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2003年12月17日,上午9点多,香港联合交易所交易大厅,慧聪国际资讯公司在香港创业板上市,挂牌交易。
提起八年前的那一天,慧聪国际集团董事局主席郭凡生仍然十分兴奋和得意,“那刻起,跟我一起奋斗的126位员工们身价一下子就超过了100万元,这个价位在当时能买到北京最好的房子。”
正如在挂牌仪式上,郭凡生所说,“今天你们见证了一个平凡公司的上市,日后也将看到这个平凡公司做出非凡的事业。”
上市后的八年时间,慧聪资讯由一家普通公司成长为互联网业界的传奇:在没有增加任何投资的情况下,利润实现了连续四年翻番。员工仅在期权和股票方面的收益就超过4亿元。
“企业家应该向企业家学习,听会赚钱的企业家讲如何做企业”,郭凡生就是这样一个会赚钱的企业家。
3月9日,郭凡生在的中国商界领袖高级研修项目经济论坛上,给企业家们讲述了慧聪的成长经历及秘诀。
企业家精神
“90年以前,我是一名知名学者,90年以后,我是一名知名企业家。现在功成名就,不需要拍任何人的马屁。”
这就是郭凡生,直爽、敢言。这一性格起源于他的军人生涯。18岁的郭凡生走进军营,短短5年的部队生活却影响了他的一生。
直到现在,他依然保持着军人的生活习惯,每天跑步、洗冷水澡、不吸烟不喝酒。直到今天仍坚持和员工一起打卡上下班。
他的公司也带有军营色彩,在郊区建立的数据分析与培训基地,又被称为慧聪的“军校”,所有员工分期分批来此,接受军队教官的军训。
90年代初期,郭凡生脱下了官服,下海经商。他没有像“92派”王石、潘石屹等人一样选择房地产和股票,而是在信息服务业里白手起家。
慧聪公司于1991年3月在北京正式成立。郭凡生每天带十几名员工骑着自行车,穿梭于北京城的大街小巷,收集家电、电脑、汽车等各种产品的价格及经销商、供应商的数据,把这些数据分析加工,做成商情数据库,编制出介绍市场信息的广告印刷品。同时,也开展相关的市场分析、会展等业务。这些信息在市场经济刚刚起步,大量经济实体萌芽的时期内需求量很大。果然,公司在信息的“对称——不对称”之间找到了商机,并迅速壮大起来。
20世纪初,当慧聪国际在商情领域坐稳老大位置后,又盯上了方兴未艾的互联网。顺势将公司的业务网络转向了网络经济,开拓了企业间商务市场(B2B)。从14.8万元人民币起家创业,11年后成为香港创业板上市公司。
上市那天,白天,他在交易大厅的仪式上的讲话充满着豪情,而当晚的上市庆功晚宴上,他则显得很冷静:“将来,几百年后,我们今天所有的人都不在了,没有谁会知道慧聪国际,也没有谁会知道我们谁挣了多少钱。古诗名句‘旧时王谢堂前燕,飞进寻常百姓家’,就是告诉人们:金钱、权力和地位,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人类的善良、理性和伟大的同情心和社会责任感。”
这就是郭凡生所理解的企业家精神。
眼下,国家的经济体制改革发展到一定程度,已经出现了越来越严重的贫富分化,除了国家进行政治制度改革以外,也是处于分化中“富”极的企业家们表现自己社会责任感的时候了,即进行股权共享改革。
郭凡生认为,股权共享的改革,一方面可以减少员工与老板之间不合理的贫富差距,另一方面,也是最重要的,可以增强员工的凝聚力,让员工与企业的关系更加紧密,更有利于企业的发展壮大。
企业家要学会分钱
耕者有其田,商者有其股。是郭凡生最著名的言论,也是他股权共享制度的核心理念。
自古以来,中国的农民都是为拥有自己一块小小的土地而斗争着,百年前孙中山先生就提出了这个观点,后来到毛泽东时期,打土豪分田地,再到后来的包产到户……这些都是历史上围绕“耕者有其田”这一最高理想而进行的革命,只有这样,农民才不再被饿死,有了人的地位和尊严。
同样的,对于城市中的工人、职工而言,最高的理想应该是商者有其股,还股于民。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提出了类似的观点,即允许建立私有制。
和改革开放初期不一样的是,这次商者有其股的改革,应该是企业家们的主动行为,是一批有钱有良心、会责任的企业家主动推动社会改革的一次本质性行为,这种制度建立的基础就是上文所提到的企业家精神。
商者有其股,这一股权制度的改革,一定程度上可以解决企业家们最头痛的人才问题。
如果每个员工干公司的活能像干自己家里活一样的卖力,如果创业之初的所有能者都不走……这些都是企业家们最向往的事情,但事实往往并非如此,有能力的人走了,没能力的人却留了下来。
股权改制说到底就是股权合理分配、分钱的学问。
郭凡生用君臣民来比喻一个企业内部企业家、高管和员工之间的关系。企业家是企业之君,应该学习的是为君之道。而为君之道就是:分钱,也就是股权的划分。
郭凡生认为,企业要想赚钱,企业家必须学会分钱。
在他看来,许多老板一心只想着怎样实现公司的快速扩张,利益最大化,这些都是“不务正业”,“企业家应该用80%的精力去考虑分钱。”
“凡挣了钱就装进自己口袋的老板,能有几个员工会把公司当自己的家?能把公司的活当自己的活?”
