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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民族地区博物馆可以从“器物民族志”和“手工里的历史”两种思路出发，结合本雅明的“灵韵”和“讲故事的人”的相关论述，建立起动静结合的民族文化课程叙事策略，丰富和加深对“博物馆化”之“物”的阐释，通过有目的的实践，构建观众与“博物馆物”的全新联系，从而突破单纯的抽象知识传授模式。
【关键词】博物馆化；阐释；民族文化
【中图分类号】G269.2 【文献标识码】A
民族地区博物馆往往承担着阐释、传播本地民族文化，促进民族文化认同的责任。而在教育实践中，开设民族文化课程的主体是多样化的，众多博物馆之外的文化教育机构均可以开设此类课程，为此，民族地区博物馆如何发挥自身优势，突出博物馆特色？同时，博物馆能否为民族文化课程的开发提供新的阐释思路？
一、博物馆何以成为开设民族文化课程的主体
民族地区博物馆收藏并展示了众多区域历史发展的见证物，或是具体的实物，如铜鼓，或是非实物的文化遗产，如壮族山歌，在馆内展览中，这些见证物依照博物馆的叙事逻辑构成了“器物民族志”，构成了一个可供学习和理解的民族文化文本，这是博物馆为民族“见证物”赋予社会教育意义的第一步。如果仅仅依靠观众单向度的被动参观，展览的传播效率并不尽如人意，这时候博物馆需要开设衍生的社会教育活动，将对“物”的阐释深化，建立人与“物”之间的全新关系，这种围绕“器物”的阐释和建立关系的方式，是博物馆难以被其他文化教育机构所取代的阐释特点与优势。
（一）“器物民族志”：民族见证物的“博物馆化”
“博物館化”是前捷克博物馆学家斯坦斯基提出的一个概念，其具体做法是将物从现实的时空中抽离出来，进入收藏领域，从而改变“物”原先的属性与功能，转变为“博物馆物”。以广西地区的经典文物铜鼓为例，铜鼓最初在民间作为打击乐器和礼器使用，而进入博物馆后，学者针对它的形态、花纹与功用，赋予其民族精神象征的意义。在展览中，与壮族山歌联系起来，可以体现广西人能歌善舞的热情，其羽人划船纹与端午习俗联系起来，可以展现西南地区划龙舟习俗的渊源；其太阳纹与壮锦的八角花纹相类比，可以揭示壮族人的自然崇拜。由此，经过“博物馆化”的铜鼓，进一步丰富了其叙事的可能性，经过博物馆的阐释，使人们了解到铜鼓作为民族文化代表物的可学习和可理解性。
然而，赋予“物”以意义并不是终结，而是开始。据周婧景、严建强的研究，美国RAA公司在对中国观众的研究指出：中国观众在参观时倾向于走马观花，不会深究，也不会计较收获。这与观众在参观中被动而单向地接收展览信息有关。博物馆不仅要赋予意义，还需要传播意义，为此，博物馆有必要开设多元化的社会教育课程，帮助观众理解“博物馆物” “符号化”过程。
（二）“手工里的历史”：亲身实践的博物馆教育叙事
观众通常将那些经典的民族文化见证物视为“艺术品”，经过“博物馆化”的精神赋值后，观众也许能意识到它们是“有意味的形式”，但由于器物与原先语境的割裂，单纯注视的参观方式未必能让观众体会到它们的“灵韵”，也有可能让博物馆叙事陷入自我陶醉的尴尬中。需要认识到，这些器物，或非实物的文化遗产，在进入民族博物馆的研究视野时，并不意味着它们仅仅作为过去的见证，它们与保存至今的民族建筑、现存的手工技艺、民俗实践和实地的风土人情仍存在紧密联系，仍是现实生活中被人们所制作或实践的事物。
因而，博物馆在构建“器物民族志”的叙事文本后，有必要参考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本雅明关于手工与实践的观点，创设叙事的实践环境，帮助恢复民族文化遗产的活生生的“灵韵”：“如果我们把灵韵指定为非意愿回忆之中自然地围绕起感知对象的联想的话，那么它在一个实用对象里的类似的东西便是留下富于实践的手的痕迹的经验。”每一种“博物馆化”之物，都凝结了手工劳动或民俗活动现场当中的独一无二性，这也是博物馆叙事中需要注重的。博物馆需要创设实践的现场，正如本雅明所说的，“讲故事就是一门手工艺”，由于民族见证物的特殊属性，和博物馆可以运用的民族民俗活动场景资源，使得博物馆的民族文化教育具有与当下生活连接的强烈可能，这是一种在实践中的教育叙事。
