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我们早就推出了“节约一滴水、一张纸、一度电”的宣传教育，但许多人其实对丰田公司回收利用旧信封之类做法并不以为然，觉得那实在太“小家子气”了。早几年还有人赋予“奢侈”乃至“浪费”以“拉动内需”的正面意义，似乎只要借鉴国际经验，挖个大坑再填上或者将牛奶倒进河里，我们就能迅速超英赶美了。然而内需久拉难动，资源约束却凸现出来，石油、铁矿严重依赖进口，水、电供应高度紧张。中央提出“建立资源节约型国民经济体系和资源节约型社会”，此其时也。
　　就人均资源占有量而言，我们地不大物不博，许多指标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就经济发展水平而言，我们人均GDP刚过1000美元，不要说与美欧日发达国家相比，就是距东亚新兴工业化经济体也差得很远。为什么我们的资源消费却如此大方呢？
　　从技术上讲，我们节约资源的潜力很大：主要工业部门单位能耗比世界先进水平高出40％，粮食生产单位耗水量是发达国家的两倍，矿产资源总回收率比国外低20个百分点，单位面积采暖能耗相当于发达国家的2～3倍。为什么我们长期保持粗放型增长方式？说到底是市场机制使然。水、电、油、原材料价格便宜，投资者必然青睐资源密集型产业，企业也不会花大力气用于节能降耗。我们的资源价格大部分处于政府管制之下，建立资源节约型国民经济体系和资源节约型社会，政府的作用至关重要。
　　以缺水著称的西北地区，人均用水量却高出全国平均水平一倍，大量水资源用于农业灌溉，而农业产出效益则比全国平均水平低一半。如果政府合理调整水价，推动节水型农业发展，帮助剩余劳动力向东部地区转移，西北地区水资源供求矛盾将大大缓解。
　　由于“GDP挂帅”作祟，许多地方宁可牺牲本地的可持续发展，也坚持上马高资源消耗工业项目，某些城市为了吸引投资，甚至向投资者减免若干年的资源使用费。领导干部只关心任期内能否出政绩，大量透支使用资源，超采地下水、滥挖矿山事件屡见不鲜。
　　消费领域节能降耗空间也很大，但板子不应打在老百姓身上。普通百姓尽管不具备日本人那样的忧患意识，但也不会肆意浪费，毕竟生活中一滴水、一张纸、一度电都要自己掏钱。政府机关、事业单位等公共部门则不同，支出由财政埋单，节约也无法归己，长明灯、长流水司空见惯见怪不怪。为了谋求政绩，某些领导干部不惜人为加大资源消费，如大面积铺设耗水甚巨的进口草坪，大小街道密布霓虹灯扮作“火树银花不夜天”。
　　“节约”本是市场经济题中应有之义，与其苦口婆心劝说大家往马桶水箱里放块砖头，不如将水价上调一分钱。但水电气等消费价格调整务必慎重，大多数家庭资源消费的弹性系数并不高，单纯提高资源价格只会增加他们的生活负担而难以显著降低资源需求，甚至会导致底层群体停电灯而点煤油灯，这绝不是任何意义上的社会进步。关键在于合理确定“价格阶梯”，额定用量以内为平价，额定用量以外定高价。
　　节约型社会无疑应以人为本，但我们常常面临两难选择。寅吃卯粮、透支环境、超采滥挖必须禁止，但如全面压缩高资源消耗产业，就业、投资与经济增长难免受到影响，毕竟我们仍处于工业化加速阶段，不可能向发达国家后工业社会看齐。如果将水价提高10倍，所有城市都不会缺水了，南水北调也没必要了，但可能导致很多人一个月才敢洗一次澡，这并不是我们想要的生活。政府是节能降耗的关键，价格调整与产业规划系于一身，建设节约型社会，政府部门任重而道远；更何况政府部门本身也有反节约之道而行的冲动，诸如投资饥渴、政绩工程、挥霍浪费，都不是一纸文件或一次教育所能解决的。胡锦涛总书记指出，节约能源资源，政府要“率先垂范、先行一步”，此语的深刻意味值得我们仔细体会。
　　节约型社会的真正敌人，不是工厂的大烟囱，不是白领的越野车，不是豪华的大草坪，而是根深蒂固的行政本位和错综复杂的现实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