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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世楫，1965年生，在该上学时上学，该出国时出国，但因17岁前没有说过普通话，所以现在连英语都带有浓厚的四川口音。近10年来，这位国家发展改革委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副所长一直从事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政策研究工作，自称其工作的性质是“知其不可为而说之”。
我们出生于六十年代的人，并不缺少梦想。我们在文革后期上小学，从识字开始都被教育要有远大理想，而这种理想往往超越了个人的事业和家庭幸福。当我们开始上初中时，时代发生了变化，我们一边在课外看伤痕文学，一边接受正统的理想教育。我们一方面被那四个现代化、民富国强的光明前景所激动，同时也接受了“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这一革命现实主义的认识，承认在现实中有许多不如意的地方。比起比我们年长10年、20年的那一辈人，我们的理想的建立，应该说多了一些自我思考，少了一些盲目教条。
过去20多年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是新中国50多年来中华民族迅速崛起过程的自然延续，也是100多年来中国从积弱走向强盛的艰难历程中最重要的历史阶段。历史注定我们所经历的这一时代将是我华夏数千年之大变局，能够身在其中体会这种变化给个人带来的喜怒哀乐，让我有一种“与有荣焉”的感受。回国9年来，我有幸同许多多年从事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发展研究的专家学者共事，有机会同在经济建设第一线的企业家、官员和工人们交流，从事一些经济体制改革的政策研究工作。我的学术思想的主线是复杂系统的演化，坚守的信条是“干中学”，希望研究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历程中的一些真实问题。
中国的改革发展从一开始就是涉及全体中国人的事，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而目前更进入了最艰难的时刻，任何重大改革都会涉及到现存利益格局的重大调整。中国经济规模巨大，人口众多，区域发展不平衡，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之间不协调，在如此复杂的环境和日益显性化的复杂利益格局下推进改革，无书本可寻，无案例可援引，共产党和政府的行政能力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作为在政府部门内研究机构供职的普通研究人员，我们对相关政策的研究工作，也只能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而不能囿于任何教条，以开放的心态去学习和借鉴全人类所有文明遗产，为政府决策提供参考和咨询意见。最终的决策，取决于政治领导人对全局的判断。我们所做的研究不一定每一项都能够对政策发挥直接的影响，但我们做研究的过程就是同不同决策部门和利益相关团体对话和共同学习的过程。中国的发展关系到中国13亿人的福祉，影响全球60亿人生活，在探索这一道路的过程中，决策者、专家学者、企业家以及越来越多应该包括在内的广大的民众，应该以一种更加有效的方式对重大的经济和社会问题进行交流和对话，这是政府科学决策的历史要求。
我主要关注的是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的国家制度建设、主要是经济制度建设的问题。人类历史表明，市场是配置资源的最有效的方式，但市场发生作用要有一定的制度支持，同时更需要有必要的制度纠正市场的失效。虽然经典的经济学教科书都表明，政府干预经济的主要手段包括收税、花钱和监管，但在我们过去的发展改革中，对市场体制建设中政府的有效监管强调不够，忽略了过去100多年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发展的历史也是监管制度建立和完善的历史。同时，习惯了对经济活动大包大揽的政府，对一种保持距离型的干预经济的方式也一时难以适应。这就导致了我国在市场化改革中政府监管过度与监管缺位并存的局面：一方面市场的准入监管过严；另一方面质量、安全和环境等社会性监管缺位。在新的市场条件下，中央政府及时明确了政府“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四项基本职能，并提出了10年内建立依法行政的基本体制，这表明国家已经进入通过建立和完善制度以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阶段。与现代市场的建立相伴随的，应该是现代监管体系的建立，这必须在实现政府职能转变和建立依法行政制度的过程中实现。
根据我自己对多元化社会的专业化分工、个人事业发展和社会需求结合的理解，我选择从事政策研究的平凡工作，但我希望通过所有人努力干好自己选择的事业，使在这一块土地上生活的占全球20%的人，能够像发达国家的公民一样过上富裕无忧的生活。我曾设想我的女儿在20多岁时，能够以生活在强大、富饶、文明的中国而自豪，以持一本中国护照全世界遨游而得到羡慕。但目前日益严重的贫富分化、缓慢的法治进程、恶化的自然环境、紧张的人际关系和失衡的社会心态等，是国家持续发展的阻力，也是实现所有中国人都生活在物質生活富裕、自然环境优美、人人有礼貌和教养、在法治保护下所有普通人都可以无忧生活的那种梦想境界的阻力。
