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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第一次做农夫市集到今天，那些曾经纯朴的东西，终究还是变了样，充满商业和利益的气息
北京市通州区西集镇马坊村，位于北京西陲，前往马坊村的车子经过了通州大运河森林公园，马路两边的风景就开始有了从城区到乡村的演变之态。村落零零散散倒是不少，但已然不是昔日传统乡村的面貌，乡野之间的土地上，不是被各式各样的大型企业充分利用，就是被五花八门的临街旺铺填充。
公交车在一个叫曹坉的村口停了几分钟，路旁一个即将筹建的小型超市门口招牌上，赫然写着“有机蔬菜”四个大字。记者要去的西集镇马坊村，就听说是一个挺有名的有机种植基地。
从雇佣到合作
马坊村那位有机种植户名叫朗叔，在朗叔家50亩种植土地和100亩养殖土地上劳作的人，除了朗叔一家，就是一批“看起来不会种地”的年轻人。
2012年，这批年轻人的带头人，一个叫石嫣的女孩带着朋友们和自己凑的30万元，来到马坊村找到朗叔，说是看上了朗叔家的脱毒土地，要和他合作，还拍胸脯保证这项合作一定让朗叔受益。
他们的条件很简单，就是让朗叔按照他们的要求种植蔬菜和养殖家畜，他们则负责发展会员、接受订单、管理配送。
朗叔读完大学的儿子始终没有找到合适工作，听完石嫣介绍，朗叔就抱着试试看的态度答应了，一方面考虑到收入可能会增加，另一方面就是算给儿子找了份工作。
就这样，在朗叔的农家四合小院里，“分享收获”农场诞生了。
成为“分享收获”掌柜的之前，石嫣是以“小毛驴”市民农园的园长身份进入人们视野的。之所以受到关注，是因为在食品安全危机频发的当下，她作为国内第一位公费去美国基层农场实习的学生，带回国一种新型经营农业的模式——社区支持农业（CSA）。
简单来说，就是她在北京凤凰岭下开辟出土地，雇佣当地农民进行生态耕种。消费者可以自己租地种，也可以预付款，农场定期配送。与平常“根本不知道自己买到的菜是从哪里来”的消费者不同，石嫣的客户们可以随时到她的农场参观视察，也可以跟踪任何一款产品从最初的种植到最后收获和配送的生产流程，农场这边也会详细汇报种植的情况，完全做到了农业生产过程中的透明公开。
三年的时间，“小毛驴”收获了“不用化肥、农药种出的粮食和蔬菜”和“城里人愿意以预付款方式支持和购买健康菜”的信心，但同时也暴露出一系列问题。最主要问题是作为生产者的农民在经济上没有受益，雇佣的身份使得他们工资不高，没有充分发挥其生产积极性。
石嫣意识到，“小毛驴”之所以受欢迎，真正原因在于消费者对健康安全蔬菜瓜果的旺盛需求，但CSA模式的实质——保证农民的利益，并没有真正做到。
大学期间，石嫣做“有关食品安全的社会运动”的研究时，她发现，消费者寻求安全食物的各种自救措施，只是权宜之计，而解决食品安全的根本还是在于生产者，在农民身上，如果农民不能从农业中受益，影响的是农业生产，最终影响消费者。
所以，石嫣的“分享收获”采取了更能保证农民利益的方式：“分享收获”支付朗叔家土地租金、CSA成员的招募和沟通、蔬菜的配送、农户生态种植的指导和培训，包括外出学习、交流等，朗叔则以自主生产方式按石嫣团队要求种养。朗叔会提前收到一年的预付款，使其生产劳动无后顾之忧，工资按菜款分成，通常将所卖菜价的一半左右交给农民。合作5年后，朗叔便会成为“分享收获”的“谷东”，即加入“分享收获”，获得团队的分红。
合作一年下来，朗叔倒很是满足现在的工作状态，他开始有每天记日记写计划的习惯，对每一份自己生产出来的产品充满了感情，在他的床头，还放着石嫣去年出版的那本《我在美国当农民》的书。
