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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63年，新中国向非洲的阿尔及利亚派出了首支援外医疗队。从此以后，两万多名中国优秀的医务工作者先后前往非洲、亚洲、拉丁美洲、大洋洲的6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艰苦甚至是危险的环境中，救死扶伤、传授医术。在他们工作的国家里，他们不仅被视为帮人解除病痛的“白衣天使”，更是中国人民的“友好使者”。
在当前援助非洲抗击埃博拉疫情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果之际，全社会的关注投向了中国援外医疗事业，关注到了那些默默无闻的援外医疗队员和发生在他们身上的鲜为人知的经历。
在由中国国家卫计委和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联合主办的“2015大爱无疆·寻找·最美援外医生”公益活动现场，我们结识了这样几位战斗在国际医疗援助一线的“白衣天使”。
中国首批援非医疗专家卢洪洲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公布数据，截至2014年10月底，全球已有13000多人受埃博拉病毒感染，近5千人死亡。中国疾控中心按照国家总体部署，发扬国际人道主义精神，迅速组建首批公共卫生师资培训队前往埃博拉疫情最为严重的西非国家塞拉利昂，开展公共卫生师资培训和援非抗疫工作。
塞拉利昂当地时间2014年11月10日0时左右，经过近40小时辗转，卢洪洲所在的首批中国公共卫生师资培训队抵达塞拉利昂首都弗里敦。这支队伍包括经验丰富的临床医生以及来自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病所、寄生虫病所、艾滋病中心、健康治疗中心和国家卫计委疾控局的人员。
塞拉利昂首都弗里敦位于大西洋岸边，是塞拉利昂的主要出海港和商业中心，汇集了全国1/6人口，是塞拉利昂人口最密集、也是疫情最严重的地区。
凌晨2点，弗里敦市中心人声鼎沸，头顶着各种货物的商贩在道路中来回穿行，使人并不会感觉到这里与世界其他地方相比有什么异样。然而，卢洪洲深知，车水马龙的背后，是疫情依然失控的现实。
“一般来说，首都是一个国家经济条件比较好的城市之一，但弗里敦和我们想象的不一样。这里人口密集，基础设施差，医疗条件很糟糕，到处都是临时搭建的铁皮房或草棚房。塞拉利昂是全球赤贫国家之一，没有任何现代化农业和工业，大批农民涌入城市找工作，他们没有房子和厕所，都是随地便溺，污水横流，到处都是垃圾。”卢洪洲回忆初到塞拉利昂的印象，“我们初到达弗里敦时，当地埃博拉疫情还在上升，每天都有五六十个新增病例，新增病例最多的时候，一天可以遇到7辆救护车（可能是运尸车），听到20多次的救护车鸣声。”
通过调查，卢洪洲了解到塞拉利昂疫情持续蔓延的主要原因是当地老百姓对埃博拉了解的太少。由于缺乏相关知识，他们不恐惧不害怕，更没有人真正有意识地去预防埃博拉。同时，当地亲吻、抚摸死者的丧葬习俗也是埃博拉疫情快速蔓延的原因之一。
针对塞拉利昂的具体情况，卢洪洲决定通过培训让当地老百姓知道埃博拉病毒是如何传播的，改变公众的认知，进而影响他们的行为。
“根据地理位置，塞拉利昂全国划分为694个选区，其中首都弗里敦有96个选区。刚开始，我们打算每个选区培训30名有号召力的骨干，包括区议员、当地行政长官、医护人员、选区的社会活动家和酋长、长老。后来，考虑到选区的部分人员等听不懂英文，于是我们就采用TOT模式培训。所谓TOT模式，是Training Of Trainers的缩写，意为培训师的培训。我们先培养25位当地的培训教员，再由他们层层地往下渗透，这样确保一直到底层的老百姓都能得到培训。”卢洪洲说。
