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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与语言是两种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国家主权特征的交流工具与手段。
语言的推广使用，货币的发行与强制流通，体现了国家意志。当年秦始皇金戈铁马南征北战、灭六国一统天下后，首先要做的就是统一货币，然后是统一文字与度量衡，即“文同书、车同轨”。
截至2018年，世界上共有233个国家和地区，虽然目前全世界有6909种语言正在使用，然而在全球占主导地位的语言仅有10种。换言之，有相当部分的国家民众共用一种语言。
使用中文（普通话）的人数最多，约16亿-18亿人使用;使用英语的国家总数最多，有106个国家将其列为官方或半官方语言。
就货币而言，目前世界上各个国家或地区发行使用的流通货币有将近170种，但在国际上其中使用最多的仅有几种。据统计，2018年，在全球的贸易、支付、清算交易中，美元占比为65.5%，处于第二位的欧元占比为25.35%，而人民币占比仅为2.04%。
货币与语言都是一种国家标签。
语言传播与货币的使用有着密切的联系。一国语言在海外的普及与推广，能够助力推动相应的该国货币的推广与使用;另一方面，相应的货币的使用又丰富了该种语言的结构。在国际金融领域中，由于英国在18-19世纪的强盛，英语的国际化普及与英镑在国际贸易中的广泛使用，彼此之间相辅相成且相得益彰。如今在国际贸易与国际金融的领域中，许多约定俗成的专业名词、俚语俗语、缩略语，都是由英文衍生而来的。
语言通常带有深深的民族文化烙印。过去中原一带的汉族，将北方的游牧少数民族称之为“胡人”，就有“胡言乱语”、“胡说八道”等词，但随着多民族的融合，今天的普通话其实明显吸收了历史上的“胡话”，更还有入关后的满语影响。
无论是哪一种货币与语言走出国门的推广、使用，其背后都是有强大的国家力量在推动。
目前，联合国的工作语言有6种，即汉语、英语、法语、俄语、阿拉伯语与西班牙语。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设定的特别提款权（SDR），亦称“纸黄金”，当下由5种货币组成的一篮子储备货币决定，即美元、欧元、人民币、日元和英镑。
上述语言与货币能够获得联合国与IMF的认同和肯定，都与这些语言货币背后的国家硬实力和软实力密切相关。
某种国际货币的产生和发展，又与该国政府使用的某种语言的推广与使用的辉煌历史相辅相成。例如，18世纪是英国强盛时代，英国的贸易总额占世界80%以上，由此推动英语全球化，也带动了英镑在全球国际贸易中的使用，继而造就了伦敦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外国人在境外更多的持有本国的货币，既可使货币发行国获得了铸币税收入，还相当于本国从国外获得了更多的贷款与资源，即所谓“无泪赤字”。
从社会传播学的角度来说，外国人更广泛的使用了本国的语言，就相当于本国文化的传播、价值观念、甚至宗教信仰在海外得到更容易的推广，国家软实力得到提升。
在国际贸易中选择何种货币作为交易工具，首先要考虑的是该种货币的便利性与安全性;在国际交往中选择何种语言作为交流工具，考虑的也是便利性以及该种语言背后强大的文化底蕴。
货币的流通可以用数量进行统计。一国的国际贸易的不平衡，并不一定导致国际收支的不平衡。因为经常账户的逆差，也可以由资本账户的顺差来弥补，从而达到国际收支的总体平衡。
如今美国发动贸易战，抱怨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太多，可是另一方面，美国对中国有资本项目顺差，中美之间的货币流通大体上平衡。换言之，中国在国际贸易顺差上赚到了美元，又以購买美国国债的方式、或是对美国进行直接投资的方式流回了美国，这种货币循环现象就是美国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提出的“斯蒂格利茨之谜”。