农民挣钱了，“分享收获”团队成员的工资待遇就很难再高。用一个工作人员的话来说，只能是自给自足。发展会员份额的多少决定“分享收获”所有人的收益，目前“分享收获”在北京市大约有400户左右，而配送过程中的成本本来就很高。“如果小区会员发挥起来，相对就能减少配送成本，这样钱就赚回来了。现在我们是不赚钱的。”他说。
因观念而聚集在一起的人
不赚钱为什么还在做这件事情？这里的年轻人几乎每个人都会遇到这些疑问，每个人为自己找的理由也大致类似，比如说“因为兴趣”、“因为喜欢农业”、“喜欢这里的氛围”等等。
武汉理工大学社会学专业的小温大学毕业后，先在上海工作了两年，做的是服装销售的工作，直到在网上看到了石嫣的事情，才觉得终于找到了自己真正喜爱的工作。他目前负责“分享收获”的宣传工作，“但其实大家也没有明确的分工，只要是自己能做的，都去做。”小温说。
中国农业大学葡萄酒酿造专业毕业的方世，从事登山教练三年，酷爱攀岩及一切户外活动，近期正在“分享收获”实习，他跟石嫣说，来到基地睡觉特别香，从不起夜。
和这两个人差不多，团队里的年轻人都来自不同的地方，学的也都不是农业专业，之所以来到这里，只因为热爱农业、希望推动生态农业与可持续生活，在工作当中，每一个人也都面临过不同的难题。可以这么说，这个团队的所有人，仅靠理想来维系。
所以，这就意味着这个团队的脆弱和不稳定。很多人来到这里，纯粹是因为兴趣使然，当他失去兴趣，就只能离开。石嫣告诉记者，有很多人来找她聊有机食品的种植，但只有很少一部分人留下来做了志愿者。
除了自己工作酬劳投入、动员朋友捐助，为了维系基地工作的运转，石嫣团队也承接各种展览、讲座及活动的策划工作，但她们也很清楚，这终究不是一个可持续的长久方法。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温铁军对记者表示，这种模式摆脱不掉从实利出发的考虑。因为如果没有实利，就得不到他人的认同；而这种实利主义，恰恰又与在这里工作的知识分子的理想发生冲突。
“先锋的”市场 ，“昂贵的”价格
5月小满，是“分享收获”“无农药、无化肥、风吹雨打都不怕”的露天草莓成熟的时候，为尝到“原生态的味道”，会员们已经开始通过网络、电话报名排队等候配送，但为了让不是会员的其他感兴趣的朋友也能品尝到美味，“分享收获”在微博上为大家指明去处——周六日到北京有机农夫市集取。 北京有机农夫市集这个诞生近3年的松散组织，从成立之初到现在，一直维持着从生产者到消费者直接对接的人际链条。市集的作用等于是在像石嫣一样从事有机农业的农户与消费者之间搭建一座桥梁，既能够帮助消费者找到安全、放心的产品，也帮助农户们拓宽了市场渠道，鼓励更多农户从事有机农业，从而减少化肥和农药带来的环境污染，维护食品安全。而能进入市集的农户，必须符合“认同有机理念、承诺不使用化肥、独立中小规模”。
北京顺义农户陈艳红是目前有机农夫市集上唯一的本土农户，她房前屋后的地拿来种菜，半个院子用来养鸡，鸡粪堆在地头上等着沤肥。菜地里有虫子，就会用土办法驱虫，用烟叶的梗泡在水里，再把泡过的水洒在菜上。别人家都打化肥农药，她却坚决不打，倒不是因为“有机”概念，而是主要是自产自吃。后来在外甥的推荐下参加了有机农夫市集，市集组织者常天乐和同伴们去陈艳红的菜地里好几回，说是实地检查。认为合格之后，陈艳红便开始了在市集上的销售。
在这里销售一段时间后，陈艳红明显感觉到收入比之前增多了不少。倒不是因为买她菜的顾客有多少，而是因为蔬菜的价格上调到一个她比较满意的程度。记者从陈艳红提供的一份蔬菜价格表中看到，她家的大白菜7元一斤，鹅蛋15元一个，小萝卜6元一捆，鸡蛋25元一斤。这些蔬菜看起来粗糙笨重，叶子上还有虫眼，却能卖出这么个价钱来，她自己最开始也很难相信。
