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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有关论著对李大钊1916年春所作两首诗中提及的亲密友人“幼蘅”和“相无”，探究甚少。有的论著则认为“幼蘅”是林伯渠。实际上，“幼蘅”应为福建人刘以芬；“相无”应为贵州人刘明敏。探究并尽力确认“幼蘅”和“相无”的真实身份，对研究李大钊的人际交往和护国运动的有关情况，有重要价值。
[关键词] 李大钊；幼蘅；刘以芬；相无；刘明敏
[作者简介] 李继华（1958—），男，山东滨州人，滨州学院李大钊研究所首席专家，政法系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 史、李大钊著作、生平。
[中图分类号] K8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98X（2016）09-0075-06 [收稿日期] 2016-05-17
1916年春天，正在日本的李大钊相继送友人“幼蘅”和“相无”回国，并分别为两人写了情深意切、慷慨激昂的送别诗[1]（P248-249）。对这两首诗的思想内涵和艺术特色，有关论著解读颇多。对其受赠者“幼蘅”和“相无”到底是谁？则探究甚少。探究并尽力确认“幼蘅”和“相无”的真实身份，对研究李大钊的人际交往和护国运动的有关情况，有重要的价值。近几年来，笔者一直关注这个问题，经多方检索资料，基本上破解了李大钊诗文中的这两个难解之谜，并拟成此文，以就教于方家。
一、“幼蘅”应为刘以芬
对李大钊在该诗中提到的“幼蘅”到底是谁？有关论著很少探讨，甚至无从猜测。正如李大钊研究者董宝瑞所说：“李大钊‘送别’的‘幼蘅’是何方人氏，生平如何，甚至连姓也很难说清了”[2]。即使在《“再造神州”的“最好的朋友”——李大钊与林伯渠的革命友谊》中，董宝瑞也只是讲道：“1916年3月4日1，林伯渠为赶赴湖南参加护国军的斗争，离开了日本。他与李大钊告没告别，是怎样告别的，没有留下任何记述。当时，回国的留日学生很多。李大钊为送别一个叫‘幼蘅’的神州学会会员，与几个同学‘至神田酒家小饮’。席间，他们‘风雨一楼，互有酬答’‘相约再造神州’。李大钊口占一绝云：‘壮别天涯未许愁，尽将离恨付东流。何当痛饮黄龙府，高筑神州风雨楼’。这首豪气冲天的诗歌，自然也可成为李大钊壮别林伯渠时的心声”[3]。
1989年出版的长篇纪实作品《李大钊》，曾提及李大钊“收到章士钊夫妇回国讨袁的来信，阅后不胜感慨。遂提笔写下了《神州风雨楼》的诗篇”。[4]（P91）这实际上是把“幼蘅”视为章士钊或章士钊夫妇，却未提供应有的证据。这种看法，与该诗题记中所说“丙辰春，再至江户。幼蘅将返国，同人招至神田酒家小饮，风雨一楼，互有酬答。辞间均见‘风雨楼’三字，相约再造神州后，筑高楼以作纪念，应名为‘神州风雨楼’。遂本此意，口占一绝，并送幼蘅云”，[1]（P248）很不符合，应为不确。
涂绍钧著《林伯渠》一书中讲道：“一九一六年二月二十八日，林伯渠等受中华革命党总部派遣，回国参加反袁战斗。临行前，李大钊来到江户为他们饯行，并口占一绝见赠：……”。[5]（P71，P74）这是较早认定“幼蘅”即为“林伯渠等”的说法，却未提供应有的论据。仔细探究起来，这里说李大钊为“林伯渠等”“他们饯行，并口占一绝见赠”，似乎对“幼蘅”即林伯渠，认定的还有些含糊。
伏桂明、孙丹所著《李大钊的故事》，在“送友人归国”一节中，对李大钊送别幼蘅、相元（应为相无）回国的情景作了许多演绎，却未说明“幼蘅”到底是谁？[6]（P48-53）
直到2006年，在朱成甲主持编注的《李大钊全集》（注释本）第五卷《送幼蘅》诗的题解中，也未对“幼蘅”是谁做出解答。[1]（P529-530）
到2009年出版的《李大钊传》（上）第21章中，朱成甲则讲道：“李大钊回到日本不几天，好友林伯渠告诉他即将奉命回国。2月26日，李大钊被友人通知到东京市区聚会，为好友送行，席上随口赋出《送幼蘅》的诗一首”。“李大钊送别林伯渠的这首诗，表现出李大钊这位诤友、挚友的光辉品格，显示出他们之间革命友谊的崇高价值”[7]（P365，P366）。这就更明确地认定，林伯渠就是“幼蘅”；而且认定李大钊的《致幼蘅》詩写于1916年2月26日。