同样，语言的跨境使用也可以用数字考量，中美两国在语言与文化的输出上存在着巨大的悬殊。目前中国有35万留学生在美国学习，但是孔子学院在美国的招生却寥寥无几。
可见，在语言文化的输出上，中国对美国之间存在着较大的逆差，这种逆差的结果是美国软实力的增强，是中国国学文化的出口不畅。从这点看，美国特朗普政府发动对中国的贸易战，是得了便宜不卖乖，还惹是生非。从大的格局看则是中美之间交往的差异，即中国贸易顺差、文化输出逆差;美国是贸易逆差、文化输出顺差。美国并不亏。
经济学上的“货币替代”现象，指的是在开放经济与货币可兑换条件下，本国货币的货币职能部分或全部被外国货币所替代的一种经济现象。
从国际语言传播方式上看，也存在着“语言替代”的现象，即他国的语言为本国的居民或官方机构所偏爱而得到广泛的使用，以至于逐渐侵蚀、取代了本国的母语。
例如在中国香港地区，语言与货币都存在被“替代”的现象。
“货币替代”现象的发生，与货币使用者的偏好有关。一种国际货币越受欢迎，受到贸易参与方的广泛使用或收藏，则该货币的币值被高估的可能性就越大，假如世界各国贸易的参与者对该种货币的喜爱与需求不断增加，将可能直接导致该种货币汇率的持续不断地升值。对该种货币的发行国来说，最为直接的好处是，由于本币升值，该国的民众有金融财富的获得感。直接表现为该国居民用少量的本币就可以买到国外更多的东西，使该国的进口额不断扩大、该国的资产价格不断上升，既而吸引国际游资持续流入，该国民众更加愿意增加旅游与消费，市场一片繁荣。
而“语言替代”现象的产生，同样给母语国带来种种好处。一种语言受到他国的接纳与推广，则使用该种母语的人群受到海外仰慕者的欢迎或崇敬，使用该种国际语言的人，更容易在大到国际事务协商沟通、国际贸易谈判，小至旅游观光的便利、文化作品的发行、价值观念的传播，甚至在一些国际纠纷的争端中有话语权的优势。这种语言优势可以转换为国家利益，甚至还增加了该国的商业机构和个人套利的机会。
另一方面，“货币替代”现象与“语言替代”现象的发生与发展、衰落或消亡的时间段是不同的：国际货币的广泛使用，会随着货币发行国的国家实力的盛衰，以及该国国际偿付能力、国家信用的上升或下降而增加或减少，因为货币是商品价值与价格的表现形式。
或许将来的某一天，香港的港币会与美元脱钩，转而与人民币挂钩，甚至不排除这样的情形，人民币在香港受到民众追捧且大行其道，以至于政府宣布其作为香港的法定货币，名正言顺地在市场流通使用。
但作为国际大都市的香港，政府机构或民间团体弃用英文是难以想象的。换言之，一种国际语言在世界范围的衰退很难。好的国际语言甚至会经过改造后而长久地流传下去，就如同一种好的工具用习惯了，就会沿用下去一样。当今的英国与18世纪初的“日不落大英帝国”不可同日而语，国力已经衰退了很多，但英语作为国际语言却未见衰落。
货币与语言，作为一种交流的工具与媒介，其广泛使用，除了国家法规的推动外，也必须要让接受的另一方使用者认可。
在纸币发行的条件下，货币是国家信用的背书。人们坚信这个货币的购买力，信任这个货币的保值（储藏）功能，是因为相信这个货币背后的政府不会制造恶性通货膨胀，不会让他们手中的货币在一夜之间化为乌有。
国家信用对货币发行流通如此重要，于是就有经济学家指出，现在的欧元从一开始就有明显的缺陷，尽管有19个欧洲国家共用，但它是一种没有国家财政支撑的货币。前几年欧债危机此起彼伏，令人感觉其前途未卜。
同样，语言的推广使用，其背后也必须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历史受到尊崇，有非常悠久且博大精深的历史、文化在支撑，否则就如同空中楼阁、昙花一现。
可以信手拈来的例子是，波兰籍犹太人柴门霍夫博士（Ludwig Lazarus Zamenhof）于1887年创立的一种全新的语言——世界语（Esperanto），号称“旨在消除国际交往中的语言障碍，令全世界各个种族肤色的人民都能在同一个人类大家庭里像兄弟姐妹一样和睦共处”。世界语虽然简单易学，但其凭空产生，没有国家文化的烙印，没有根基是它最大的劣势。这个脱离现实的世界语要在世界上推广起来却很难，历经百年风雨，如今已是悄无声息，乏人问津。