陈艳红说，算起来，她的菜价还是这个市集上比较便宜的了。记者证实，有的摊位甚至把蔬菜卖到25元一斤！最让记者觉得“高不可攀”的是天福园的樱桃，100元一盒，却还能在半个小时内卖光。
说起市集价格之高的问题，市集组织者常天乐也很无奈。她之前一段时间曾经对市集产品价格进行干预过，在去年一个农场要将草莓卖到40元一斤的时候，但后来有朋友告诉她，去农庄采摘现在都50元一斤了。常天乐就放弃了这个做法，让消费者和市场去选择。
石嫣对有机食品的受众曾经做过调查，买她菜的人大部分年纪在30岁以上，九成的学历在大学本科以上，平均家庭月收入约为2万元。可以看出，购买这些有机蔬菜的人，属于中上等收入群体。这也就决定了，有机市场仍然是小众的，普通人很难长期享受有机食品。
她在微博上感叹：“今天有人说，在有机农业蒸蒸日上的今天，突然明白，那些20块钱一块的豆腐和150块一只所谓溜达鸡都是给高端人士享用的。从第一次做农夫市集到今天，那些曾经纯朴的东西，终究还是变了样，充满商业和利益的气息。”
信任问题是“达摩克利斯之剑”
曾经在一家媒体工作的晓云生，从去年7月份开始，在北京有机农夫市集做全职志愿者，她目前负责市集的媒体宣传工作。晓云生告诉《方圆》记者，不是所有来逛集的人都相信集市里的产品，很多人也会提出质疑。
“你凭什么叫有机？你达到有机认证标准了吗？就算你的土壤达到标准，空气和水能达到标准吗？北上广深不可能有有机，你想想这些地方都污染成什么样子了？比如牛肉，怎么保证牛吃的玉米是有机的？”来往的顾客曾这样发问。
比起在超市里辨认不知来历的有机标签，常天乐认为，让消费者认为她的市集商品的的确确是现实中的好东西更关键。 “如果你吃的东西来自一个你认识的农户，只要你愿意，你可以跑到他家里去看他的运作方式，也许他出示不了各种认证或许可，但他让你放心。在这个过程中，认证和许可几乎没有任何意义。”
晓云生告诉《方圆》记者：“有机在成为需要官方认证的名词之前，就已经存在很久很久了，而在国家还没有对有机有明确标准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叫‘有机农夫市集’了。”
很多人以为有机就是标准，需要拿着技术认证去对比，但常天乐和她的同伴们却认为，有机是一个理念。她还记得去美国做考察时，遇见美国著名的食品专栏作家迈克尔·波伦，他说，在中国有机这个词已经被污名化了，就像在美国健康这个词被污名化了一样，干嘛还用这个名字呢？
但与其眼睁睁看着有机跟造假、特供等字眼相关联，还不如抢夺有机话语权，常天乐坚持不给市集改名字，“任由一个东西污名化还不如告诉大家真正的有机应该是什么”。
“我们会跟消费者强调，我们这不叫有机产品，我们是按照有机方式生产出来的产品。一定要纠正大众对‘有机’两个字的认识。”晓云生告诉《方圆》记者：“首先，有机不是因为食品安全而出现的，有机农业最开始被发起，是对工业化生产导致的环境破坏的扭转，它的核心目标是环保，而不是食品安全。”
“有人会问我们，有机的就是安全的吗？我们会这样回答他：应该说，符合标准的工业化生产和符合标准的有机生产在最后的食物链上都是安全的。但是，工业化生产的不安全表现在对土壤、水源的破坏等等。而有机生产保护的就是土壤、空气和水源等等这些大的健康概念，而不仅仅是人健康了才算安全。”
晓云生告诉《方圆》记者，北京有机农夫市集这种透明公开化的信任模式在国外叫PGS，参与式保障体系。“我们的模式是，先和农户们熟悉，了解他为何做有机农业。在对农户有初步感性认识后，市集派人去农场实地考察，进行‘理性技术考察’，了解农场整个有机种植、养殖的状况。而参与市集的消费者同时扮演监督角色，与此同时，市集的农户之间也会互相串门，维系这种完全透明化交流方式的，是消费者和生产者之间的彼此信任。”
