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在21世纪探索中国的精神现代化问题，这本身就说明了现代精神的迷失。根据我们的常识，中国的精神现代化，从立志改造国民性的鲁迅那代人就开始了。再往前，大概还可以追溯到倡导“新民说”的梁启超那一代。可是，经过了一个多世纪，我们似乎又回到了原点。甚至可以这么说，虽然这一个多世纪中国已经有了重大的进步，但一百多年前的中国人似乎更加淳朴厚道些。
提起精神现代化，人们自然会想起五四启蒙主义。这种启蒙的贡献当然不可磨灭，但某种程度上也为现代中国设下了精神陷阱。如今大部分知识分子，仍然身处这一陷阱而不能自拔。
五四启蒙主义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改造国民性。鲁迅的《阿Q正传》、《药》、《藤野先生》等，都是这方面的力作。现代中国知识分子，一直到上世纪90年代，都是读这些作品长大的。我在《学而时习之》一书中曾经对此作了分析。鲁迅自己交代得很清楚：他留日期间受到“幻灯片事件”的刺激，认为国民精神如此麻木，救治其肉体也无意义，故而弃医从文。然而鲁迅虽然家道中落，毕竟兄弟三人最终都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其社会地位和阿Q那样的下层相距甚远，对于这个阶层的精神状态也只能隔雾看花。
那么，鲁迅对中国下层社会的了解，究竟是通过什么渠道？这些了解渠道，又如何影响了他的结论？这是被文化史和文学史家们忽略的大问题。从鲁迅自己的文字中我们所了解到的，主要是日本的“幻灯片”。而这些幻灯片，是日本政府的战时宣传品，自有其政治目的。
鲁迅所看到的幻灯片，反映的是日俄战争。日俄战争距甲午战争仅十年，且主要在中国国土上进行。在此期间，日本的战争宣传机器从未停过，媒体描述中国人的套路也没有改变。既然鲁迅在留日前并无拯救中国人精神之志向，看了幻灯片后才突然转变，我们大体可以推断，他笔下的阿Q，多来自日本战争媒体对中国人之丑化。我曾举出美国作家杰克•伦敦的小说《Ah Cho》作为对比。《Ah Cho》写的是与《阿Q正传》非常类似的题材，时间和鲁迅留日的时间也十分接近。Ah Cho是一个在美国的中国劳工，在当时的美国媒体中，也属于那种精神麻木、梳着辫子的非人类。他也是糊里糊涂地被错误处死，甚至他的名字都和阿Q很像。但是，杰克•伦敦笔下所写的不是他的精神麻木，而是他心中对生活的渴望，是他的生命如何被傲慢而邪恶的制度所剥夺。因为杰克•伦敦对这位中国劳工过于同情，谴责了剥夺这种善良百姓生命的制度，超越了美国媒体对中国人的丑化格式，竟一度被杂志频频退稿。在根本不懂中文、对中国也不了解的杰克・伦敦的对照之下，鲁迅对中国的下层又有多少理解呢？
中国近三十年经济起飞中所产生的种种民权问题，也必须追溯到这种被阿Q所界定的中国人的意识。当然，对民工的压榨、野蛮拆迁等，主要属于制度问题。但是，在文化层面，一些知识分子为捍卫现实所发表的言论，也带有阿Q化的精英主义心态。比如，有经济学家称，在东莞不接受600块月薪，就不算失业，是自己活该；在野蛮拆迁不断造成血案之时，一些人竟然说对拆迁户不能按市场价值进行补偿……
一些经济学家已公开半公开地说，民主会大大提高交易成本，影响经济效率，应该缓行。但要知道，“公平”，在英文中可以翻译成“正义”（justice），罗尔斯还特别写过一本《作为公平的正义》。用他的话来说，“正义（或公平）是社会制度的首要美德，就像是真理对思想体系的关系一样”。民主自由，是人类迄今为止最为优越的制度，这种制度的基本价值是正义和公平，而绝对不是什么效率。
那么，中国的精神现代化，是否仍然可以从启蒙开始呢？当然可以。但是，我们必须回到启蒙的原旨上来。用康德那段著名的话来界定：“启蒙就是人类从自我设置的精神未熟中解放出来。这种未熟，就是在不经别人指导而无法运用自己的理解力的状态。这种未熟之所以是自我设置的，并不在于人们缺乏理解力，而在于缺乏意志和勇气在未经别人指导的情况下运用自己的理解力。‘勇于运用你的理解力’，这是启蒙的格言。”
看看西方的传统，就能理解康德这番话不是凭空而来。马丁•路德•金的宗教改革，一直被当作西方现代性的主要源泉。路德改革的一个核心内容，就是把《圣经》翻译成白话，让平民百姓自己解读，把对教义的解释权从教会手里夺走。这就叫“不经别人的指导而运用自己的理解力”。这样波澜壮阔的思想巨浪，在中国则从来没有出现过。中国被科举制度塑造千年之久，知识分子对老百姓的精神控制早已经系统化、制度化。在鲁迅笔下，中国的老百姓都在铁屋子里昏睡不醒，没有启蒙者的指导，就没有精神可言，当然也不可能“运用自己的理解力”了。这不仅仅是自我设置的未熟，而且是外人强加的未熟。
所以，在当今的中国，启蒙首先必须让知识分子从老百姓的生活中走开。老百姓并没有在铁屋子里昏睡。他们完全能够运用自己的理解力来为自己的劳动讨价还价。他们所需要的，是作为人的基本权利，是一个以正义或公平为基本价值的社会。
展望未来，中国有可能经历一场文艺复兴。但是，这场文艺复兴不太可能从传统的知识分子中起步，而更可能从草根的社会运动中崛起。英国历史学家Paul Johnson曾警告说：“小心知识分子。不仅应该防范他们操纵权力，而且在他们要提供集体意见时要特别当心。”看看部分中国知识分子这些年的雷人语录，我们也许可以说，他们已经丧失了领导社会的声誉。也许这就是启蒙的开始。