首批25名当地培训员主要是拥有高学历的助产士、护士或医生，他们有的在中国、英国等地培训过，对培训内容理解得快。然后，再让25名培训师试讲、纠正不准确的地方，最终，把他们培养成新的师资力量。
“这些当地培训师演讲时可以掺杂当地土语，当地人非常容易理解，工作效率也大大提高。实践证明，以社区为单位，逐层突破的培训效果非常理想。”卢洪洲说。
据统计，在塞拉利昂工作的65天里，卢洪洲等中国专家共培训当地学员近4000人。这批学员包括社区骨干和各类职业人群，覆盖了疫情最严重的塞拉利昂西区的城市和农村。如今，这些学员已成为当地疫情防控的重要力量。
身处疫区，如何保护自身安全也是绕不开的难题。因为不了解前来接受培训的学员过去是否接触过埃博拉患者，培训队伍随时都面临着被感染的风险。然而中国专家们如果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又会让沟通和培训效果大打折扣。对此，卢洪洲与队员们一方面积极采取各项监测和消毒措施，一方面也提前做好最坏的打算。卢洪洲说：“毕竟那时每个礼拜都有医生感染，美国、世界卫生组织、无国界医生组织等都有医生感染和死亡。所以我当初去塞拉利昂的时候没向父母讲，免得他们担心。单位的工作我也已提前做了交代，内心其实做好了被感染的心理准备。”
援非期间，卢洪洲作为临床专家主动在埃博拉治疗中心与当地医生交流诊疗体会，还应邀参加每周两次的塞拉利昂全国病例管理分析例会，参与修改治疗指南手册，并在第一时间获得授权将其翻译成中文，为中国援非防控埃博拉医疗队提供了专业的参考材料。
除肩负培训塞拉利昂社区公共卫生人员和医务人员的任务之外，培训队专家们还根据当地防控埃博拉的需求，在与中国驻塞使馆、塞国家卫生部门多次沟通协商后，完成了塞首都3个行政村重点培训方案的制定，为下一步加强埃博拉防控能力建设，完善传染病防治网络奠定了基础。
世界卫生组织驻华代表施贺德先生评价中国医生和公共卫生人员说：“这些医护人员离开自己的家园，去遥远的非洲抗击埃博拉。那些地方没有漂亮的酒店，没有温暖的家，生活非常艰苦。从任何方面来看，他们都是真正的英雄。我们所有的人都要向这些医疗战线的英雄表达敬意和感谢。” 谈及支撑他的动力，卢洪洲认为是医生的责任感使然。“毕竟我们现在是个地球村，我们不能因为远在万里之遥就觉得安全了。只要非洲有疫情，我们就不可能泰然处之。能够有机会在那里发挥我们应有的作用，一切足矣。”
抗击埃博拉的援外医生李进
2014年2月，西非地区爆发大规模的埃博拉出血热疫情，中国政府第一时间行动起来，先后向西非各国派遣近10批次医疗专家和医疗小组，派遣防疫专家和医务人员超过1000人次。中国人民解放军第302医院副院长李进就是其中一员。
2014年9月12日，李进接到通知组建医疗队赴塞拉利昂。4天后，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支整建制派往国外执行任务的医疗队出发了。这支队伍包括医生、护士、工程师、后勤保障人员等共30人。在出发前仅有的三四天里，全院上下几百人行动起来准备各种物资，包括医疗用品、防护用品、队员个人的生活物资，还要挤出时间为医疗队员们培训，因为之前谁都没有真正接触过埃博拉，完全是零经验。
作为中国首批参与援助塞拉利昂医疗队队长，李进接到命令后，心里忐忑不安，面对从未接触过的埃博拉病毒病，没有任何经验可供借鉴，带领30个兄弟姐妹，他深感责任重大。“既然把每个队员带出去，就一定会把他们安安全全带回来，如果有一个人有个三长两短，我肯定不回来了，我就留在那个地方守着他！”临行前李进当着全体队员和他们家属的面这样表态。
初到塞拉利昂，李进发现首都弗里敦没有红绿灯，没有地下污水管网处理系统，城市的基础建设很差。而他们要工作的医院—中国援建的中塞友好医院，因之前收治的一位埃博拉病人死亡，医院的所有医务人员都被吓跑了。更令李进他们感到头痛的是，当地的医务人员完全没有传染病防护知识—塞方的工作人员不知道如何正确使用医疗口罩，以及科学地洗手。
为了尽快展开收治工作，李进他们按照医院感染控制和传染病消毒隔离的要求，对医院结构布局提出调整改造意见，并加班加点进行结构改造，仅仅两周时间就将其改建为可以满足烈性传染病收治要求的专科医院。