如前所引，涂绍钧所著《林伯渠》一书，已经认定“幼蘅”即为“林伯渠等”。朱成甲的《李大钊传》（上）却未提及这一认定，应该是未看到此书吧！
《李大钊传》（上）明确认定林伯渠就是“幼蘅”，自然可以算一种新的看法；只是著者未对其作更多的探讨，就作为不证自明的结论，尚难使人信服。
在有关的叙述中，《李大钊传》（上）大致讲了两方面论据，都难以成立。
首先，在“2月26日”之后，《李大钊传》（上）特意加了一个注：“林伯渠于1916年2月26日‘晚，赴横滨’；27日，‘早十时，上法国轮’。离日赴上海。——见《林伯渠日记》第105页。”[7]（P365）
《林伯渠日记》虽然对林伯渠当时的行踪记载得比较确凿，与李大钊诗的“小序”中所记“丙辰春”也大体符合，所记内容却过于简略、平淡。在1916年1—2月的日记中，林伯渠提及了许多人名，却未提及李大钊的名或字，看不出与李大钊所写《送幼蘅》的联系。在《送幼蘅》诗的小序中，李大钊写道：“幼蘅将返国，同人招至神田酒家小饮，风雨一楼，互有酬答。辞间均见‘风雨楼’三字，相约再造神州后，筑高楼以作纪念，应名为‘神州风雨楼’。遂本此意，口占一绝，并送幼蘅云”[1]（P248）。对这里所说饮酒送行、“互有酬答”的热烈局面，《林伯渠日记》中全无记载。据此很难认定李大钊的《送幼蘅》就是写给林伯渠的。
李大钊诗序中所说的“风雨一楼”，既可以理解为“神田酒家”的楼名，更可以理解为“其时风雨满楼”或“这时恰风雨满楼”[8]（P2）[9]（P262）。按照后一种理解，与《林伯渠日记》中所记26日“晴”，就更加难以对应了。
其次，《李大钊传》（上）分析道：“林伯渠虽是极具坚定的革命信念和献身精神的中华革命党的党员，但在这一时期因为国事之种种刺激，心绪却相当复杂，……李大钊的诗，恰恰是针对林伯渠当时的心情及其弱点而发的。因为，此行乃是‘壮别’，而非一般的离别。所以，李大钊才断然地对这位好友说出‘未许愁’三个字；并且一起共勉要‘尽将离恨付东流’。”[7]（P365，P366）在这里，《李大钊传》（上）对《送幼蘅》诗的内容与林伯渠思想状况的连贯，虽然不无道理，却并无确切对应的证据，应属推论，尚难使人信服。 再次，《林伯渠日记》中说“我原名林祖涵，号伯渠，又字遽园”[10]（P193）。在笔者所能见到的《林伯渠日记》《林伯渠传》《怀念林伯渠同志》《林伯渠》《林伯渠同志文集》《林伯渠同志诗选》《风雨征程——林伯渠的故事》等相关著作和资料中，也未见林伯渠用过“幼蘅”“又蘅”之类的别名或号。这样，就难以认定“幼蘅”即林伯渠。
最后，根据笔者的检索、查证，李大钊所说的“幼蘅”，应为刘以芬。刘以芬（1885～1961），福建闽侯（今福州）人。字幼蘅，一字又蘅，号荔翁，室名宋荔山房。早年获选优贡后东渡日本，入早稻田大学，习法政。毕业后回国，即与湖北汤化龙、福建林长民、四川蒲殿英等组织民主党，后与共和党合并，成立进步党。第一届国会参议员，属研究系成员。1917年在北京主《晨报》笔政。1918年任众议院议员。兼任福建私立法政专门学校校长。1949年去台湾，参加台电励进诗社。后病逝。著有《民国政史拾遗》[11]（P258，P1010）[12]（P749）[13]（P220）[14]（P260）[15]（P235）。20世纪50年代，曾参与台湾《宜兰县志》的校订。[16]（P368）
进一步检索资料，刘以芬于“民国三、四年度”即1915年夏天毕业于早稻田大学专门部政治经济科[17]（P1338），与李大钊是校友。他在《民国政史拾遗》中回忆道：“民国四年一月十八日，日本提出二十一条要求，东京留学界十分激愤，主张对日宣战，全体即日束装回国。时余尚在日，驻日使馆某君与余交笃，密告余：……”[18]（P6）。这样，李大钊在1916年春所说的“幼蘅”，很可能就是刘以芬。
在《钟伯毅口述自传》中，提及“刘幼蘅（闽籍国会议员）”，并附有一封“刘幼蘅”的信件，内容如下：
刘幼蘅先生复函忆述民宪党发起人姓名
槐村先生道席：得书本当即答，因尊著《新王道论》于昨日始行奉到，欲俟细读后一并作复，以致稽延，乞谅之。承询当日民宪党发起人姓名，以弟记忆所及，国民党为张耀曾、谷钟秀、汤漪、杨永泰、沈钧儒、徐兰墅及我兄诸人，进步党为丁世峄、李国珍、蓝公武、刘崇佑、汪彭年、解树强诸人，其余则忘之矣。至敝著民国史遗中记载亦极简略，兹姑再另奉备阅。大著语重心长，切中时弊，佩服之极，惜并世足以语此者恐甚寥寥也。余容面罄。