二、博物馆开设民族文化课程的创意阐释策略
广西博物馆的《铜鼓之美》《唱响家乡三月三》《神奇的羽纹铜凤灯》和广西民族博物馆《闯江湖，救三姐》《“非遗”天天见》等是深受青少年欢迎的民族文化课程，是对“器物民族志”和“手工里的历史”等主体思想的有益尝试，丰富和拓展了博物馆静态的藏品和展览叙事，与展览叙事不同，民族文化课程的阐释策略有其独特之处。
（一）结合历史与形式呈现渐进式主题
以《铜鼓之美》课程为例，课程围绕“感知”“印象”“畅想”三个渐进式的主题进行阐释。“感知”部分注重从视觉、触觉上引导学生进行观察，对应的手工活动是拓印铜鼓纹饰，加深最初的感知效果；“印象”部分将历史与形式、生活民俗相结合，并通过自由填色渲染认知情感；“畅想”部分联系生活，拓展眼界，并通过自主设计纹饰图案，激发学生创造力。从而，此阐释策略为观察—表达—交流—总结、拓印—填色—自主设计、历史—现实—未来等多条叙事线索并进，既关注铜鼓作为文物的历史，也关注铜鼓作为延续至今的民俗用具和广西民族文化符号，在现实生活与未来发展中的表现如同一个动态的、实践性的展览探索，让学生有个性化的收获。
（二）提供真实场景下的民族文化活态展示
不少民族地区博物馆在馆内建造了真实的少数民族建筑群，在民族节日期间会在此开展各类文化活动，对于民族歌舞、技艺这类非实物的文化遗产而言，这正是传播的良好契机。在当下的城市环境中，民族博物馆里的文化氛围和场景资源弥足珍贵。在《唱响家乡三月三》和《闯江湖，救三姐》活动中，博物馆针对不同的教学内容，采用了不一样的体验教学法，如民族音乐部分—小组对唱、民族美食部分—观摩过程与动手制作、民俗活动部分——游戏闯关竞技，民族技艺部分——邀请“非遗”传承人现场织锦，与学生互动体验等，从多个角度调动了学生的多重感官，在丰富的体验中升华自身的认识与情感。 博物馆还可联结本地丰富的文化资源，开创民族文化研学游，在行走中进行民族文化教育的实践。
（三）营造博物馆叙事中的“仪式感”
目前，博物馆的民族教育活动不一定在馆内开展，可能在学校，也可能在社区或其他非教育场所，在缺少实物和展览的情况下，博物馆仍然可以利用流动展板和复制品创设教学环境，并且，博物馆人的阐释策略也相应地改变。例如，《神奇的羽纹铜凤灯》这一课程在幼儿园开展时，阐释重点在于让没有任何经验的幼儿初步体会“历史”的厚重概念。因此，在实践中，博物馆老师全程戴着白手套，对文物复制品进行庄重而谨慎的操作，让幼儿明白博物馆里的“宝贝”的含义，用腌制蔬菜中在一段较长时间内发生的变化，来说明时间对器物产生的作用。又如《铜鼓之美》中，引入“北鼎南鼓”的讨论话题，通过类比，学生思考铜鼓在现代生活中仍然被使用的原因，从而从文化意义上体会到铜鼓的塑造灵感。这是一种既联系实际生活，又让学生体会到博物馆“仪式感”的阐述方式。
可以看到，博物馆在民族文化课程中的阐释策略是动态的，与展览中的静态叙事相辅相成，使得观众不再仅仅是被动地注视着展览，被动接受大量预设信息。他们通过参与到这样的民族文化课程中，联系“器物民族志”与“手工里的历史”，亲身实践，与自身的生活建立联系，激发想象。这种“讲故事的艺术”在博物馆民族文化课程中已得到有效实践，也可被运用到其他文化教育领域中，突破单纯的抽象知识传授模式。但在运用这种阐释策略时，我们要遵循学者弗里曼·提尔顿提出的“文化遗产阐释”应具有的保護精神和伦理框架，即“通过阐释来理解，通过理解来欣赏，通过欣赏来保护，把博物馆的阐释策略与单纯的商业经典和主题公园的大众娱乐体验区分开来。”
参考文献：
[1]严建强.博物馆与社会：寻求更广泛与深入的连接[J].中国博物馆，2018（3）.
[2]周婧景，严建强.阐释系统：一种强化博物馆展览传播效应的新探索[J].东南文化，2016（2）.
[3]安琪.民族文化与博物馆叙事——近代西南的“器物民族志”[J].民族文学研究，2010（3）.
