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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总参医院的西北角，坐落着红顶白墙的干部保健疗养楼，ICU病房就在二层。雪白的墙壁、空旷的楼梯间……与门诊大楼的喧嚣环境迥然不同，这里静寂的氛围令人感到有些紧张。那紧闭的玻璃大门内，便是无数危重病人得以起死回生的治疗区。
换上鞋套，穿上防护菌服，记者随重症医学科主任张玉想走进了“一手推开死亡，一手挽起希望”的科室。“该活的不要死，可活可不活的一定要活”，这是张玉想和其科室的全体医护人员奋力工作的目标。
该活的不要死
ICU是啥地方，太平间的前一站！
这里不同于其他科室，病房区没有病人互相聊天，没有家属送饭，没有护士说笑，也没有外聘护工，有的只是呼吸机、床旁血滤机、心肺复苏仪、监护仪、检测仪和各种长长短短的管子……情况不稳定的病人床头，全天候坐着一名护士24小时不间断记录仪器上的数字变化。每名护士都身兼治疗、监测、护理、日常照料多项职责。
“这个小姑娘15岁，肺部急性感染，经过我们两天的抢救，目前情况已经稳定。”
“这个男孩19岁，东北的，辗转多家医院按结核性脑膜炎、病毒性脑膜炎诊治均不见效，病情逐渐加重，来的时候已经陷于昏迷、呼吸衰竭。经过我们多方抢救，明天就可以转入普通病房了。”
在重症监护室病房区，每个病人的情况张玉想都了如指掌。
“我们科的治疗理念和其他科不一样，仪器设备也不一样，这也是为什么有些科觉得没希望的病人，送到我们这能救活的原因。”张玉想说，面对多器官衰竭等危险病情，ICU医师要一点一滴地修复调理，任何诊断思路的偏差、病情变化监测的不及时以及干预措施的不恰当，都将让病人失去整个世界。
“抢救垂危的患者，来不及想得太多，有一个理念就是先救命，后治病。其他科室都是先诊断病情，确定后进行治疗，我们科则是先保住命，再判断病因，送到相应科室。”张玉想介绍说。
或许在外界看来，对ICU有着这样那样的猜想，甚至是恐惧，认为“进去就是受罪”，“到了里面就离死不远”了，却很少有人知道，ICU的救治成功率非常高，以总参医院为例，重症医学科的救治率高达70%—80%。也就是说，10个送到这里的危重病人，有7、8个能活着出去，并且这其中有很多患者可以康复出院，没有留下任何后遗症。
上面提到的19岁男孩，发病时突发高热39.5℃，头痛，伴恶心、呕吐，辗转多家医院按结核性脑膜炎，病毒性脑膜炎治疗，均不见效，病情逐渐加重，已出现了昏迷、呼吸衰竭，家属慕名将其送到总参总医院。
面对这样一个危重的病人，张玉想第一反应是迅速进行气管插管，上呼吸机。“要等患者相对稳定后，仔细询问病史，然后阅读外院厚厚的化验单，以及全部的影像学资料，包括肺部CT，头颅核磁，不能放过一点蛛丝马迹，寻找病人突发患病的原因以及拯救孩子的措施。”张玉想说，“只要有一线希望，医生们就不会放弃。了解到患者平素喜欢吃羊肉串，2天前去外地吃了‘野味’，会不会是特殊细菌感染？急忙送了检查，结果证实为布氏杆菌病。随后制定了周密的治疗措施，3天后体温降至了正常，4天后神志转清，5天后脱离了呼吸机，1周时间后转入普通病房进行康复治疗。”说这话时，张玉想透着一种欣慰与自信，凭着自己的专业知识和抢救方法，将“可活可不活”的病人救活，这是张玉想最高兴的事情。
危情就是命令
“铃铃铃……”手机铃声响起，张玉想在睡梦中被惊醒，此时，时钟的指针刚刚滑向凌晨四点。是急救！她以最快的速度穿好衣服，出门奔向医院。