专此 即颂
道祺
弟刘幼蘅拜五日[19]（P24，P29）
这封信的写作年月不明，对刘幼蘅的介绍也很简略，却是“幼蘅”即《民国政史拾遗》作者刘以芬的有力证明。
迄今为止，关于刘以芬的记载和研究很少。从有限的相关史料中，今天的人们大致上可以窥见刘以芬的政治立场和态度。
1918年9月，刘以芬曾在《晨钟报》联名发表《缓举副总统意见书》（9月4日）、《就财政外交诸大端质问政府书》（9月7日）等。[20]（P119-122）
同年12月17—21、23、27、29日，《晨报》分8次连载了《欧战杂感》。1919年1月14、15、17日，《晨报》分3次连载了《战后思想界之趋势》。1月23日和27日，《晨报》又发表了《读日外相演说感言》和《讲和会议与领土问题》。这些，都署名“以芬”。
1923年9月中旬，众议院议长吴景濂极力策动国会议员选举直系军阀头目曹锟为总统。拒绝参加9月13日“宪法会议”的刘以芬等人，随即致函吴景濂，“劝其急谋制宪，将大选问题暂行搁置”。[21]
1923年10月上旬曹锟贿选时，刘以芬拒绝出席选举会。其请假书为：“敬启者，先宪后选，为弟夙所主张，曾经布达，谅蒙垂察。迩者宪法会议已开成，地方制度，经过二读，果能更尽一二日之力，至少亦可将重要部分，完全告成，然后再行定期大选，岂不两全其美。乃偏急其可缓，致使垂成宪典，不免稽延，万一他日又生波折，谁尸其咎？弟以根本主张不符，本日选会，未便出席，特此陈明，敬祈鉴及。此上主席大鉴。刘以芬谨启”[22]（P409）。
為了保证贿选成功，直系当局曾派警察监视议员住宅。针对舆论的质疑，京师警察厅于10月15日声明并无此事。刘以芬则在10月16日致信警察总监薛松坪，进一步揭露此事。信曰：
松坪总监执事，启者：本月十日敝宅门前，忽有巡警日夜站守，据称系奉令前来保护。本日下午复有本段刘巡长到宅请见，适弟外出，由舍侄接晤，据述奉贵厅命令，如有议员到宅捣乱，请即扣留，一面电区拘办，特为达及等语。闻之殊深骇异，查两院同人，皆属友好，何至有来宅捣乱之事？又何以忽加以扣留拘办等词。究竟贵厅有无此项命令及用意何在？务乞明白见复，以解疑惑。敝宅亦无保护必要，门前站警，并希即行撤去为荷。专此即颁公绥刘以芬启十六夕。[23]（P446）
从1923年初到1924年5月前后，刘以芬在北京的住址是：崇内船板胡同十一号。[24]（P977，P1138）
综上所述，与“幼蘅”即林伯渠这一说法的论据相比，“幼蘅”即刘以芬的根据要充分得多（尽管还不是足够充分和确凿）。
二、“相无”应为刘明敏
关于“相无”，《李大钊全集》注释本只是简单地说“即刘相无”[1]（P530）。这固然是由于史料所限，但还是应该尽量检索资料，予以介绍。
伏桂明、孙丹所著《李大钊的故事》，在“送友人归国”一节中，对李大钊送别幼蘅、相元（应为相无）回国的情景作了许多演绎，也未说明“相无”到底是谁？[6]（P48-53）
在《甲寅》月刊第一卷第十号上，载有刘相无的《读暂行刑律补充条例一》。表明他是学习和研究法政的。
在1916年5月24日的《白坚武日记》中，记有：“研究会开二次会，陈光焘、刘相无列席”。表明他与李大钊、白坚武等人一起参加了孙洪伊主办的宪法研究会的活动。
在贵阳达德学校的相关史料中，记有：1920年10月24日，达德学校校友会经过商议，“决定编演新剧，益推定校友相君缄、熊梦周、朱梅麓、徐亮臣、刘相无君为新剧经理员”[25]（P53）[26]（P581-582）[27]（P230）。如果这个“刘相无”和前述刘相无是一人，则其籍贯为贵州。但是在相关史料中，未查到关于“刘相无”的详细介绍。 在达德学校中学部1921年到1924年的理事和教员一览表中，有一个“刘明敏”，字介尘[28]（P309）[29]（P4-7），“民国三、四年度”即1915年夏天毕业于日本明治大学专门部法科[17]（P1338）。1920年，“达德在外的留学生们是年先后返校任教”，其中就包括“日本明治大学毕业”的刘明敏，其任教学科为“法制经济”。[30]（P40，P44）
这个刘明敏，在1922年和1923年，是达德学校8位理事的最后一名。到1924年则成为7位理事的第一名，且为该年毕业的中学第二期学生《中二期同学录》写了“临别赠言”[30]（P42-46），似乎已成为达德学校的重要人物。