从10月1日到11月16日，医院共收治274位病人，其中145位是埃博拉阳性病人，死亡86例。这家医院成为了整个塞拉利昂日均收治病人最多、日均住院病人最多的医院。最值得一提的是，在治疗过程中，中塞双方人员做到了零感染。
这样的成果来之不易。李进说尽管大街上到处都有宣传标语：Ebola is real（埃博拉是真的），但依然人头攒动，民众没有任何防护，也没有意识到疫情的危险。埃博拉作为一种烈性传染病，感染率和死亡率极高，而当地的埃博拉患者是李进见过的最难管的病人。很多病人随处躺睡、呕吐、便溺，床垫经常被病人拖出病房，单间检疫、消毒隔离等措施得不到严格执行。其次，塞方工作人员也没有实行集中管理，下班后散落于社会，参加礼拜、葬礼、社区活动。另外，由于塞方治疗中心床位有限，转运车辆和司机有限，工作人员还时常罢工，导致疑似患者不能及时转运到留观中心，确诊患者不能及时转运到治疗中心，经常出现尸体在病房放置好几天拉不走的现象。最糟糕的一次是4具尸体在病房搁了4天半才被拉走。这些都大大增加了医护人员的感染风险。
为此，作为医疗队队长，李进采取了强有力的管理措施，制定了200多条相关的规章制度和流程，对医疗队人员实行封闭式管理，对塞方人员的活动严格掌控。全院医护工作者每天要在30摄氏度以上的湿热环境中，穿上厚重防护服和面罩、护目镜、鞋套。工作结束后，再反复进行喷淋消毒，按照预定步骤，脱下11件防护用品，每次脱衣都要历经20分钟左右。有时他们还要到院落里和大树下寻找不服从管理的病人，逐个询问病情、测量体温、发放药品。正是医疗队员们科学严谨、规范负责任的工作，挽救了许多病人的生命。
36岁患者艾玛的婆婆、丈夫、儿子、女儿相继死于埃博拉，她入院后一度拒绝接受治疗。经过中方工作人员的多次耐心开导，艾玛重拾生活的勇气，康复出院时她眼含泪花说：“能遇到中国军医我是幸运的，感谢中国医疗队！”
11个月大的婴儿拉萨纳和妈妈被送到留观诊疗中心时，母亲被确诊为埃博拉患者，3天后不幸去世。因为联络不到孩子的父亲，未被感染的拉萨纳被送到了当地的孤儿院。然而没过几天，该孤儿院也被传染了埃博拉，拉萨纳作为感染者又被送回了中塞友好医院。面对这位特殊的患者，李进和他的同事们像对待自己的亲生孩子一样悉心呵护，一直到李进离开塞拉利昂，他还特意把拉萨纳交给了继任者照顾。
专业、高效、敬业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首批医疗队得到了塞拉利昂人民的赞许，以及各国同行的认可。欧美各国的医务同行来到中塞友好医院参观后，对解放军医护人员的操作流程给予了高度评价。任务结束前，李进和他带领的首批医疗队员们将自己在工作中总结的大量经验、教训悉数传授给下一批援塞医疗队。李进也最终守住了诺言，带领着他的队友们全部安全回家。
“老干妈”王进华再上征程
长期以来，由于当地医疗条件无法满足需求，不少柬埔寨民众患病后只能前往临近国家就医。自2007年开始，中国国防部应柬方邀请派员参与柬埔寨王家军总医院建设工作。一批批中国医疗专家们用精湛的医术和高度的责任心，一面帮助援建医院改善管理，帮助当地医护人员提高业务水平，一面积极为当地民众解除病痛，见证了中柬深厚的友谊。
王进华1956年出生于上海，1976年投身护理事业。她上过战场、参与过汶川特大地震的现场救治，40年里始终坚守在护理一线。2012年，长征医院启动援建柬埔寨王家军总医院工作，每批次为期一年。都说万事开头难，56岁的王进华却主动请缨：“我还有几年就退休了，这次如果不让我去，我将会遗憾一辈子！”最终，她作为第一任医疗队队长奔赴柬埔寨。
初到柬埔寨王家军总医院，摆在王进华眼前的是这样的现实：没有护士站，没有抢救车，没有规范的护理规章制度，住院病人没有床单、被套、病号服。而且当地蚊子多、苍蝇多、蚂蚁多。 “如果什么都好就不需要我们来了。”王进华没有被吓倒。医院没有洗衣房，手术后血淋淋的衣服她就自己洗；手术室怎么消毒，她手把手教。王进华从护理工作入手，拟制和规范医院护理各种规章制度、操作方法、护理人员培训等。她把护理操作的“三查七对”等制度译成柬文在王家军医院推行，培训全院护士落实无菌操作、预防院内感染、处理医疗废弃物等。针对患者发生褥疮概率较高的护理难题，她示范护理褥疮患者，制定规范的护理措施。每天，王进华就带着一小本子在医院里溜达，记录发现的问题。
