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地域广阔，“八里不同俗，十里改规矩”，因此各地传统年货各有特色。
　　在《北平的年景》一文中，梁实秋深情回忆了儿时家中备办年货的场景：“这包括厨房里用的干货，拜神祭祖用的苹果干果等等，屋里供养的牡丹水仙，孩子们吃的粗细杂拌儿。蜜供是早就在白云观订制好了的，到时候用纸糊的大筐篓一碗一碗地装着送上门来。”先生一家，遵循了老北京的过年习俗。
　　陕西过大年家家要蒸包子和馍，陈忠实在《陕北的春节》中写道：“新年临近的三两天里，村子从早到晚都弥漫着一种诱人的馍的香味儿，自然是从这家那家刚刚揭开锅盖的蒸熟的包子和馍散发出来的。小孩子把白生生的包子拿到村巷里来吃，往往还要比一比谁家的包子白谁家的包子黑，无论包子黑一成或白一成，都是欢乐的。我在母亲揭开锅盖端出第一屉热气蒸腾的包子时，根本顾不上品评包子成色的黑白，抢了一个，烫得两手倒换着跑出灶房，站到院子里就狼吞虎咽起来。”
　　与陕北相隔甚远，且南北差异较大的福建，过年办年货的风俗又不一样，作家斯妤写家乡的过年：“在闽南老家，这一天是大忙特忙的日子。要擦桌擦床擦门洗地板，要蒸桌面那样大的白糖年糕、红糖年糕、咸味年糕，要炸成缸的炸枣，做整盆的五香肠。还要换上新浆洗的窗帘床单铺上雪白的台布。然后，要开始热气腾腾地忙围炉的年饭……夜幕降临时，大家便团团围坐在圆桌前。外婆开始祷告，舅舅们开始祝酒，小孩子们开始整段整段地往嘴里塞五香肠。”
　　过年做年糕可以说是南方的一大风俗了，丰子恺家在浙江桐乡，儿时家中的年糕品种丰富，有“两枕‘当家年糕’，约有三尺长”，还有“红糖年糕，白糖年糕”等，读来口舌生津。作家苏雪林是安徽黄山人，徽州年糕“糯粳米各半、水磨成粉，搓半干，揿入枣木制的模型中……糕饼制成后，入大蒸笼蒸熟摊冷，用新泉浸于大缸，新年里随意取若干枚，或炒或煮”。冰心童年在福州度过，过年时家中也做年糕，要“蒸上好几笼屉的红糖年糕”。除此之外，冰心的母亲还要“系起围裙、挽上袖子，往大坛子里装上大块大块的喷香的裹满红糟的精肉，还有用酱油、白糖和各种香料煮的卤肉”。
　　民俗专家冯骥才是天津人，对天津这片热土无比热爱和了解，因此，他被称为津味文化的代表人物。他的作品中也写出了天津人过年办年货的独特风俗，过年要为母亲备足8样年货。每逢春节，友人们便笑道：“大冯又忙年了。”过年的心理是年货要备得愈齐全愈好，以寓来年的丰足。备年货时母亲是重点。母亲住在弟弟家，所以多年来一直要为母亲备足8样年货一一送上。大致是玉丰泰的红绒头花、正兴德的花茶，还有津地吊钱、彰州水仙、宁波年糕、香烛供物、干鲜果品、生熟荤腥。
　　冯骥才为母亲备年货这样丰富，而且天南海北的年货都有，这一方面出于天津本地的过年风俗，另一方面也出于冯骥才对母亲的孝顺。因为母亲住在弟弟家，自己不能时常在母亲身边尽孝，不能为母亲端茶倒水，因此要备下这丰富的年货来表达自己不能时常在母亲身边陪伴的歉意。
　　有的人过年时虽然不能和家人团聚，但这年货还是要办的。建国后，曹聚仁独居香港，但春节前总不忘给国内的原配夫人王春翠寄去年货。“附函中的领取单，你去拿来过年吧！糟米五公斤，豆二公斤，白糖二公斤，会赶得上除夕吧！”“把这些优待券留给你们过年，上海的布和米，都不成问题的……”透过纸背，依然能感受先生对结发妻子的不了情。
　　还有一些作家对办年货不上心的，比如鲁迅。先生一向对过年没多大兴趣，曾撰文表达对家乡人办年货的不解：“我将来很想查一查，究竟绍兴遇着过多少回饥馑，竟这样地吓怕了居民，仿佛明天便要到世界末日似的，专喜欢储藏干物品。”相比之下，先生更注重“精神年货”，每逢过年都要上书市逛逛，买一大堆书报回家。如1913年春节期间，就曾四上书市购书60册。
　　相较众人家中年货之丰足，1942年，陈寅恪一家在香港的春节过得甚是窘迫。因拒绝日本人的“嗟来之食”，是年除夕，举家分食一个鸭蛋、每人喝了一碗稀饭，当然也谈不上办年货了。先生之气节，让人肃然。
　　〔本刊责任编辑 唐 犁〕
　　〔原载《做人与处世》
　　2020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