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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闻郁达夫喜爱书画篆刻，在福建期间曾请友人为他治印，而治印时尤喜选用福州特产寿山石。1986年初春，我有幸拜读了陈承祯先生青年时代的篆刻作品集《以砥承祯印存》（第二集），意外地看到其中有郁达夫的三方印存。由于这本线装的《印存》没有出版过，不为外人所知，这一项新的发现使我产生了很大的兴趣。
郁达夫印存的由来
为了探索这三方印存的有关情况，我在一个周末的傍晚特登门访问了陈老先生。据他回忆，抗战前，郁达夫来福州，寓居青年会四楼，陈先生之弟秉晖（原名承祚，号啸青，常用笔名婴子），那时已是活跃于闽中文坛的新秀，并与一些文学青年组织了“青青文艺社”。当他获悉郁达夫抵福州，就专程前往拜访，邀请郁达夫与青青文艺社的社员进行座谈，并在青年会设宴欢迎及合影留念。陈老先生尤喜摄影和篆刻，因而与其弟同往参加这些活动。
陈老先生回忆说：郁达夫对文艺青年十分热情，有问必答，有求其写字题词留念者，无不欣然挥毫。他看到郁达夫如此平易近人，也请其题词留念。郁达夫当即允承，并说：此行来福州，匆促未带印章，听说你也会篆刻，能否代刻？陈承祯先生当然是乐于从命的。于是，他便按照郁达夫亲自拟定的内容和嘱咐，特意选了优质寿山石，分别用白文、朱文刻就三方印章送去。三方印一为“郁达夫”；二为“富春人也”；三为“一日思君十二时”。郁达夫则题词多幅，分赠陈氏兄弟。
经查郁达夫的《闽游日记》，其中记有“青青文艺社社员陈君来访……”日期是1936年2月16日（星期日）。这就明白了：正是前一天（2月15日），郁达夫抵福州后首次发表公开演讲《中国新文学的展望》，拨动了千余听众的心弦。所以，翌日适逢例假，清晨，“陈君”就迫不及待往访，进一步求教，并邀请其参加座谈会等活动。另据同年4月21日福州《华报》题为《“一日思君十二时”，诗人暮春数归期》的报道：“郁达夫氏到闽后，深受各界欢迎，……昨见郁氏为人写诗云：‘十月秋阴水拍天，湖山虽好未容颠，但凭极贱杭州酒，烂醉西泠岳墓前’。注曰：‘此癸酉旧作，丙子暮春，客游八闽，清明前后，颇忆杭州……’。郁氏近为人书联，常钤一小印曰：‘一日思君十二时’，对象伊谁，此中有人呼之欲出矣！”由此可见，这三方印刻于1936年春无疑，郁达夫也确曾使用过。
上述资料，也有助于我们理解郁达夫要刻这三方印的寓意：第一方是姓名章；第二方是闲章。郁达夫原籍是浙江省富阳县，富春江流经该县，在秦朝置县时名富春，故此印署“富春人也”，表示自己的籍贯；第三方印也是闲章，却颇耐人寻味。
“一日思君十二时”
“一日思君十二时”是一诗句，出自宋朝黄庭坚的《思亲汝州作》（七律），此诗有句云：“五更归梦三百里，一日思亲十二时。”郁达夫把诗中的“亲”改为“君”，这一改，含意更大了。当时，他到福州游览，虽因福建省主席陈仪的热情挽留，委任为省政府参议，他自己也想留下来为抗日救亡做些工作，但心中却常怀念家中的妻儿。当年4月，他已决定返杭州后再来，曾在《浓春日记》中写道：“三月不见霞君（注：指王映霞），此行又如初恋时期。”然而，如果从郁达夫把此印盖在书赠友人的条幅或对联上来看，“一日思君十二时”应该是包括了对这些友人的思念。
“家在富春江上”