在“临别赠言”中，刘明敏写道：
我以为同学们在中学毕业，只不过结束人生常识的一个阶段，此后的趋向，当不出升学和择业二途。境遇较好的，升学自然最好；万一不能升学，择业也未尝不佳；但是这两种趋向，都有应该注意的地方。
近来一般入大学的学子，往往随便涉猎文学、哲学或政法，喜谈谈这种主义，那种主义，这种问题，那种问题；对于实际的科学，多半不高兴研究。——也许是畏难不研究。——殊不知什么主义问题，都是根本于实际科学，若不脚踏实地地做去，只是空谈一阵子无边无际的高调，前途的危险，真是不堪设想！你看现在马克斯基尔特……的主义，婚姻家庭……的问题，说得几句的人也还不少；而国人受外人经济的压迫，感受科学不发达的饥荒，正经留意的人反不见多；这不是可虑的现象吗？诸同学如去升学，我以为对于此点不能不加以考虑。
说到择业，本是不得已的办法，只要性质相近，趣味相投，任何职业，都无妨努力去干。不过，从过去的中学毕业生看起来，不少的中了科举毒。他们把中学毕业生看成一个官阶，所以，他们眼光中的职业，是很狭隘的，是阶级的。其实自食其力，何业不可为；社会进化，是分业协力的结果，职业怎么有贵贱！我们选择职业，应该以兴味为标准，万不可有这无理的区分。[30]（P46）
从这个“临别赠言”中，大体上可以窥见刘明敏的世界观、人生观。
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留日学生总会文事委员会的名单中，也有一个贵州籍的“编辑委员”刘明敏。[31]（P14）[32]（P120）李大钊就是这个文事委员会的编辑主任。李大钊和刘明敏，同为中国留学生总会文事委员会的成员。当刘明敏回国的时候，李大钊赋诗送行，应是完全合理的。
1916年1月16日中午和19日下午，刘明敏作为护国军第二军总司令兼云南都督府筹饷局长李烈钧的特使之一，与其他几个人两次拜会时在日本的孙中山，商谈为护国军筹款的问题。[33]（P512，P516）[34]（P466）这表明1916年1月中旬时，刘明敏还在日本。因为担任了护国军的特使，他于此后即回国也是很有可能的。
刘明敏，贵阳青岩人，1919年8—11月，曾任平舟县1县长“数月”[35]（P168）。1920年回母校——贵阳达德学校任教[28]（P40-46），约到1924年底。以后曾任黎平县长（1929～1930年[36]（P94）；一说1930年10月至1931年11月[37]（P486）），镇宁县长（1935年）[38]（P425-426）[39]（P16）。
综合上述材料，“刘相无”很可能是贵州籍人士刘明敏的别号。从姓名学的角度看，“明敏”“介尘”和“相无”也有一定的关联。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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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镇宁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1990.
Abstract ： The related academic books seldom exploved Youheng and Xiangwu mentioned by Li Dazhao in his two poems composed in 1916. Some of the works showes that Yu Heng was Lin Boqu. In fact， Yu Heng was Liu Yifen from Fujian； Xiangwu was Liu Mingmin from Guizhou. Exploring and trying to identify Youheng and Xiangwu has an important value to the research on Li Dazhao’s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and the movement defending country.
