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见证了一个划时代意义的节点：美国民谣歌手鲍勃·迪伦获颁诺贝尔文学奖。这一事件某种程度上带有政治意义，这是一个文学殿堂精英的无声宣告，诗歌或是文学，被重新放置到一个与人，与普通人紧密相关的位置。与历史上任何时候一样，文学绝非仅关于文学，语言绝非仅关于语言。文学领域价值观的巨大变化，往往预示着革命性的时代变革，比如100年前的1916年，胡适的新诗雏声开始，很多人在嘲笑他的作品《两只蝴蝶》幼稚非常的同时，并没有想到接下来翻天覆地的百年变化，就从新文学革命开始。
　　鲍勃·迪伦的获奖，被认为是他对于世界民权运动的贡献。人们可能早已忘记，诗歌的经典曾经属于且只属于人间—在中国，《诗经》是民歌的合集，而在西方荷马就是一个游吟盲诗人。诗歌本来就是普通人表达自己的喜怒哀惧，歌颂自然、歌颂爱情、歌颂丰收，哀哭失去、哀哭别离、哀哭灾难的管道。它曾在某个时间段中被禁锢在殿堂里—在精致的瓮中，在村野樵夫触摸不到的空间里。很多人至今认为，诗歌，只和诗人有关，而诗人，则是一群受过特殊训练的艺术家。诺贝尔奖的颁发有一种特殊的隐喻意义，是对整个世界的民权重新回归，知识精英下沉趋势的一个反映。
　　
　　与此同时，在中国，我们看到了诗歌传播方式随着工具的变革有了质的变化，它在新媒体的传播改变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塑造着社群，也重新定义着诗歌。诗歌公众号的扎堆问世表明，世界在变得扁平的同时，诗歌与人的距离重新变得靠近。
　　是时候我们问一句，诗歌对于我们自己，意味着什么？答案可能有很多，但其中不可绕开的必然是，它令我们重新找回作為人的那个自己，不是社会面具下的自我，不是后工业社会被异化的自己，是真实的、自然的、与人深度联结的那个真我。它在呼唤着你我，寻找生命的深度、广度和应有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