2012年6月初的一天凌晨，一辆货车在柬埔寨柏威夏省发生车祸，司机宋某头部受到严重撞击，处于昏迷状态，被紧急送到王家军总医院，生命垂危。王进华带领医疗队立即实施抢救。由于患者伤情危重、昏迷、舌后坠、咽喉反射差等因素，痰不能自主咳出，数次出现痰液堵塞窒息、血氧饱和度下降等危急情况，王进华亲自给患者吸痰、拍背、进行气道管理，及时调整呼吸机参数，数次把患者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王进华发挥其护理专业优势，尽最大可能地帮助柬埔寨当地群众及华侨华商等，提供最优质暖人的医疗援助和服务。
除此之外，王进华还是医疗队队员们的“老干妈”。这不仅是因为她56岁的年龄相对7位年轻队员是名副其实的“老妈级”，还因为她在工作上对这些年轻人的言传身教和在生活上对他们的嘘寒问暖，有着妈妈般的情和爱。为了让大家能够安心工作，“老干妈”买菜做饭解决了队员们全年的一日三餐，热心帮助年轻同事解决各自牵挂的国内琐事，于是年轻的同事都亲切地叫她“老干妈”。
王进华在国际医疗援助的大舞台，展现了一名中国护理工作者的风采。同时，她和队员们还把为柬埔寨人民留下一支永远不走的医疗队，作为他们医疗援建的最高目标。针对当地传染病高发，王进华协调联系院内专家共同编印“防治热带传染病”科普书籍，分发到驻柬使馆、华商华侨及当地群众手中，带领医疗队在医护技术、医院管理、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等方面开展帮带指导，取得丰硕成果。在援建柬埔寨的近一年时间里，医疗队共开展疑难手术262例，多台手术在王家军总医院属首次。2012年9月27日《金边日报》、《柬华日报》等柬埔寨主要媒体对王进华和其医疗队的感人事迹进行了报道。王进华也被柬埔寨人民亲切地称为“中国天使”。
在“最美援外医生”颁奖现场，王进华回顾往事，她告诉记者她现在最大的愿望就是再到金边，再去自己挥洒过汗水的医院工作一年。
在当前援助非洲抗击埃博拉疫情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果之际，全社会的关注投向了中国援外医疗事业，关注到了那些默默无闻的援外医疗队员和发生在他们身上的鲜为人知的经历。
在由中国国家卫计委和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联合主办的“2015大爱无疆·寻找·最美援外医生”公益活动现场，我们结识了这样几位战斗在国际医疗援助一线的“白衣天使”。
中国首批援非医疗专家卢洪洲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公布数据，截至2014年10月底，全球已有13000多人受埃博拉病毒感染，近5千人死亡。中国疾控中心按照国家总体部署，发扬国际人道主义精神，迅速组建首批公共卫生师资培训队前往埃博拉疫情最为严重的西非国家塞拉利昂，开展公共卫生师资培训和援非抗疫工作。
塞拉利昂当地时间2014年11月10日0时左右，经过近40小时辗转，卢洪洲所在的首批中国公共卫生师资培训队抵达塞拉利昂首都弗里敦。这支队伍包括经验丰富的临床医生以及来自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病所、寄生虫病所、艾滋病中心、健康治疗中心和国家卫计委疾控局的人员。
塞拉利昂首都弗里敦位于大西洋岸边，是塞拉利昂的主要出海港和商业中心，汇集了全国1/6人口，是塞拉利昂人口最密集、也是疫情最严重的地区。
凌晨2点，弗里敦市中心人声鼎沸，头顶着各种货物的商贩在道路中来回穿行，使人并不会感觉到这里与世界其他地方相比有什么异样。然而，卢洪洲深知，车水马龙的背后，是疫情依然失控的现实。
