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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10个月的准备拍摄，这次CCTV用镜头为观众重温了一遍1840年之后的中国历史教科书。这部纪录片的名字叫《复兴之路》
大型纪录片《复兴之路》刚刚在央视2套播放完。在此之前，《复兴之路》的制作团队完成了另一部反响深远的纪录片《大国崛起》。那是一部以世界大国的强国史为题材的电视纪录片，他们花费了大约3年的时间制作完成。播映期间引起了各界的热烈讨论。
同样是谈国家发展道路的选择问题，前者谈及外国经验，后者论及中国历程，逻辑连贯，但在视角上有着很大不同。
《大国崛起》打破了人们在教科书上熟知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发家的传统解读，以一种新的视角拓展了观众的思维。去年播出后，引发了人们对于历史纪录片新浪潮的讨论也缘于此。
而《复兴之路》的拍摄思路则遵循了原有的教科书内容，正如总导演任学安解释的，我们为什么不相信教科书呢？
从《大国崛起》到《复兴之路》
《复兴之路》开始于《大国崛起》的后期阶段，剧组人用了10个月时间就完成了两年的工作量。任学安说这里有大家本身对中国近代史比较熟悉的原因，不用像《大国崛起》时那样恶补大量外国史学著作，也省去了很多联系国外采访和拍摄的工夫。12集《大国崛起》从筹备到制作完成历时近3年，光筹备脚本就耗时一年半。
但他却感觉《复兴之路》更加辛苦了，因为讨论的内容离现在太近了。
虽说是原班人马，其实除了剧组成员以外，智囊团的专家们几乎全换。
《大国》的专家组全部由国内顶尖的外国史专家组成，文化学者麦天枢是这部片子的总策划，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钱乘旦被聘作为该片的学术指导。
到了《复兴》，多是中国近现代史方面的专家，还有经济学家、社会学家，以及一些做具体工作的同志，不完全是历史学方面的专家。麦天枢退出，以研究世界史见长的钱乘旦虽然还在此列，但更多参与的是引荐专家的工作。
这次担任学术顾问的是三位中共理论家：中央文献研究室原副主任金冲及、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李捷、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李忠杰。
任学安拍《大国崛起》时找到钱乘旦，钱告诉他这样的片子通常有两种拍法，一种是完全历史性的知识介绍，传播知识，就像教科书上的内容，只不过是电视手法的教科书。另一种就是企图表达某种想法，带有某种思想。相比两种做法，后一种难得多。而《大国》正是走了这条路，“当时想的就是把片子拍得比较深刻，可以有思考的空间，让大家有空间想一些问题。”钱乘旦说。
《复兴》则走的另外一条路。
钱乘旦一直和记者强调这两者的不同，《大国》完全是个历史文献片，纯粹历史的陈述，离现在比较远。《复兴》是政论片，说了很多当代的东西，这都是我们正在经历的时刻。
“《大国》那时创作遇到的困难主要来自对剧组对国外情况的不了解。《复兴》的难题则是站在什么样的角度上来谈，把握这个尺度是非常重要的。”钱乘旦告诉记者。
作为电视人的思考和解答
总导演任学安解释说，“我们要回答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要走什么样的道路，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感觉民众有这样一个思考的需要，民众的心理也有这样的一个期盼。我们到底处在怎样一个历史方位，接下来该怎样去走。作为电视人和文化工作者，我们用自己思考的方式对民众的需求给一个回应和解答。”
复兴之路就是国家发展道路，中国走一条什么样的道路可以实现民族复兴？所谓民族复兴就是国家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你要想解决，就得先解决国家问题。