由上述印存的发现，引起我搜集郁达夫印存或印拓的兴趣。1998年夏，福州辛亥革命纪念馆李厚威先生打电话告诉我：福州一位中学教师陈捷收藏一幅郁达夫墨宝，写的是一首诗。我当即和他前往。到那儿仔细一看，发现这是郁达夫生前未发表的一首佚诗，题为《癸酉夏居杭十日，梅雨连朝》，诗云：“十日钱江水急流，满天梅雨压杭州。怪来丝米盘盘贱，我替耕夫织女愁。”在左下方落款处钤有两方朱文印章：“郁达夫”、“家在富春江上”。
这一发现使我不禁为之一喜。记得1958年秋，我到浙江富阳参加纪念郁达夫殉难40周年学术讨论会，会议筹备组编赠的一本纪念画册《家在富春江上》，其中提到郁达夫早年东渡日本留学后，就刻备了一枚书画章（即闲章）曰“家在富春江上”。但是，我打听后才知道，这方闲章只是根据郁达夫长子郁天民的回忆，他家中也并未收藏。另据福建老作家程力夫先生回忆，郁达夫1937年在福州书赠他的诗幅，也用过“家在富春江上”这方闲章，可惜那诗幅在“文革”中已被抄，后流失。这次的发现，证实了郁天民、程力夫的回忆是真实的。诗题中的“癸酉夏”就是1933年夏。这说明郁达夫在1933年4月移家杭州，以至到福州后，还使用过这方闲章。如果从他1914年赴日本留学算起，到旅居福州后，这方闲章使用达二十几年之久。如果再把这方闲章与他在福州请陈承祯镌刻的“富春人也”联系起来看：郁达夫在远离故乡之后，不论是东渡日本留学或是南下福州供职，他总是忘不了哺育自己成长的富春山水，可见他的乡情是如何之浓啊！
“身贱多惭问姓名”
我在发现上述郁达夫印存之后，余兴未尽，仍继续搜集郁氏的印章资料，因为从研究的角度出发，这些资料仍有一定的价值。有一次，翻阅收藏的1985年9月12日《人民日报》海外版剪报《新发现的郁达夫诗幅》，其中提到1938年12月，郁达夫在即将离福州赴新加坡前夕，曾亲书一诗幅赠给蒋授谦先生，写的是旧作《钓台题壁》（七律），诗云：“不是樽前爱惜身，佯狂难免假成真。曾因酒醉鞭名马，生怕情多累美人。劫数东南天作孽，鸡鸣风雨海扬尘。悲歌痛哭终何补？义士纷纷说帝秦。”落款除钤有郁达夫朱文名印之外，还钤有一方白文闲章：“贫贱多惭问姓名”。于是，我就写信给蒋先生，希望能得到这两方印的影印件。
蒋先生是当年福建省主席陈仪的外甥，长期担任陈仪的机要秘书。郁达夫1936年至1938年春应陈仪之邀担任福建省政府参议兼公报室主任。所以他俩不但工作上有联系，而且私交甚笃。蒋先生给我的回信说：郁达夫在福州时用的私章都是用优质寿山石刻的。这诗幅尚完好，但已转赠一位郁达夫研究者。我再写信联系，感谢华东师大陈子善教授，他很快地给我寄来这两方印的影印件。
我仔细一看，这方闲章第一字不像是“贫”，于是查阅工具书并向一位书法篆刻家求教，确定这个字是“身”，作者可能是一时疏忽，把其中的“身贱”误为“贫贱”了！
“身贱多惭问姓名”是一句诗，见于唐朝诗人卢纶的《至德中途中书事却寄李蚭》，诗云：“颜衰重喜归乡国，身贱多惭问姓名。今日主人还共醉，应怜世故一儒生。”
文艺家的闲章往往不闲，都有其寓意。郁达夫在福建供职时是省政府参议兼公报室主任，1938年春又赴武汉任军委政治部设计委员，其军衔是少将，如以从政来说，不论其职位高低，总算是做过官的；如以其在文坛上的地位而论，也是著名的新文学家。他又何以有“身贱多惭问姓名”的感受呢？我们也不妨作些探讨。