这样的场景好似在拍电视剧，但却是张玉想生活中出现的“常态”，每个月都要碰到好几次，不管是隆冬还是盛夏，即使是雨雪交加，也会随叫随到。“就是一个‘急’字，感觉像在与时间赛跑一样，当你感受到死神的脚步在一步步逼近患者，你还能慢的下来吗？”张玉想深有感触地说。2010年北京下了场罕见的大雪，恰巧在这一天，张玉想又在半夜接到了紧急电话。而总参医院是依山而建，此刻地面上已结了厚厚的冰，待张玉想一路连跑带摔地赶到医院，膝盖都磕破了。“有人说医生见惯了紧急情况，遇到什么都不着急了。我不是，每次想到有病人生命垂危，还是希望能尽量帮助患者多争取一点救命的时间。因为对于病人来说，ICU意味着生命的希望。”
“是医生，也是军人。”这是张玉想对自己的职业定位，也正因此，她要求自己和科室的每个人都要达到“打得出、救得下、治得好”的专业水准。
2009年，张玉想被总参总医院人才引进特招入伍，这位留学日本的重症医学科博士在当年全院总后特招人才中答辩获得第一名。近些年，ICU在朝阳学科位置举足轻重，评价一个现代化医院的水平，很大程度上是看其ICU的水平。从2003年博士毕业至今，张玉想经历了ICU飞速发展的阶段，对这份职业也更加敬畏与热爱。在总参总医院，ICU病房得到了院长和政委的高度重视，原来仅有8张床的病区，近期进行了扩容，在干部保健疗养楼的新病区增加了20张床，环境设施一流，全部为单间和双人间，“医护人员正在陆续补充，未来我们可以接受更多周边医院的危重病人”。
繁忙的工作之余，张玉想和同事们经常会参加作战演习，作为总参的医生，穿上迷彩服就能“上战场，打仗就要打胜仗”，因此，每一次的模拟战场训练中，ICU的医护人员都认真对待，积累经验。
生命是可贵的，对待生命的态度更加可贵。“急救现场就是战场，要时刻绷紧准备‘战斗’这根弦。”张玉想从事重症监护工作25年，她一直是这样坚守着无怨无悔。“每成功救治一位患者，能和家属共同分享胜利的喜悦，是人生中最幸福的时刻，这种成就感，是用任何金钱都买不到的。”张玉想坚定地说。
ICU唱响和谐
安静的空气中，只有仪器的滴答运转声和护士们的沙沙记录声，让人不自觉地就紧张起来。“这已经是我们ICU最好的时候了，要是赶上抢救，大家都得上，跑着各就各位，彼此一个眼神就能立刻心领神会。”张主任说。 ICU是为全院服务的，是体现一个医院综合实力的重要科室，这里集中了优秀的医生、护士，集中了高端的医疗设备，先进的医疗理念。ICU的工作是团队工作——team work，是床旁滴定式的工作，除了先进的治疗理念，什么呼吸机呀，床旁血滤机呀，就是“机器帮着人度过难关”。ICU医护更像一支乐队，只有每一个人奏出美妙的旋律，都精心地去调试，才能奏出最和谐的乐章旋律。所以，张玉想和全科的医护人员努力对每一位患者进行艺术般的救治，细致入微的治疗和护理，让他们感到亲人般的温暖，即“打造家一样的ICU”。
ICU 的患者，往往需要多科协作，“我们保命，他们治病”，张玉想在描述重症监护与其他科室工作的关系时如是说。
目前总参总医院的重症监护科共有10名医生，其中博士后2名，博士2名，研究生4人，护士38名。由于ICU对床护比、床医比有非常严格的要求，即1张床配2.5名护士，0.8名医生，因此张玉想并没有开放新病房区的所有床位，“还需要补充人”。但是，ICU的医护人员“技术要求高、工作量大、收入相对较低”都是不争的事实，“一些年轻人不愿意来”。
“在ICU，医生和护士都是超负荷劳动。尤其是护士更累，她们要用很多很多的时间获取第一手资料给医生，还要会使用各种最新仪器，技术含量比其他科护士高得多，承受的压力也相当大。”张玉想说，一些病人到了ICU，由于病痛或者恐惧害怕，会胡言乱语甚至动手打医生和护士。前些天，一位著名导演的父亲，在ICU接受治疗后生命特征稳定，但产生了所谓的“ICU综合征”，脾气暴躁、不停谩骂，极不配合治疗。张玉想得知这一情况后，放弃周日休息及时赶到病房，耐心地讲解、安慰，帮助患者度过心理适应期，争取了治疗时间。作为科室主任，她还要经常安慰和鼓励年轻的医生和护士们，“能在ICU经受住锻炼的医生护士，都是最棒的。”
