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李培林：我国社会治理形势出现根本性好转

　　我国社会治理形势出现根本性好转，打破了犯罪率随着现代化推进必然升高的西方“魔咒”，严重暴力犯罪案件、群体性事件、信访总量、非正常上访量等社会秩序的关键性指标同时出现下降趋势，特别是成为世界上命案发案率最低的国家之一。同时，互联网依法治理初见成效，虚拟社会不再是法外之地。我国社会总体安全的好局面，实属来之不易，为经济社会发展创造了必要的良好环境。——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学部委员（《人民日报》，2018年2月6日）

52.王思斌：改革开放40年，我国社会政策经历了从含混、从属到相对清晰的发展过程

　　改革开放最初的20年，社会政策混合于经济政策之中，我们可以称之为经济型社会政策。21世纪初，随着对社会问题严重性的认识不断深入，社会政策理念逐渐清晰，在实践上则表现为大量社会政策的集中出台，这一阶段的社会政策是补缺型或补偿性的。2012年之后，社会政策进入科学化、制度化阶段，同时在标准、过程、目标上强调制度化、精准化。这些重要变化是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经济社会发展的迫切要求相适应的。——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社会》，2018年第6期）

53.熊跃根：由传统的补缺型民生制度向普惠型民生制度迈进

　　中國社会保障体系已由补缺型民生制度向普惠型民生制度迈进。普惠型民生制度既不同于过去的以孤寡老人、残疾人、弃婴等在内的特殊困难群体需要为主的补缺性福利制度，也不同于福利国家统一的、均等的高福利体制，而是基于基本需要和公平、注重经济社会长远发展和强调公民权利与义务统一的民生保障制度，意味着社会政策与社会公共服务的受惠人群由过去的部分居民向全社会公民扩展，从而进一步保障公民的基本社会权利，提升公民的尊严与获得感。——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光明日报》，2018年1月12日）

54.刘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总体呈“圭字型”

　　当前中国社会的阶层结构并非想象中的金字塔型，发达国家的阶层结构也非想象中的橄榄型。中国社会上层的比重比发达国家还要大，新老中产阶层的比重也不低于发达国家，但工人阶层的规模却比发达国家要小，农民阶层的规模远大于发达国家。中国地区间阶层结构的差别甚至大于中国与发达国家间的差别。可以用“橄榄型”来描述中国东部地区的阶层结构，“圭字型”来描述中国中西部地区的阶层结构。若不分地区，中国社会的阶层结构总体呈“圭字型”。——复旦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社会学研究》，2018年第1期）

55.李路路：中国社会代际流动机会在减少，社会阶层结构趋于固化和封闭

　　当代中国的社会开放性的扩大并未一直持续下去。最近几年，相对流动率再次下降，一个最主要的影响因素是，中国逐步形成了一个相对稳定的既得利益群体格局，既得利益社会群体或社会集团担心不断进行的改革开放会影响到他们已经获得的利益，就有可能利用各种资源和机制保护既得利益，其中，强化代际继承、阻碍代际流动就成为维护既得利益的重要手段，而整个社会阶层再生产机制的作用就有可能再度变强。——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社会学研究》，2018年第6期）

56.党国英：乡村振兴的规划须防止农村公共品过度供给

　　从农业发达国家的经验可以看到，农村居民点的公共服务设施并不多，农民实际上大多都是和就近的城市居民共享城市公共服务。我国有的村庄大搞绿地、大广场，甚至亭台楼阁、华表石雕等，乡村规划须对此类情形加以警惕，防止农村公共品过度供给。让农民便捷地和城市居民共享公共服务设施，应当是编制乡村振兴规划的重要指导思想。为实现这个目标，需要做多方面的改革。——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北京日报》，2018年9月17日）

57.叶敬忠：振兴乡村的关键在于振兴小农，而非振兴资本

　　当前，小农农业经营方式被纳入资本化农业的低端环节抑或消亡，应清除将小农生产方式视为“落后生产方式的残余”的思想。振兴乡村的关键在于振兴小农，而非振兴资本，农村劳动力的抽离、“三留守”问题以及农村空心化的出现等，都值得重视;乡村振兴战略应深刻反思现行的产业推进和企业下乡举措。——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院长、教授（《北京日报》，2018年7月16日）

58.景跃进：要避免用一把尺子去衡量村庄治理结构的现代化程度

　　村庄治理结构的多样性应当成为留住“乡愁”的一种内在关切。未来中国农村的治理结构将是丰富多彩的，国家与乡村社会的关系类型亦是如此。面对这样的复杂性，我们应当力戒简单化的齐一思维，避免用一把尺子去衡量村庄治理结构的现代化程度。应鼓励和允许各地根据自身条件，采取不同的适合本地情况的治理结构;应适度下放乡镇、行政村设置和管理权限，尽量减少体制层面的一刀切。——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政治学系教授（《治理研究》，2018年第1期）

59.孔祥智：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的“特色”之一正是“各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小规模农户”

　　实现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机衔接，是中国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的方向。今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发展重点应该放在对小规模农户的带动上。对于中国2.3亿农户，应该保障其承包经营权转包、出租、互换、转让和股份合作的权利。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的“特色”之一是“各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小规模农户”，而绝不可能是大规模经营。——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8年第3期）