郭沫若曾说过，郁达夫的“卑己自牧”是文坛的一绝。从这个角度来看，他用这么一方闲章，原是不难理解的。但值得注意的是，为什么在此时用这闲章呢？我们可从他的经历和诗作来寻找答案。郁达夫当时虽投身于抗战事业，但家庭出现纠纷，国事、家事纠缠一身。他这时期的诗作《毁家诗纪》（第12首）中有句云：“贫贱原知是祸胎，苏秦初不慕颜回。”根据这首诗及原注来分析，他怀疑王映霞另有新欢的原因是，由于她贪慕富贵并嫌弃自己“贫贱”所致。他用这方闲章，也蕴含了这种心理。
“涂中曳尾生”
有一位老文史工作者听说我正在搜集有关郁达夫印章的资料，就热情提供一些信息：报刊上曾先后载文介绍过郁达夫的两方印章：一为浙江篆刻名家叶舟先生所刻；一为福建书画篆刻名家陈子奋先生所作。但都是姓名章：“郁达夫”（白文），治印时间是1936年夏及1937年夏。后来又发现陈子奋先生还刻过一方白文印：“郁达夫既定草”，大约是郁达夫用于盖在他的作品上的。据他回忆，郁达夫平常用一方铜质的小私章。1938年冬，他在福州还用过一个闲章，上有乌龟印纽，文曰：“涂中曳尾生”，颇有特色，寓意更深，建议我不妨再找找看。这么一说，我的兴趣更浓了。但一时未能找到。
说来也凑巧，我忽然想起日本学者铃木正夫教授1984年春初来福州搜集郁达夫资料，与我交流时曾谈及：上世纪70年代初，他在新加坡任教时，曾在市上购得一幅郁达夫亲笔书赠康侯先生的诗幅。于是，我就写信去求教，想知道那诗幅上盖的是什么印章？他热情地当即把原件影印件航空寄来。原来这诗幅写的是旧作《乙亥元日读〈龙川文集〉暮登吴山》，诗云：“大地春风十万家，偏安原不损繁华。输降表已传关外，册帝文应出海涯。北阙三书终失策，暮年一第亦微瑕。千秋论定陈同甫，气壮词雄节较差。”时为辛已（1941年）春。我仔细一看，不禁喜出望外，诗幅上盖有两方印：一为“郁达夫”（白文）；另一方正是我想找的“涂中曳尾生”（朱文），直式长方形。这个意外的发现说明：郁达夫的这方闲章，还从福州带到新加坡，1941年春天仍在使用。只是他殉难之后，不知这两方印章流落何方？也不了解这两方印出于何人之手所刻？至于刻于何时也是个谜。
“涂中曳尾生”用的是“曳尾涂中”的典故，典源出自《庄子·秋水》。这故事大意是：庄子钓于濮水，楚王派两位大夫往聘，庄子曰：“吾闻楚有神龟，死已三千岁矣，王巾笥而藏之庙堂之上。此龟者，宁其死为留骨而贵乎，宁其生而曳尾于涂中乎？”表示“吾将曳尾于涂中”谢绝了聘请。这话说明楚国的神龟骨壳被供奉在庙堂，受到礼遇，但不如活着在泥涂里摇曳尾巴。后人遂用“曳尾涂中”、“龟曳尾”、“曳尾”等来比喻：出仕做官，要受爵禄刑罚的约束，不如安于贫贱，过着自由自在的隐逸生活，就像泥涂中拖着尾巴的龟，逍遥自在。
“曳尾涂中”也是郁达夫诗作中常用的典故，最早见于他1933年在杭州写的《无题》的序中。同年8月写的《再游高庄偶感续成》也用此典故，诗云：“十五年前记旧游，当年游侣半荒丘，从知人世原无定，始信春华例有秋，陇上辍耕缘底事，涂中曳尾复奚求！只愁母老群儿幼，菽水薄编供不周。”稍后，在他1938年冬写的《毁家诗纪·贺新郎》中又用此典故，词中有句云：“忧患余生矣！纵齐倾钱塘潮水，奇羞难洗，欲返江东无面目，曳尾涂中当死。”1939年2月，他在新加坡写的一首诗中也用了这典故。只可惜我们未能确定“涂中曳尾生”这一闲章刻于何时，可能这其中还另有故事。
如上所述，在郁达夫的印章中其闲章最耐人寻味，而文艺家的闲章常用来表达自己的身世、性格、爱好和愿望等等。郁达夫作为一位著名的爱国作家和诗人，他的闲章用的诗句或典故等，都有其寓意，如能继续注意加以搜集，对于我们了解和研究郁达夫，应该是有所帮助的。
