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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纬书 号卷庵，别署大别山人、高江急峡歌者、水火小室主人、放之等。1913年出生于河南省商城县。抗战爆发后，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任书记（秘书）。1941年回河南商城。先后担任商城育才中学教师，安徽省文献委员会编辑和省报编辑，中国国民政府中央国史馆协修。解放后，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南京史料处（后更名为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辑处负责人兼南京大学历史系客座教授。1959年在《美术》杂志发表《论文人画》。1970年1979年被下放到江苏高邮当农民。1989年迁居南京，2002年病逝于南京，有《卷庵诗文》《高江急侠诗抄》《熊纬书书画集》《论诗篇》《史乘篇》等留世。
熊纬书先生，一位杰出的20世纪中国画画家，他的不平凡经历和充满人文精神的写意山水最近终于逐渐露出水面，受到人们的关注和重视。他是中国现代史上不少被遮蔽了的智者和贤者中的一位。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这位曾在旧政权中谋职的正直知识分子，以欣喜的心情迎接了新中国的成立，并尽心尽责地为之效劳，但他还是在“文革”中被打入了另册，被剥夺了工作的权利，下放到偏僻的高邮农村以体力劳动谋生。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仍然怀着一颗热忱的心，用画笔和诗词表现对祖国历史、对民族文化、对大自然的热爱之情。在他进入古稀之年后，改革开放大潮给他带来了希望和欣喜，使他的精神振奋，重新焕发起新的创造活力，留下了一批弥足珍贵的山水佳作。回顾他的坎坷历程，我们用弘一法师临终前的一幅题字“悲欣交集”来形容他的一生，是恰当的。
熊纬书出生于河南省商城的一个书香世家，祖父熊宾是慈禧寿辰恩科进士。他自幼受祖父和父亲指导通读古今典籍，涉猎很广，钻研很深。少年时拜著名画家黄申芗、徐燕荪为师，学习国画、书法。稍后又拜著名诗人赵元成为师，学习格律诗。日本侵华战争爆发后，熊纬书满怀救国热情投笔从戎，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任书记（秘书）。抗战胜利后先后任安徽省报编辑、中国国史馆协修。解放后，任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工具书编辑处副处长，兼任南京大学历史系客座教授。1970年文革期间被下放到江苏高邮当农民，1979年落实政策，1989年回到南京。
从熊纬书的经历看，他不是专业画家，可是，他的山水画却具有很高的水平，他的笔墨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地。何以能如此呢？我以为，可以用两个字来回答，那便是“修养”。
陈师曾在《文人画之价值》一文中分析说：“文人画之要素：第一人品，第二学问，第三才情，第四思想，其此四者，乃能完善。”细细考究，这人品、学问、才情和思想，哪一项不属“修养”范畴？所谓修养，大致上可分两个方面：一是为人一方面的，即一个人的人生经历及对人生的感悟，人品、思想，皆从此出；二是知识、文化、艺术方面的，即学问、才情这一类。光有人生经历而没有对它的深刻感悟，谈不上有人生修养。光有学识而无才情，也很难说有文化艺术修养。当然，才情有后天获得的，更有先天赋予的，因人而异。熊纬书的人生饱经风霜，喜怒哀乐愁五味杂陈。他在自己的诗词和书画的题跋中，对人生炎凉的感悟多有流露。例如，文革动乱时他在题为《清明三首》的诗作中写道：“鼎鼎百年间，我生略如春燕与秋鸿；雪泥爪痕几何时，一场大雨失其踪。”荒凉、悲怆之意，溢于言表。而在改革开放大潮席卷全国的上世纪80年代，他在《乱世幽居》山水画中有题句：“乱世幽人隐于此山之中，今当圣明之世，可以出而工作矣。”欣喜之情，跃然纸上。数十年来，他的足迹遍及祖国大江南北，兼有雄伟、刚毅和妩媚、柔和之美的大山大河，对他的人格、性情的陶冶，是可想而知的。这都是他珍贵的人生修养，也是他宝贵的精神财富。
熊纬书青少年时期接受国学教育，文、史、哲、艺，十分全面。加上聪敏与悟性过人，他的才学脱颖而出。他怀念中国历史上文化盛期那些先贤们，在《索居四绝》中有诗为证：“李杜苏黄遇略同，诗文书画俱神工。灵犀一点通古今，恨不能生一代中。”后两句，既是写他仰慕古人的心情，也是表述他与古人灵犀相通的才赋。至于他对传统中国画本质特性的认识，不仅在他那个时代具有反潮流精神，而且今天仍值得我们认真学习和思考。