用什么来概述中国的现状？任学安认为，有三个方面是和别的国家不一样的，一是在马克思主义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指导下的国家；二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多党合作的政治协商和民族区域自治的政治制度；三是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三个特征是怎么来的，我们为什么要坚持这些，这些是《复兴之路》要表现的。”三点为《复兴之路》定下了基调。剧组所有人都对这三点的结论非常坚定地执行。
《复兴之路》是不是也会像教科书中那样给历史定性呢？关于这个问题任学安强调：任何导演都做不到给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定性，片中反映的历史问题的定性都是党的历史决议，我们不能取代人民和执政党对这些问题给出我们的定义。
电视如何开“历史讲堂”
当人们对于《大国》的新锐兴奋不已时，钱乘旦却很冷静，他并不认为《大国》里渗透出了新东西，对于历史学界来说，这些都稀松平常。
他当初之所以答应担任《大国》学术指导，也是出于这方面的考虑——学者通过电视纪录片的方式向公众传播知识在国外很常见，但在国内还比较少，他愿意做一些尝试。
《大国崛起》和《复兴之路》与易中天“品三国”、于丹“论语心得”一样，通俗，让老百姓喜闻乐见。这种新型电视形式以电视快餐文化的形式出现，并起到“文化乳母”的作用。
不过历史文献片也好，政论片也好，这种大跨度形式对历史进行梳理还是比于丹、易中天的“说”难拍多了。
“我们对于所有敏感问题都没有回避，这本身就是一个成功。再有我们将所有敏感问题都放在1840年以来的历史长河中间去判断，所谓整体的视角。像‘反右’和‘文革’这样的事情放到整个历史来看，我们民族在每个历史时刻都遇到了很多严峻的考验，国之将亡的问题都能被战胜。与这些问题放到一起，你就会得出，我们国家是在一步步向前走、向好了走、走向民族伟大复兴的结论。”
任学安告诉记者，其实最难的并不在这里，历史是有结论的，形成了结论的东西是不难表达的，难在你能否找到鲜活的事例让观众从中感觉到你的结论。这是影像呈现的困难所在。
《复兴之路》首播之时，与其同名的大型展览已在北京军事博物馆展出近一月之久，恰逢在“十七大”期间，国家领导人和十七大代表均前往参观。据悉，此次展览，参观人次超过50万次。
大型纪录片《复兴之路》刚刚在央视2套播放完。在此之前，《复兴之路》的制作团队完成了另一部反响深远的纪录片《大国崛起》。那是一部以世界大国的强国史为题材的电视纪录片，他们花费了大约3年的时间制作完成。播映期间引起了各界的热烈讨论。
同样是谈国家发展道路的选择问题，前者谈及外国经验，后者论及中国历程，逻辑连贯，但在视角上有着很大不同。
《大国崛起》打破了人们在教科书上熟知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发家的传统解读，以一种新的视角拓展了观众的思维。去年播出后，引发了人们对于历史纪录片新浪潮的讨论也缘于此。
而《复兴之路》的拍摄思路则遵循了原有的教科书内容，正如总导演任学安解释的，我们为什么不相信教科书呢？
从《大国崛起》到《复兴之路》
《复兴之路》开始于《大国崛起》的后期阶段，剧组人用了10个月时间就完成了两年的工作量。任学安说这里有大家本身对中国近代史比较熟悉的原因，不用像《大国崛起》时那样恶补大量外国史学著作，也省去了很多联系国外采访和拍摄的工夫。12集《大国崛起》从筹备到制作完成历时近3年，光筹备脚本就耗时一年半。
但他却感觉《复兴之路》更加辛苦了，因为讨论的内容离现在太近了。
虽说是原班人马，其实除了剧组成员以外，智囊团的专家们几乎全换。
《大国》的专家组全部由国内顶尖的外国史专家组成，文化学者麦天枢是这部片子的总策划，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钱乘旦被聘作为该片的学术指导。
到了《复兴》，多是中国近现代史方面的专家，还有经济学家、社会学家，以及一些做具体工作的同志，不完全是历史学方面的专家。麦天枢退出，以研究世界史见长的钱乘旦虽然还在此列，但更多参与的是引荐专家的工作。
这次担任学术顾问的是三位中共理论家：中央文献研究室原副主任金冲及、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李捷、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李忠杰。