我们出生于六十年代的人，并不缺少梦想。我们在文革后期上小学，从识字开始都被教育要有远大理想，而这种理想往往超越了个人的事业和家庭幸福。当我们开始上初中时，时代发生了变化，我们一边在课外看伤痕文学，一边接受正统的理想教育。我们一方面被那四个现代化、民富国强的光明前景所激动，同时也接受了“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这一革命现实主义的认识，承认在现实中有许多不如意的地方。比起比我们年长10年、20年的那一辈人，我们的理想的建立，应该说多了一些自我思考，少了一些盲目教条。
过去20多年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是新中国50多年来中华民族迅速崛起过程的自然延续，也是100多年来中国从积弱走向强盛的艰难历程中最重要的历史阶段。历史注定我们所经历的这一时代将是我华夏数千年之大变局，能够身在其中体会这种变化给个人带来的喜怒哀乐，让我有一种“与有荣焉”的感受。回国9年来，我有幸同许多多年从事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发展研究的专家学者共事，有机会同在经济建设第一线的企业家、官员和工人们交流，从事一些经济体制改革的政策研究工作。我的学术思想的主线是复杂系统的演化，坚守的信条是“干中学”，希望研究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历程中的一些真实问题。
中国的改革发展从一开始就是涉及全体中国人的事，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而目前更进入了最艰难的时刻，任何重大改革都会涉及到现存利益格局的重大调整。中国经济规模巨大，人口众多，区域发展不平衡，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之间不协调，在如此复杂的环境和日益显性化的复杂利益格局下推进改革，无书本可寻，无案例可援引，共产党和政府的行政能力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作为在政府部门内研究机构供职的普通研究人员，我们对相关政策的研究工作，也只能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而不能囿于任何教条，以开放的心态去学习和借鉴全人类所有文明遗产，为政府决策提供参考和咨询意见。最终的决策，取决于政治领导人对全局的判断。我们所做的研究不一定每一项都能够对政策发挥直接的影响，但我们做研究的过程就是同不同决策部门和利益相关团体对话和共同学习的过程。中国的发展关系到中国13亿人的福祉，影响全球60亿人生活，在探索这一道路的过程中，决策者、专家学者、企业家以及越来越多应该包括在内的广大的民众，应该以一种更加有效的方式对重大的经济和社会问题进行交流和对话，这是政府科学决策的历史要求。
我主要关注的是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的国家制度建设、主要是经济制度建设的问题。人类历史表明，市场是配置资源的最有效的方式，但市场发生作用要有一定的制度支持，同时更需要有必要的制度纠正市场的失效。虽然经典的经济学教科书都表明，政府干预经济的主要手段包括收税、花钱和监管，但在我们过去的发展改革中，对市场体制建设中政府的有效监管强调不够，忽略了过去100多年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发展的历史也是监管制度建立和完善的历史。同时，习惯了对经济活动大包大揽的政府，对一种保持距离型的干预经济的方式也一时难以适应。这就导致了我国在市场化改革中政府监管过度与监管缺位并存的局面：一方面市场的准入监管过严；另一方面质量、安全和环境等社会性监管缺位。在新的市场条件下，中央政府及时明确了政府“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四项基本职能，并提出了10年内建立依法行政的基本体制，这表明国家已经进入通过建立和完善制度以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阶段。与现代市场的建立相伴随的，应该是现代监管体系的建立，这必须在实现政府职能转变和建立依法行政制度的过程中实现。
根据我自己对多元化社会的专业化分工、个人事业发展和社会需求结合的理解，我选择从事政策研究的平凡工作，但我希望通过所有人努力干好自己选择的事业，使在这一块土地上生活的占全球20%的人，能够像发达国家的公民一样过上富裕无忧的生活。我曾设想我的女儿在20多岁时，能够以生活在强大、富饶、文明的中国而自豪，以持一本中国护照全世界遨游而得到羡慕。但目前日益严重的贫富分化、缓慢的法治进程、恶化的自然环境、紧张的人际关系和失衡的社会心态等，是国家持续发展的阻力，也是实现所有中国人都生活在物質生活富裕、自然环境优美、人人有礼貌和教养、在法治保护下所有普通人都可以无忧生活的那种梦想境界的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