60.张彦：警惕扶贫攻坚战中的急躁和厌战情绪

　　扶贫攻坚是充分调配各级地方和各部门要素资源的联合作战，决胜小康在即，地方和各级机关部门都立下军令状，志在一鼓作气、最后攻关。在这种压力下，一些扶贫干部为了追求政绩不惜采取“数字脱贫”等投机方式，而这与急功近利和消极倦怠厌战两种情绪的存在不无关系。扶贫事业关键在人，主观上能动作用的钝化，势必影响决胜小康的大局。因此，必须克服不良情绪，稳扎稳打推进扶贫事业不断取得新胜利。——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教授（《人民论坛》，2018年8月上）

61.郑风田：深化宅基地“三權分置”制度改革，必须坚持宅基地的使用权可以流转

　　探索推动宅基地“三权分置”改革，必须坚持宅基地的使用权可以流转，不仅在村庄内部和县域农村户籍内部流转，而且应该允许在城乡间流转。流转期限可长可短，最长可以向国有土地流转看齐，即70年。只有这样，才可以形成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入市是未来的必然趋势，但前提是必须明确产权主体及权益分配机制，建立统一的产权交易市场，防止公权力侵占。——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人民论坛》，2018年4月上）

62.樊纲：“新人新办法、老人老办法”仍适用于当下的改革

　　任何一个体制都会有既得利益。有人说以前改革没有什么既得利益，现在利益越来越大，越来越难改，其实只要有改革都会面临既得利益的问题。基本的办法可以是努力保护既得利益，既得利益先不动，同时发展新体制。这就使得一个“非帕累托”变成了“帕累托改进”。这样一个逻辑，就是中国的宝贵经验，新人新办法，老人老办法。这在现在都是有用的，比如住房改革、房地产税等，先把既得利益保住，就往前走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中国经济50人论坛官网，2018年11月29日）

63.郑功成：机关事业单位养老金制度真正成熟和定形还有过程

　　公务员从免费的或者非缴费型的退休金制度改成缴费型社会养老金制度，这是一个进步，这个进步在于双轨制在制度的层面上已经加以改变，大家都要缴费，积累资金，在制度层面是接轨的。尽管双轨制的制度痕迹消除了，但当时人们期望的待遇差距迅速缩小的效果不可能在短期内显现。企业退休人员的养老金水平跟机关事业单位的养老金水平差距还是很大，所以这是一个中长期的过程，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社会保障学会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经济日报》，2018年3月8日）

64.杨菊华：流动人口更期待在城市拥有住房

　　流动人口在流入城市生活的时间越来越长，对城市生活空间也有了新的期待;在因务工经商增加收入时，更加注重家庭团聚、子女教育和生活质量的改善，而实现这些诉求的一个重要保障就是稳定的居所。“租来的是房子不是家”道出了无数人对房子的渴求，对属于自己小天地的热盼，也道出了现实生活中的无奈与辛酸。住房对流动人口而言，既承载了在城市奋斗的希望，更凝结了他们对与家人团聚的渴望及对家的期盼。——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人口研究》，2018年第1期）

65.杨华：当前农村新一代年轻女性从“为他人而活”转变为“为自己而活”

　　当前农村年轻女性的私密生活正在兴起，这是农村家庭权力天平向年轻人倾斜、代际关系轴心转换以及夫妻关系爱情化的结果，彰显的是农村年轻女性个体化构建的努力。对于她们来说，村庄已不再是她们精神与心灵的归属之所。她们从“为他人而活”转变为“为自己而活”，越来越在乎个体的身体、情感和精神体验，并退出村庄的人际关系网络、交往规则体系和价值评价体系。——武汉大学社会学系研究员（《中国青年研究》，2018年第7期）

66.刘胜枝：青年秀文化背后体现着青年群体复杂多元的社会心态

　　网生代展示自我、张扬个性的青春心态，屌丝群体追求愉悦、幽默搞笑的娱乐心态，主播群体急于求成、不择手段的逐利心态，底层青年在秀文化中的突围和宣泄心态以及空巢青年虚拟生存的孤独心态……这些心态反映着青年群体的社会生存和心理状态，也折射着转型期中国社会的现实秩序和价值观念的变化。对于商业驱动下的青年秀文化本身，需要加以规范，用更为健康的文化来影响青年群体的心态，形成良性循环。——北京邮电大学数字媒体与设计艺术学院教授（《中国青年研究》，2018年第12期）

67.陈歆磊：“锦鲤”营销把握了消费者占便宜的心态

　　营销的本质都是为了满足需求。消费者要想防范虚假营销，最关键的是不要抱着占便宜的心理，某些“锦鲤”营销已涉嫌欺诈，其成功的核心就是把握了消费者占便宜的心态，本质上和电信诈骗并没有区别。当前，由于我国互联网发展速度太快，一些法律法规还存在滞后或空白，消费者需注意保护自身权益，工商部门也应加大监管力度，维护市场健康。——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副院长、市场营销学教授（新华网，2018年10月28日）
　　责编/肖晗题 张忠华 美编/李祥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