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技术驱动下的集体记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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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本文立足于近年来学界对集体记忆的相关研究,结合当下互联网大众传播呈现的信息碎片化、传播倾向化、受众圈层化等特点,对数字技术应用与集体记忆整编二者的关系展开探索,试图回答网络集体记忆阐述的偏向性是否排他、集体记忆在网络语境中的“断裂与延续”如何表现、数字驱动下集体记忆与集体认同如何连接等问题。
  【关键词】集体记忆 数字技术 网络化 集体认同
  集体记忆是指一个特定社会群体成员共享往事的过程和结果。其中,社会交往及群体意识提取记忆的延续性保证了集体记忆得以代代传承。通过文献综述可知,目前关于集体记忆的研究大致有建构主义与功能主义两种范式:建构主义一派学者为集体记忆研究提供了相应的框架分析,例如哈布瓦赫提出的“社会建构的概念”;再如施瓦茨的阐释指出了集体记忆具有时空二象性,即集体记忆可以看作是对过去的一种累积性建构,也可以看作是对过去的一种穿插式架构。②前者以示记忆的连接,主张在各式各样场景空间聚合下时间的延续性;后者表明记忆的扩充,代表着在某一时间节点上对空间事物的占有。功能主义的研究者将集体记忆引向了对社会结构与群体关系之间的认知剖析:从早期以涂尔干为代表的社会学家们对集体意识进行探索,证明记忆不仅是个体行为,亦对社会凝聚发挥了巨大作用,到保罗·康纳顿发现保持和传播群体记忆对社会产生影响,再到亨利·罗素展开论述“与个体记忆一样,集体记忆也支持着各种认同。它在情景中跨越了个体的边界而进入集体领域,它支持了族群认同、国家认同、市民认同以及其他认同”。由此,逐步走向内生关系探索、传播控制及情感实践的记忆研究为人类理解社会提供了一种功能性阐述:集体认同。
  一、问题的提出
  立足于“建构论”和“功能论”的基础,近年来国内的相关研究围绕着如何构建认同这一中心,形成了一个互相交错的论证体系。谯金苗、漆亚林解析中央电视台记录片《我们一起走过——致敬改革开放40周年》,发现叙事技巧与传播技术的有效结合有益于增强大众国家认同;薛亚利通过对生活中各类庆典的研究指出,庆典为现实生活赋意,通过文化符号等社会成员的集体记忆,使其与以往历史勾连,对当前现实作出某种诠释,进而促进社会认同。以上建立在经验研究基础上的认同探讨,为特定语境中集体记忆的出现及其影响赋予了存在的合法性,同时也将集体记忆在传播过程中生发的本源性思考带入研究视野,可见,从传播学视角出发,认同的建构实际上归属于对于记忆效力的一种解释。而关于集体记忆研究无法回避的几个问题是:集体记忆到底从何处来,又要往哪里去,进而问之,为何而去,去了又能如何?
  在互联网信息技术深度介入人们日常生活的背景下,传统的话语分析受限于固有研究框架的套式表现出“一个萝卜一个坑”的重复性劳动景象,面对高效、快速、变动不居的数字媒体,网络空间内的碎片化信息与大众更迭的社交方式使集体记忆的生产与传播跳跃穿梭于虚拟与现实中,编码、解码、诉求及效果的传统视角多少有些难以为继,数字化浪潮所带来的集体记忆生产、传播及传承、感受与解读凸显出集体记忆中“断裂与延续”、“再现、遮蔽与凸显”等情景表现特征。与此同时,在社会网络化进程中,集体记忆又何以可能形塑公众认知,以期实现某种集体认同创造出新的探索空间,亦是新的叩问。
  二、集体记忆的生产:主体认同与排他性的探讨
  集体记忆自生产伊始,便具有当下性,即“往事”不是客观事实,而是在“往事”之后由社会框架重新建构的记忆,因此记忆断然不只是过去,而是现在、过去和未来的集合体。在此,历史、史料(档案)、记忆便有了明显的区分。倘若我们把历史指代事情本身,史料是这些众多事情中的一些侧面、一种反映、一类描述,那么理想情况下人们对真相的书写与复刻则成为了集体记忆生产的过程性描述。社会结构中的权力支配与话语把控使得历史本身难以成为被原貌还原的事实。因此集体记忆的创造必然带有某种潜在的约束规制,它更多指向认同,或者是为了建立起主客体问的某种联系,它通过话语、文本、影像等方式呈现,它可能修饰或编撰了预期不被认可的事实,从而赋予自身存在于当下语境的意义。