石嫣也认为，目前的认证标准化约束了生态农业多样性的内涵，且因为认证乱象问题，消费者对认证标码大多持怀疑态度。她的CSA模式选择的也是类似参与式保障体系的方式。但她同时也指出，中国现在还没有形成系统的参与式保障体系，“只可以说目前大家采取的方式，是一种参与式萌芽”，无论是有机农夫市集还是她的CSA模式，现在更多的是处于基础性的相互信任阶段，还没有一套规范。
就算了解到了这些知识，要满足所有消费者的要求，还是很难的。长期以来，消费者和生产者之间的鸿沟需要更多的时间去弥补。有一次，一个消费者买了本来就掉色的红菇回家，泡水后认为是染了色，市集工作人员无论怎样跟他解释他都不理会。可见，“不愿意去信任”是这个市集最怕出现的情况。就像头顶上始终悬挂着“达摩克利斯之剑”，让经营者小心又谨慎。 做不“大”的有机农业
近日，石嫣听说华中首家有机蔬菜基地被征用，创办者邴杰七年的心血付之东流，十分惋惜。
她知道，真正实践有机种植的人毕竟还是少数，有机蔬菜的种植要求很严格，强调生态系统的自我循环和可持续发展。特别是有机土壤需要保养及管理，以及肥力的保持，需要经过2-3年的转化期，这里付出的辛苦有时无法用现金去衡量。
记者在北京通州西集镇马坊村周围了解到，大部分农户知道石嫣“分享收获”这个团队，也隐约了解到一些关于有机生态农业种植的细节，但当记者问道，是否也会去加入到这个模式中来时，很多人最后都摇摇头。可以想见，当初石嫣找到郎叔下了多大的功夫。
以马坊村为例，村子里很多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也有一部分会种菜的农民将自己的土地租给大型的企业，然后作为雇佣农民为企业干活，自己家留一部分地，自己吃的不打药，但如果要拿出去卖的话，就施点肥，打些药，没几个人有耐心再在地里一起一蹲地去除草捉虫。这就是农民现实的选择。
选择做有机农业，必然要付出大量的劳动力，除了劳动力的成本高之外，还要承担受众人群小、生产风险大等因素，这些限定了CSA模式不可能成为未来农业的主流。
石嫣表示：“不仅是在现在，就算在未来CSA模式也不会成为所有农业的形态。但它的意义在于：在整个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过程之中，人们对于社会中存在的这些问题，有一些新的选择，或者说是价值观的改变。”
就像是代表一种多样化的意义。石嫣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讲到“小毛驴市民农园”的名字由来：当时的成员就完全借用机械生产还是蓄力耕作持不同的意见，就在大家辩论激烈的时候，温铁军说：“你们别争论了，我买一头毛驴！”后来，当农园停水停电，机械不能运作的时候，毛驴就派上了用场。有了这头毛驴，反而让大家理解了，毛驴本身是一种替代性质的工具，它可以在你机械遇到问题的时候，也能够保持持续地耕作。就像整个的农业体系，在这个体系之下，采用的农业模式越是多样化，体系便会越稳定。
晓云生也赞同石嫣的看法，并表示：“真正的有机，其实说的是一种生活理念，有机农夫市集则是一个小的核心，有一部分人赞同这个理念，就会通过实践来支持这个理念，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让有机生活的理念像‘涟漪’一样扩散出去，让更多人知道。”