“一般来说，首都是一个国家经济条件比较好的城市之一，但弗里敦和我们想象的不一样。这里人口密集，基础设施差，医疗条件很糟糕，到处都是临时搭建的铁皮房或草棚房。塞拉利昂是全球赤贫国家之一，没有任何现代化农业和工业，大批农民涌入城市找工作，他们没有房子和厕所，都是随地便溺，污水横流，到处都是垃圾。”卢洪洲回忆初到塞拉利昂的印象，“我们初到达弗里敦时，当地埃博拉疫情还在上升，每天都有五六十个新增病例，新增病例最多的时候，一天可以遇到7辆救护车（可能是运尸车），听到20多次的救护车鸣声。”
通过调查，卢洪洲了解到塞拉利昂疫情持续蔓延的主要原因是当地老百姓对埃博拉了解的太少。由于缺乏相关知识，他们不恐惧不害怕，更没有人真正有意识地去预防埃博拉。同时，当地亲吻、抚摸死者的丧葬习俗也是埃博拉疫情快速蔓延的原因之一。
针对塞拉利昂的具体情况，卢洪洲决定通过培训让当地老百姓知道埃博拉病毒是如何传播的，改变公众的认知，进而影响他们的行为。
“根据地理位置，塞拉利昂全国划分为694个选区，其中首都弗里敦有96个选区。刚开始，我们打算每个选区培训30名有号召力的骨干，包括区议员、当地行政长官、医护人员、选区的社会活动家和酋长、长老。后来，考虑到选区的部分人员等听不懂英文，于是我们就采用TOT模式培训。所谓TOT模式，是Training Of Trainers的缩写，意为培训师的培训。我们先培养25位当地的培训教员，再由他们层层地往下渗透，这样确保一直到底层的老百姓都能得到培训。”卢洪洲说。
首批25名当地培训员主要是拥有高学历的助产士、护士或医生，他们有的在中国、英国等地培训过，对培训内容理解得快。然后，再让25名培训师试讲、纠正不准确的地方，最终，把他们培养成新的师资力量。
“这些当地培训师演讲时可以掺杂当地土语，当地人非常容易理解，工作效率也大大提高。实践证明，以社区为单位，逐层突破的培训效果非常理想。”卢洪洲说。
据统计，在塞拉利昂工作的65天里，卢洪洲等中国专家共培训当地学员近4000人。这批学员包括社区骨干和各类职业人群，覆盖了疫情最严重的塞拉利昂西区的城市和农村。如今，这些学员已成为当地疫情防控的重要力量。
身处疫区，如何保护自身安全也是绕不开的难题。因为不了解前来接受培训的学员过去是否接触过埃博拉患者，培训队伍随时都面临着被感染的风险。然而中国专家们如果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又会让沟通和培训效果大打折扣。对此，卢洪洲与队员们一方面积极采取各项监测和消毒措施，一方面也提前做好最坏的打算。卢洪洲说：“毕竟那时每个礼拜都有医生感染，美国、世界卫生组织、无国界医生组织等都有医生感染和死亡。所以我当初去塞拉利昂的时候没向父母讲，免得他们担心。单位的工作我也已提前做了交代，内心其实做好了被感染的心理准备。”
援非期间，卢洪洲作为临床专家主动在埃博拉治疗中心与当地医生交流诊疗体会，还应邀参加每周两次的塞拉利昂全国病例管理分析例会，参与修改治疗指南手册，并在第一时间获得授权将其翻译成中文，为中国援非防控埃博拉医疗队提供了专业的参考材料。
除肩负培训塞拉利昂社区公共卫生人员和医务人员的任务之外，培训队专家们还根据当地防控埃博拉的需求，在与中国驻塞使馆、塞国家卫生部门多次沟通协商后，完成了塞首都3个行政村重点培训方案的制定，为下一步加强埃博拉防控能力建设，完善传染病防治网络奠定了基础。
世界卫生组织驻华代表施贺德先生评价中国医生和公共卫生人员说：“这些医护人员离开自己的家园，去遥远的非洲抗击埃博拉。那些地方没有漂亮的酒店，没有温暖的家，生活非常艰苦。从任何方面来看，他们都是真正的英雄。我们所有的人都要向这些医疗战线的英雄表达敬意和感谢。” 谈及支撑他的动力，卢洪洲认为是医生的责任感使然。“毕竟我们现在是个地球村，我们不能因为远在万里之遥就觉得安全了。只要非洲有疫情，我们就不可能泰然处之。能够有机会在那里发挥我们应有的作用，一切足矣。”
抗击埃博拉的援外医生李进