企业家只负责分钱,经理人是负责挣钱的。所谓外行领导内行,就是用一种好的分钱制度,把内行都变成亲人、合作伙伴。
“慧聪在1992年规定,每年有50%的利润用于积累,50%的利润用于分红,在分红利润中70%分给公司不持股的员工,30%分给公司的股东”,他以自己的慧聪集团为例说。
据了解,慧聪国际在上市之时创造了100多个百万富翁,成功保持了核心员工对公司的忠诚度。目前,全部3600名员工在股权和期货上的收益总额超过了4亿元。
郭凡生自豪的说,慧聪出了问题找员工,“公司现在遇到问题了,我们一块来解决。”
当遭遇1998年金融危机时,慧聪的股票由1元掉到了0.16元,郭凡生一下子买回来7500万股,相当于公司15%的股票,买回来后免费分给员工。
“我是把员工集合在一起跟市场赌,一定能赌得过。我炒股票从不看K线图,只看我的员工。”如今慧聪的股票涨到了3.8元/股。
对于很多中小企业而言,企业逐渐做大以后,产生了许多看不见的管理问题,仅仅靠老板“商者有其股”,已经远远不够了。优秀员工不断离开企业出去创业,反过来又与原来的企业竞争。
“当我们面临这些困扰的时候,不从制度层面解决这些问题是不行的。”郭凡生说,企业做大了就不仅是老板的资产,必须考虑员工的股份,这是目前中国所有中小企业遇到的问题。
在制度改革中,激励制度第一,管理制度第二。激励制度的落后,会让管理制度上的努力被员工的集体对抗幻化于无形;当良好的激励制度建立起来后,就会渗透到管理的每个环节,管理制度就被再造了。
企业家强则国家强,企业家弱则国家弱。
企业家就像农民肩上挑的担子,一边是亲人和家庭,不能后退,因为后退一步踩伤的就是自己的孩子;另一边是国家和民族,也不能倒,私营企业都垮了,中华民族也就完了。
提起八年前的那一天,慧聪国际集团董事局主席郭凡生仍然十分兴奋和得意,“那刻起,跟我一起奋斗的126位员工们身价一下子就超过了100万元,这个价位在当时能买到北京最好的房子。”
正如在挂牌仪式上,郭凡生所说,“今天你们见证了一个平凡公司的上市,日后也将看到这个平凡公司做出非凡的事业。”
上市后的八年时间,慧聪资讯由一家普通公司成长为互联网业界的传奇:在没有增加任何投资的情况下,利润实现了连续四年翻番。员工仅在期权和股票方面的收益就超过4亿元。
“企业家应该向企业家学习,听会赚钱的企业家讲如何做企业”,郭凡生就是这样一个会赚钱的企业家。
3月9日,郭凡生在的中国商界领袖高级研修项目经济论坛上,给企业家们讲述了慧聪的成长经历及秘诀。
企业家精神
“90年以前,我是一名知名学者,90年以后,我是一名知名企业家。现在功成名就,不需要拍任何人的马屁。”
这就是郭凡生,直爽、敢言。这一性格起源于他的军人生涯。18岁的郭凡生走进军营,短短5年的部队生活却影响了他的一生。
直到现在,他依然保持着军人的生活习惯,每天跑步、洗冷水澡、不吸烟不喝酒。直到今天仍坚持和员工一起打卡上下班。
他的公司也带有军营色彩,在郊区建立的数据分析与培训基地,又被称为慧聪的“军校”,所有员工分期分批来此,接受军队教官的军训。
90年代初期,郭凡生脱下了官服,下海经商。他没有像“92派”王石、潘石屹等人一样选择房地产和股票,而是在信息服务业里白手起家。
慧聪公司于1991年3月在北京正式成立。郭凡生每天带十几名员工骑着自行车,穿梭于北京城的大街小巷,收集家电、电脑、汽车等各种产品的价格及经销商、供应商的数据,把这些数据分析加工,做成商情数据库,编制出介绍市场信息的广告印刷品。同时,也开展相关的市场分析、会展等业务。这些信息在市场经济刚刚起步,大量经济实体萌芽的时期内需求量很大。果然,公司在信息的“对称——不对称”之间找到了商机,并迅速壮大起来。
20世纪初,当慧聪国际在商情领域坐稳老大位置后,又盯上了方兴未艾的互联网。顺势将公司的业务网络转向了网络经济,开拓了企业间商务市场(B2B)。从14.8万元人民币起家创业,11年后成为香港创业板上市公司。
上市那天,白天,他在交易大厅的仪式上的讲话充满着豪情,而当晚的上市庆功晚宴上,他则显得很冷静:“将来,几百年后,我们今天所有的人都不在了,没有谁会知道慧聪国际,也没有谁会知道我们谁挣了多少钱。古诗名句‘旧时王谢堂前燕,飞进寻常百姓家’,就是告诉人们:金钱、权力和地位,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人类的善良、理性和伟大的同情心和社会责任感。”