“但是，如果有人想扩大规模做大有机，那他们的出发点本身就是错误的。在中国，农业不会是一个获得巨额利润的行业，因为我们欠土地的太多。”晓云生说。
北京市通州区西集镇马坊村，位于北京西陲，前往马坊村的车子经过了通州大运河森林公园，马路两边的风景就开始有了从城区到乡村的演变之态。村落零零散散倒是不少，但已然不是昔日传统乡村的面貌，乡野之间的土地上，不是被各式各样的大型企业充分利用，就是被五花八门的临街旺铺填充。
公交车在一个叫曹坉的村口停了几分钟，路旁一个即将筹建的小型超市门口招牌上，赫然写着“有机蔬菜”四个大字。记者要去的西集镇马坊村，就听说是一个挺有名的有机种植基地。
从雇佣到合作
马坊村那位有机种植户名叫朗叔，在朗叔家50亩种植土地和100亩养殖土地上劳作的人，除了朗叔一家，就是一批“看起来不会种地”的年轻人。
2012年，这批年轻人的带头人，一个叫石嫣的女孩带着朋友们和自己凑的30万元，来到马坊村找到朗叔，说是看上了朗叔家的脱毒土地，要和他合作，还拍胸脯保证这项合作一定让朗叔受益。
他们的条件很简单，就是让朗叔按照他们的要求种植蔬菜和养殖家畜，他们则负责发展会员、接受订单、管理配送。
朗叔读完大学的儿子始终没有找到合适工作，听完石嫣介绍，朗叔就抱着试试看的态度答应了，一方面考虑到收入可能会增加，另一方面就是算给儿子找了份工作。
就这样，在朗叔的农家四合小院里，“分享收获”农场诞生了。
成为“分享收获”掌柜的之前，石嫣是以“小毛驴”市民农园的园长身份进入人们视野的。之所以受到关注，是因为在食品安全危机频发的当下，她作为国内第一位公费去美国基层农场实习的学生，带回国一种新型经营农业的模式——社区支持农业（CSA）。
简单来说，就是她在北京凤凰岭下开辟出土地，雇佣当地农民进行生态耕种。消费者可以自己租地种，也可以预付款，农场定期配送。与平常“根本不知道自己买到的菜是从哪里来”的消费者不同，石嫣的客户们可以随时到她的农场参观视察，也可以跟踪任何一款产品从最初的种植到最后收获和配送的生产流程，农场这边也会详细汇报种植的情况，完全做到了农业生产过程中的透明公开。
三年的时间，“小毛驴”收获了“不用化肥、农药种出的粮食和蔬菜”和“城里人愿意以预付款方式支持和购买健康菜”的信心，但同时也暴露出一系列问题。最主要问题是作为生产者的农民在经济上没有受益，雇佣的身份使得他们工资不高，没有充分发挥其生产积极性。
石嫣意识到，“小毛驴”之所以受欢迎，真正原因在于消费者对健康安全蔬菜瓜果的旺盛需求，但CSA模式的实质——保证农民的利益，并没有真正做到。
大学期间，石嫣做“有关食品安全的社会运动”的研究时，她发现，消费者寻求安全食物的各种自救措施，只是权宜之计，而解决食品安全的根本还是在于生产者，在农民身上，如果农民不能从农业中受益，影响的是农业生产，最终影响消费者。
所以，石嫣的“分享收获”采取了更能保证农民利益的方式：“分享收获”支付朗叔家土地租金、CSA成员的招募和沟通、蔬菜的配送、农户生态种植的指导和培训，包括外出学习、交流等，朗叔则以自主生产方式按石嫣团队要求种养。朗叔会提前收到一年的预付款，使其生产劳动无后顾之忧，工资按菜款分成，通常将所卖菜价的一半左右交给农民。合作5年后，朗叔便会成为“分享收获”的“谷东”，即加入“分享收获”，获得团队的分红。
合作一年下来，朗叔倒很是满足现在的工作状态，他开始有每天记日记写计划的习惯，对每一份自己生产出来的产品充满了感情，在他的床头，还放着石嫣去年出版的那本《我在美国当农民》的书。
农民挣钱了，“分享收获”团队成员的工资待遇就很难再高。用一个工作人员的话来说，只能是自给自足。发展会员份额的多少决定“分享收获”所有人的收益，目前“分享收获”在北京市大约有400户左右，而配送过程中的成本本来就很高。“如果小区会员发挥起来，相对就能减少配送成本，这样钱就赚回来了。现在我们是不赚钱的。”他说。