平时，ICU急救部的工作每次都像赶场救火，张玉想的大部分时间被抢救、会诊占据，有时甚至忙得晕头转向，充电学习、处理个人事务的时间都是挤出来的。但科室的培训她从不放松，每周三交班后是重症医学科固定的讲课培训时间，高年资医生带低年资医生，高年资护士带低年资护士，从责任和技能方面进行一对一的传帮带交流。“在ICU，高度的责任感非常重要，有时候要一刻不停地盯着病人才行，稍微疏忽人就没了。”
对于当前出现的个别“杀医案”和医患矛盾，张玉想坦言，其实绝大多数医生是尽职尽责的，希望有更多的渠道加强正面宣传，增强医生和患者之间的沟通。比如很多医生为了抢救病人不能按时吃饭、不能到点下班，“这都是最正常的，没有哪个医生会说我要下班了，不给治了。”
回想起在日本医院服务的经历，张玉想介绍说：“日本的患者对医生绝对的信任，将家人托付给医生不会多问，医生也尽职尽责地治疗。一旦发生医疗纠纷，医院会有专门的部门去协商和处理，医生无需花太多的时间考虑这些。而中国的医生，则要将一部分精力用于和家属的见面、解释和沟通上，看病是一方面，沟通能力也要很强。”比如在ICU，由于家属不能陪床，张玉想要求主治医生尽可能地在探视时间，为患者家属在床旁讲解每种指标的数字意义，既让家属放心，又可以看到治疗的成果和医生的认真态度。可能的情况下，还尽量安排家属进入探望，给患者以心理安慰，“希望通过我们的态度和努力，改善医患关系，做到以诚换诚。”张玉想说。
工作之余，张玉想是个精致的女人，淡雅的妆容、合体的穿戴、亲和的笑容……但她同时承认，自己对家庭付出的太少，“手机24小时不关机，没有8小时工作制，周末查房。”即便这样，张玉想仍然热爱自己的职业，热爱急救事业。作为一名称职的大夫，“这种热爱，源于生命的托付。”
责任编辑 吴军涛
换上鞋套，穿上防护菌服，记者随重症医学科主任张玉想走进了“一手推开死亡，一手挽起希望”的科室。“该活的不要死，可活可不活的一定要活”，这是张玉想和其科室的全体医护人员奋力工作的目标。
该活的不要死
ICU是啥地方，太平间的前一站！
这里不同于其他科室，病房区没有病人互相聊天，没有家属送饭，没有护士说笑，也没有外聘护工，有的只是呼吸机、床旁血滤机、心肺复苏仪、监护仪、检测仪和各种长长短短的管子……情况不稳定的病人床头，全天候坐着一名护士24小时不间断记录仪器上的数字变化。每名护士都身兼治疗、监测、护理、日常照料多项职责。
“这个小姑娘15岁，肺部急性感染，经过我们两天的抢救，目前情况已经稳定。”
“这个男孩19岁，东北的，辗转多家医院按结核性脑膜炎、病毒性脑膜炎诊治均不见效，病情逐渐加重，来的时候已经陷于昏迷、呼吸衰竭。经过我们多方抢救，明天就可以转入普通病房了。”
在重症监护室病房区，每个病人的情况张玉想都了如指掌。
“我们科的治疗理念和其他科不一样，仪器设备也不一样，这也是为什么有些科觉得没希望的病人，送到我们这能救活的原因。”张玉想说，面对多器官衰竭等危险病情，ICU医师要一点一滴地修复调理，任何诊断思路的偏差、病情变化监测的不及时以及干预措施的不恰当，都将让病人失去整个世界。
“抢救垂危的患者，来不及想得太多，有一个理念就是先救命，后治病。其他科室都是先诊断病情，确定后进行治疗，我们科则是先保住命，再判断病因，送到相应科室。”张玉想介绍说。