Key Words ： Li Dazhao ； You Heng ； Liu Yifen ； Xiangwu ； Liu Mingmin
[责任编校：彭澜]
[关键词] 李大钊；幼蘅；刘以芬；相无；刘明敏
[作者简介] 李继华（1958—），男，山东滨州人，滨州学院李大钊研究所首席专家，政法系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 史、李大钊著作、生平。
[中图分类号] K8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98X（2016）09-0075-06 [收稿日期] 2016-05-17
1916年春天，正在日本的李大钊相继送友人“幼蘅”和“相无”回国，并分别为两人写了情深意切、慷慨激昂的送别诗[1]（P248-249）。对这两首诗的思想内涵和艺术特色，有关论著解读颇多。对其受赠者“幼蘅”和“相无”到底是谁？则探究甚少。探究并尽力确认“幼蘅”和“相无”的真实身份，对研究李大钊的人际交往和护国运动的有关情况，有重要的价值。近几年来，笔者一直关注这个问题，经多方检索资料，基本上破解了李大钊诗文中的这两个难解之谜，并拟成此文，以就教于方家。
一、“幼蘅”应为刘以芬
对李大钊在该诗中提到的“幼蘅”到底是谁？有关论著很少探讨，甚至无从猜测。正如李大钊研究者董宝瑞所说：“李大钊‘送别’的‘幼蘅’是何方人氏，生平如何，甚至连姓也很难说清了”[2]。即使在《“再造神州”的“最好的朋友”——李大钊与林伯渠的革命友谊》中，董宝瑞也只是讲道：“1916年3月4日1，林伯渠为赶赴湖南参加护国军的斗争，离开了日本。他与李大钊告没告别，是怎样告别的，没有留下任何记述。当时，回国的留日学生很多。李大钊为送别一个叫‘幼蘅’的神州学会会员，与几个同学‘至神田酒家小饮’。席间，他们‘风雨一楼，互有酬答’‘相约再造神州’。李大钊口占一绝云：‘壮别天涯未许愁，尽将离恨付东流。何当痛饮黄龙府，高筑神州风雨楼’。这首豪气冲天的诗歌，自然也可成为李大钊壮别林伯渠时的心声”[3]。
1989年出版的长篇纪实作品《李大钊》，曾提及李大钊“收到章士钊夫妇回国讨袁的来信，阅后不胜感慨。遂提笔写下了《神州风雨楼》的诗篇”。[4]（P91）这实际上是把“幼蘅”视为章士钊或章士钊夫妇，却未提供应有的证据。这种看法，与该诗题记中所说“丙辰春，再至江户。幼蘅将返国，同人招至神田酒家小饮，风雨一楼，互有酬答。辞间均见‘风雨楼’三字，相约再造神州后，筑高楼以作纪念，应名为‘神州风雨楼’。遂本此意，口占一绝，并送幼蘅云”，[1]（P248）很不符合，应为不确。
涂绍钧著《林伯渠》一书中讲道：“一九一六年二月二十八日，林伯渠等受中华革命党总部派遣，回国参加反袁战斗。临行前，李大钊来到江户为他们饯行，并口占一绝见赠：……”。[5]（P71，P74）这是较早认定“幼蘅”即为“林伯渠等”的说法，却未提供应有的论据。仔细探究起来，这里说李大钊为“林伯渠等”“他们饯行，并口占一绝见赠”，似乎对“幼蘅”即林伯渠，认定的还有些含糊。
伏桂明、孙丹所著《李大钊的故事》，在“送友人归国”一节中，对李大钊送别幼蘅、相元（应为相无）回国的情景作了许多演绎，却未说明“幼蘅”到底是谁？[6]（P48-53）
直到2006年，在朱成甲主持编注的《李大钊全集》（注释本）第五卷《送幼蘅》诗的题解中，也未对“幼蘅”是谁做出解答。[1]（P529-530）
到2009年出版的《李大钊传》（上）第21章中，朱成甲则讲道：“李大钊回到日本不几天，好友林伯渠告诉他即将奉命回国。2月26日，李大钊被友人通知到东京市区聚会，为好友送行，席上随口赋出《送幼蘅》的诗一首”。“李大钊送别林伯渠的这首诗，表现出李大钊这位诤友、挚友的光辉品格，显示出他们之间革命友谊的崇高价值”[7]（P365，P366）。这就更明确地认定，林伯渠就是“幼蘅”；而且认定李大钊的《致幼蘅》詩写于1916年2月26日。
如前所引，涂绍钧所著《林伯渠》一书，已经认定“幼蘅”即为“林伯渠等”。朱成甲的《李大钊传》（上）却未提及这一认定，应该是未看到此书吧！
《李大钊传》（上）明确认定林伯渠就是“幼蘅”，自然可以算一种新的看法；只是著者未对其作更多的探讨，就作为不证自明的结论，尚难使人信服。