因观念而聚集在一起的人
不赚钱为什么还在做这件事情？这里的年轻人几乎每个人都会遇到这些疑问，每个人为自己找的理由也大致类似，比如说“因为兴趣”、“因为喜欢农业”、“喜欢这里的氛围”等等。
武汉理工大学社会学专业的小温大学毕业后，先在上海工作了两年，做的是服装销售的工作，直到在网上看到了石嫣的事情，才觉得终于找到了自己真正喜爱的工作。他目前负责“分享收获”的宣传工作，“但其实大家也没有明确的分工，只要是自己能做的，都去做。”小温说。
中国农业大学葡萄酒酿造专业毕业的方世，从事登山教练三年，酷爱攀岩及一切户外活动，近期正在“分享收获”实习，他跟石嫣说，来到基地睡觉特别香，从不起夜。
和这两个人差不多，团队里的年轻人都来自不同的地方，学的也都不是农业专业，之所以来到这里，只因为热爱农业、希望推动生态农业与可持续生活，在工作当中，每一个人也都面临过不同的难题。可以这么说，这个团队的所有人，仅靠理想来维系。
所以，这就意味着这个团队的脆弱和不稳定。很多人来到这里，纯粹是因为兴趣使然，当他失去兴趣，就只能离开。石嫣告诉记者，有很多人来找她聊有机食品的种植，但只有很少一部分人留下来做了志愿者。
除了自己工作酬劳投入、动员朋友捐助，为了维系基地工作的运转，石嫣团队也承接各种展览、讲座及活动的策划工作，但她们也很清楚，这终究不是一个可持续的长久方法。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温铁军对记者表示，这种模式摆脱不掉从实利出发的考虑。因为如果没有实利，就得不到他人的认同；而这种实利主义，恰恰又与在这里工作的知识分子的理想发生冲突。
“先锋的”市场 ，“昂贵的”价格
5月小满，是“分享收获”“无农药、无化肥、风吹雨打都不怕”的露天草莓成熟的时候，为尝到“原生态的味道”，会员们已经开始通过网络、电话报名排队等候配送，但为了让不是会员的其他感兴趣的朋友也能品尝到美味，“分享收获”在微博上为大家指明去处——周六日到北京有机农夫市集取。 北京有机农夫市集这个诞生近3年的松散组织，从成立之初到现在，一直维持着从生产者到消费者直接对接的人际链条。市集的作用等于是在像石嫣一样从事有机农业的农户与消费者之间搭建一座桥梁，既能够帮助消费者找到安全、放心的产品，也帮助农户们拓宽了市场渠道，鼓励更多农户从事有机农业，从而减少化肥和农药带来的环境污染，维护食品安全。而能进入市集的农户，必须符合“认同有机理念、承诺不使用化肥、独立中小规模”。
北京顺义农户陈艳红是目前有机农夫市集上唯一的本土农户，她房前屋后的地拿来种菜，半个院子用来养鸡，鸡粪堆在地头上等着沤肥。菜地里有虫子，就会用土办法驱虫，用烟叶的梗泡在水里，再把泡过的水洒在菜上。别人家都打化肥农药，她却坚决不打，倒不是因为“有机”概念，而是主要是自产自吃。后来在外甥的推荐下参加了有机农夫市集，市集组织者常天乐和同伴们去陈艳红的菜地里好几回，说是实地检查。认为合格之后，陈艳红便开始了在市集上的销售。
在这里销售一段时间后，陈艳红明显感觉到收入比之前增多了不少。倒不是因为买她菜的顾客有多少，而是因为蔬菜的价格上调到一个她比较满意的程度。记者从陈艳红提供的一份蔬菜价格表中看到，她家的大白菜7元一斤，鹅蛋15元一个，小萝卜6元一捆，鸡蛋25元一斤。这些蔬菜看起来粗糙笨重，叶子上还有虫眼，却能卖出这么个价钱来，她自己最开始也很难相信。
陈艳红说，算起来，她的菜价还是这个市集上比较便宜的了。记者证实，有的摊位甚至把蔬菜卖到25元一斤！最让记者觉得“高不可攀”的是天福园的樱桃，100元一盒，却还能在半个小时内卖光。