2014年2月，西非地区爆发大规模的埃博拉出血热疫情，中国政府第一时间行动起来，先后向西非各国派遣近10批次医疗专家和医疗小组，派遣防疫专家和医务人员超过1000人次。中国人民解放军第302医院副院长李进就是其中一员。
2014年9月12日，李进接到通知组建医疗队赴塞拉利昂。4天后，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支整建制派往国外执行任务的医疗队出发了。这支队伍包括医生、护士、工程师、后勤保障人员等共30人。在出发前仅有的三四天里，全院上下几百人行动起来准备各种物资，包括医疗用品、防护用品、队员个人的生活物资，还要挤出时间为医疗队员们培训，因为之前谁都没有真正接触过埃博拉，完全是零经验。
作为中国首批参与援助塞拉利昂医疗队队长，李进接到命令后，心里忐忑不安，面对从未接触过的埃博拉病毒病，没有任何经验可供借鉴，带领30个兄弟姐妹，他深感责任重大。“既然把每个队员带出去，就一定会把他们安安全全带回来，如果有一个人有个三长两短，我肯定不回来了，我就留在那个地方守着他！”临行前李进当着全体队员和他们家属的面这样表态。
初到塞拉利昂，李进发现首都弗里敦没有红绿灯，没有地下污水管网处理系统，城市的基础建设很差。而他们要工作的医院—中国援建的中塞友好医院，因之前收治的一位埃博拉病人死亡，医院的所有医务人员都被吓跑了。更令李进他们感到头痛的是，当地的医务人员完全没有传染病防护知识—塞方的工作人员不知道如何正确使用医疗口罩，以及科学地洗手。
为了尽快展开收治工作，李进他们按照医院感染控制和传染病消毒隔离的要求，对医院结构布局提出调整改造意见，并加班加点进行结构改造，仅仅两周时间就将其改建为可以满足烈性传染病收治要求的专科医院。
从10月1日到11月16日，医院共收治274位病人，其中145位是埃博拉阳性病人，死亡86例。这家医院成为了整个塞拉利昂日均收治病人最多、日均住院病人最多的医院。最值得一提的是，在治疗过程中，中塞双方人员做到了零感染。
这样的成果来之不易。李进说尽管大街上到处都有宣传标语：Ebola is real（埃博拉是真的），但依然人头攒动，民众没有任何防护，也没有意识到疫情的危险。埃博拉作为一种烈性传染病，感染率和死亡率极高，而当地的埃博拉患者是李进见过的最难管的病人。很多病人随处躺睡、呕吐、便溺，床垫经常被病人拖出病房，单间检疫、消毒隔离等措施得不到严格执行。其次，塞方工作人员也没有实行集中管理，下班后散落于社会，参加礼拜、葬礼、社区活动。另外，由于塞方治疗中心床位有限，转运车辆和司机有限，工作人员还时常罢工，导致疑似患者不能及时转运到留观中心，确诊患者不能及时转运到治疗中心，经常出现尸体在病房放置好几天拉不走的现象。最糟糕的一次是4具尸体在病房搁了4天半才被拉走。这些都大大增加了医护人员的感染风险。
为此，作为医疗队队长，李进采取了强有力的管理措施，制定了200多条相关的规章制度和流程，对医疗队人员实行封闭式管理，对塞方人员的活动严格掌控。全院医护工作者每天要在30摄氏度以上的湿热环境中，穿上厚重防护服和面罩、护目镜、鞋套。工作结束后，再反复进行喷淋消毒，按照预定步骤，脱下11件防护用品，每次脱衣都要历经20分钟左右。有时他们还要到院落里和大树下寻找不服从管理的病人，逐个询问病情、测量体温、发放药品。正是医疗队员们科学严谨、规范负责任的工作，挽救了许多病人的生命。
36岁患者艾玛的婆婆、丈夫、儿子、女儿相继死于埃博拉，她入院后一度拒绝接受治疗。经过中方工作人员的多次耐心开导，艾玛重拾生活的勇气，康复出院时她眼含泪花说：“能遇到中国军医我是幸运的，感谢中国医疗队！”
11个月大的婴儿拉萨纳和妈妈被送到留观诊疗中心时，母亲被确诊为埃博拉患者，3天后不幸去世。因为联络不到孩子的父亲，未被感染的拉萨纳被送到了当地的孤儿院。然而没过几天，该孤儿院也被传染了埃博拉，拉萨纳作为感染者又被送回了中塞友好医院。面对这位特殊的患者，李进和他的同事们像对待自己的亲生孩子一样悉心呵护，一直到李进离开塞拉利昂，他还特意把拉萨纳交给了继任者照顾。
