。
由于这个发言，赵尔陆的厄运开始了。
与赵尔陆情况相似的还有万毅。他在7月22日的小组会议上发言，严肃批评了“大跃进”中的虚报浮夸做法。他坦率地表示：“基本上同意彭总的信。”他说：“彭德怀同志把自己考虑到的问题提出来，对于此次会议深入讨论有推动作用。提出意见，精神是好的，是赤胆忠心的。从肯定成绩，提出问题到纠正缺点来看，基本精神都是对的，但有的问题说得简单一些。如果再多说几句，多加分析就清楚了。”
7月23日毛泽东的讲话，扭转了会议方向，转而批判彭德怀，万毅随之落难。过去，胡耀邦不熟悉万毅，但万毅在庐山上的正义发言深深地震撼了他，使他深感万毅人格的高尚。“文革”结束后，胡耀邦渐渐和万毅熟悉了，还主动书赠条幅。
8月2日下午，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在庐山举行，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149人，列席会议者14人。毛泽东在这天的会议上讲话说会议有两个议题：改指标问题和“路线问题”。他说：“现在庐山会议不是反‘左’的问题，而是反右的问题了。” 8月4日晚，由刘少奇主持，几位中央政治局常委向没有参加前一段会议的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介绍了庐山会议前期的一些情况。
庐山上政治风云变幻，阴晴不定。第一次来庐山的胡耀邦完全没有心思游览，他和冯征悄悄交谈甚多。有一次听着冯征介绍情况，胡耀邦心情沉重地打断说：“哎呀！毛主席他老人家听不进不同意见了。你作为会议工作人员，可以多听听，多想想，将来事实总会搞清楚的。”
只有在面对服务人员时，心情才能放松片刻
上了庐山的胡耀邦心情沉重，只有在晚饭后散步面对服务人员的时候，他才放松片刻，和姑娘们开几句玩笑。
当时，负责胡耀邦所住楼层的服务员黎月霞18岁，是九江医士学校即将上二年级的学生。庐山会议需要大量服务人员，根据江西省委办公厅的指示，从上千人规模的九江医士学校抽调部分优秀学生参加服务工作。黎月霞所在班有60余名学生，只选调了她这名班上的文体委员。全校总共选派了10多人，参加了由江西宾馆主持的短期培训后，于7月初上了庐山。黎月霞负责的几个房间里住着胡耀邦、蒋南翔、邓子恢等人。
黎月霞第一次见到这么多中央高级领导，加上集训时又明确了极为严格的规定，她哪里敢主动和首长搭话。但她很快发现，胡耀邦平易近人。这位年轻首长总在晚饭后散一会儿步，见到她总是主动打招呼，知道了她的名字后还问过她父母的情况。几天过去后更熟悉了一些，见面还会聊上几句，开个小玩笑。不久，黎月霞在他面前再也不感到拘束了，说话也大胆了。几十年后，黎月霞还清晰地记得胡耀邦对秘书高勇很严格，对服务员们却非常客气。
8月中旬，庐山会议快结束了。有一天晚饭前后，胡耀邦见到身边出现了一群女服务员，主动说，我和服务员同志合个影吧。正在他面前的五名年轻女服务员高兴极了，马上站到了他的两边，身后的两位男理发师见状，也疾步赶过来合影。
几天后，胡耀邦离开了庐山回到北京，黎月霞从此再也没有见到过他。但没有想到的是，几十年后，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在她生活最困难的时候，真真切切地帮助了她。
庐山上，违心地举了手
参加这次庐山会议，胡耀邦的内心非常痛苦。对毛泽东，胡耀邦发自内心地崇拜；对毛泽东的指示，他从来都是无条件地支持。可是这次要支持毛泽东批判彭德怀，在胡耀邦心里掀起了层层波澜。从江西苏区开始万里长征到陕北，再到华北战场、太原前线，他对彭德怀相当了解。胡耀邦认定彭德怀绝不会反对党、反对毛主席。因为长期从事组织工作，他对“定性”向来慎重，而现在要他表态批判彭德怀，真是难上加难。令胡耀邦为难的是，他必须在“小组讨论”中发言。在庐山上，他违心地支持了毛泽东。但是，他并没有去大力批判彭德怀的观点。
当天晚上，会议工作人员送来了胡耀邦的发言记录稿，请他审定后发会议简报。胡耀邦看了以后不满意，对高勇说，这个会议记录没有记录好，要是你去就好了。他开始坐下来自己动手修改会议记录。因此，档案馆保存的庐山会议简报上的胡耀邦发言版本，和他在会上所讲的有不少地方不一样。
庐山会议开得很紧张。有一天中午该吃饭了，小组会还没散，工作人员就端来了包子，与会人员一边吃一边发言。几天开下来，负责会议记录的人手也不够用了，就把首长的秘书召集起来作记录。高勇也参加了一个记录小组，组长是柯庆施的秘书。胡耀邦问高勇，柯老秘书材料整得怎么样，高勇说，人家整得相当快。胡耀邦说，那就好好向人家学习吧。