说起市集价格之高的问题，市集组织者常天乐也很无奈。她之前一段时间曾经对市集产品价格进行干预过，在去年一个农场要将草莓卖到40元一斤的时候，但后来有朋友告诉她，去农庄采摘现在都50元一斤了。常天乐就放弃了这个做法，让消费者和市场去选择。
石嫣对有机食品的受众曾经做过调查，买她菜的人大部分年纪在30岁以上，九成的学历在大学本科以上，平均家庭月收入约为2万元。可以看出，购买这些有机蔬菜的人，属于中上等收入群体。这也就决定了，有机市场仍然是小众的，普通人很难长期享受有机食品。
她在微博上感叹：“今天有人说，在有机农业蒸蒸日上的今天，突然明白，那些20块钱一块的豆腐和150块一只所谓溜达鸡都是给高端人士享用的。从第一次做农夫市集到今天，那些曾经纯朴的东西，终究还是变了样，充满商业和利益的气息。”
信任问题是“达摩克利斯之剑”
曾经在一家媒体工作的晓云生，从去年7月份开始，在北京有机农夫市集做全职志愿者，她目前负责市集的媒体宣传工作。晓云生告诉《方圆》记者，不是所有来逛集的人都相信集市里的产品，很多人也会提出质疑。
“你凭什么叫有机？你达到有机认证标准了吗？就算你的土壤达到标准，空气和水能达到标准吗？北上广深不可能有有机，你想想这些地方都污染成什么样子了？比如牛肉，怎么保证牛吃的玉米是有机的？”来往的顾客曾这样发问。
比起在超市里辨认不知来历的有机标签，常天乐认为，让消费者认为她的市集商品的的确确是现实中的好东西更关键。 “如果你吃的东西来自一个你认识的农户，只要你愿意，你可以跑到他家里去看他的运作方式，也许他出示不了各种认证或许可，但他让你放心。在这个过程中，认证和许可几乎没有任何意义。”
晓云生告诉《方圆》记者：“有机在成为需要官方认证的名词之前，就已经存在很久很久了，而在国家还没有对有机有明确标准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叫‘有机农夫市集’了。”
很多人以为有机就是标准，需要拿着技术认证去对比，但常天乐和她的同伴们却认为，有机是一个理念。她还记得去美国做考察时，遇见美国著名的食品专栏作家迈克尔·波伦，他说，在中国有机这个词已经被污名化了，就像在美国健康这个词被污名化了一样，干嘛还用这个名字呢？
但与其眼睁睁看着有机跟造假、特供等字眼相关联，还不如抢夺有机话语权，常天乐坚持不给市集改名字，“任由一个东西污名化还不如告诉大家真正的有机应该是什么”。
“我们会跟消费者强调，我们这不叫有机产品，我们是按照有机方式生产出来的产品。一定要纠正大众对‘有机’两个字的认识。”晓云生告诉《方圆》记者：“首先，有机不是因为食品安全而出现的，有机农业最开始被发起，是对工业化生产导致的环境破坏的扭转，它的核心目标是环保，而不是食品安全。”
“有人会问我们，有机的就是安全的吗？我们会这样回答他：应该说，符合标准的工业化生产和符合标准的有机生产在最后的食物链上都是安全的。但是，工业化生产的不安全表现在对土壤、水源的破坏等等。而有机生产保护的就是土壤、空气和水源等等这些大的健康概念，而不仅仅是人健康了才算安全。”
晓云生告诉《方圆》记者，北京有机农夫市集这种透明公开化的信任模式在国外叫PGS，参与式保障体系。“我们的模式是，先和农户们熟悉，了解他为何做有机农业。在对农户有初步感性认识后，市集派人去农场实地考察，进行‘理性技术考察’，了解农场整个有机种植、养殖的状况。而参与市集的消费者同时扮演监督角色，与此同时，市集的农户之间也会互相串门，维系这种完全透明化交流方式的，是消费者和生产者之间的彼此信任。”
