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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民对烟草的膜拜，始于1492年。当年1月12日，航海家哥伦布抵达圣萨尔瓦多。他们一上岸，就惊呆了：当地印第安土著正从嘴巴和鼻孔往外喷烟。哥伦布后来才知道，原来印第安人为了庆贺节日，正在吸食烟草，他们在吸食过程中处于怡然陶醉的状态。
哥倫布将烟草带回欧洲，吸食烟草的“精神快感”便传遍欧洲，继而从欧洲传向亚洲。欧亚各国政府绞尽脑汁，试图阻止吸烟。1623年，罗马教皇乌尔班八世传令，凡在教会吸鼻烟者，将被逐出教会。1625年，土耳其苏丹阿木拉特四世降旨，吸烟者将被捆绑游街，之后绞杀。波斯大阿巴斯国王下令，割掉吸烟者嘴唇和鼻子，逮捕烟贩，将他们同烟草一起扔进烈火。瑞士十七世纪的律法更加严酷，他们将烟贩，视为“杀人者”，所有销售香烟的人，都按杀人判罪。
在俄罗斯或被罚上万美元
据俄罗斯国家新闻社统计，俄罗斯人口为1亿4千万，而烟民竟达4千390万，其中60%为男性，39.1%为女性。自1634年起，俄国就宣布控烟，至今已逾380多年，且历朝历代均有控烟之法，或紧或松，透视出其控烟的曲折。
在俄国历史上，对吸烟者也有极为严酷的法律。1634年，沙皇米哈伊尔传令，吸烟者将处以极刑。他儿子阿列克谢继位后，继续控烟。1649年，阿列克谢颁令，俄国人贩卖烟草，一经发现，当场处以鞭刑，直至将鼻子打烂。行刑之后，犯人还将流放西伯利亚，永不得回返。但是，即便俄国法律如此严酷，也未能控制贩烟和吸烟，俄国烟民或躲进森林，或藏入地窖，继续喷云吐雾。17世纪以来，整个俄国烟草非但屡禁不止，而且还广泛传播，逐渐成为陋习。
古往今来，彼得大帝都被人们称为俄国的雄主。殊不知，他恰是俄国烟草泛滥的罪魁祸首。1697年，他取消俄国禁烟令，允许烟草自由买卖，吸烟者不再受任何惩罚。彼得大帝还于1698年亲临伦敦，与卡马尔丹侯爵，签署俄英烟草贸易协议。
然而，俄国东正教教会坚决反对烟草进口，称烟草为“撒旦之烟”，批评彼得大帝是“反上帝，亲魔鬼”的人。17世纪的俄罗斯文学作品中，也鼓励控烟，告诫人们，烟草是“生长在乱伦者和娼妓坟头上”的邪灵植物。十九世纪中期，沙皇尼古拉一世降旨控烟：规定俄国街头严禁吸烟。那时，俄国建筑多为木质，吸烟者街头乱扔烟头，经常引发火灾，一旦失火，有时整条街成片俱焚，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但是，尼古拉一世控烟谕旨，不仅受到自由主义者批评，而且控烟还被认为是“愚蠢行为”。最终，亚历山大二世沙皇登基后，取缔控烟，俄国吸烟之风再起，更加难以控制。
苏联时期虽也倡导控烟，但除了在烟盒上印有警告语之外，没有什么强硬措施。其主要原因是，苏联烟民甚众，政府担心强制控烟，会引发社会动荡。
战后五十至六十年代，苏联烟草业极为兴盛，国产香烟品牌有五六十种，比伏特加酒和香肠的牌子还多，但是质量普遍较差。于是，苏联政府从保加利亚进口香烟。西方进口香烟是苏联烟民的最爱，像美国的万宝路和“骆驼”，都曾是苏联最贵的进口烟。上世纪80年代，苏联香烟黑市猖獗，一包西方进口烟的价格大约三至五卢布，万宝路最贵时售价高达十卢布一盒，几乎是普通人月收入的十分之一。
上世纪七十年代，苏联成为继美国和中国之后世界第三香烟消费大国。那时，苏联由于香烟匮乏，黑市猖獗，走私严重，政府关注的是如何打击经济犯罪，而不是人民的身体健康问题。