或许在外界看来，对ICU有着这样那样的猜想，甚至是恐惧，认为“进去就是受罪”，“到了里面就离死不远”了，却很少有人知道，ICU的救治成功率非常高，以总参医院为例，重症医学科的救治率高达70%—80%。也就是说，10个送到这里的危重病人，有7、8个能活着出去，并且这其中有很多患者可以康复出院，没有留下任何后遗症。
上面提到的19岁男孩，发病时突发高热39.5℃，头痛，伴恶心、呕吐，辗转多家医院按结核性脑膜炎，病毒性脑膜炎治疗，均不见效，病情逐渐加重，已出现了昏迷、呼吸衰竭，家属慕名将其送到总参总医院。
面对这样一个危重的病人，张玉想第一反应是迅速进行气管插管，上呼吸机。“要等患者相对稳定后，仔细询问病史，然后阅读外院厚厚的化验单，以及全部的影像学资料，包括肺部CT，头颅核磁，不能放过一点蛛丝马迹，寻找病人突发患病的原因以及拯救孩子的措施。”张玉想说，“只要有一线希望，医生们就不会放弃。了解到患者平素喜欢吃羊肉串，2天前去外地吃了‘野味’，会不会是特殊细菌感染？急忙送了检查，结果证实为布氏杆菌病。随后制定了周密的治疗措施，3天后体温降至了正常，4天后神志转清，5天后脱离了呼吸机，1周时间后转入普通病房进行康复治疗。”说这话时，张玉想透着一种欣慰与自信，凭着自己的专业知识和抢救方法，将“可活可不活”的病人救活，这是张玉想最高兴的事情。
危情就是命令
“铃铃铃……”手机铃声响起，张玉想在睡梦中被惊醒，此时，时钟的指针刚刚滑向凌晨四点。是急救！她以最快的速度穿好衣服，出门奔向医院。
这样的场景好似在拍电视剧，但却是张玉想生活中出现的“常态”，每个月都要碰到好几次，不管是隆冬还是盛夏，即使是雨雪交加，也会随叫随到。“就是一个‘急’字，感觉像在与时间赛跑一样，当你感受到死神的脚步在一步步逼近患者，你还能慢的下来吗？”张玉想深有感触地说。2010年北京下了场罕见的大雪，恰巧在这一天，张玉想又在半夜接到了紧急电话。而总参医院是依山而建，此刻地面上已结了厚厚的冰，待张玉想一路连跑带摔地赶到医院，膝盖都磕破了。“有人说医生见惯了紧急情况，遇到什么都不着急了。我不是，每次想到有病人生命垂危，还是希望能尽量帮助患者多争取一点救命的时间。因为对于病人来说，ICU意味着生命的希望。”
“是医生，也是军人。”这是张玉想对自己的职业定位，也正因此，她要求自己和科室的每个人都要达到“打得出、救得下、治得好”的专业水准。
2009年，张玉想被总参总医院人才引进特招入伍，这位留学日本的重症医学科博士在当年全院总后特招人才中答辩获得第一名。近些年，ICU在朝阳学科位置举足轻重，评价一个现代化医院的水平，很大程度上是看其ICU的水平。从2003年博士毕业至今，张玉想经历了ICU飞速发展的阶段，对这份职业也更加敬畏与热爱。在总参总医院，ICU病房得到了院长和政委的高度重视，原来仅有8张床的病区，近期进行了扩容，在干部保健疗养楼的新病区增加了20张床，环境设施一流，全部为单间和双人间，“医护人员正在陆续补充，未来我们可以接受更多周边医院的危重病人”。
繁忙的工作之余，张玉想和同事们经常会参加作战演习，作为总参的医生，穿上迷彩服就能“上战场，打仗就要打胜仗”，因此，每一次的模拟战场训练中，ICU的医护人员都认真对待，积累经验。
生命是可贵的，对待生命的态度更加可贵。“急救现场就是战场，要时刻绷紧准备‘战斗’这根弦。”张玉想从事重症监护工作25年，她一直是这样坚守着无怨无悔。“每成功救治一位患者，能和家属共同分享胜利的喜悦，是人生中最幸福的时刻，这种成就感，是用任何金钱都买不到的。”张玉想坚定地说。
ICU唱响和谐
