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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率风险仍然困扰着非洲大陆。自2018年1月汇率制度部分自由化以来，安哥拉货币宽扎贬值超过30%。大宗商品价格下跌的冲击，尤其是2014年夏季以来的油价暴跌，动摇了许多非洲国家的稳定性。在非洲主要经济体（尼日利亚、南非和安哥拉）表现不佳的情况下，2016年，该地区的经济增长率放缓至20年来的最低水平。除了经济活动放缓之外，大宗商品价格的走弱也导致了非洲贸易条件的恶化和大多数非洲货币的下行压力。
石油出口国（尼日利亚、安哥拉）和矿产资源出口国（莫桑比克、赞比亚）的汇率一直处于巨大的压力之下。尽管动用外了汇储备来减轻汇率波动幅度，但在多数情况下，货币仍然出现了明显的贬值。2013年以来，绝大多数非洲国家的货币贬值超过20%。
对非洲企业而言，货币贬值导致了进口产品价格的上涨，以及外币计价债务负担的增加。对于这些非洲国家的出口和进口而言，汇率不稳定也意味着跨境交易的成本更高。在某些情况下（尼日利亚、安哥拉和刚果民主共和国），流动性短缺使得它们更难将利润汇回国内，以及在境内进行贸易。实施资本管制（埃及）或进口管制（阿尔及利亚），以抑制外汇市场的压力，也对企业经营产生了直接影响。
2017年，大宗商品价格上涨使得非洲的这一场货币贬值“运动”有所缓解，但正如本文中所采用的外汇市场压力指数（EMPI：指数越高，反映了外汇储备的贬值和/或消耗，外汇市场的压力就越大）所表明的那样，一些国家（刚果民主共和国、埃塞俄比亚、安哥拉、利比里亚和几内亚）的下行压力仍然很大。
对于那些最依赖自然资源收入的非洲国家来说，2014～2016年，财政和经常账户余额严重恶化的不平衡，继续对汇率施加压力。
2017年，非洲货币贬值趋势有所缓解，尤其是南部非洲的南非、赞比亚和莫桑比克。得益于自由浮动汇率制和贸易余额的改善，这些国家的汇率相对企稳。2016～2017年，外汇市场压力指数的变化显示，汇率制度灵活性欠佳的经济体，如西非经济与货币联盟（WAEMU，包括贝宁、布基纳法索、科特迪瓦、几内亚比绍、马里、尼日尔、塞内加尔和多哥8个成员）各国，压力指数也有所降低。
在北非，情况呈现分化之势。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仍承受较大压力，而利比亚在2017年石油生产复苏的提振下状况有所改善。2011年，埃及国内动荡和美元短缺导致外国资本和游客逃离，使得利润汇回更加困难。最终，埃及外汇市场压力指数在2016年到达91%的峰值。不过，埃及在埃及镑汇率回稳且外汇储备回升80%后，外汇市场压力指数回到负值。
在尼日利亚，也可以看到类似的情况。尼日利亚外汇市场压力指数在2017年大幅下降，原因是油价的反弹，以及2017年4月投资和出口外汇窗口的放开，这一措施让外汇储备逐步恢复。
尽管如此，2014～2016年间汇率失衡的遗留问题仍对部分非洲国家货币造成贬值压力。在安哥拉和中非经济与货币共同体（CEMAC，包括喀麦隆、中非共和国、刚果共和国、加蓬、赤道几内亚和乍得6个成员）内，尽管相对稳定，但仍不能排除西非法郎贬值的可能性，外汇储备持续减少。2014 年爆发埃博拉病毒的诸国，如几内亚、利比里亚和塞拉利昂等形势依然严峻。在埃塞俄比亚，持续的经常账户赤字对外汇储备和货币汇率均造成下行压力，其货币仍估值过高约7%。
与尼日利亚不同的是，尽管2016年4月货币贬值了，但安哥拉的国际储备在2017年仍以惊人的速度下降。因此，该国的外汇市场压力指数全年保持为正，平均为15%。这种压力导致安哥拉货币宽扎的官方汇率和平行汇率间的差距不断扩大。尽管汇率弹性更大且宽扎贬值了30%，但以上差距仍然存在。这表明安哥拉货币供需持续失衡。
总的来说，中非经济和货币共同体的外汇市场压力指数在2017年平均超过45%。2017年，该地区外汇储备继续下降，唤醒了货币可能贬值的强烈谣言。不过，得益于国际原油价格的回升、2017年3月政策利率的提高（从2.45%上升到2.95%），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2017年4～9月间批准了该地区3个国家（喀麦隆、加蓬和乍得）的贷款，中非经济和货币共同体的国际收支平衡有所改善。