目前，在俄罗斯，五分之一公民每天至少吸一包香烟。2013年6月，俄罗斯国家杜马颁布控烟法，其控烟范围包括：所有餐厅酒吧、公共场所、学校教育机构周边地区、公共交通。政府还取消了原来设在街头的吸烟处，关闭了烟摊，即使允许销售香烟的商亭，也不得将烟草制品置于显著位置，更不得向未成年人出售香烟。
控烟法出台后，在控烟区域内，吸烟者确实销声匿迹。但很多烟民成群结队地跑到街头、墙角继续吞云吐雾。写字楼里的办公人员，也把大街当作吸烟室，即使在工作时间，也三三两两跑出来过烟瘾，造成办公时间人员缺位严重。控烟第一个月，莫斯科餐厅、酒吧的营业额暴跌50%，一些小酒吧和饭馆倒闭或临时停业，有些停业的酒馆老板竟然转而营销香烟。
法国也有“史上最严厉控烟条例”
在航空控烟方面，早在1971年，美国就在飞机上就分了吸烟区和非吸烟区。芬兰航空则早在1973年就全面控烟了。1979年，美国严禁在飞机上吸烟。1988年，美国国内两小时之内的航班全面禁烟。1990年，6小时以内的航班禁烟。1998年，美国所有国内航班禁烟。2000年，美国航空全面禁烟。美国甚至还曾尝试推广全国禁烟。上世纪九十年代，戒烟在美国成为时尚，电影明星和政客也助阵宣传控烟。之后，美国出台了一系列法规，不仅将控烟区域逐渐扩大，而且香烟也大幅度提价，既没有引发社会骚乱，也未对经济造成不良影响。
1978年，法国政府出台了“史上最严厉控烟条例”，规定在公共交通、商业场所和影剧院严禁吸烟。法国航空也率先在飞机上推出吸烟区和非吸烟区。
波罗的海国家爱沙尼亚目前拥有16岁至64岁的烟民35万5千余人，该国最近也在推广控烟。爱沙尼亚法律规定，所有公共场所禁烟（包括露天公共汽车站、人行横道、过街天桥和地下通道等）。国家消费者权益委员会、警察、国家健康保护督察机构以及地方政府，共同监督控烟执法执行。违法罚金，企业2000欧元，个人70欧元。
2012年5月24日，乌克兰总统亚努科维奇签署“关于吸烟限制区域法案”。该法案规定，国家和地方政府机构、电梯间、公共电话亭、医院、学校、儿童活动区域、公共交通、餐厅酒吧等场所绝对禁烟。但对私人办公室、酒店、宿舍以及机场候机楼和火车站候车室，暂不实施控烟，但要划分吸烟区，其所占面积不得超过所属建筑总面的10%，且吸烟区安装排风扇。与“关于吸烟限制区域法案”配套，乌克兰还出台了“有关提醒和减少使用烟草制品及对居民健康有害影响的措施”。
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卷烟生产国和消费国，还可以做得更好
中国控烟工作在过去几年间取得了前所未有的重大进展。特别是2013年12月29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印发的《关于领导干部带头在公共场所禁烟有关事项的通知》，通过要求领导干部带头禁烟这个抓手，有力地推动了我国控烟政策环境和社会风气的转变。借两办文件的东风，2015年修改的《广告法》对烟草广告进行了更为严格的限制；北京顺利通过并成功实施了被业界称为“史上最严控烟令”的控烟条例。一连串的政策举措联合发力，2015年中国卷烟消费量在20年来首次出现下降，2016年中国卷烟销量再次维持了下降的态势。
当然，我们更要看到，从全球来看，卷烟作为一种具有很强成瘾性的消费品，控制其流行态势显然并非一日之功；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卷烟生产国和消费国，控烟工作还面临很多挑战。回望已有成绩，面对这些挑战，下一步我们应该、也可以做得更好。
首先，要加快推进全国室内无烟环境的立法，以国家意志来保护不吸烟者的健康权利，推动有利于控烟的社会规范的建立。其次，提高卷烟价格会有效地减少卷烟消费，这是全球公共卫生界的共识。最后，要加强广播电影电视、报刊杂志和互联网等媒体上的控烟公益广告投放，努力营造有利于控烟的舆论环境，让更多人以在公众面前吸烟为耻，让更多人能勇敢地站出来对二手烟说不。