语言的推广使用，货币的发行与强制流通，体现了国家意志。当年秦始皇金戈铁马南征北战、灭六国一统天下后，首先要做的就是统一货币，然后是统一文字与度量衡，即“文同书、车同轨”。
截至2018年，世界上共有233个国家和地区，虽然目前全世界有6909种语言正在使用，然而在全球占主导地位的语言仅有10种。换言之，有相当部分的国家民众共用一种语言。
使用中文（普通话）的人数最多，约16亿-18亿人使用;使用英语的国家总数最多，有106个国家将其列为官方或半官方语言。
就货币而言，目前世界上各个国家或地区发行使用的流通货币有将近170种，但在国际上其中使用最多的仅有几种。据统计，2018年，在全球的贸易、支付、清算交易中，美元占比为65.5%，处于第二位的欧元占比为25.35%，而人民币占比仅为2.04%。
货币与语言都是一种国家标签。
实力支撑影响力
语言传播与货币的使用有着密切的联系。一国语言在海外的普及与推广，能够助力推动相应的该国货币的推广与使用;另一方面，相应的货币的使用又丰富了该种语言的结构。在国际金融领域中，由于英国在18-19世纪的强盛，英语的国际化普及与英镑在国际贸易中的广泛使用，彼此之间相辅相成且相得益彰。如今在国际贸易与国际金融的领域中，许多约定俗成的专业名词、俚语俗语、缩略语，都是由英文衍生而来的。
语言通常带有深深的民族文化烙印。过去中原一带的汉族，将北方的游牧少数民族称之为“胡人”，就有“胡言乱语”、“胡说八道”等词，但随着多民族的融合，今天的普通话其实明显吸收了历史上的“胡话”，更还有入关后的满语影响。
无论是哪一种货币与语言走出国门的推广、使用，其背后都是有强大的国家力量在推动。
目前，联合国的工作语言有6种，即汉语、英语、法语、俄语、阿拉伯语与西班牙语。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设定的特别提款权（SDR），亦称“纸黄金”，当下由5种货币组成的一篮子储备货币决定，即美元、欧元、人民币、日元和英镑。
上述语言与货币能够获得联合国与IMF的认同和肯定，都与这些语言货币背后的国家硬实力和软实力密切相关。
某种国际货币的产生和发展，又与该国政府使用的某种语言的推广与使用的辉煌历史相辅相成。例如，18世纪是英国强盛时代，英国的贸易总额占世界80%以上，由此推动英语全球化，也带动了英镑在全球国际贸易中的使用，继而造就了伦敦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外国人在境外更多的持有本国的货币，既可使货币发行国获得了铸币税收入，还相当于本国从国外获得了更多的贷款与资源，即所谓“无泪赤字”。
从社会传播学的角度来说，外国人更广泛的使用了本国的语言，就相当于本国文化的传播、价值观念、甚至宗教信仰在海外得到更容易的推广，国家软实力得到提升。
在国际贸易中选择何种货币作为交易工具，首先要考虑的是该种货币的便利性与安全性;在国际交往中选择何种语言作为交流工具，考虑的也是便利性以及该种语言背后强大的文化底蕴。
货币的流通可以用数量进行统计。一国的国际贸易的不平衡，并不一定导致国际收支的不平衡。因为经常账户的逆差，也可以由资本账户的顺差来弥补，从而达到国际收支的总体平衡。
如今美国发动贸易战，抱怨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太多，可是另一方面，美国对中国有资本项目顺差，中美之间的货币流通大体上平衡。换言之，中国在国际贸易顺差上赚到了美元，又以購买美国国债的方式、或是对美国进行直接投资的方式流回了美国，这种货币循环现象就是美国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提出的“斯蒂格利茨之谜”。
同样，语言的跨境使用也可以用数字考量，中美两国在语言与文化的输出上存在着巨大的悬殊。目前中国有35万留学生在美国学习，但是孔子学院在美国的招生却寥寥无几。