尽管出口矿产品价格有所上涨，但刚果民主共和国仍受困于国内不稳定和外部失衡，继续在外汇市场承受巨大的压力。这种情况同样适用于在2014年遭受埃博拉病毒冲击的国家——几内亚、利比里亚和塞拉利昂。
虽然北非压力较小，但风险依然存在，特别是阿尔及利亚，该国在2018年年初禁止进口约900种产品，以减少贸易逆差。此外，埃塞俄比亚货币比尔（自2014年以来被高估）的压力在2017年也有所加剧，当年10月贬值了15%。因此，持续的经常账户赤字将可能继续对该国的外汇储备和货币造成压力，尤其是当咖啡——埃塞俄比亚贸易平衡主要贡献者的价格前景持续疲软时，油价的上涨可能会影响进口。2017年和2018年年初，进口的增加，特别是石油购买的增加，是造成突尼斯外汇储备和货币压力的因素之一。
据科法斯集团预测，2018年原油价格平均为每桶65美元（2017年每桶接近55美元），但原油价格的上涨不太可能动摇“黑金”净进口国的贸易条件：在大多数情况下，它们近年来的进口量减少了。然而，该地区最近的经济表现使它们容易受到新的冲击。
尽管财政赤字和经常账户余额相对稳定，但这一时期继承下来的失衡仍然给货币的走向施压。例如，莫桑比克的债务危机，以及赞比亚无力与IMF达成协议，导致近几个月两国货币进一步贬值。
由于自2014年以来为支持货币汇率使用外汇过多，非洲外汇储备已经逐步消耗。2014年，非洲国家外汇储备水平中位数为3.9个月进口额，而2017年这一数字是3.2个月进口额。另有7个国家（赞比亚、莫桑比克、几内亚和CEMAC成员国）的外汇储备已降至3个月以下。
那些外汇储备水平较高的非洲国家也未能幸免。考虑到对自然资源的过度依赖，这些国家的外汇储备下降速度可能非常惊人。例如，3年内，阿尔及利亚的外汇储备覆盖率从33.4个月下降到了19.3个月。这也令外汇市场暴露在急剧的波动之中。
这种对原材料的依赖性——许多国家只使用一种产品作为流动性的来源——使外汇市场暴露在很大的波动中。因此，出口农产品原料的国家可能会受到较大的压力，因为某些经济作物的价格相对较低，比如可可（科特迪瓦、加纳、尼日利亚和喀麦隆）和咖啡（埃塞俄比亚、乌干达和坦桑尼亚）。此外，非洲农业对气候变化的极度依赖，也是一个风险因素。
除了这些薄弱的环，政治风险（如在布隆迪，与政治危机有关的制裁已经给汇率施加了壓力）和美国货币紧缩周期的加速到来，也将再次加速资本从该地区流出，从而再次加大汇率压力。简而言之，虽然货币风险有所缓解，但可能再次渗透非洲大陆。
石油出口国（尼日利亚、安哥拉）和矿产资源出口国（莫桑比克、赞比亚）的汇率一直处于巨大的压力之下。尽管动用外了汇储备来减轻汇率波动幅度，但在多数情况下，货币仍然出现了明显的贬值。2013年以来，绝大多数非洲国家的货币贬值超过20%。
对非洲企业而言，货币贬值导致了进口产品价格的上涨，以及外币计价债务负担的增加。对于这些非洲国家的出口和进口而言，汇率不稳定也意味着跨境交易的成本更高。在某些情况下（尼日利亚、安哥拉和刚果民主共和国），流动性短缺使得它们更难将利润汇回国内，以及在境内进行贸易。实施资本管制（埃及）或进口管制（阿尔及利亚），以抑制外汇市场的压力，也对企业经营产生了直接影响。
2017年，大宗商品价格上涨使得非洲的这一场货币贬值“运动”有所缓解，但正如本文中所采用的外汇市场压力指数（EMPI：指数越高，反映了外汇储备的贬值和/或消耗，外汇市场的压力就越大）所表明的那样，一些国家（刚果民主共和国、埃塞俄比亚、安哥拉、利比里亚和几内亚）的下行压力仍然很大。
对于那些最依赖自然资源收入的非洲国家来说，2014～2016年，财政和经常账户余额严重恶化的不平衡，继续对汇率施加压力。
南部非洲、埃及和尼日利亚的贬值压力缓解了
2017年，非洲货币贬值趋势有所缓解，尤其是南部非洲的南非、赞比亚和莫桑比克。得益于自由浮动汇率制和贸易余额的改善，这些国家的汇率相对企稳。2016～2017年，外汇市场压力指数的变化显示，汇率制度灵活性欠佳的经济体，如西非经济与货币联盟（WAEMU，包括贝宁、布基纳法索、科特迪瓦、几内亚比绍、马里、尼日尔、塞内加尔和多哥8个成员）各国，压力指数也有所降低。
在北非，情况呈现分化之势。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仍承受较大压力，而利比亚在2017年石油生产复苏的提振下状况有所改善。2011年，埃及国内动荡和美元短缺导致外国资本和游客逃离，使得利润汇回更加困难。最终，埃及外汇市场压力指数在2016年到达91%的峰值。不过，埃及在埃及镑汇率回稳且外汇储备回升80%后，外汇市场压力指数回到负值。