上个世纪50年代，受“五四”时期对国学和民族文化某些过激观念的影响，加之文艺政策偏左，传统文人画受到抑制，处于被“改造”地位。当认识到中国画仍需提倡时，仍然摆脱不掉对“写实”与“写生”的依赖。这时熊纬书出自于他的国学修养，写了一段针贬时弊（过分强调写实）的文字，在当时来说应该是具有反潮流精神的：“在宋人论画，已有‘与其人师之人，不如师之物，与其师之物，不如师之心’之说。‘师人’是古典的，‘师物’是写实的，‘师心’是浪漫的。吾早期作画多‘师人’，后渐‘师物’，而以‘师心’之作为最多。解放后，乃几乎放弃作画一事矣。今北京《人民日报》复有对新中国画之提倡，但以写实为要求。吾意‘师物’的写实，即单取直接经验，‘师人’则可取间接之经验，而‘师心’则为结合直接与间接经验而提高到理性的阶段，复以不断实践直、间接经验中，不断地提高与改进其‘师心’之作，乃为创造的整个过程。吾将于此而进入创造心中山水画一途。”
这是熊纬书写于1953年夏的一段话，他对“师人”（师古人）、“师物”（师自然）、“师心”之间的关系，论述得多么辩证而有说服力！回顾新中国成立之后60多年来中国画的历程，我们在师法自然与师法古人方面取得不少收获，成绩是有目共睹的，而对“师心”这一点，由于认识不够，没有大力提倡，造成的缺失逐渐显露出来。当代中国画创作缺乏诗性特色，个性风格不够鲜明，恐怕与不重视古人“师心”之说有关吧！
熊纬书的另一论点是强调书法在国画创作中的作用，他认为“国画必须书法化”“国画所以为国画，由来书画同渊源；画乃复杂之书法，此为国画最高巅。”与此相关的是，他说中国画“只宜约略参西法，不可视之如神仙”（《新丹青引论画诗一首》，1984年）。
了解了熊纬书的人生和艺术修养以及他的艺术主张后，我们就不难解释他的山水画何以能如此浑厚、沉雄、质朴而富有神韵；他的笔墨何以如此自由、随意而有深厚功力！他写自己内心储备丰厚的真情实感，写胸中丘壑，每幅山水又都富有诗意境界。他深谙古法，驾轻就熟地运用范宽、李唐、黄公望、王蒙、石溪、黄宾虹诸大师的图式和章法，常用“仿某人”或“师某人”的方式作画，但笔墨与境界均出自他的心灵，体现了他与山水交流、融合的和谐之情，表现出他对世界豁达而深邃的见解。在他的绘画语言中透露了他对祖国河山真挚、深厚的感情，也不时流露出“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苍凉感。
写完上面的这些文字，笔者内心不能平静。我和许多论者一样，认为凭熊纬书的才学和修养，他生前就应被人们尊为当代国画大师的，但世事多变，他未获得机会，这是不公平的。不过，待我静下心稍作思考，对这种想法又有所修正：有远大抱负的熊纬书先生，一生总是怀着一颗平常心待人处事，默默写诗作画，置名利于度外，他生前虽然没有声名显赫，但他留下的文化意蕴清纯而深厚的艺术作品，散发出不朽的光彩，为后人敬仰、研习，这不也是对他辛劳一生的最好回报吗？他的这种无私奉献精神和高尚人品，不也是永远值得我们尊敬、学习和怀念吗？
熊纬书先生，一位杰出的20世纪中国画画家，他的不平凡经历和充满人文精神的写意山水最近终于逐渐露出水面，受到人们的关注和重视。他是中国现代史上不少被遮蔽了的智者和贤者中的一位。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这位曾在旧政权中谋职的正直知识分子，以欣喜的心情迎接了新中国的成立，并尽心尽责地为之效劳，但他还是在“文革”中被打入了另册，被剥夺了工作的权利，下放到偏僻的高邮农村以体力劳动谋生。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仍然怀着一颗热忱的心，用画笔和诗词表现对祖国历史、对民族文化、对大自然的热爱之情。在他进入古稀之年后，改革开放大潮给他带来了希望和欣喜，使他的精神振奋，重新焕发起新的创造活力，留下了一批弥足珍贵的山水佳作。回顾他的坎坷历程，我们用弘一法师临终前的一幅题字“悲欣交集”来形容他的一生，是恰当的。
熊纬书出生于河南省商城的一个书香世家，祖父熊宾是慈禧寿辰恩科进士。他自幼受祖父和父亲指导通读古今典籍，涉猎很广，钻研很深。少年时拜著名画家黄申芗、徐燕荪为师，学习国画、书法。稍后又拜著名诗人赵元成为师，学习格律诗。日本侵华战争爆发后，熊纬书满怀救国热情投笔从戎，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任书记（秘书）。抗战胜利后先后任安徽省报编辑、中国国史馆协修。解放后，任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工具书编辑处副处长，兼任南京大学历史系客座教授。1970年文革期间被下放到江苏高邮当农民，1979年落实政策，1989年回到南京。