这就是郭凡生所理解的企业家精神。
眼下,国家的经济体制改革发展到一定程度,已经出现了越来越严重的贫富分化,除了国家进行政治制度改革以外,也是处于分化中“富”极的企业家们表现自己社会责任感的时候了,即进行股权共享改革。
郭凡生认为,股权共享的改革,一方面可以减少员工与老板之间不合理的贫富差距,另一方面,也是最重要的,可以增强员工的凝聚力,让员工与企业的关系更加紧密,更有利于企业的发展壮大。
企业家要学会分钱
耕者有其田,商者有其股。是郭凡生最著名的言论,也是他股权共享制度的核心理念。
自古以来,中国的农民都是为拥有自己一块小小的土地而斗争着,百年前孙中山先生就提出了这个观点,后来到毛泽东时期,打土豪分田地,再到后来的包产到户……这些都是历史上围绕“耕者有其田”这一最高理想而进行的革命,只有这样,农民才不再被饿死,有了人的地位和尊严。
同样的,对于城市中的工人、职工而言,最高的理想应该是商者有其股,还股于民。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提出了类似的观点,即允许建立私有制。
和改革开放初期不一样的是,这次商者有其股的改革,应该是企业家们的主动行为,是一批有钱有良心、会责任的企业家主动推动社会改革的一次本质性行为,这种制度建立的基础就是上文所提到的企业家精神。
商者有其股,这一股权制度的改革,一定程度上可以解决企业家们最头痛的人才问题。
如果每个员工干公司的活能像干自己家里活一样的卖力,如果创业之初的所有能者都不走……这些都是企业家们最向往的事情,但事实往往并非如此,有能力的人走了,没能力的人却留了下来。
股权改制说到底就是股权合理分配、分钱的学问。
郭凡生用君臣民来比喻一个企业内部企业家、高管和员工之间的关系。企业家是企业之君,应该学习的是为君之道。而为君之道就是:分钱,也就是股权的划分。
郭凡生认为,企业要想赚钱,企业家必须学会分钱。
在他看来,许多老板一心只想着怎样实现公司的快速扩张,利益最大化,这些都是“不务正业”,“企业家应该用80%的精力去考虑分钱。”
“凡挣了钱就装进自己口袋的老板,能有几个员工会把公司当自己的家?能把公司的活当自己的活?”
企业家只负责分钱,经理人是负责挣钱的。所谓外行领导内行,就是用一种好的分钱制度,把内行都变成亲人、合作伙伴。
“慧聪在1992年规定,每年有50%的利润用于积累,50%的利润用于分红,在分红利润中70%分给公司不持股的员工,30%分给公司的股东”,他以自己的慧聪集团为例说。
据了解,慧聪国际在上市之时创造了100多个百万富翁,成功保持了核心员工对公司的忠诚度。目前,全部3600名员工在股权和期货上的收益总额超过了4亿元。
郭凡生自豪的说,慧聪出了问题找员工,“公司现在遇到问题了,我们一块来解决。”
当遭遇1998年金融危机时,慧聪的股票由1元掉到了0.16元,郭凡生一下子买回来7500万股,相当于公司15%的股票,买回来后免费分给员工。
“我是把员工集合在一起跟市场赌,一定能赌得过。我炒股票从不看K线图,只看我的员工。”如今慧聪的股票涨到了3.8元/股。
对于很多中小企业而言,企业逐渐做大以后,产生了许多看不见的管理问题,仅仅靠老板“商者有其股”,已经远远不够了。优秀员工不断离开企业出去创业,反过来又与原来的企业竞争。
“当我们面临这些困扰的时候,不从制度层面解决这些问题是不行的。”郭凡生说,企业做大了就不仅是老板的资产,必须考虑员工的股份,这是目前中国所有中小企业遇到的问题。
在制度改革中,激励制度第一,管理制度第二。激励制度的落后,会让管理制度上的努力被员工的集体对抗幻化于无形;当良好的激励制度建立起来后,就会渗透到管理的每个环节,管理制度就被再造了。
企业家强则国家强,企业家弱则国家弱。
企业家就像农民肩上挑的担子,一边是亲人和家庭,不能后退,因为后退一步踩伤的就是自己的孩子;另一边是国家和民族,也不能倒,私营企业都垮了,中华民族也就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