安静的空气中，只有仪器的滴答运转声和护士们的沙沙记录声，让人不自觉地就紧张起来。“这已经是我们ICU最好的时候了，要是赶上抢救，大家都得上，跑着各就各位，彼此一个眼神就能立刻心领神会。”张主任说。 ICU是为全院服务的，是体现一个医院综合实力的重要科室，这里集中了优秀的医生、护士，集中了高端的医疗设备，先进的医疗理念。ICU的工作是团队工作——team work，是床旁滴定式的工作，除了先进的治疗理念，什么呼吸机呀，床旁血滤机呀，就是“机器帮着人度过难关”。ICU医护更像一支乐队，只有每一个人奏出美妙的旋律，都精心地去调试，才能奏出最和谐的乐章旋律。所以，张玉想和全科的医护人员努力对每一位患者进行艺术般的救治，细致入微的治疗和护理，让他们感到亲人般的温暖，即“打造家一样的ICU”。
ICU 的患者，往往需要多科协作，“我们保命，他们治病”，张玉想在描述重症监护与其他科室工作的关系时如是说。
目前总参总医院的重症监护科共有10名医生，其中博士后2名，博士2名，研究生4人，护士38名。由于ICU对床护比、床医比有非常严格的要求，即1张床配2.5名护士，0.8名医生，因此张玉想并没有开放新病房区的所有床位，“还需要补充人”。但是，ICU的医护人员“技术要求高、工作量大、收入相对较低”都是不争的事实，“一些年轻人不愿意来”。
“在ICU，医生和护士都是超负荷劳动。尤其是护士更累，她们要用很多很多的时间获取第一手资料给医生，还要会使用各种最新仪器，技术含量比其他科护士高得多，承受的压力也相当大。”张玉想说，一些病人到了ICU，由于病痛或者恐惧害怕，会胡言乱语甚至动手打医生和护士。前些天，一位著名导演的父亲，在ICU接受治疗后生命特征稳定，但产生了所谓的“ICU综合征”，脾气暴躁、不停谩骂，极不配合治疗。张玉想得知这一情况后，放弃周日休息及时赶到病房，耐心地讲解、安慰，帮助患者度过心理适应期，争取了治疗时间。作为科室主任，她还要经常安慰和鼓励年轻的医生和护士们，“能在ICU经受住锻炼的医生护士，都是最棒的。”
平时，ICU急救部的工作每次都像赶场救火，张玉想的大部分时间被抢救、会诊占据，有时甚至忙得晕头转向，充电学习、处理个人事务的时间都是挤出来的。但科室的培训她从不放松，每周三交班后是重症医学科固定的讲课培训时间，高年资医生带低年资医生，高年资护士带低年资护士，从责任和技能方面进行一对一的传帮带交流。“在ICU，高度的责任感非常重要，有时候要一刻不停地盯着病人才行，稍微疏忽人就没了。”
对于当前出现的个别“杀医案”和医患矛盾，张玉想坦言，其实绝大多数医生是尽职尽责的，希望有更多的渠道加强正面宣传，增强医生和患者之间的沟通。比如很多医生为了抢救病人不能按时吃饭、不能到点下班，“这都是最正常的，没有哪个医生会说我要下班了，不给治了。”
回想起在日本医院服务的经历，张玉想介绍说：“日本的患者对医生绝对的信任，将家人托付给医生不会多问，医生也尽职尽责地治疗。一旦发生医疗纠纷，医院会有专门的部门去协商和处理，医生无需花太多的时间考虑这些。而中国的医生，则要将一部分精力用于和家属的见面、解释和沟通上，看病是一方面，沟通能力也要很强。”比如在ICU，由于家属不能陪床，张玉想要求主治医生尽可能地在探视时间，为患者家属在床旁讲解每种指标的数字意义，既让家属放心，又可以看到治疗的成果和医生的认真态度。可能的情况下，还尽量安排家属进入探望，给患者以心理安慰，“希望通过我们的态度和努力，改善医患关系，做到以诚换诚。”张玉想说。
工作之余，张玉想是个精致的女人，淡雅的妆容、合体的穿戴、亲和的笑容……但她同时承认，自己对家庭付出的太少，“手机24小时不关机，没有8小时工作制，周末查房。”即便这样，张玉想仍然热爱自己的职业，热爱急救事业。作为一名称职的大夫，“这种热爱，源于生命的托付。”
责任编辑 吴军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