全会召开以后，与会人员分成了三个大组：李井泉小组对彭德怀，张德生小组对黄克诚，柯庆施小组对张闻天、周小舟，采取批评、质问的方式要求当事人承认反对毛泽东，并进行检讨。在巨大的压力下，彭德怀、张闻天、黄克诚、周小舟全都屈服，分别承认“错误”。
8月16日，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在庐山闭幕，会议通过了关于彭德怀“反党集团”的全会公报。胡耀邦举手支持了毛泽东。“文革”以后，他每当回想起庐山上的那次举手就非常痛苦，将它归入自己“对毛主席的五次动摇”之一。在辞去了中共中央总书记之后的几年间，胡耀邦更是在多个场合谈到这次“举手”，并深深自责。
8月18日，与会人员要下山了，胡耀邦和冯征道别，他说：“这个事（指将彭德怀等人打成“反党集团”）真是冤枉。究竟谁是对的，等将来再看吧。”在几十年后，冯征对笔者说，当时胡耀邦敢对他这样说话，一方面是出于信任；另一方面也真够担风险的，万一被揭发了可怎么办呀？
下了庐山，坐了两年冷板凳
庐山会议结束后，军队中的与会人员先走，他们乘坐飞机，要赶回北京继续开揭发、批判彭德怀和黄克诚的军委扩大会议。其他与会人员坐火车专列返回北京。
中央要求胡耀邦回到北京就要在团中央系统传达会议的精神。胡耀邦让高勇先去看看别人是怎么传达的，当时中组部已在安排传达，高勇就赶去听了。听取高勇的汇报后，胡耀邦开始在团中央系统传达。
回到北京后的胡耀邦心情同样沉重，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那样的大事，他没有向妻子李昭提起。李昭发现下了庐山的胡耀邦特别不愿意说彭老总的事，一问就心烦，她干脆不问了。没过多久，听到正式传达后，李昭才知道庐山上出了那样大的事。
庐山会议期间，胡耀邦得知毛泽东于8月2日给张闻天写了一封信：“怎么搞的，你陷入了那个军事俱乐部去了，真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毛泽东还在信中分析张闻天犯下所谓“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原因，并笔录了元朝的一首散曲来指责张闻天的“病根”。胡耀邦不知道那首散曲的作者是谁，作于何时。下庐山以后，他要高勇和刘崇文找一下那首散曲的出处。
两位秘书对元曲不熟，费了很大的劲儿，还是没有找到。刘崇文对高勇说，既然是毛主席引用的文字，要不我们给毛主席办公室打个电话问问吧。刘崇文做事干脆，电话果然打到了毛泽东办公室。
毛泽东秘书高智接了电话。高智说，毛主席引用的这段文字出自《曲选》这本书。
高智是陕西人，说“曲选”一词时，发音颇为拗口。刘崇文没有听清楚，却不敢继续问个明白，就放下了电话。他揣摩着高智的发音，和高勇一起到团中央图书馆找了半天，终于找到了这本书。他们将结果送呈胡耀邦。胡耀邦问：“这个出典是怎么找到的？”
刘崇文报告了事情的原委。胡耀邦说，好呀，你们胆子真够大的，怎么向那里打电话？两位年轻秘书向胡耀邦说，实在找不到，打电话去，也是向毛主席办公室的同志学习嘛。胡耀邦听罢，就不再说什么了。
一两年后，高勇到东安市场旧书店寻书，无意中发现了《曲选》，就买下一本，顺便告诉了胡耀邦。胡耀邦马上说给他也买一本。高勇又去东安市场旧书店，居然又找到了一本，买下来送给了胡耀邦。
庐山会议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社会。随后，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大规模的“反右倾机会主义”运动，团中央机关亦未能幸免。团中央办公厅主任曾德林在不同场合表示过对“大跃进”的不满，对大办人民公社等也有不同看法。结果，在团中央决策层会议上，有人提出曾德林有问题，形同“右倾机会主义”。曾德林岌岌可危。
这时，胡耀邦说话了，他说曾德林主要是有一些“自由主义”，这样的错误，检讨了就可以了。后来，此事也就不了了之。
对胡耀邦在庐山上的表现，毛泽东肯定是了解的。比起当时在庐山上的不少人，胡耀邦的表现不够积极。种种迹象表明，下了庐山之后，毛泽东和胡耀邦的关系比以前疏远了。几年后，胡耀邦在回顾1959年庐山会议时说：庐山会议以后，主席不大理我，给我坐了两年冷板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