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4月，我出生于河北省深县温家庄（现深州市辰时镇温家庄），我们村是个小村，40多户人家，130多口人，离县城15华里。都是旱地，主要种植玉米、高粱、小麦，一年两季，还有棉花、花生、红枣树等经济作物。我家7口人，父亲温老潮，一个普通农民。兄妹5人，其中兄弟3人，哥哥温占魁，弟弟温占垛；还有2个妹妹，温小暖和温大婕。家中有3亩地，亩产300斤左右，粮食不够吃，就用蔬菜、榆钱、棉花籽碾成的粉等作为补充，再就是给富裕的人家做佣工，勉强度日，但饿肚子也是经常的事。睡的是土炕，日子过得紧巴巴的。父亲死得早，我13岁那年父亲因病过世了，为了生活，母亲又改嫁到西午村。母亲改嫁后，我与母亲中断了联系，后来母亲活到90多岁。
　　小时候，我帮着家里干些杂活，拔拔草，放放牛，在十三岁至十四岁（1940～1941年）时，上了两年学。后来家里太穷，没办法，1942年1月，就给大王庄村的一户地主家去放羊。他家共有30多头羊，每天赶出去给羊吃草。一日三餐，早上小米稀饭或玉米稀饭（玉米糊），中午2个窝窝头（窝窝头是将棉花籽碾成粉，再加上一点玉米粉做成的），晚上一个窝窝头，一碗稀饭，对于我当时正长身体的时候，根本吃不饱。
　　地主家一年给两块现大洋的工钱，我给他家放了二年多的羊。一次，因为不小心，弄丢了一只羊，怎么找也找不着了，回去又怕被责骂处罚，我家穷根本赔不起，无奈之下，我把鞭子往沟内一扔，就去参加八路军了。
　　1939年日本人占领了深县，我们村离县城近，日寇经常来扫荡，几乎每个星期都要来一次，来了就是抢粮食，将老百姓的牛、羊等牲口赶走，烧房子、强奸妇女，无恶不作。逼迫老百姓交代八路军的去向，要么无中生有，诬陷老百姓私通八路军，随意杀人，我记得我村有一个叫史文明的就是被他们残杀的。日伪军来扫荡时，一来就是一百多人，最少也有七、八十人，其中大部分是伪军。日本兵骑马，伪军走路。因为害怕八路军，往往当天就缩回县城。
　　老百姓居无宁日，日子根本没有办法过了，许多人就参加了八路军，拿起武器跟敌人干。为对付日军的扫荡，当地地下党组织广泛发动群众，开挖地道，主要是晚上挖，一个人一个晚上补贴8两小米（发给边区粮票），挖了一年多，形成了地下交通网，户户相连，村村相通。日军来扫荡时，就躲入地道，粮食也存放在地道内，这样就减少了损失。此外还组织了地方武装，村有游击组，区有武装区小队，以保护老百姓，打击日本鬼子。
　　我哥哥温占魁1940年参加了八路军，他所在的部队隶属贺龙指挥，他参加了1940年朱德、彭德怀、左权指挥的“百团大战”，后因负伤残疾而退伍回家。1944年前后，当时八路军31区队（300多人，相当于一个团）在我们深县一带活动，区队长姓白，指导员叫温志梅，和我同村，我参加八路军是1944年4月，我当时虚岁17岁。我记得当时我们村参加八路军的还有温寸梁、温连进、温大担、史运如，路八三、路莲鹤等人。一个介绍一个去的。
　　部队天天在游击，没有时间训练，参加八路军后，给我发了一把枪，15发子弹，4个手榴弹。我在参加八路军之前，是村里的游击队员，因此会打枪。
　　我们31区队打得是平原游击战，没有固定的地方，经常是一天换一个地方，在一个村子待上二、三天的基本没有，目的是让敌人摸不着行踪。昼伏夜出，白天休息，擦枪、保养武器；做群众工作，替老百姓挑水、打扫院子，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与群众打成一片。晚上开展军事行动，几乎天天晚上有行动，有时是整个区队一起行动，有时是几个小队轮流出去，有时一个晚上要袭击几个目标，主要任务是破坏敌人的交通线，发动群众将公路挖断，炸毁桥梁、铁路，割电话线等，再就是端鬼子的炮楼、保卫秋收等作战。