（《小康》2017年13期、《阅读与作文》2015年9期）
哥倫布将烟草带回欧洲，吸食烟草的“精神快感”便传遍欧洲，继而从欧洲传向亚洲。欧亚各国政府绞尽脑汁，试图阻止吸烟。1623年，罗马教皇乌尔班八世传令，凡在教会吸鼻烟者，将被逐出教会。1625年，土耳其苏丹阿木拉特四世降旨，吸烟者将被捆绑游街，之后绞杀。波斯大阿巴斯国王下令，割掉吸烟者嘴唇和鼻子，逮捕烟贩，将他们同烟草一起扔进烈火。瑞士十七世纪的律法更加严酷，他们将烟贩，视为“杀人者”，所有销售香烟的人，都按杀人判罪。
在俄罗斯或被罚上万美元
据俄罗斯国家新闻社统计，俄罗斯人口为1亿4千万，而烟民竟达4千390万，其中60%为男性，39.1%为女性。自1634年起，俄国就宣布控烟，至今已逾380多年，且历朝历代均有控烟之法，或紧或松，透视出其控烟的曲折。
在俄国历史上，对吸烟者也有极为严酷的法律。1634年，沙皇米哈伊尔传令，吸烟者将处以极刑。他儿子阿列克谢继位后，继续控烟。1649年，阿列克谢颁令，俄国人贩卖烟草，一经发现，当场处以鞭刑，直至将鼻子打烂。行刑之后，犯人还将流放西伯利亚，永不得回返。但是，即便俄国法律如此严酷，也未能控制贩烟和吸烟，俄国烟民或躲进森林，或藏入地窖，继续喷云吐雾。17世纪以来，整个俄国烟草非但屡禁不止，而且还广泛传播，逐渐成为陋习。
古往今来，彼得大帝都被人们称为俄国的雄主。殊不知，他恰是俄国烟草泛滥的罪魁祸首。1697年，他取消俄国禁烟令，允许烟草自由买卖，吸烟者不再受任何惩罚。彼得大帝还于1698年亲临伦敦，与卡马尔丹侯爵，签署俄英烟草贸易协议。
然而，俄国东正教教会坚决反对烟草进口，称烟草为“撒旦之烟”，批评彼得大帝是“反上帝，亲魔鬼”的人。17世纪的俄罗斯文学作品中，也鼓励控烟，告诫人们，烟草是“生长在乱伦者和娼妓坟头上”的邪灵植物。十九世纪中期，沙皇尼古拉一世降旨控烟：规定俄国街头严禁吸烟。那时，俄国建筑多为木质，吸烟者街头乱扔烟头，经常引发火灾，一旦失火，有时整条街成片俱焚，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但是，尼古拉一世控烟谕旨，不仅受到自由主义者批评，而且控烟还被认为是“愚蠢行为”。最终，亚历山大二世沙皇登基后，取缔控烟，俄国吸烟之风再起，更加难以控制。
苏联时期虽也倡导控烟，但除了在烟盒上印有警告语之外，没有什么强硬措施。其主要原因是，苏联烟民甚众，政府担心强制控烟，会引发社会动荡。
战后五十至六十年代，苏联烟草业极为兴盛，国产香烟品牌有五六十种，比伏特加酒和香肠的牌子还多，但是质量普遍较差。于是，苏联政府从保加利亚进口香烟。西方进口香烟是苏联烟民的最爱，像美国的万宝路和“骆驼”，都曾是苏联最贵的进口烟。上世纪80年代，苏联香烟黑市猖獗，一包西方进口烟的价格大约三至五卢布，万宝路最贵时售价高达十卢布一盒，几乎是普通人月收入的十分之一。
上世纪七十年代，苏联成为继美国和中国之后世界第三香烟消费大国。那时，苏联由于香烟匮乏，黑市猖獗，走私严重，政府关注的是如何打击经济犯罪，而不是人民的身体健康问题。
目前，在俄罗斯，五分之一公民每天至少吸一包香烟。2013年6月，俄罗斯国家杜马颁布控烟法，其控烟范围包括：所有餐厅酒吧、公共场所、学校教育机构周边地区、公共交通。政府还取消了原来设在街头的吸烟处，关闭了烟摊，即使允许销售香烟的商亭，也不得将烟草制品置于显著位置，更不得向未成年人出售香烟。