在尼日利亚，也可以看到类似的情况。尼日利亚外汇市场压力指数在2017年大幅下降，原因是油价的反弹，以及2017年4月投资和出口外汇窗口的放开，这一措施让外汇储备逐步恢复。
安哥拉、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和埃塞俄比亚的风险依然存在
尽管如此，2014～2016年间汇率失衡的遗留问题仍对部分非洲国家货币造成贬值压力。在安哥拉和中非经济与货币共同体（CEMAC，包括喀麦隆、中非共和国、刚果共和国、加蓬、赤道几内亚和乍得6个成员）内，尽管相对稳定，但仍不能排除西非法郎贬值的可能性，外汇储备持续减少。2014 年爆发埃博拉病毒的诸国，如几内亚、利比里亚和塞拉利昂等形势依然严峻。在埃塞俄比亚，持续的经常账户赤字对外汇储备和货币汇率均造成下行压力，其货币仍估值过高约7%。
与尼日利亚不同的是，尽管2016年4月货币贬值了，但安哥拉的国际储备在2017年仍以惊人的速度下降。因此，该国的外汇市场压力指数全年保持为正，平均为15%。这种压力导致安哥拉货币宽扎的官方汇率和平行汇率间的差距不断扩大。尽管汇率弹性更大且宽扎贬值了30%，但以上差距仍然存在。这表明安哥拉货币供需持续失衡。
总的来说，中非经济和货币共同体的外汇市场压力指数在2017年平均超过45%。2017年，该地区外汇储备继续下降，唤醒了货币可能贬值的强烈谣言。不过，得益于国际原油价格的回升、2017年3月政策利率的提高（从2.45%上升到2.95%），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2017年4～9月间批准了该地区3个国家（喀麦隆、加蓬和乍得）的贷款，中非经济和货币共同体的国际收支平衡有所改善。
尽管出口矿产品价格有所上涨，但刚果民主共和国仍受困于国内不稳定和外部失衡，继续在外汇市场承受巨大的压力。这种情况同样适用于在2014年遭受埃博拉病毒冲击的国家——几内亚、利比里亚和塞拉利昂。
虽然北非压力较小，但风险依然存在，特别是阿尔及利亚，该国在2018年年初禁止进口约900种产品，以减少贸易逆差。此外，埃塞俄比亚货币比尔（自2014年以来被高估）的压力在2017年也有所加剧，当年10月贬值了15%。因此，持续的经常账户赤字将可能继续对该国的外汇储备和货币造成压力，尤其是当咖啡——埃塞俄比亚贸易平衡主要贡献者的价格前景持续疲软时，油价的上涨可能会影响进口。2017年和2018年年初，进口的增加，特别是石油购买的增加，是造成突尼斯外汇储备和货币压力的因素之一。
外汇储备水平中位数已降至3.2个月的进口额
据科法斯集团预测，2018年原油价格平均为每桶65美元（2017年每桶接近55美元），但原油价格的上涨不太可能动摇“黑金”净进口国的贸易条件：在大多数情况下，它们近年来的进口量减少了。然而，该地区最近的经济表现使它们容易受到新的冲击。
尽管财政赤字和经常账户余额相对稳定，但这一时期继承下来的失衡仍然给货币的走向施压。例如，莫桑比克的债务危机，以及赞比亚无力与IMF达成协议，导致近几个月两国货币进一步贬值。
由于自2014年以来为支持货币汇率使用外汇过多，非洲外汇储备已经逐步消耗。2014年，非洲国家外汇储备水平中位数为3.9个月进口额，而2017年这一数字是3.2个月进口额。另有7个国家（赞比亚、莫桑比克、几内亚和CEMAC成员国）的外汇储备已降至3个月以下。
那些外汇储备水平较高的非洲国家也未能幸免。考虑到对自然资源的过度依赖，这些国家的外汇储备下降速度可能非常惊人。例如，3年内，阿尔及利亚的外汇储备覆盖率从33.4个月下降到了19.3个月。这也令外汇市场暴露在急剧的波动之中。
这种对原材料的依赖性——许多国家只使用一种产品作为流动性的来源——使外汇市场暴露在很大的波动中。因此，出口农产品原料的国家可能会受到较大的压力，因为某些经济作物的价格相对较低，比如可可（科特迪瓦、加纳、尼日利亚和喀麦隆）和咖啡（埃塞俄比亚、乌干达和坦桑尼亚）。此外，非洲农业对气候变化的极度依赖，也是一个风险因素。
除了这些薄弱的环，政治风险（如在布隆迪，与政治危机有关的制裁已经给汇率施加了壓力）和美国货币紧缩周期的加速到来，也将再次加速资本从该地区流出，从而再次加大汇率压力。简而言之，虽然货币风险有所缓解，但可能再次渗透非洲大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