　　那时，日寇在河北修了许多炮楼，八九里、十来里就是一个，炮楼与炮楼之间都能看见，遍地都是，目的是困住八路军。但是由于炮楼之间缺乏通讯联络，而且八路军都是在晚上行动，他们摸不清情况，不敢出炮楼，因此并不能互相支援，形成合力。且驻守炮楼的以伪军为多，这些伪军基本上是穷苦出身，为生活所迫而被裹挟进去的，没有什么斗志与战斗力，因此很容易被地下工作者所教育感化，成为内应。八路军采用打完就走的策略，在敌人的心腹地带活动，有效牵制了日军的力量，减轻了根据地的压力。
　　1944年4月4日，我们攻打宁晋县的四只兰炮楼，晚上12点左右，整个区队一起行动，一部分人监视附近的敌人炮楼，一部分直接攻击。这是个大炮楼，里面驻守了100多人，其中日本兵有30多人，大炮楼的周围有壕沟、暗渠、小碉堡相连，射击孔里架设了机枪，要是强攻的话，会有很大的伤亡。因此，八路军地下工作者做通里面伪军的工作，趁着敌人酣睡时，放下吊桥，按照事前约定的暗号，打几下手电，一股脑冲了进去。敌人还在睡梦里，来不及做出反抗，日本兵被枪杀，伪军全部被俘虏。对伪军作一下简单的教育后，愿意留下参加八路军的就留下，不愿意留下要求回家的，开个证明（路条），给2块大洋让其回家。印象中日军没有俘虏的，伪军战死的也很少。
　　我们没有固定的根据地，一个晚上走上七、八十里地是很正常的，天天如此。每人的装备是4斤重的被条、一杆枪（有汉阳造、湖北造、缴获的三八大盖等）、一个钢盔（缴获的），还有洋镐、铁锹（用于挖战壕），此外区队里还有各种轻重机枪（捷克式、歪把子等），小钢炮等。区队有自己的枪械修理所，手榴弹基本上是自己造的。那时发边区（晋察冀边区）粮票，每人每天是一斤粮票、一斤柴火票。单独行动时，到老百姓家吃饭就给粮票和柴火票，集体行动时，区队起火吃大锅饭。每人还随身携带一个米袋，装五、六斤小米的样子；每人两个大蒜，平时不能吃，在吃炒米、炒面，喝冷水时才吃，起着解毒、帮助消化的作用。冬天晚上天冷，就向老百姓讨要一点自酿的黑枣酒，随身带着，喝一口御御寒、解解乏。
　　那时，我们的游击范围很广，深县、宁晋县、赵县、藁城、栾城、巨鹿县等地，远至张家口、长城一线，跑遍了整个河北省。当时，除了我们31区队外，还有44区队也在这一带活动。我们区队属于聂荣臻、杨成武直接领导。
　　1945年6月麦收季节，在河北省献县，我们区队300多人（已改为32团）与鬼子部队不期而遇，打了一次遭遇战。当时，献县城里一个连，100多人的日伪军下乡抢粮，双方在路上遭遇，各自利用地形展开了战斗。我们则利用隆起的土丘、坟包做掩体，用枪、枪榴弹、小钢炮向敌人猛烈开火，密集的枪炮声响彻天空。战斗进行了个把小时，敌人见势单力薄，故而向城里撤退。我在这次战斗中负伤，一颗子弹穿透我的小腿，我被送往位于任丘（今河北省任丘市）的后方医院治疗。在这场战斗中，我们连有三个人负了伤。我住院治疗了一个多月，才康复归队。
　　在革命的队伍中，我进步很快。1944年4月，我加入八路军之后，在宁晋县入党，5月转为正式党员；1945年2月，任31区队副班长；1945年7月，任班长；1946年3月，任31区队副排长；1947年4月，任野战军十三旅三十二团二营三连副排长；1948年6月升任排长。
　　解放战争时期，我隶属于新集（今河北省三河市新集镇）军分区，1948年5月，我在望江县过江，随大军南下，分到歙县公安局工作，任看守所所长。1950年2月，调到歙县公安队工作，先后任指导员、队长。当时公安队有40余人，主要负责配合部队剿匪与维护社会治安。1978年转到徽州师范学校从事总务工作，1983年离休。
　　（作者单位：安徽省黄山市歙县档案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