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意也是无意，最近遇上与环保有关的官员，都会问他们对空气污染的观点。当然，首先问的，是他们是否准备监测PM2.5，接下来问的，必然就是如何改善当地的空气质量。
　　我的问题往往会遭遇三种答案，这三种答案都是疑虑满腹的，不约而同地显示出了我们官员的一种心理：环境会继续污染下去，公众不得不继续呼吸肮脏的空气，因为中国当前需要的仍旧是大发展——大污染就是代价。
　　在宁夏一个地级市，环保局长抬头看了看天空，说，你看我们这样的天，有什么可监测的？有什么必要增加我们这样一个经济不算发达的地方的财政负担，“提前几十年”做这样的事，又有什么必要？
　　这个地级市刚刚做了两件大事，一是新建了一个城区——像全中国所有的县级以上城市一样，几乎在一年之内就建设了一个新城区，抛弃了老城区。二是新创办了一个开发区，这个开发区占有几十平方公里，大量的高耗能、高耗资源的企业，正在鱼贯而入。
　　按照道理，环保局长这个职位应当很知道“大发展”带来的环境风险，即使当前的空气还过得去，未来也可能很糟糕；假如现在不积累资料，未来也会欠缺相关的资料。可惜，这个环保局长追加了一句话，说：“PM2.5主要来源，是汽车尾气，我们这地方，地块这么大，车辆那么少，扩散条件那么好，怎么可能对人产生危害？”
　　按照国家的相关安排，这位局长所在的城市，应当在2012年底，开始启动PM2.5的监测。但显然，他认为，做这样的空气质量监测，完全是在浪费党和政府的金钱。
　　在北京，也有负责环保的相关官员，信誓旦旦地对我说：测是容易的，关键是治理难。如果短期内无法治理，测出来的结果，除了羞辱我们自己，又有什么意义？
　　我的反问也简单，如果空气一直是肮脏的，你却告诉我不肮脏，又是在羞辱谁呢？如实告诉公众我们的空气有多肮脏，然后大家一起想办法治理，出台提升空气质量的环境政策，才有可能被公众所接受。
　　然而，关于PM2.5的监测，关于中国上空经久不散的雾霾，关于中国提升空气质量的必要性和具体方案，要么被看作是昂贵却没有实际用途的花瓶，要么被看作是逼不得已的外部压力下的被动反应。很少有人相信，监测是改变的开始。
　　监测的本意有两个，一是让公众及早知道真相，二是持续积累相关资料——即便空气一直优质，也应该持续监测，因为空气随时有变坏的可能；如果你的空气是肮脏的，更应当监测起来，因为也许某一天，也可能有变好的机会。
　　包括环保部门在内，中国许多大小官员一向相信，污染是经济发展的必须代价，今天的公众只能二选一，公开信息和环境治理都是“未来”的政策选项。中国的环境保护部门运行了几十年，但你如果到这些部门去索要任何与公众利益有关的环保资料，往往都会被拒绝——并非他们不掌握相关资料，而是这些资料都被以“商业机密”或“国家机密”的名义被深藏起来。
　　要改善中国的空气质量，首先是要加强监测。空气糟糕得无法入肺的地方要监测，空气好得能够养生保健的地方也需要监测。这是最基本的尊重环境和公众的精神。如果连这些钱都想省，那么公众根本无法相信其他的“蓝天工程”措施有真心兑现的可能。
　　笼罩在中国上空的灰霾说明监测和治理都已经迫在眉睫。要改善中国的空气质量，政府官员们当然要去除“被人逼迫上路”的那种委屈感。灰霾天气，在当今的中国，已经不是一个技术问题，而似乎正在成为官员心理健康方面的问题。如果我们的官员面对环境治理，面对公众环境健康服务，采用的是不健康的方式去应对，那么，中国的空气质量将很难改善——这种垄断信息、将环境治理的职责往“未来”一推了之的态度，才是中国最挥之不去的灰霾。
　　（作者为环境NGO“达尔问”创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