提起精神现代化，人们自然会想起五四启蒙主义。这种启蒙的贡献当然不可磨灭，但某种程度上也为现代中国设下了精神陷阱。如今大部分知识分子，仍然身处这一陷阱而不能自拔。
五四启蒙主义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改造国民性。鲁迅的《阿Q正传》、《药》、《藤野先生》等，都是这方面的力作。现代中国知识分子，一直到上世纪90年代，都是读这些作品长大的。我在《学而时习之》一书中曾经对此作了分析。鲁迅自己交代得很清楚：他留日期间受到“幻灯片事件”的刺激，认为国民精神如此麻木，救治其肉体也无意义，故而弃医从文。然而鲁迅虽然家道中落，毕竟兄弟三人最终都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其社会地位和阿Q那样的下层相距甚远，对于这个阶层的精神状态也只能隔雾看花。
那么，鲁迅对中国下层社会的了解，究竟是通过什么渠道？这些了解渠道，又如何影响了他的结论？这是被文化史和文学史家们忽略的大问题。从鲁迅自己的文字中我们所了解到的，主要是日本的“幻灯片”。而这些幻灯片，是日本政府的战时宣传品，自有其政治目的。
鲁迅所看到的幻灯片，反映的是日俄战争。日俄战争距甲午战争仅十年，且主要在中国国土上进行。在此期间，日本的战争宣传机器从未停过，媒体描述中国人的套路也没有改变。既然鲁迅在留日前并无拯救中国人精神之志向，看了幻灯片后才突然转变，我们大体可以推断，他笔下的阿Q，多来自日本战争媒体对中国人之丑化。我曾举出美国作家杰克•伦敦的小说《Ah Cho》作为对比。《Ah Cho》写的是与《阿Q正传》非常类似的题材，时间和鲁迅留日的时间也十分接近。Ah Cho是一个在美国的中国劳工，在当时的美国媒体中，也属于那种精神麻木、梳着辫子的非人类。他也是糊里糊涂地被错误处死，甚至他的名字都和阿Q很像。但是，杰克•伦敦笔下所写的不是他的精神麻木，而是他心中对生活的渴望，是他的生命如何被傲慢而邪恶的制度所剥夺。因为杰克•伦敦对这位中国劳工过于同情，谴责了剥夺这种善良百姓生命的制度，超越了美国媒体对中国人的丑化格式，竟一度被杂志频频退稿。在根本不懂中文、对中国也不了解的杰克・伦敦的对照之下，鲁迅对中国的下层又有多少理解呢？
中国近三十年经济起飞中所产生的种种民权问题，也必须追溯到这种被阿Q所界定的中国人的意识。当然，对民工的压榨、野蛮拆迁等，主要属于制度问题。但是，在文化层面，一些知识分子为捍卫现实所发表的言论，也带有阿Q化的精英主义心态。比如，有经济学家称，在东莞不接受600块月薪，就不算失业，是自己活该；在野蛮拆迁不断造成血案之时，一些人竟然说对拆迁户不能按市场价值进行补偿……
一些经济学家已公开半公开地说，民主会大大提高交易成本，影响经济效率，应该缓行。但要知道，“公平”，在英文中可以翻译成“正义”（justice），罗尔斯还特别写过一本《作为公平的正义》。用他的话来说，“正义（或公平）是社会制度的首要美德，就像是真理对思想体系的关系一样”。民主自由，是人类迄今为止最为优越的制度，这种制度的基本价值是正义和公平，而绝对不是什么效率。
那么，中国的精神现代化，是否仍然可以从启蒙开始呢？当然可以。但是，我们必须回到启蒙的原旨上来。用康德那段著名的话来界定：“启蒙就是人类从自我设置的精神未熟中解放出来。这种未熟，就是在不经别人指导而无法运用自己的理解力的状态。这种未熟之所以是自我设置的，并不在于人们缺乏理解力，而在于缺乏意志和勇气在未经别人指导的情况下运用自己的理解力。‘勇于运用你的理解力’，这是启蒙的格言。”
看看西方的传统，就能理解康德这番话不是凭空而来。马丁•路德•金的宗教改革，一直被当作西方现代性的主要源泉。路德改革的一个核心内容，就是把《圣经》翻译成白话，让平民百姓自己解读，把对教义的解释权从教会手里夺走。这就叫“不经别人的指导而运用自己的理解力”。这样波澜壮阔的思想巨浪，在中国则从来没有出现过。中国被科举制度塑造千年之久，知识分子对老百姓的精神控制早已经系统化、制度化。在鲁迅笔下，中国的老百姓都在铁屋子里昏睡不醒，没有启蒙者的指导，就没有精神可言，当然也不可能“运用自己的理解力”了。这不仅仅是自我设置的未熟，而且是外人强加的未熟。
所以，在当今的中国，启蒙首先必须让知识分子从老百姓的生活中走开。老百姓并没有在铁屋子里昏睡。他们完全能够运用自己的理解力来为自己的劳动讨价还价。他们所需要的，是作为人的基本权利，是一个以正义或公平为基本价值的社会。
展望未来，中国有可能经历一场文艺复兴。但是，这场文艺复兴不太可能从传统的知识分子中起步，而更可能从草根的社会运动中崛起。英国历史学家Paul Johnson曾警告说：“小心知识分子。不仅应该防范他们操纵权力，而且在他们要提供集体意见时要特别当心。”看看部分中国知识分子这些年的雷人语录，我们也许可以说，他们已经丧失了领导社会的声誉。也许这就是启蒙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