石嫣也认为，目前的认证标准化约束了生态农业多样性的内涵，且因为认证乱象问题，消费者对认证标码大多持怀疑态度。她的CSA模式选择的也是类似参与式保障体系的方式。但她同时也指出，中国现在还没有形成系统的参与式保障体系，“只可以说目前大家采取的方式，是一种参与式萌芽”，无论是有机农夫市集还是她的CSA模式，现在更多的是处于基础性的相互信任阶段，还没有一套规范。
就算了解到了这些知识，要满足所有消费者的要求，还是很难的。长期以来，消费者和生产者之间的鸿沟需要更多的时间去弥补。有一次，一个消费者买了本来就掉色的红菇回家，泡水后认为是染了色，市集工作人员无论怎样跟他解释他都不理会。可见，“不愿意去信任”是这个市集最怕出现的情况。就像头顶上始终悬挂着“达摩克利斯之剑”，让经营者小心又谨慎。 做不“大”的有机农业
近日，石嫣听说华中首家有机蔬菜基地被征用，创办者邴杰七年的心血付之东流，十分惋惜。
她知道，真正实践有机种植的人毕竟还是少数，有机蔬菜的种植要求很严格，强调生态系统的自我循环和可持续发展。特别是有机土壤需要保养及管理，以及肥力的保持，需要经过2-3年的转化期，这里付出的辛苦有时无法用现金去衡量。
记者在北京通州西集镇马坊村周围了解到，大部分农户知道石嫣“分享收获”这个团队，也隐约了解到一些关于有机生态农业种植的细节，但当记者问道，是否也会去加入到这个模式中来时，很多人最后都摇摇头。可以想见，当初石嫣找到郎叔下了多大的功夫。
以马坊村为例，村子里很多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也有一部分会种菜的农民将自己的土地租给大型的企业，然后作为雇佣农民为企业干活，自己家留一部分地，自己吃的不打药，但如果要拿出去卖的话，就施点肥，打些药，没几个人有耐心再在地里一起一蹲地去除草捉虫。这就是农民现实的选择。
选择做有机农业，必然要付出大量的劳动力，除了劳动力的成本高之外，还要承担受众人群小、生产风险大等因素，这些限定了CSA模式不可能成为未来农业的主流。
石嫣表示：“不仅是在现在，就算在未来CSA模式也不会成为所有农业的形态。但它的意义在于：在整个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过程之中，人们对于社会中存在的这些问题，有一些新的选择，或者说是价值观的改变。”
就像是代表一种多样化的意义。石嫣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讲到“小毛驴市民农园”的名字由来：当时的成员就完全借用机械生产还是蓄力耕作持不同的意见，就在大家辩论激烈的时候，温铁军说：“你们别争论了，我买一头毛驴！”后来，当农园停水停电，机械不能运作的时候，毛驴就派上了用场。有了这头毛驴，反而让大家理解了，毛驴本身是一种替代性质的工具，它可以在你机械遇到问题的时候，也能够保持持续地耕作。就像整个的农业体系，在这个体系之下，采用的农业模式越是多样化，体系便会越稳定。
晓云生也赞同石嫣的看法，并表示：“真正的有机，其实说的是一种生活理念，有机农夫市集则是一个小的核心，有一部分人赞同这个理念，就会通过实践来支持这个理念，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让有机生活的理念像‘涟漪’一样扩散出去，让更多人知道。”
“但是，如果有人想扩大规模做大有机，那他们的出发点本身就是错误的。在中国，农业不会是一个获得巨额利润的行业，因为我们欠土地的太多。”晓云生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