[4][英]David Masters著，许捷译.意义建构：博物馆最佳传播实践的探索[J].东南文化，2017（4）.
作者简介：黄凤凤（1989-），女，广西南宁人，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硕士，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助理馆员，研究方向：文艺美学。
【关键词】博物馆化；阐释；民族文化
【中图分类号】G269.2 【文献标识码】A
民族地区博物馆往往承担着阐释、传播本地民族文化，促进民族文化认同的责任。而在教育实践中，开设民族文化课程的主体是多样化的，众多博物馆之外的文化教育机构均可以开设此类课程，为此，民族地区博物馆如何发挥自身优势，突出博物馆特色？同时，博物馆能否为民族文化课程的开发提供新的阐释思路？
一、博物馆何以成为开设民族文化课程的主体
民族地区博物馆收藏并展示了众多区域历史发展的见证物，或是具体的实物，如铜鼓，或是非实物的文化遗产，如壮族山歌，在馆内展览中，这些见证物依照博物馆的叙事逻辑构成了“器物民族志”，构成了一个可供学习和理解的民族文化文本，这是博物馆为民族“见证物”赋予社会教育意义的第一步。如果仅仅依靠观众单向度的被动参观，展览的传播效率并不尽如人意，这时候博物馆需要开设衍生的社会教育活动，将对“物”的阐释深化，建立人与“物”之间的全新关系，这种围绕“器物”的阐释和建立关系的方式，是博物馆难以被其他文化教育机构所取代的阐释特点与优势。
（一）“器物民族志”：民族见证物的“博物馆化”
“博物館化”是前捷克博物馆学家斯坦斯基提出的一个概念，其具体做法是将物从现实的时空中抽离出来，进入收藏领域，从而改变“物”原先的属性与功能，转变为“博物馆物”。以广西地区的经典文物铜鼓为例，铜鼓最初在民间作为打击乐器和礼器使用，而进入博物馆后，学者针对它的形态、花纹与功用，赋予其民族精神象征的意义。在展览中，与壮族山歌联系起来，可以体现广西人能歌善舞的热情，其羽人划船纹与端午习俗联系起来，可以展现西南地区划龙舟习俗的渊源；其太阳纹与壮锦的八角花纹相类比，可以揭示壮族人的自然崇拜。由此，经过“博物馆化”的铜鼓，进一步丰富了其叙事的可能性，经过博物馆的阐释，使人们了解到铜鼓作为民族文化代表物的可学习和可理解性。
然而，赋予“物”以意义并不是终结，而是开始。据周婧景、严建强的研究，美国RAA公司在对中国观众的研究指出：中国观众在参观时倾向于走马观花，不会深究，也不会计较收获。这与观众在参观中被动而单向地接收展览信息有关。博物馆不仅要赋予意义，还需要传播意义，为此，博物馆有必要开设多元化的社会教育课程，帮助观众理解“博物馆物” “符号化”过程。
（二）“手工里的历史”：亲身实践的博物馆教育叙事
观众通常将那些经典的民族文化见证物视为“艺术品”，经过“博物馆化”的精神赋值后，观众也许能意识到它们是“有意味的形式”，但由于器物与原先语境的割裂，单纯注视的参观方式未必能让观众体会到它们的“灵韵”，也有可能让博物馆叙事陷入自我陶醉的尴尬中。需要认识到，这些器物，或非实物的文化遗产，在进入民族博物馆的研究视野时，并不意味着它们仅仅作为过去的见证，它们与保存至今的民族建筑、现存的手工技艺、民俗实践和实地的风土人情仍存在紧密联系，仍是现实生活中被人们所制作或实践的事物。
因而，博物馆在构建“器物民族志”的叙事文本后，有必要参考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本雅明关于手工与实践的观点，创设叙事的实践环境，帮助恢复民族文化遗产的活生生的“灵韵”：“如果我们把灵韵指定为非意愿回忆之中自然地围绕起感知对象的联想的话，那么它在一个实用对象里的类似的东西便是留下富于实践的手的痕迹的经验。”每一种“博物馆化”之物，都凝结了手工劳动或民俗活动现场当中的独一无二性，这也是博物馆叙事中需要注重的。博物馆需要创设实践的现场，正如本雅明所说的，“讲故事就是一门手工艺”，由于民族见证物的特殊属性，和博物馆可以运用的民族民俗活动场景资源，使得博物馆的民族文化教育具有与当下生活连接的强烈可能，这是一种在实践中的教育叙事。
二、博物馆开设民族文化课程的创意阐释策略