任学安拍《大国崛起》时找到钱乘旦，钱告诉他这样的片子通常有两种拍法，一种是完全历史性的知识介绍，传播知识，就像教科书上的内容，只不过是电视手法的教科书。另一种就是企图表达某种想法，带有某种思想。相比两种做法，后一种难得多。而《大国》正是走了这条路，“当时想的就是把片子拍得比较深刻，可以有思考的空间，让大家有空间想一些问题。”钱乘旦说。
《复兴》则走的另外一条路。
钱乘旦一直和记者强调这两者的不同，《大国》完全是个历史文献片，纯粹历史的陈述，离现在比较远。《复兴》是政论片，说了很多当代的东西，这都是我们正在经历的时刻。
“《大国》那时创作遇到的困难主要来自对剧组对国外情况的不了解。《复兴》的难题则是站在什么样的角度上来谈，把握这个尺度是非常重要的。”钱乘旦告诉记者。
作为电视人的思考和解答
总导演任学安解释说，“我们要回答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要走什么样的道路，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感觉民众有这样一个思考的需要，民众的心理也有这样的一个期盼。我们到底处在怎样一个历史方位，接下来该怎样去走。作为电视人和文化工作者，我们用自己思考的方式对民众的需求给一个回应和解答。”
复兴之路就是国家发展道路，中国走一条什么样的道路可以实现民族复兴？所谓民族复兴就是国家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你要想解决，就得先解决国家问题。
用什么来概述中国的现状？任学安认为，有三个方面是和别的国家不一样的，一是在马克思主义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指导下的国家；二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多党合作的政治协商和民族区域自治的政治制度；三是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三个特征是怎么来的，我们为什么要坚持这些，这些是《复兴之路》要表现的。”三点为《复兴之路》定下了基调。剧组所有人都对这三点的结论非常坚定地执行。
《复兴之路》是不是也会像教科书中那样给历史定性呢？关于这个问题任学安强调：任何导演都做不到给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定性，片中反映的历史问题的定性都是党的历史决议，我们不能取代人民和执政党对这些问题给出我们的定义。
电视如何开“历史讲堂”
当人们对于《大国》的新锐兴奋不已时，钱乘旦却很冷静，他并不认为《大国》里渗透出了新东西，对于历史学界来说，这些都稀松平常。
他当初之所以答应担任《大国》学术指导，也是出于这方面的考虑——学者通过电视纪录片的方式向公众传播知识在国外很常见，但在国内还比较少，他愿意做一些尝试。
《大国崛起》和《复兴之路》与易中天“品三国”、于丹“论语心得”一样，通俗，让老百姓喜闻乐见。这种新型电视形式以电视快餐文化的形式出现，并起到“文化乳母”的作用。
不过历史文献片也好，政论片也好，这种大跨度形式对历史进行梳理还是比于丹、易中天的“说”难拍多了。
“我们对于所有敏感问题都没有回避，这本身就是一个成功。再有我们将所有敏感问题都放在1840年以来的历史长河中间去判断，所谓整体的视角。像‘反右’和‘文革’这样的事情放到整个历史来看，我们民族在每个历史时刻都遇到了很多严峻的考验，国之将亡的问题都能被战胜。与这些问题放到一起，你就会得出，我们国家是在一步步向前走、向好了走、走向民族伟大复兴的结论。”
任学安告诉记者，其实最难的并不在这里，历史是有结论的，形成了结论的东西是不难表达的，难在你能否找到鲜活的事例让观众从中感觉到你的结论。这是影像呈现的困难所在。
《复兴之路》首播之时，与其同名的大型展览已在北京军事博物馆展出近一月之久，恰逢在“十七大”期间，国家领导人和十七大代表均前往参观。据悉，此次展览，参观人次超过50万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