  一般来讲,历史存在于过去,而立于历史所建构形成的集体记忆则倾向于维系群体在时下对话交流的稳定状态,无论是新生现象带来的情绪共振,无论是“佛系”“丧”等青年群体的种种新表现,还是上一代人共有的怀旧、回味等情绪所展现的与过去生活的某种连接,集体记忆总是站在遗忘的对立面感慨当下,它的产生无法脱离现有的媒介场域,它的发展也无法摆脱社会既定的框架。
  社会规则、政府治理、交际需求等结构或元素构成了人类行动网络中的各个单元,传受双方在其问交替着篆刻记忆,生发或强化着因循某种关系而形成的话语书写。在互联网出现之前,集体记忆不得不由权力话语支配,缺少颠覆性的力量使得主流话语趋向于单一描述,例如上个世纪关于报纸内容刊发的“三闻原则”,即“新闻、旧闻、不闻”。简要说来便是所报道的新闻皆应是对决策者有利的好消息,一些素材在形势并不明朗的情况下,宁可使其成为旧闻也不能轻易见诸报端,产生负面影响的材料则一律不予报道。而在互联网问世之后,数字技术的普及令人与人的对话,尤其是小群体、小圈层问的交流变得隐秘而頻繁,由此,大众对同一事实的叙述及加工成为了存在利益冲突的群体彼此重视的工具,用以他们相互争夺话语的合法性与非记忆框架集群之外的他者援助。
  集体记忆的流动,使未曾经历和参与第一轮记忆建构的个人被裹挟其中。在个人与集体的某种社会联系下,临摹记忆成为了对过去的过去进行建构的一种方式,其中的一个基本逻辑是,A与B有着某种强关联,B建构并主张宣扬c,由此A在强关联的推动下主动或者不得不贴合叙述c。显而易见,此间集体记忆的生产本身存在着认同指向的偏差性。从某种程度上说,对集体记忆的认同并非是对记忆话语或其他阐释的认同,因为认同附着于群际关系中,个体差异叙述被群体的主流话语所掩盖,集体记忆成为了某种精神契约的指称。而在大集体之下的不同集群分支中,对群体流传记忆的改写又呈现出新的景象。记忆流动的背后是关系的整合,关系的整合有赖于语境和情景的创造,语境和情景的创造激发新记忆的书写,在社会限定的框架下,新的书写又必定带来新的流动,互联网为身体的不在场与言语的不在场赋能,跨时空的文本、话语修辞成为了特定时间、特定节点下的筛子,将集体与他者分界。不过在由时间、话语、意识构筑的三维空间内,集体记忆所具有的排他性并不绝对,它更像是一个转接器,连接主我、客我与他者,顺势而动,应时而生。   三、集体记忆的传承:零碎的现实需求与情境域的叠印
  在数字技术驱动下,集体记忆结构呈现出去中心化的态势。参与者围绕特定的内容素材,会形成不同的理解框架。面向解码方的多元解读,在不同框架的交叠下往往错综复杂,一个围绕中心叙事继而发散分流的修辞扩张共同体,在互联网环境中悄然生成。来自于现实生活中碎片化的情境使得网络用户拥有了更多文化的自主权,较于大众传媒时代的集体记忆传播,网络群体的主动参与使集体记忆,由单一的主流话语输出成为具有多个面向的价值体系。群体对于生活碎片的需求转向了对于集体记忆的相继提取,信息检索、关键词查找等方式已然是不言自明的变化。
  需要指出的是,如此这些通过多个集体记忆内部重组萌生的观念与表述,通常难以打破记忆的固有框架,但若通过社会演进与转型等大变革,某些社会群体则可能由“幕后”走向“臺前”,甚至将自我的传统和集体记忆强加于另一个社会群体——往往是一个曾占据主导地位的社会群体。这些整合的观念与表述可被视作在传承中发展新的集体记忆。例如,粉丝社群等青年文化群体,其中涉及到了情境域设置的问题,即综合情境下社会各个因素的相互角力,当某个社群面临一个问题,而集体记忆却不能为之提供解决方案时,新的记忆便在这般情形下自然而然地产生。
  数字技术使得集体记忆成为了兼具个体需求、群体满足、多元叙事、综合价值的聚集体,对过去的消解与重构使得集体记忆愈加具有断裂与延续二象性的特征,因时间而耗散,因空间而聚合,“遗忘”与“被遗忘”不再是无足轻重的,本身具有了被考察的价值。随着社会日益向着数字化方向发展,数据集体记忆的出现无疑将带来新的记忆生态。