在有关的叙述中，《李大钊传》（上）大致讲了两方面论据，都难以成立。
首先，在“2月26日”之后，《李大钊传》（上）特意加了一个注：“林伯渠于1916年2月26日‘晚，赴横滨’；27日，‘早十时，上法国轮’。离日赴上海。——见《林伯渠日记》第105页。”[7]（P365）
《林伯渠日记》虽然对林伯渠当时的行踪记载得比较确凿，与李大钊诗的“小序”中所记“丙辰春”也大体符合，所记内容却过于简略、平淡。在1916年1—2月的日记中，林伯渠提及了许多人名，却未提及李大钊的名或字，看不出与李大钊所写《送幼蘅》的联系。在《送幼蘅》诗的小序中，李大钊写道：“幼蘅将返国，同人招至神田酒家小饮，风雨一楼，互有酬答。辞间均见‘风雨楼’三字，相约再造神州后，筑高楼以作纪念，应名为‘神州风雨楼’。遂本此意，口占一绝，并送幼蘅云”[1]（P248）。对这里所说饮酒送行、“互有酬答”的热烈局面，《林伯渠日记》中全无记载。据此很难认定李大钊的《送幼蘅》就是写给林伯渠的。
李大钊诗序中所说的“风雨一楼”，既可以理解为“神田酒家”的楼名，更可以理解为“其时风雨满楼”或“这时恰风雨满楼”[8]（P2）[9]（P262）。按照后一种理解，与《林伯渠日记》中所记26日“晴”，就更加难以对应了。
其次，《李大钊传》（上）分析道：“林伯渠虽是极具坚定的革命信念和献身精神的中华革命党的党员，但在这一时期因为国事之种种刺激，心绪却相当复杂，……李大钊的诗，恰恰是针对林伯渠当时的心情及其弱点而发的。因为，此行乃是‘壮别’，而非一般的离别。所以，李大钊才断然地对这位好友说出‘未许愁’三个字；并且一起共勉要‘尽将离恨付东流’。”[7]（P365，P366）在这里，《李大钊传》（上）对《送幼蘅》诗的内容与林伯渠思想状况的连贯，虽然不无道理，却并无确切对应的证据，应属推论，尚难使人信服。 再次，《林伯渠日记》中说“我原名林祖涵，号伯渠，又字遽园”[10]（P193）。在笔者所能见到的《林伯渠日记》《林伯渠传》《怀念林伯渠同志》《林伯渠》《林伯渠同志文集》《林伯渠同志诗选》《风雨征程——林伯渠的故事》等相关著作和资料中，也未见林伯渠用过“幼蘅”“又蘅”之类的别名或号。这样，就难以认定“幼蘅”即林伯渠。
最后，根据笔者的检索、查证，李大钊所说的“幼蘅”，应为刘以芬。刘以芬（1885～1961），福建闽侯（今福州）人。字幼蘅，一字又蘅，号荔翁，室名宋荔山房。早年获选优贡后东渡日本，入早稻田大学，习法政。毕业后回国，即与湖北汤化龙、福建林长民、四川蒲殿英等组织民主党，后与共和党合并，成立进步党。第一届国会参议员，属研究系成员。1917年在北京主《晨报》笔政。1918年任众议院议员。兼任福建私立法政专门学校校长。1949年去台湾，参加台电励进诗社。后病逝。著有《民国政史拾遗》[11]（P258，P1010）[12]（P749）[13]（P220）[14]（P260）[15]（P235）。20世纪50年代，曾参与台湾《宜兰县志》的校订。[16]（P368）
进一步检索资料，刘以芬于“民国三、四年度”即1915年夏天毕业于早稻田大学专门部政治经济科[17]（P1338），与李大钊是校友。他在《民国政史拾遗》中回忆道：“民国四年一月十八日，日本提出二十一条要求，东京留学界十分激愤，主张对日宣战，全体即日束装回国。时余尚在日，驻日使馆某君与余交笃，密告余：……”[18]（P6）。这样，李大钊在1916年春所说的“幼蘅”，很可能就是刘以芬。
在《钟伯毅口述自传》中，提及“刘幼蘅（闽籍国会议员）”，并附有一封“刘幼蘅”的信件，内容如下：
刘幼蘅先生复函忆述民宪党发起人姓名
槐村先生道席：得书本当即答，因尊著《新王道论》于昨日始行奉到，欲俟细读后一并作复，以致稽延，乞谅之。承询当日民宪党发起人姓名，以弟记忆所及，国民党为张耀曾、谷钟秀、汤漪、杨永泰、沈钧儒、徐兰墅及我兄诸人，进步党为丁世峄、李国珍、蓝公武、刘崇佑、汪彭年、解树强诸人，其余则忘之矣。至敝著民国史遗中记载亦极简略，兹姑再另奉备阅。大著语重心长，切中时弊，佩服之极，惜并世足以语此者恐甚寥寥也。余容面罄。
专此 即颂
道祺
弟刘幼蘅拜五日[19]（P24，P29）
这封信的写作年月不明，对刘幼蘅的介绍也很简略，却是“幼蘅”即《民国政史拾遗》作者刘以芬的有力证明。
