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东,在战国秦汉时期所指地域范围比较稳定,辖境相当于今山西西南沁水以西、霍山以南的运城、临汾地区,其在先秦秦汉史中的地位比较重要,此地不仅政治地位重要,经济亦居于全国领先地位,探究此时期的地域风习亦有很大意义。
　　史书记载,魏文侯当政时期,大力发展儒学,孔子的弟子子夏在其师亡后,“居西河”,“如田子方、段干木、吴起、禽滑釐之徒,皆受业于子夏之伦”,而“是时独魏文侯好学” ,“受子夏经艺,客段干木,过其闾,未尝不轼也”,因此当时秦国想攻伐魏国时,有人说:“魏君贤人是礼,国人称仁,上下和合,未可图也”,而“文侯由此得誉于诸侯” 。至于子夏当时传道授业的西河,钱穆先生认为其地在河济而非汾州龙门,于是判断当时的河东,并无文教可言 ,近代以来学者也多从此说。然笔者觉得河东毕竟是号称“天下之中”的“三河”之一,在中国古代文明早期阶段,处于重要地位,其文化传统深厚。
　　由于地域相邻,秦魏之间战事最为频繁,河东由于其特殊的战略地位成为两国争夺之焦点,秦要东进,第一要务就是夺取这片区域,于是河东成为四战之地,这种情况迁都大梁后更为严重。公元前286年,秦派其将司马错攻魏河西地,魏献出安邑,“秦出其人,募徙河东赐爵,赦罪人迁之”,河东正式归于秦国,并承接了秦之移民人群。在此四十多年的惠文君八年(公元前330),樗里子使将伐曲沃,“尽出其人,取其城地入秦” ,这两次移民活动是将秦人迁往河东,而当时的秦国,经过商鞅变法,民风大变,人皆好战斗重法律而不善儒术。晋地虽然是法家之策源地,然其终究因为三晋文化中深厚的人道主义、道德观念和自由主义背景而使得变法改革停留在理论状态而不能彻行,反不如秦人的变法改革实践的那么彻底,所以说这两次移民必然也使河东之民风趋向于秦而愈加偏离晋、魏之深厚文化传统,而此地“有先王遗教”“君子深思”之风势必会走向淡薄。
　　秦亡汉兴,汉初的统治者为了进行政治文化的统一,曾多次移关东六国之遗民于关中,这些移民的后裔到了武帝以后顺应汉朝的文化政策,积极地向诗书之家转变,其先祖的文化水平也是其重要的家族渊源。这里要讨论的是,汉初的河东似乎并不是关东移民的承接地,然而当时却有两位比较显赫的军功大臣皆封地于此郡,他们及其后裔也对汉代河东之风习造成了影响,这一点是所有史家都未曾注意到的——此二者便是曹参和周勃。这种风习甚至延续到了东汉时期。当然,这中间还有其他的因素,即以下我们要探讨的民族问题对河东文化之民风之影响。
　　河东在两汉时期法吏特别是酷吏的“盛产”无疑也是历史积淀和现实因素的双重结果。作为春秋时期晋都和战国魏都之所在,其可称得上为“法家策源地” 。战国中后期,秦曾两次移民于河东,使此地的民风带上了秦国用法之道。三晋的法学理论传统在西汉时期有了延续和新的发展,由于其司隶校尉的特殊政治地位、经济上的领先水平,而使得三河三辅地区多豪强和贵戚,酷吏群体应运而生并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后汉时期,在举国皆兴儒的大环境下,河东之儒教也没有呈现出比西汉时进步的景象,这一方面是由于西汉时此地的风习影响至后代,如魏晋以降的文学政治家族的裴氏在东汉时期就是以军功发迹,一直没有转化成文化家族,直到三国魏及其后裴茂之子孙辈才真正开始在文化上占领一席之地,并且以文化传家;另一方面是由于彼时民族矛盾更加严重,民族战争更为激烈,并且深入到内地的缘故。地域风习的流传和现实民族矛盾的影响使得郡人无心问学,所以在东汉时期河东儒学仍无进展。其地文教事业发生转变是在东汉末,杜畿任河东守时,先安定民心,恢复并发展农业生产,当“百姓勤农,家家丰实”的时候,他便认为:“民富矣,不可不教也”,“于是冬月修戎讲武,又开学宫,亲自执经教授,郡中化之” ,其任用大儒乐详为文学祭酒,“使教后进,于是河东学业大兴”,因此人们认为“至今河东特多儒者,则畿之由矣”,而乐详则在魏黄初中“征拜博士”,“独擅名于远近”,“至正始中,以年老罢归于舍,本国宗族归之,门徒数千人”,此时的河东已大兴儒教,河东裴氏家族亦开始修文,这也充分显示了地域风习和家族之间的相互影响作用。
　　
　　 参考文献:
　　 [1]毛汉光.中国中古政治史论第三篇.晋隋之际河东地区与河东大族[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
　　 [2]赵李娜.汉代河东郡农业状况初论[J]农业考古,2005(3).
　　
　　 (作者单位:江苏省徐州市徐州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