（作者为郁达夫研究学会特约研究员、福州市作协名誉理事，此文照片转载需经作者授权）
郁达夫印存的由来
为了探索这三方印存的有关情况，我在一个周末的傍晚特登门访问了陈老先生。据他回忆，抗战前，郁达夫来福州，寓居青年会四楼，陈先生之弟秉晖（原名承祚，号啸青，常用笔名婴子），那时已是活跃于闽中文坛的新秀，并与一些文学青年组织了“青青文艺社”。当他获悉郁达夫抵福州，就专程前往拜访，邀请郁达夫与青青文艺社的社员进行座谈，并在青年会设宴欢迎及合影留念。陈老先生尤喜摄影和篆刻，因而与其弟同往参加这些活动。
陈老先生回忆说：郁达夫对文艺青年十分热情，有问必答，有求其写字题词留念者，无不欣然挥毫。他看到郁达夫如此平易近人，也请其题词留念。郁达夫当即允承，并说：此行来福州，匆促未带印章，听说你也会篆刻，能否代刻？陈承祯先生当然是乐于从命的。于是，他便按照郁达夫亲自拟定的内容和嘱咐，特意选了优质寿山石，分别用白文、朱文刻就三方印章送去。三方印一为“郁达夫”；二为“富春人也”；三为“一日思君十二时”。郁达夫则题词多幅，分赠陈氏兄弟。
经查郁达夫的《闽游日记》，其中记有“青青文艺社社员陈君来访……”日期是1936年2月16日（星期日）。这就明白了：正是前一天（2月15日），郁达夫抵福州后首次发表公开演讲《中国新文学的展望》，拨动了千余听众的心弦。所以，翌日适逢例假，清晨，“陈君”就迫不及待往访，进一步求教，并邀请其参加座谈会等活动。另据同年4月21日福州《华报》题为《“一日思君十二时”，诗人暮春数归期》的报道：“郁达夫氏到闽后，深受各界欢迎，……昨见郁氏为人写诗云：‘十月秋阴水拍天，湖山虽好未容颠，但凭极贱杭州酒，烂醉西泠岳墓前’。注曰：‘此癸酉旧作，丙子暮春，客游八闽，清明前后，颇忆杭州……’。郁氏近为人书联，常钤一小印曰：‘一日思君十二时’，对象伊谁，此中有人呼之欲出矣！”由此可见，这三方印刻于1936年春无疑，郁达夫也确曾使用过。
上述资料，也有助于我们理解郁达夫要刻这三方印的寓意：第一方是姓名章；第二方是闲章。郁达夫原籍是浙江省富阳县，富春江流经该县，在秦朝置县时名富春，故此印署“富春人也”，表示自己的籍贯；第三方印也是闲章，却颇耐人寻味。
“一日思君十二时”
“一日思君十二时”是一诗句，出自宋朝黄庭坚的《思亲汝州作》（七律），此诗有句云：“五更归梦三百里，一日思亲十二时。”郁达夫把诗中的“亲”改为“君”，这一改，含意更大了。当时，他到福州游览，虽因福建省主席陈仪的热情挽留，委任为省政府参议，他自己也想留下来为抗日救亡做些工作，但心中却常怀念家中的妻儿。当年4月，他已决定返杭州后再来，曾在《浓春日记》中写道：“三月不见霞君（注：指王映霞），此行又如初恋时期。”然而，如果从郁达夫把此印盖在书赠友人的条幅或对联上来看，“一日思君十二时”应该是包括了对这些友人的思念。
“家在富春江上”
由上述印存的发现，引起我搜集郁达夫印存或印拓的兴趣。1998年夏，福州辛亥革命纪念馆李厚威先生打电话告诉我：福州一位中学教师陈捷收藏一幅郁达夫墨宝，写的是一首诗。我当即和他前往。到那儿仔细一看，发现这是郁达夫生前未发表的一首佚诗，题为《癸酉夏居杭十日，梅雨连朝》，诗云：“十日钱江水急流，满天梅雨压杭州。怪来丝米盘盘贱，我替耕夫织女愁。”在左下方落款处钤有两方朱文印章：“郁达夫”、“家在富春江上”。