迄今为止，关于刘以芬的记载和研究很少。从有限的相关史料中，今天的人们大致上可以窥见刘以芬的政治立场和态度。
1918年9月，刘以芬曾在《晨钟报》联名发表《缓举副总统意见书》（9月4日）、《就财政外交诸大端质问政府书》（9月7日）等。[20]（P119-122）
同年12月17—21、23、27、29日，《晨报》分8次连载了《欧战杂感》。1919年1月14、15、17日，《晨报》分3次连载了《战后思想界之趋势》。1月23日和27日，《晨报》又发表了《读日外相演说感言》和《讲和会议与领土问题》。这些，都署名“以芬”。
1923年9月中旬，众议院议长吴景濂极力策动国会议员选举直系军阀头目曹锟为总统。拒绝参加9月13日“宪法会议”的刘以芬等人，随即致函吴景濂，“劝其急谋制宪，将大选问题暂行搁置”。[21]
1923年10月上旬曹锟贿选时，刘以芬拒绝出席选举会。其请假书为：“敬启者，先宪后选，为弟夙所主张，曾经布达，谅蒙垂察。迩者宪法会议已开成，地方制度，经过二读，果能更尽一二日之力，至少亦可将重要部分，完全告成，然后再行定期大选，岂不两全其美。乃偏急其可缓，致使垂成宪典，不免稽延，万一他日又生波折，谁尸其咎？弟以根本主张不符，本日选会，未便出席，特此陈明，敬祈鉴及。此上主席大鉴。刘以芬谨启”[22]（P409）。
為了保证贿选成功，直系当局曾派警察监视议员住宅。针对舆论的质疑，京师警察厅于10月15日声明并无此事。刘以芬则在10月16日致信警察总监薛松坪，进一步揭露此事。信曰：
松坪总监执事，启者：本月十日敝宅门前，忽有巡警日夜站守，据称系奉令前来保护。本日下午复有本段刘巡长到宅请见，适弟外出，由舍侄接晤，据述奉贵厅命令，如有议员到宅捣乱，请即扣留，一面电区拘办，特为达及等语。闻之殊深骇异，查两院同人，皆属友好，何至有来宅捣乱之事？又何以忽加以扣留拘办等词。究竟贵厅有无此项命令及用意何在？务乞明白见复，以解疑惑。敝宅亦无保护必要，门前站警，并希即行撤去为荷。专此即颁公绥刘以芬启十六夕。[23]（P446）
从1923年初到1924年5月前后，刘以芬在北京的住址是：崇内船板胡同十一号。[24]（P977，P1138）
综上所述，与“幼蘅”即林伯渠这一说法的论据相比，“幼蘅”即刘以芬的根据要充分得多（尽管还不是足够充分和确凿）。
二、“相无”应为刘明敏
关于“相无”，《李大钊全集》注释本只是简单地说“即刘相无”[1]（P530）。这固然是由于史料所限，但还是应该尽量检索资料，予以介绍。
伏桂明、孙丹所著《李大钊的故事》，在“送友人归国”一节中，对李大钊送别幼蘅、相元（应为相无）回国的情景作了许多演绎，也未说明“相无”到底是谁？[6]（P48-53）
在《甲寅》月刊第一卷第十号上，载有刘相无的《读暂行刑律补充条例一》。表明他是学习和研究法政的。
在1916年5月24日的《白坚武日记》中，记有：“研究会开二次会，陈光焘、刘相无列席”。表明他与李大钊、白坚武等人一起参加了孙洪伊主办的宪法研究会的活动。
在贵阳达德学校的相关史料中，记有：1920年10月24日，达德学校校友会经过商议，“决定编演新剧，益推定校友相君缄、熊梦周、朱梅麓、徐亮臣、刘相无君为新剧经理员”[25]（P53）[26]（P581-582）[27]（P230）。如果这个“刘相无”和前述刘相无是一人，则其籍贯为贵州。但是在相关史料中，未查到关于“刘相无”的详细介绍。 在达德学校中学部1921年到1924年的理事和教员一览表中，有一个“刘明敏”，字介尘[28]（P309）[29]（P4-7），“民国三、四年度”即1915年夏天毕业于日本明治大学专门部法科[17]（P1338）。1920年，“达德在外的留学生们是年先后返校任教”，其中就包括“日本明治大学毕业”的刘明敏，其任教学科为“法制经济”。[30]（P40，P44）
这个刘明敏，在1922年和1923年，是达德学校8位理事的最后一名。到1924年则成为7位理事的第一名，且为该年毕业的中学第二期学生《中二期同学录》写了“临别赠言”[30]（P42-46），似乎已成为达德学校的重要人物。
在“临别赠言”中，刘明敏写道：