从熊纬书的经历看，他不是专业画家，可是，他的山水画却具有很高的水平，他的笔墨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地。何以能如此呢？我以为，可以用两个字来回答，那便是“修养”。
陈师曾在《文人画之价值》一文中分析说：“文人画之要素：第一人品，第二学问，第三才情，第四思想，其此四者，乃能完善。”细细考究，这人品、学问、才情和思想，哪一项不属“修养”范畴？所谓修养，大致上可分两个方面：一是为人一方面的，即一个人的人生经历及对人生的感悟，人品、思想，皆从此出；二是知识、文化、艺术方面的，即学问、才情这一类。光有人生经历而没有对它的深刻感悟，谈不上有人生修养。光有学识而无才情，也很难说有文化艺术修养。当然，才情有后天获得的，更有先天赋予的，因人而异。熊纬书的人生饱经风霜，喜怒哀乐愁五味杂陈。他在自己的诗词和书画的题跋中，对人生炎凉的感悟多有流露。例如，文革动乱时他在题为《清明三首》的诗作中写道：“鼎鼎百年间，我生略如春燕与秋鸿；雪泥爪痕几何时，一场大雨失其踪。”荒凉、悲怆之意，溢于言表。而在改革开放大潮席卷全国的上世纪80年代，他在《乱世幽居》山水画中有题句：“乱世幽人隐于此山之中，今当圣明之世，可以出而工作矣。”欣喜之情，跃然纸上。数十年来，他的足迹遍及祖国大江南北，兼有雄伟、刚毅和妩媚、柔和之美的大山大河，对他的人格、性情的陶冶，是可想而知的。这都是他珍贵的人生修养，也是他宝贵的精神财富。
熊纬书青少年时期接受国学教育，文、史、哲、艺，十分全面。加上聪敏与悟性过人，他的才学脱颖而出。他怀念中国历史上文化盛期那些先贤们，在《索居四绝》中有诗为证：“李杜苏黄遇略同，诗文书画俱神工。灵犀一点通古今，恨不能生一代中。”后两句，既是写他仰慕古人的心情，也是表述他与古人灵犀相通的才赋。至于他对传统中国画本质特性的认识，不仅在他那个时代具有反潮流精神，而且今天仍值得我们认真学习和思考。
上个世纪50年代，受“五四”时期对国学和民族文化某些过激观念的影响，加之文艺政策偏左，传统文人画受到抑制，处于被“改造”地位。当认识到中国画仍需提倡时，仍然摆脱不掉对“写实”与“写生”的依赖。这时熊纬书出自于他的国学修养，写了一段针贬时弊（过分强调写实）的文字，在当时来说应该是具有反潮流精神的：“在宋人论画，已有‘与其人师之人，不如师之物，与其师之物，不如师之心’之说。‘师人’是古典的，‘师物’是写实的，‘师心’是浪漫的。吾早期作画多‘师人’，后渐‘师物’，而以‘师心’之作为最多。解放后，乃几乎放弃作画一事矣。今北京《人民日报》复有对新中国画之提倡，但以写实为要求。吾意‘师物’的写实，即单取直接经验，‘师人’则可取间接之经验，而‘师心’则为结合直接与间接经验而提高到理性的阶段，复以不断实践直、间接经验中，不断地提高与改进其‘师心’之作，乃为创造的整个过程。吾将于此而进入创造心中山水画一途。”
这是熊纬书写于1953年夏的一段话，他对“师人”（师古人）、“师物”（师自然）、“师心”之间的关系，论述得多么辩证而有说服力！回顾新中国成立之后60多年来中国画的历程，我们在师法自然与师法古人方面取得不少收获，成绩是有目共睹的，而对“师心”这一点，由于认识不够，没有大力提倡，造成的缺失逐渐显露出来。当代中国画创作缺乏诗性特色，个性风格不够鲜明，恐怕与不重视古人“师心”之说有关吧！
熊纬书的另一论点是强调书法在国画创作中的作用，他认为“国画必须书法化”“国画所以为国画，由来书画同渊源；画乃复杂之书法，此为国画最高巅。”与此相关的是，他说中国画“只宜约略参西法，不可视之如神仙”（《新丹青引论画诗一首》，1984年）。
了解了熊纬书的人生和艺术修养以及他的艺术主张后，我们就不难解释他的山水画何以能如此浑厚、沉雄、质朴而富有神韵；他的笔墨何以如此自由、随意而有深厚功力！他写自己内心储备丰厚的真情实感，写胸中丘壑，每幅山水又都富有诗意境界。他深谙古法，驾轻就熟地运用范宽、李唐、黄公望、王蒙、石溪、黄宾虹诸大师的图式和章法，常用“仿某人”或“师某人”的方式作画，但笔墨与境界均出自他的心灵，体现了他与山水交流、融合的和谐之情，表现出他对世界豁达而深邃的见解。在他的绘画语言中透露了他对祖国河山真挚、深厚的感情，也不时流露出“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苍凉感。
写完上面的这些文字，笔者内心不能平静。我和许多论者一样，认为凭熊纬书的才学和修养，他生前就应被人们尊为当代国画大师的，但世事多变，他未获得机会，这是不公平的。不过，待我静下心稍作思考，对这种想法又有所修正：有远大抱负的熊纬书先生，一生总是怀着一颗平常心待人处事，默默写诗作画，置名利于度外，他生前虽然没有声名显赫，但他留下的文化意蕴清纯而深厚的艺术作品，散发出不朽的光彩，为后人敬仰、研习，这不也是对他辛劳一生的最好回报吗？他的这种无私奉献精神和高尚人品，不也是永远值得我们尊敬、学习和怀念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