控烟法出台后，在控烟区域内，吸烟者确实销声匿迹。但很多烟民成群结队地跑到街头、墙角继续吞云吐雾。写字楼里的办公人员，也把大街当作吸烟室，即使在工作时间，也三三两两跑出来过烟瘾，造成办公时间人员缺位严重。控烟第一个月，莫斯科餐厅、酒吧的营业额暴跌50%，一些小酒吧和饭馆倒闭或临时停业，有些停业的酒馆老板竟然转而营销香烟。
法国也有“史上最严厉控烟条例”
在航空控烟方面，早在1971年，美国就在飞机上就分了吸烟区和非吸烟区。芬兰航空则早在1973年就全面控烟了。1979年，美国严禁在飞机上吸烟。1988年，美国国内两小时之内的航班全面禁烟。1990年，6小时以内的航班禁烟。1998年，美国所有国内航班禁烟。2000年，美国航空全面禁烟。美国甚至还曾尝试推广全国禁烟。上世纪九十年代，戒烟在美国成为时尚，电影明星和政客也助阵宣传控烟。之后，美国出台了一系列法规，不仅将控烟区域逐渐扩大，而且香烟也大幅度提价，既没有引发社会骚乱，也未对经济造成不良影响。
1978年，法国政府出台了“史上最严厉控烟条例”，规定在公共交通、商业场所和影剧院严禁吸烟。法国航空也率先在飞机上推出吸烟区和非吸烟区。
波罗的海国家爱沙尼亚目前拥有16岁至64岁的烟民35万5千余人，该国最近也在推广控烟。爱沙尼亚法律规定，所有公共场所禁烟（包括露天公共汽车站、人行横道、过街天桥和地下通道等）。国家消费者权益委员会、警察、国家健康保护督察机构以及地方政府，共同监督控烟执法执行。违法罚金，企业2000欧元，个人70欧元。
2012年5月24日，乌克兰总统亚努科维奇签署“关于吸烟限制区域法案”。该法案规定，国家和地方政府机构、电梯间、公共电话亭、医院、学校、儿童活动区域、公共交通、餐厅酒吧等场所绝对禁烟。但对私人办公室、酒店、宿舍以及机场候机楼和火车站候车室，暂不实施控烟，但要划分吸烟区，其所占面积不得超过所属建筑总面的10%，且吸烟区安装排风扇。与“关于吸烟限制区域法案”配套，乌克兰还出台了“有关提醒和减少使用烟草制品及对居民健康有害影响的措施”。
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卷烟生产国和消费国，还可以做得更好
中国控烟工作在过去几年间取得了前所未有的重大进展。特别是2013年12月29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印发的《关于领导干部带头在公共场所禁烟有关事项的通知》，通过要求领导干部带头禁烟这个抓手，有力地推动了我国控烟政策环境和社会风气的转变。借两办文件的东风，2015年修改的《广告法》对烟草广告进行了更为严格的限制；北京顺利通过并成功实施了被业界称为“史上最严控烟令”的控烟条例。一连串的政策举措联合发力，2015年中国卷烟消费量在20年来首次出现下降，2016年中国卷烟销量再次维持了下降的态势。
当然，我们更要看到，从全球来看，卷烟作为一种具有很强成瘾性的消费品，控制其流行态势显然并非一日之功；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卷烟生产国和消费国，控烟工作还面临很多挑战。回望已有成绩，面对这些挑战，下一步我们应该、也可以做得更好。
首先，要加快推进全国室内无烟环境的立法，以国家意志来保护不吸烟者的健康权利，推动有利于控烟的社会规范的建立。其次，提高卷烟价格会有效地减少卷烟消费，这是全球公共卫生界的共识。最后，要加强广播电影电视、报刊杂志和互联网等媒体上的控烟公益广告投放，努力营造有利于控烟的舆论环境，让更多人以在公众面前吸烟为耻，让更多人能勇敢地站出来对二手烟说不。
（《小康》2017年13期、《阅读与作文》2015年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