我以为同学们在中学毕业，只不过结束人生常识的一个阶段，此后的趋向，当不出升学和择业二途。境遇较好的，升学自然最好；万一不能升学，择业也未尝不佳；但是这两种趋向，都有应该注意的地方。
近来一般入大学的学子，往往随便涉猎文学、哲学或政法，喜谈谈这种主义，那种主义，这种问题，那种问题；对于实际的科学，多半不高兴研究。——也许是畏难不研究。——殊不知什么主义问题，都是根本于实际科学，若不脚踏实地地做去，只是空谈一阵子无边无际的高调，前途的危险，真是不堪设想！你看现在马克斯基尔特……的主义，婚姻家庭……的问题，说得几句的人也还不少；而国人受外人经济的压迫，感受科学不发达的饥荒，正经留意的人反不见多；这不是可虑的现象吗？诸同学如去升学，我以为对于此点不能不加以考虑。
说到择业，本是不得已的办法，只要性质相近，趣味相投，任何职业，都无妨努力去干。不过，从过去的中学毕业生看起来，不少的中了科举毒。他们把中学毕业生看成一个官阶，所以，他们眼光中的职业，是很狭隘的，是阶级的。其实自食其力，何业不可为；社会进化，是分业协力的结果，职业怎么有贵贱！我们选择职业，应该以兴味为标准，万不可有这无理的区分。[30]（P46）
从这个“临别赠言”中，大体上可以窥见刘明敏的世界观、人生观。
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留日学生总会文事委员会的名单中，也有一个贵州籍的“编辑委员”刘明敏。[31]（P14）[32]（P120）李大钊就是这个文事委员会的编辑主任。李大钊和刘明敏，同为中国留学生总会文事委员会的成员。当刘明敏回国的时候，李大钊赋诗送行，应是完全合理的。
1916年1月16日中午和19日下午，刘明敏作为护国军第二军总司令兼云南都督府筹饷局长李烈钧的特使之一，与其他几个人两次拜会时在日本的孙中山，商谈为护国军筹款的问题。[33]（P512，P516）[34]（P466）这表明1916年1月中旬时，刘明敏还在日本。因为担任了护国军的特使，他于此后即回国也是很有可能的。
刘明敏，贵阳青岩人，1919年8—11月，曾任平舟县1县长“数月”[35]（P168）。1920年回母校——贵阳达德学校任教[28]（P40-46），约到1924年底。以后曾任黎平县长（1929～1930年[36]（P94）；一说1930年10月至1931年11月[37]（P486）），镇宁县长（1935年）[38]（P425-426）[39]（P16）。
综合上述材料，“刘相无”很可能是贵州籍人士刘明敏的别号。从姓名学的角度看，“明敏”“介尘”和“相无”也有一定的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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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The related academic books seldom exploved Youheng and Xiangwu mentioned by Li Dazhao in his two poems composed in 1916. Some of the works showes that Yu Heng was Lin Boqu. In fact， Yu Heng was Liu Yifen from Fujian； Xiangwu was Liu Mingmin from Guizhou. Exploring and trying to identify Youheng and Xiangwu has an important value to the research on Li Dazhao’s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and the movement defending country.
Key Words ： Li Dazhao ； You Heng ； Liu Yifen ； Xiangwu ； Liu Mingmin
[责任编校：彭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