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说起中华慈善总会的成立，有三个人是立了大功的。一是时任民政部副部长的阎明复先生，一是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先生，还有一位是时任民政部部长的崔乃夫先生。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阎明复先生刚到民政部担任副部长，崔乃夫部长找他谈，请他分管社会福利工作。至此，给了他一个了解基层民政工作状况的机会。阎部长非常勤奋，经常下乡，足迹踏遍全国各地，自然也就经常遇到基层的困难群众。他一看到穷人有难处，就把自己的钱掏出来接济他们。当他的夫人跟着他时，自己衣兜的钱掏完了就向夫人要，夫人的兜也掏空了就向秘书要，至今他还有这个习惯，见到穷人就捐钱。当时他一边捐钱一边思考，感觉到政府办社会福利不可能包揽一切，自发和自愿的民间慈善无论如何要起来，才可成为政府的补充，于是，要筹建一个民间慈善团体的想法萌生了。
　　1994年初，阎部长专门就筹建民间慈善团体这件事拜访了赵朴初先生。
　　赵朴老很赞成由民政部来做这件事，他提出在当时倡导慈善事业正是时机。朴老回忆起抗日战争时期的上海，通过“仁济堂”组织难民收容所的往事，那时的上海工商界也给予难民许多慷慨捐助。可见，慈善之心人皆有之。关键在于怎样去支持和发扬。对于企业家，要帮助他们建立“取之于社会，用之于社会”的理念，对于普通大众，要珍视他们的爱心，小额捐助也能集腋成裘……
　　朴老还说，这种民间的慈善活动，在建国以后的一段时间里被忽视，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又被人为地批判，统统被说成是剥削阶级欺骗被剥削者的一种手段。这是不对的。在旧社会的确有这一面。但是，也应该看到另一面，积极的一面。因为，捐献者，帮助穷人的人，就其群体来说，大多数还都是中下阶层的人。社会主义的本质就决定它是最人道的社会制度。在社会主义国家，特别是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应该大力发展慈善事业，特别要着眼于发掘国内的慈善资源。
　　这次谈话让阎部长下定了决心，并向崔部长报告了这个设想，立即得到崔部长的赞同。筹建工作开始了。
　　筹建中首先遇到的问题，一是如何为这个慈善组织定名，二是谁来出任首届会长。
　　阎部长提出的定名方案是“中国福利慈善协会”。他率先提出慈善这两个字一定要明确放入组织名称，不过，他将福利和慈善并列提出。而崔部长经过缜密思考，明确提出了不同意见。他说：福利的概念准确地讲应是政府的责任，政府承担的工作，而慈善是民间的、是大众的事业，政府只能支持，不能越俎代庖。这个慈善组织不是政府主体，不是政府机构，而是民间主体，是民间自己兴办的群众团体。所以，崔部长建议拿掉福利这两个字。同时，崔部长还提议说，定名中的“中国”应改为“中华”，这样一来，这个慈善组织的活动范畴就不仅限于大陆境内，还可以包括海外华人和港、澳、台了。至于“协会”这一名称只限于一个组织，最好改为“总会”，则可涵盖各地的慈善分会。崔部长不愧为是学者型政治家，“中华慈善总会”这一定名科学、准确而且简练，即刻被阎部长和筹建工作组所接受了。
　　那么，谁来出任中华慈善总会首任会长呢？阎部长建议，请刚从部长岗位上退下来的崔乃夫先生担任。
　　崔部长在民政部工作18年，当部长11年，对于社会福利事业有独到和深刻的研究，曾在20世纪八十年代提出“社会福利社会化”的政策主张。他早就认为，社会事业不仅政府应该办，民间也可以办。改革开放之后，我国的经济上去了，人民收入提升了，势必给民间慈善事业的生成和发展带来重大機遇和空间。但是，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是要冒风险的。自己已经退下来了，还要不要去冒这个险呢？当时，崔部长告诉阎部长，他需要一段时间考虑。三个月后，他决定了，承担起中华慈善总会——这个中国第一个全国性慈善组织的会长的重担。
　　至此，在崔部长的睿智和担当下，筹建中华慈善总会的两个首要问题都得到了圆满的结果。1994年4月12日，经国家民政部批准，中华慈善总会在北京宣告成立。这时候，阎明复又给赵朴初先生写了一封信，告诉朴老这个好消息。朴老接信后，很快用小楷毛笔写了整整两页纸的回信，除对中华慈善总会的成立表示支持和祝贺外，又阐述了对“慈善”的深刻见解。
　　三位重量级人物，就这样为中华慈善总会的成立作出了卓越贡献。他们的这一贡献与中华慈善总会的诞生一起载入了历史，成为改革开放后中华慈善事业伟大复兴史册中的重要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