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80年代，“干部年轻化”的提出及其实践曾起到过十分积极的作用。但是近些年来，对于“干部年轻化”的强调在一些地方已逐渐异变为“低龄化”的思路。“干部年轻化”被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化，在实践中暴露出诸多的弊端
　　
　　“年轻”正在成为任选干部的重要条件和评价班子战斗力的一项重要指数。在近期任命的省部级领导干部中，“有为、实干，彰显个人风格和魅力”被用作形容年轻干部特点的修饰词。
　　
　　目前大批年轻干部晋升有其积极作用
　　
　　“干部年轻化”是上个世纪80年代作为干部“四化”要求而提出的，它的提出及其实践曾起到过十分积极的作用：推动了干部终身制的废除，整体上提高了行政工作的效率，加快了干部队伍的“血液循环”，保证了后备干部的培养和工作的延续性。
　　细细算来，一个年轻的科员晋升到部级干部，至少要经过八个台阶：科员—副科级—科级—副处级—处级—副局级—局级—副部级—部级。依正常晋升，一个人担任处级、局级和部级干部时已分别近40、50、60岁。这样就需要一种制度安排，以使年轻干部能够尽快地走上局级、部级的岗位，使高级干部队伍具有活力。目前大批年轻干部职务的迅速上升，是制度安排的结果，与个人过人的才华和能力并无直接关系。
　　
　　干部年轻化在实践中的异变及缺陷
　　
　　近些年来，对于“干部年轻化”的强调在很多地方已逐渐异变为“任选干部以年轻为重”的思路。年龄倾斜政策的实践结果，已显现出以下缺陷：
　　首先，易于出现短期行为。由于年轻只是一种年龄相互比较的结果，年轻的很快就会变得不再年轻。在“50后”淘汰了“40后”之后，它很快便为“60后”所替代，而要不了几年，后者又将为“70后”、“80后”所淘汰。于是在很短时期能否快出政绩以引起上级关注，成为能够被迅速提拔的关键，这便使得一些年轻干部更多地关注和将精力用于创政绩或业绩方面，而忽略了经验的积累，由此在年轻干部中难以出现在本领域专业知识厚实、经验丰富的“熟练工”型的干部，而多为“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什么岗位都能上的“万金油”式的干部。这里岗位移动的目的更多的是为了“上台阶”，而不是工作的需要。
　　其次，易于忽略干部的个人品德、廉洁度等因素，而出现“平庸者上”或“带病提拔”现象。所以，干部队伍的年轻化并未带来干部队伍廉洁度的提高。近年来落马的一些贪官，如邱晓华、秦峪、李真等曾因年轻而得到破格提拔的机会。据报道，邱晓华才工作6年便被破格提拔为高级统计师、综合司见习副司长，完成了别人需要10年甚至20年才能完成的职称、职务晋升过程，35岁成为国家统计局最年轻的新闻发言人，48岁成为改革开放以来最年轻的国家统计局局长；而他在任国家统计局领导职务期间，收受不法企业主所送现金，生活腐化堕落，涉嫌重婚犯罪，所以在位仅7个月就落马，成为任职时间最短的统计局局长。
　　近年来，年轻干部的贪腐行为毫不逊色于年长的贪官。据重庆市检察院统计，“目前35岁以下干部群体已经成为职务犯罪的高发群体。2003—2007年，重庆市检察机关共立案查办35岁以下职务犯罪嫌疑人623人，占立案总数的16.69%。而同期查办的55岁以上的职务犯罪嫌疑人仅有317人，占总数的8.49%”。职务犯罪以往的“59现象”已让位于“35现象”，35岁以下的干部群体已经成为职务犯罪的高发群体，尤以贪污贿赂罪为多。据媒体报道，“重庆市长寿区院2003—2007年共立案查办涉案金额10万元以上的职务犯罪案件24件，其中35岁以下6件，占总数的25%；在所立的涉案金额100万元以上的5件特大案中，35岁以下国家工作人员有3件，占特大案总数的60%”。35岁以下职务犯罪的干部其文化程度都较高，但高学历并未带来健全的法治观念或守法意识。
　　“腐败年轻化”是干部年轻化的伴随现象。必须指出的是，年龄、学历与腐败或抗腐能力并不成正比：一方面，并非干部年轻、学历高就能保证权力的廉洁性；另一方面，也并非干部年轻、学历高就会导致腐败率的提高。这些数字只是表明，对于年轻的、高学历的干部队伍依然需要加强廉政建设。
　　再次，易于造成干部队伍的不稳定。由于按年龄定职位，在一些基层已流行“30当官，40靠边，50赋闲”的说法。在年龄线的巨大压力下，勤勉负责的工作态度易于被得过且过的心理所取代。
　　最后，易于成为某些人将年龄作为排斥异己或繁殖近亲的借口。这类做法在各地都出现过，而由于年龄线是一个硬性规定，许多人明知自己已被排挤出圈却无可奈何。
　　
　　年龄歧视的做法背离了现代法治社会的基本原则
　　
　　近年来，“干部年轻化”逐渐被形式主义化。任选干部时以“干部年轻化”为名，对干部不加分析地采取“一刀切”，强调班子中必须保证一定数量的低龄。从本质上说，这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思维模式。事实上，个体之间的差异性是很大的。“干部年轻化”所讲的年龄只是出生年龄，而一个人的年龄是出生年龄、生理年龄和心理年龄的有机统一。在任选干部中，干部的道德品质、政治信念、廉洁自律性、实际能力和健康状况，要比其出生年龄重要得多。从法理上讲，年龄歧视的做法背离了现代法治社会的基本原则（平等原则），它是对公民机会平等的权利的一种剥夺，是与现代社会的一项公民基本人权（平等权）相悖的。
　　诚然，在目前官员的选拔机制中，完全排斥年龄和文化程度的做法是不可取的，但是迷信学历和年龄也是不可取的。我们应当树立“以人为本”的观念，提倡不拘一格降人才，而不应将年龄作为一项硬性门槛。在选任干部时应当对于所有的干部不论其性别、出身、学历、年龄做到一视同仁，综合地、辩证地考察干部，在选拔、任免干部时持以实事求是的态度。这里起决定作用的，或说最重要的选拔标准，应是干部个体实际的品质、智慧、信仰、精力、专业知识、工作经验、接受能力和创新能力。只要能很好地胜任本职工作，且身体健康的，就不要强行迫使他离开其熟悉的工作岗位。
　　在这方面，为了避免领导班子年龄结构阶段性的老化问题，可以借鉴国外发达国家的做法，将官员分为事务官和政务官。对于前者可以选择精力充沛旺盛的年轻人，而对后者则强调必要的学识和经验。如此，有助于党的干部队伍建设的科学且和谐的发展。（作者为中共中央党校政法部教授、博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