这一发现使我不禁为之一喜。记得1958年秋，我到浙江富阳参加纪念郁达夫殉难40周年学术讨论会，会议筹备组编赠的一本纪念画册《家在富春江上》，其中提到郁达夫早年东渡日本留学后，就刻备了一枚书画章（即闲章）曰“家在富春江上”。但是，我打听后才知道，这方闲章只是根据郁达夫长子郁天民的回忆，他家中也并未收藏。另据福建老作家程力夫先生回忆，郁达夫1937年在福州书赠他的诗幅，也用过“家在富春江上”这方闲章，可惜那诗幅在“文革”中已被抄，后流失。这次的发现，证实了郁天民、程力夫的回忆是真实的。诗题中的“癸酉夏”就是1933年夏。这说明郁达夫在1933年4月移家杭州，以至到福州后，还使用过这方闲章。如果从他1914年赴日本留学算起，到旅居福州后，这方闲章使用达二十几年之久。如果再把这方闲章与他在福州请陈承祯镌刻的“富春人也”联系起来看：郁达夫在远离故乡之后，不论是东渡日本留学或是南下福州供职，他总是忘不了哺育自己成长的富春山水，可见他的乡情是如何之浓啊！
“身贱多惭问姓名”
我在发现上述郁达夫印存之后，余兴未尽，仍继续搜集郁氏的印章资料，因为从研究的角度出发，这些资料仍有一定的价值。有一次，翻阅收藏的1985年9月12日《人民日报》海外版剪报《新发现的郁达夫诗幅》，其中提到1938年12月，郁达夫在即将离福州赴新加坡前夕，曾亲书一诗幅赠给蒋授谦先生，写的是旧作《钓台题壁》（七律），诗云：“不是樽前爱惜身，佯狂难免假成真。曾因酒醉鞭名马，生怕情多累美人。劫数东南天作孽，鸡鸣风雨海扬尘。悲歌痛哭终何补？义士纷纷说帝秦。”落款除钤有郁达夫朱文名印之外，还钤有一方白文闲章：“贫贱多惭问姓名”。于是，我就写信给蒋先生，希望能得到这两方印的影印件。
蒋先生是当年福建省主席陈仪的外甥，长期担任陈仪的机要秘书。郁达夫1936年至1938年春应陈仪之邀担任福建省政府参议兼公报室主任。所以他俩不但工作上有联系，而且私交甚笃。蒋先生给我的回信说：郁达夫在福州时用的私章都是用优质寿山石刻的。这诗幅尚完好，但已转赠一位郁达夫研究者。我再写信联系，感谢华东师大陈子善教授，他很快地给我寄来这两方印的影印件。
我仔细一看，这方闲章第一字不像是“贫”，于是查阅工具书并向一位书法篆刻家求教，确定这个字是“身”，作者可能是一时疏忽，把其中的“身贱”误为“贫贱”了！
“身贱多惭问姓名”是一句诗，见于唐朝诗人卢纶的《至德中途中书事却寄李蚭》，诗云：“颜衰重喜归乡国，身贱多惭问姓名。今日主人还共醉，应怜世故一儒生。”
文艺家的闲章往往不闲，都有其寓意。郁达夫在福建供职时是省政府参议兼公报室主任，1938年春又赴武汉任军委政治部设计委员，其军衔是少将，如以从政来说，不论其职位高低，总算是做过官的；如以其在文坛上的地位而论，也是著名的新文学家。他又何以有“身贱多惭问姓名”的感受呢？我们也不妨作些探讨。
郭沫若曾说过，郁达夫的“卑己自牧”是文坛的一绝。从这个角度来看，他用这么一方闲章，原是不难理解的。但值得注意的是，为什么在此时用这闲章呢？我们可从他的经历和诗作来寻找答案。郁达夫当时虽投身于抗战事业，但家庭出现纠纷，国事、家事纠缠一身。他这时期的诗作《毁家诗纪》（第12首）中有句云：“贫贱原知是祸胎，苏秦初不慕颜回。”根据这首诗及原注来分析，他怀疑王映霞另有新欢的原因是，由于她贪慕富贵并嫌弃自己“贫贱”所致。他用这方闲章，也蕴含了这种心理。