广西博物馆的《铜鼓之美》《唱响家乡三月三》《神奇的羽纹铜凤灯》和广西民族博物馆《闯江湖，救三姐》《“非遗”天天见》等是深受青少年欢迎的民族文化课程，是对“器物民族志”和“手工里的历史”等主体思想的有益尝试，丰富和拓展了博物馆静态的藏品和展览叙事，与展览叙事不同，民族文化课程的阐释策略有其独特之处。
（一）结合历史与形式呈现渐进式主题
以《铜鼓之美》课程为例，课程围绕“感知”“印象”“畅想”三个渐进式的主题进行阐释。“感知”部分注重从视觉、触觉上引导学生进行观察，对应的手工活动是拓印铜鼓纹饰，加深最初的感知效果；“印象”部分将历史与形式、生活民俗相结合，并通过自由填色渲染认知情感；“畅想”部分联系生活，拓展眼界，并通过自主设计纹饰图案，激发学生创造力。从而，此阐释策略为观察—表达—交流—总结、拓印—填色—自主设计、历史—现实—未来等多条叙事线索并进，既关注铜鼓作为文物的历史，也关注铜鼓作为延续至今的民俗用具和广西民族文化符号，在现实生活与未来发展中的表现如同一个动态的、实践性的展览探索，让学生有个性化的收获。
（二）提供真实场景下的民族文化活态展示
不少民族地区博物馆在馆内建造了真实的少数民族建筑群，在民族节日期间会在此开展各类文化活动，对于民族歌舞、技艺这类非实物的文化遗产而言，这正是传播的良好契机。在当下的城市环境中，民族博物馆里的文化氛围和场景资源弥足珍贵。在《唱响家乡三月三》和《闯江湖，救三姐》活动中，博物馆针对不同的教学内容，采用了不一样的体验教学法，如民族音乐部分—小组对唱、民族美食部分—观摩过程与动手制作、民俗活动部分——游戏闯关竞技，民族技艺部分——邀请“非遗”传承人现场织锦，与学生互动体验等，从多个角度调动了学生的多重感官，在丰富的体验中升华自身的认识与情感。 博物馆还可联结本地丰富的文化资源，开创民族文化研学游，在行走中进行民族文化教育的实践。
（三）营造博物馆叙事中的“仪式感”
目前，博物馆的民族教育活动不一定在馆内开展，可能在学校，也可能在社区或其他非教育场所，在缺少实物和展览的情况下，博物馆仍然可以利用流动展板和复制品创设教学环境，并且，博物馆人的阐释策略也相应地改变。例如，《神奇的羽纹铜凤灯》这一课程在幼儿园开展时，阐释重点在于让没有任何经验的幼儿初步体会“历史”的厚重概念。因此，在实践中，博物馆老师全程戴着白手套，对文物复制品进行庄重而谨慎的操作，让幼儿明白博物馆里的“宝贝”的含义，用腌制蔬菜中在一段较长时间内发生的变化，来说明时间对器物产生的作用。又如《铜鼓之美》中，引入“北鼎南鼓”的讨论话题，通过类比，学生思考铜鼓在现代生活中仍然被使用的原因，从而从文化意义上体会到铜鼓的塑造灵感。这是一种既联系实际生活，又让学生体会到博物馆“仪式感”的阐述方式。
可以看到，博物馆在民族文化课程中的阐释策略是动态的，与展览中的静态叙事相辅相成，使得观众不再仅仅是被动地注视着展览，被动接受大量预设信息。他们通过参与到这样的民族文化课程中，联系“器物民族志”与“手工里的历史”，亲身实践，与自身的生活建立联系，激发想象。这种“讲故事的艺术”在博物馆民族文化课程中已得到有效实践，也可被运用到其他文化教育领域中，突破单纯的抽象知识传授模式。但在运用这种阐释策略时，我们要遵循学者弗里曼·提尔顿提出的“文化遗产阐释”应具有的保護精神和伦理框架，即“通过阐释来理解，通过理解来欣赏，通过欣赏来保护，把博物馆的阐释策略与单纯的商业经典和主题公园的大众娱乐体验区分开来。”
参考文献：
[1]严建强.博物馆与社会：寻求更广泛与深入的连接[J].中国博物馆，2018（3）.
[2]周婧景，严建强.阐释系统：一种强化博物馆展览传播效应的新探索[J].东南文化，2016（2）.
[3]安琪.民族文化与博物馆叙事——近代西南的“器物民族志”[J].民族文学研究，2010（3）.
[4][英]David Masters著，许捷译.意义建构：博物馆最佳传播实践的探索[J].东南文化，2017（4）.
作者简介：黄凤凤（1989-），女，广西南宁人，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硕士，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助理馆员，研究方向：文艺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