可见，在语言文化的输出上，中国对美国之间存在着较大的逆差，这种逆差的结果是美国软实力的增强，是中国国学文化的出口不畅。从这点看，美国特朗普政府发动对中国的贸易战，是得了便宜不卖乖，还惹是生非。从大的格局看则是中美之间交往的差异，即中国贸易顺差、文化输出逆差;美国是贸易逆差、文化输出顺差。美国并不亏。
替换性不可避免
经济学上的“货币替代”现象，指的是在开放经济与货币可兑换条件下，本国货币的货币职能部分或全部被外国货币所替代的一种经济现象。
从国际语言传播方式上看，也存在着“语言替代”的现象，即他国的语言为本国的居民或官方机构所偏爱而得到广泛的使用，以至于逐渐侵蚀、取代了本国的母语。
例如在中国香港地区，语言与货币都存在被“替代”的现象。
“货币替代”现象的发生，与货币使用者的偏好有关。一种国际货币越受欢迎，受到贸易参与方的广泛使用或收藏，则该货币的币值被高估的可能性就越大，假如世界各国贸易的参与者对该种货币的喜爱与需求不断增加，将可能直接导致该种货币汇率的持续不断地升值。对该种货币的发行国来说，最为直接的好处是，由于本币升值，该国的民众有金融财富的获得感。直接表现为该国居民用少量的本币就可以买到国外更多的东西，使该国的进口额不断扩大、该国的资产价格不断上升，既而吸引国际游资持续流入，该国民众更加愿意增加旅游与消费，市场一片繁荣。
而“语言替代”现象的产生，同样给母语国带来种种好处。一种语言受到他国的接纳与推广，则使用该种母语的人群受到海外仰慕者的欢迎或崇敬，使用该种国际语言的人，更容易在大到国际事务协商沟通、国际贸易谈判，小至旅游观光的便利、文化作品的发行、价值观念的传播，甚至在一些国际纠纷的争端中有话语权的优势。这种语言优势可以转换为国家利益，甚至还增加了该国的商业机构和个人套利的机会。
另一方面，“货币替代”现象与“语言替代”现象的发生与发展、衰落或消亡的时间段是不同的：国际货币的广泛使用，会随着货币发行国的国家实力的盛衰，以及该国国际偿付能力、国家信用的上升或下降而增加或减少，因为货币是商品价值与价格的表现形式。
或许将来的某一天，香港的港币会与美元脱钩，转而与人民币挂钩，甚至不排除这样的情形，人民币在香港受到民众追捧且大行其道，以至于政府宣布其作为香港的法定货币，名正言顺地在市场流通使用。
但作为国际大都市的香港，政府机构或民间团体弃用英文是难以想象的。换言之，一种国际语言在世界范围的衰退很难。好的国际语言甚至会经过改造后而长久地流传下去，就如同一种好的工具用习惯了，就会沿用下去一样。当今的英国与18世纪初的“日不落大英帝国”不可同日而语，国力已经衰退了很多，但英语作为国际语言却未见衰落。
没有根基，终被淘汰
货币与语言，作为一种交流的工具与媒介，其广泛使用，除了国家法规的推动外，也必须要让接受的另一方使用者认可。
在纸币发行的条件下，货币是国家信用的背书。人们坚信这个货币的购买力，信任这个货币的保值（储藏）功能，是因为相信这个货币背后的政府不会制造恶性通货膨胀，不会让他们手中的货币在一夜之间化为乌有。
国家信用对货币发行流通如此重要，于是就有经济学家指出，现在的欧元从一开始就有明显的缺陷，尽管有19个欧洲国家共用，但它是一种没有国家财政支撑的货币。前几年欧债危机此起彼伏，令人感觉其前途未卜。
同样，语言的推广使用，其背后也必须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历史受到尊崇，有非常悠久且博大精深的历史、文化在支撑，否则就如同空中楼阁、昙花一现。
可以信手拈来的例子是，波兰籍犹太人柴门霍夫博士（Ludwig Lazarus Zamenhof）于1887年创立的一种全新的语言——世界语（Esperanto），号称“旨在消除国际交往中的语言障碍，令全世界各个种族肤色的人民都能在同一个人类大家庭里像兄弟姐妹一样和睦共处”。世界语虽然简单易学，但其凭空产生，没有国家文化的烙印，没有根基是它最大的劣势。这个脱离现实的世界语要在世界上推广起来却很难，历经百年风雨，如今已是悄无声息，乏人问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