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代淘米洗菜，70年代引水灌溉，80年代水质变坏，90年代鱼虾绝代，到了今天，癌症灾害。”这首民间顺口溜虽听起来有些夸张，却形象地反映了农村饮水安全日趋严重的演进史。
　　在农村，村民大多是直接抽取浅层地下水作为饮用水，由此可见农村饮用水安全问题，不仅事关农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也事关农村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2005年中国水利部农水司的调查显示，中国农村饮水污染问题的受影响人口约为3.23亿。有关人士表示：农村水污染问题加剧，城市污染源又不断扩大到农村，长期积累对农村饮用水安全构成了极大威胁。加上目前中国农村大多采用分散式饮用水源，迟迟没有形成一套有效的管理办法，农村饮水安全问题令人担忧。
　　“全国仍有2 .98亿农村居民的饮用水不安全，20%城市居民的饮用水水源地不达标。”在2012年召开的全国污染防治工作会议上，环保部副部长张力军强调。
　　我国农村安全饮水普及率大致为东部70%，中部40%，西部不到40%，农村饮水安全形势十分严峻。现实表明，农村饮用水主要来源于河水、井水、泉水等，基本不采取净化措施就直接饮用或烧开饮用。目前，针对农村水污染治理的投资还较少被提及。要知道，农村饮水工程一般由地方水利部门建设后，移交给使用村庄，建设前期，地方环保部门基本没有介入，更不要说经过环评了。因此，农民不像城市人那样，喝的是经过检测、净化、消毒后符合国家饮用水标准的水。事实上，农村早已是我国水环境污染的重灾区。近3亿农民饮用的是非安全水，其中超过60%是由于非自然因素导致的饮用水源水质不达标；农村人口中与环境污染密切相关的恶性肿瘤死亡率逐年上升。这无疑是令人黯然的现实，不少地方出现癌症村，显然与农村环境不佳大有干系。
　　综合来看，造成农村水污染的途径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工业污染。过去饮用水水质超标大多表现在感观和细菌学指标方面，现在由于工业污染，饮用水水质则是越来越多的化学甚至毒理学指标超标，直接饮用地表水或浅层地下水的农村居民饮水质量和卫生状况难以保障。一些农村靠近工业区，工厂排放的废水经过多种途径直接进入村民饮用水源，工厂废气中的有害物质通过降雨、直接沉降等多种方式也进入到饮用水源。二是农业面源污染。面源污染是指在农民生活与农业生产过程中，由于不合理使用农药化肥等化学投入品，以及人畜粪便和垃圾随意排放，使氮和磷等营养物质、农药及其他有机或无机污染物质，通过地表径流或农田渗漏，造成对江、河、湖泊等水体污染。农业面源污染具有影响范围大、因素多、方式复杂、强度难以定量评估等特点。三是高氟水、高砷水、苦咸水。我国饮用高氟水的人口主要分布在华北、华东、东北及西北地区的部分省（自治区），长期饮用高氟水，会产生地方性氟中毒，包括氟斑牙和氟骨症等，直接威胁到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饮用高砷水的人口主要分布在内蒙古、湖南、江西、吉林等省（自治区），饮用高砷水不仅损害近期人体健康，尤为严重的是，会引起人体长期恶性化改变，如癌变、突变和畸变。农村饮用苦咸水的人口主要分布在华北、西北、华东等地区，长期饮用苦咸水会引起高血压、心血管等方面的疾病。
　　供水方式落后，水质监测不力也是造成农村饮水安全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据初步统计，全国9亿多村镇居民的自来水普及率约为40%，其中镇区约50%，村庄约30%。农村地区集中供水率低，大部分地区都是直接从河道、坑塘、山泉、水库、浅层地下水取水，供水设施简单，几乎无净水处理设施，饮水工程建设标准低，管理设施不完善，造成饮用水中细菌学指标污染物、有害矿物成分超标等严重问题。农村饮用水源水质监测还基本处于空白状态，存在底数不清、监测力量严重不足的问题。
　　对于农村饮水安全的短板问题，环保部制定了改善农村环境的“十二五”目标，希望到2015年，完成6万个建制村的环境整治，使严重损害群众健康的农村突出环境问题得到基本治理；改善农村饮水状况；生活污水、垃圾和规模化畜禽养殖的处理水平显著提高，解决农村土壤污染问题。
　　有关专家表示，治理农村污染只有对症下药，才有可能药到病除。农村饮水安全出现的问题是多方面的，一方面，长期以来，化肥、农药及各类激素长期大量应用于农业生产，导致农业面源污染积累增加，加剧乡村的水土恶化。据报道，在不少地方，乡镇企业得到发展，但各种作坊式的企业呈现出一种无序发展的态势，乡村污染问题逐渐显现。更应该看到，当下城市环保治理较为有效，但那些环保不过关、被“驱出”城市的高排放企业纷纷“下乡”，由此乡村污染形势急剧恶化。