  一个备受关注的现象是:由生物个体与网络中心同时把控的赛博人同样具有了集体记忆的可能。一方面,出于现实需要,社会群体根据自身对赛博人的集体记忆进行改写与创造;另一方面,记忆被技术所掌控,接入网络用户的信息行动在网络后台不断搜集与整合。在保证信息安全的基础上,书写记忆与挖掘数据,二者谁更令人信服,数字化跟踪记录的集体记忆如何被群体捕捉,网络群体肖像何以准确获取群体样本信息?伴随而来的诸多问题使得现实的社会结构面临着新的重重挑战,在传承集体记忆的过程中,一个越来越具有现代性色彩的事实是,对信息技术与生物技术的把控域成为了未来社会权力话语的竞技场。
  四、记忆与认同:从隋感实践到技术宰制
  从功能论及效果论出发,众多学者把建立认同视作对集体记忆效用的回答,网络的介入必定调整了集体记忆与群体的内在联系。在虚拟与现实之间,当下的集体记忆越来越倾向于短期的“即时满足”,网络用户短暂而急切的信息与情感需求伴随着现代的快节奏生活不断更替,一个依靠传统意义上在场集体生存的个体越来越被信息技术剥离,人的主体性存疑。例如一种戏谑的表述“我可以没有你,但我不能没有手机”。隔空对话形成的即时人际区隔场景在日常生活里轮番上演。地铁乘客纷纷成为“低头族”,亲人在家面面相对却又面面相觑,恋人只顾着与微信谈恋爱,彼此之间仿若隔着“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
  和群体维系不同的是,作为关系维护的消费品,集体记忆由传统集群的话语场域转向了微观个体相互联络的本地话语场域,而集体认同则建立在个体与个体问的情感需要之上,情感实践架起了由集体记忆通往集体认同之路的桥梁。
  面对着无处不在的数字信息,集体记忆的选择、索取与认同的建构容易形成新时代的“沉默的螺旋”,即个体的能动性被算法替代,个体网络接入所形成的数字记忆反向形塑并强化了集体记忆,由此以情感嫁接为媒介的集体认同被算法所代替。集体间的情感交流成为了技术修饰下被有意或无意漠视的话语场地,技术成为横亘在集体记忆与集体认同之间的交流屏障。围绕个体、集群、社会、代际之间的意义思索转向了人与媒介,社会与技术发展共存的辩驳。
  面对着光怪陆离的网络环境,数字技术驱动形成的集体记忆倒逼着以往具有强大话语把控力的主流思想,为了维护情感实践而采取各样措施。民间记忆与官方记忆的冲突、隐私公权角力下的个体记忆碎片重组、数字化遗忘凹带来的数字认同之争等等,皆是其中的议题。进而言之,情感何以让位给技术,技术如何操纵情感展开实践,集体记忆在情感与技术的双重调控下怎样实现集体认同,这一系列难以回避的追问使得以往以权力中心书写的话语场为适应数字生态开始一场自我革新。与之对应,从集体记忆走向集体认同的过程中,传统意义上的管理者日益肩负起集体中心话语书写者的职责,对既定框架内的记忆填充进行赋权,使意识场域与社会生态呈现出一个具有互联网信息饱和且碎片化典型特征的数字公众群像。在此之外,民众主动以旁观者的身份辅助构建了集体记忆,从而促进集体认同的形成,这成为数字镜像中的又一发展趋势。
  五、结语
  回溯集体记忆研究,一个日益走向研究视野的路径是关于媒介、技术与记忆的探析。与大众紧密相连的互联网数字技术被认为是创造当下“记忆潮”的关键因素。在集体记忆研究下,派生出集体认同相关论证、地方性集体记忆的再造、城市居民参与并认同社区公共文化生活等等,诚然需要警惕经验研究带有的结构功能主义色彩,这使得集体记忆研究在传播学视角下溯源具有了更加现实的意义。在网络化社会里,一个潜存的记忆危机正日益浮现,即处于社会需求框架中的人何以同数字机器抢夺集体记忆的话语权?进一步,如若“奇点”这一神秘莫测的使机器不再只是机器的临界点到来之后,机器在情感与记忆的生产、计算、识别与创造等高维领域出现了质的飞跃后,集体记忆的合法性又将被如何书写?彼时,将不再是玄之又玄的未来学命题,而是迫近人类生活记忆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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