“涂中曳尾生”
有一位老文史工作者听说我正在搜集有关郁达夫印章的资料，就热情提供一些信息：报刊上曾先后载文介绍过郁达夫的两方印章：一为浙江篆刻名家叶舟先生所刻；一为福建书画篆刻名家陈子奋先生所作。但都是姓名章：“郁达夫”（白文），治印时间是1936年夏及1937年夏。后来又发现陈子奋先生还刻过一方白文印：“郁达夫既定草”，大约是郁达夫用于盖在他的作品上的。据他回忆，郁达夫平常用一方铜质的小私章。1938年冬，他在福州还用过一个闲章，上有乌龟印纽，文曰：“涂中曳尾生”，颇有特色，寓意更深，建议我不妨再找找看。这么一说，我的兴趣更浓了。但一时未能找到。
说来也凑巧，我忽然想起日本学者铃木正夫教授1984年春初来福州搜集郁达夫资料，与我交流时曾谈及：上世纪70年代初，他在新加坡任教时，曾在市上购得一幅郁达夫亲笔书赠康侯先生的诗幅。于是，我就写信去求教，想知道那诗幅上盖的是什么印章？他热情地当即把原件影印件航空寄来。原来这诗幅写的是旧作《乙亥元日读〈龙川文集〉暮登吴山》，诗云：“大地春风十万家，偏安原不损繁华。输降表已传关外，册帝文应出海涯。北阙三书终失策，暮年一第亦微瑕。千秋论定陈同甫，气壮词雄节较差。”时为辛已（1941年）春。我仔细一看，不禁喜出望外，诗幅上盖有两方印：一为“郁达夫”（白文）；另一方正是我想找的“涂中曳尾生”（朱文），直式长方形。这个意外的发现说明：郁达夫的这方闲章，还从福州带到新加坡，1941年春天仍在使用。只是他殉难之后，不知这两方印章流落何方？也不了解这两方印出于何人之手所刻？至于刻于何时也是个谜。
“涂中曳尾生”用的是“曳尾涂中”的典故，典源出自《庄子·秋水》。这故事大意是：庄子钓于濮水，楚王派两位大夫往聘，庄子曰：“吾闻楚有神龟，死已三千岁矣，王巾笥而藏之庙堂之上。此龟者，宁其死为留骨而贵乎，宁其生而曳尾于涂中乎？”表示“吾将曳尾于涂中”谢绝了聘请。这话说明楚国的神龟骨壳被供奉在庙堂，受到礼遇，但不如活着在泥涂里摇曳尾巴。后人遂用“曳尾涂中”、“龟曳尾”、“曳尾”等来比喻：出仕做官，要受爵禄刑罚的约束，不如安于贫贱，过着自由自在的隐逸生活，就像泥涂中拖着尾巴的龟，逍遥自在。
“曳尾涂中”也是郁达夫诗作中常用的典故，最早见于他1933年在杭州写的《无题》的序中。同年8月写的《再游高庄偶感续成》也用此典故，诗云：“十五年前记旧游，当年游侣半荒丘，从知人世原无定，始信春华例有秋，陇上辍耕缘底事，涂中曳尾复奚求！只愁母老群儿幼，菽水薄编供不周。”稍后，在他1938年冬写的《毁家诗纪·贺新郎》中又用此典故，词中有句云：“忧患余生矣！纵齐倾钱塘潮水，奇羞难洗，欲返江东无面目，曳尾涂中当死。”1939年2月，他在新加坡写的一首诗中也用了这典故。只可惜我们未能确定“涂中曳尾生”这一闲章刻于何时，可能这其中还另有故事。
如上所述，在郁达夫的印章中其闲章最耐人寻味，而文艺家的闲章常用来表达自己的身世、性格、爱好和愿望等等。郁达夫作为一位著名的爱国作家和诗人，他的闲章用的诗句或典故等，都有其寓意，如能继续注意加以搜集，对于我们了解和研究郁达夫，应该是有所帮助的。
（作者为郁达夫研究学会特约研究员、福州市作协名誉理事，此文照片转载需经作者授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