专业、高效、敬业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首批医疗队得到了塞拉利昂人民的赞许，以及各国同行的认可。欧美各国的医务同行来到中塞友好医院参观后，对解放军医护人员的操作流程给予了高度评价。任务结束前，李进和他带领的首批医疗队员们将自己在工作中总结的大量经验、教训悉数传授给下一批援塞医疗队。李进也最终守住了诺言，带领着他的队友们全部安全回家。
“老干妈”王进华再上征程
长期以来，由于当地医疗条件无法满足需求，不少柬埔寨民众患病后只能前往临近国家就医。自2007年开始，中国国防部应柬方邀请派员参与柬埔寨王家军总医院建设工作。一批批中国医疗专家们用精湛的医术和高度的责任心，一面帮助援建医院改善管理，帮助当地医护人员提高业务水平，一面积极为当地民众解除病痛，见证了中柬深厚的友谊。
王进华1956年出生于上海，1976年投身护理事业。她上过战场、参与过汶川特大地震的现场救治，40年里始终坚守在护理一线。2012年，长征医院启动援建柬埔寨王家军总医院工作，每批次为期一年。都说万事开头难，56岁的王进华却主动请缨：“我还有几年就退休了，这次如果不让我去，我将会遗憾一辈子！”最终，她作为第一任医疗队队长奔赴柬埔寨。
初到柬埔寨王家军总医院，摆在王进华眼前的是这样的现实：没有护士站，没有抢救车，没有规范的护理规章制度，住院病人没有床单、被套、病号服。而且当地蚊子多、苍蝇多、蚂蚁多。 “如果什么都好就不需要我们来了。”王进华没有被吓倒。医院没有洗衣房，手术后血淋淋的衣服她就自己洗；手术室怎么消毒，她手把手教。王进华从护理工作入手，拟制和规范医院护理各种规章制度、操作方法、护理人员培训等。她把护理操作的“三查七对”等制度译成柬文在王家军医院推行，培训全院护士落实无菌操作、预防院内感染、处理医疗废弃物等。针对患者发生褥疮概率较高的护理难题，她示范护理褥疮患者，制定规范的护理措施。每天，王进华就带着一小本子在医院里溜达，记录发现的问题。
2012年6月初的一天凌晨，一辆货车在柬埔寨柏威夏省发生车祸，司机宋某头部受到严重撞击，处于昏迷状态，被紧急送到王家军总医院，生命垂危。王进华带领医疗队立即实施抢救。由于患者伤情危重、昏迷、舌后坠、咽喉反射差等因素，痰不能自主咳出，数次出现痰液堵塞窒息、血氧饱和度下降等危急情况，王进华亲自给患者吸痰、拍背、进行气道管理，及时调整呼吸机参数，数次把患者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王进华发挥其护理专业优势，尽最大可能地帮助柬埔寨当地群众及华侨华商等，提供最优质暖人的医疗援助和服务。
除此之外，王进华还是医疗队队员们的“老干妈”。这不仅是因为她56岁的年龄相对7位年轻队员是名副其实的“老妈级”，还因为她在工作上对这些年轻人的言传身教和在生活上对他们的嘘寒问暖，有着妈妈般的情和爱。为了让大家能够安心工作，“老干妈”买菜做饭解决了队员们全年的一日三餐，热心帮助年轻同事解决各自牵挂的国内琐事，于是年轻的同事都亲切地叫她“老干妈”。
王进华在国际医疗援助的大舞台，展现了一名中国护理工作者的风采。同时，她和队员们还把为柬埔寨人民留下一支永远不走的医疗队，作为他们医疗援建的最高目标。针对当地传染病高发，王进华协调联系院内专家共同编印“防治热带传染病”科普书籍，分发到驻柬使馆、华商华侨及当地群众手中，带领医疗队在医护技术、医院管理、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等方面开展帮带指导，取得丰硕成果。在援建柬埔寨的近一年时间里，医疗队共开展疑难手术262例，多台手术在王家军总医院属首次。2012年9月27日《金边日报》、《柬华日报》等柬埔寨主要媒体对王进华和其医疗队的感人事迹进行了报道。王进华也被柬埔寨人民亲切地称为“中国天使”。
在“最美援外医生”颁奖现场，王进华回顾往事，她告诉记者她现在最大的愿望就是再到金边，再去自己挥洒过汗水的医院工作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