　　当然，农村污染也与农村环保配套设施不健全，一些农民生活习惯传统有关。日前，环境保护部部长周生贤就环境保护问题作报告时指出，全国4万个乡镇、近60万个行政村每年产生生活污水90多亿吨、生活垃圾2.8亿吨，但大部分都没有环保基础设施，不少地方还处于“垃圾靠风刮，污水靠蒸发”的状态。
　　相比人口和资源高度集中的城市，广大的农村地区幅员辽阔，江河湖泊遍布，对于污染有着相对较高的自我吸收和净化能力。但这只适用于牛粪、秸秆等生物污染源，面对塑料袋、重金属、农药等新的污染，自然的降解和净化能力就变得无能为力，远远赶不上污染的速度。说“垃圾靠风刮，污水靠蒸发”，还是有点太乐观了，对于塑料袋、农药残留等污染，靠风刮和蒸发根本无济于事。
　　在这样的污染之下，农民的饮食和饮水安全都成问题，农产品的质量安全又如何能够保证？不能吃的又何止“镉大米”一种？长期以来，我国环境治理方面“重城市、轻农村，重工业、轻农业，重点源、轻面源”已是习惯，城乡环保差距一直十分突出。但事实上，对农村环境治理的轻视，不仅是对农民的不公平，也是对所有公众健康与生命安全的忽视。
　　欣慰的是，环保部近日表示，将加快编制清洁水行动计划和农村生态环境保护行动计划，抓紧研究修订地下水环境质量标准。《水污染防治计划》也有望年底公布，国家预计投入2万亿元。 　　然而，分散、水质成分复杂且波动性大等污水特征，较高的后续运营成本以及村民环保意识的薄弱，都对乡镇地区水环境处理技术及商业模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污水处理要想真正“走乡入镇”却并非易事。
　　由于我国大部分乡镇地区的污水排放尚未纳入城市市政管网的覆盖范围，污水靠蒸发直排就成为农村的普遍状态。这也造成我国90%以上小城镇的水体环境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78%的城镇河段不宜作饮用水，50%的城镇地下水受到影响。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农村污水处理技术北方研究中心主任刘俊新表示，虽然农村地区污水的水质、水量变化及日变化系数都很大，但处理程度却很低，这会对环境产生较大的污染负荷。
　　总装备部工程设计研究总院高级工程师王守中表示，农村地区的污水具有点多、面广、量少、分散等显著特点，与大中城市污水处理相比，不仅在水质、水量及建设模式上有所不同，在工艺选择、工程建设与投资、运行管理保障模式等方面也有较大区别。
　　按照《“十二五”全国城镇污水处理及再生利用设施建设规划》，到2015年，我国污水处理率将进一步提高，城市污水处理率达到85%，县城平均达到70%，建制镇平均达到30%。但就目前来看，专家表示，由于小县城及村镇地区经济承受能力较弱，污水处理可供选择的技术少，管理也缺乏相应的规程、规范、准则和标准，很难完成“十二五”污水处理目标。
　　此外，在业界看来，资金短缺是农村环境治理面临的难题之一。 就目前来看，我国村镇污水处理项目大多简单套用城市污水处理厂的技术模式，排放标准也主要沿用《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的一级标准，这种造价昂贵的方案与农村技术经济极不相符。
　　北控水务技术中心总经理邵彦青则提到，在国家财政投入方面，中央财政拨款和国债审批过程烦琐，这在规模小、资金较为分散的小型污水处理设施的建设中表现更为明显。
　　即便理想与现实之间存在较大差距，国内也不乏一些成功的案例。
　　在江苏省常熟市，政府通过设立“以奖代补”专项资金来减轻村镇财政压力，由市财政按照实际工程量的80%予以奖励，另20%由镇、村财力承担，后续运行电费也由市财政承担80%。短短4年间，该市农村分散式污水处理设施就从29套增加到374套。
　　在邵彦青看来，农村污水处理的关键就是要选择最优的商业模式。“乡村污水由于单个项目规模小，可打包成片，如果由政府专业部门或市场化的专业公司进行集约化、规模化的运营管理，不仅可以发挥规模效应，还可最大程度地产生边际效应，如管理人员共享、信息共享、备品备件共享等。”
　　从技术角度分析，东南大学能源与环境学院副院长吕锡武认为农村污水治理需要综合考虑当地的经济状况、地形条件和排水特征等，因地制宜地设计合理的实施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