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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传统安全是相对传统安全威胁因素而言的，指除军事、政治和外交冲突以外的其他对主权国家及人类整体生存与发展构成威胁的因素。非传统安全问题主要包括：经济安全、生态环境安全、恐怖主义、疾病蔓延等。非传统安全要素庞杂，本文只着重考察海啸、地震、大规模突发传染病蔓延等非传统安全要素与对外传播行动力建设的关系。
对外传播行动力：既要说，更要做
对外传播媒体的信息传递固然重要，国家主体的信息公开、公共外交、对外援助等具体行为也是很好的对外传播。在地震等重大自然灾害和矿难等突发事件发生时，国家和政府相关部门在救援过程中的表现会受到全球的集中关注，此时，高效、及时、负责、人性化的救援行动本身就是最好的对外传播。2010年，智利圣何塞铜矿33名矿工被困井下，营救工作持续69天。智利政府高效、有序、人性的救援不仅成功救出被困工人，整个救援过程吸引全世界媒体和民众的目光，成为一部扣人心弦的国家形象宣传片。智利政府突出矿难救援过程中的人性化因素，始终以矿工及其家属为主要切入点，体现亲情、友情和爱情。矿工们在井下玩骨牌、唱歌、看球赛、写日记、向女友求婚等等，都得到公开报道。同时，整个救援过程做到了信息的及时公开。据统计，共有1300多名外国记者云集矿难救援指挥中心，他们来自五大洲33个国家的200多家媒体，仅英国广播公司（BBC）一家就派出了近40名记者。在69天的时间内，“智利”一词频繁出现于全球各大媒体的头条。
信息透明：对外传播行动力的基础
智利矿难救援的经验已充分证明，在突发事件中信息公开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提高对外传播效果。中国在这个方面曾经有过深刻教训。如果说2001年发生的“9·11事件”给美国带来非传统安全的思考，那么，2003年爆发的“非典”则给中国认识非传统安全提供了契机。“非典”爆发早期，某些地方政府部门瞒报信息，造成感染扩大，死亡病例不断出现，恐慌蔓延，国际交流受阻，给中国国际形象蒙上阴影。此外，近些年来中国一些矿难频发，死亡人数动辄上百人。这些事件对中国国家形象的影响十分负面，尤其一些煤矿经营者和地方政府在救援过程中表现出的掩盖、瞒报行为，更是让国家形象雪上加霜。
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是巨大的灾难，给人民生命和财产造成巨大损失。但中国公开透明和及时的应对、积极救援，成功变“危”为“机”，为中国形象加了分，快速透明的信息公开让人刮目相看。地震后党和政府在第一时间做出反应，胡锦涛在第一时间作出重要指示，温家宝在地震发生5小时后就赶到了灾区；央视等媒体也在第一时间滚动直播最新地震信息；不分国内国外，电视还是报纸，众多记者进驻灾区，不断向全球发布最新消息；受灾情况和伤亡人数滚动更新。地震救灾过程中，中国的信息公开赢得了全球的普遍赞誉，很多境外媒体将之与唐山大地震时的信息公开进行对照，对中国政府给予充分肯定。中国在地震灾情公开方面的作为，正好是对当年5月1日开始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最好诠释，也是中国政府对外传播行动力的完美展现。在灾区采访的日本NHK记者小田真告诉笔者：“汶川大地震发生的第二天，我就赶赴灾区进行了采访。地震发生后的约10天时间内，采访报道的环境非常宽松，这一点让我非常吃惊。”在灾区采访的各国记者都有相同的感受……这种透明的政策让灾难的严重性直接展现在全世界媒体受众面前，积极救灾工作也得到大量报道，为中国政府赢得了很高的评价。
对外救援：对外传播行动力的体现
地震、海啸等突发灾难的灾后救援是开展对外传播、彰显负责任大国形象的重要平台。2011 年日本大地震发生后，中国政府和民间对日本提供了多方援助，中国首批提供了价值3000万人民币的人道主义救灾物资和2万吨燃油，后续又提供了6万瓶饮用水和325万副一次性橡胶手套，并首次向日本派遣了国际救援队。中国对日本的救援活动得到日本民众和主流媒体的肯定，改善了两国民间感情。
此外，国内公共舆论的对外传播功能在日本大地震报道中得到凸显。3月13日和3月15日，《人民日报（海外版）》和《人民日报》分别以“面对天灾，中日有难同当”和“危难时刻，人类需要互相温暖”为题发表社论，指出“为异国他乡的人们祈福，就是为自己祈福；帮助受灾的人们重新站起来，也是在帮助自己”。16日《环球时报》发布《让我们向日本伸出温暖的手——100名中国学者的倡议书》。中国国内主流媒体的这些报道得到日本媒体和民众的高度关注，发挥了很好的对外传播作用。
领导人公共外交：对外传播行动力的标杆
首脑是一个国家的代表，在非传统安全事件中，领导人成为整个国家形象的代言人，他的一言一行会瞬间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当前，中国崛起吸引全球目光，中国首脑活动备受全球关注。
2004年印度洋地震引发海啸造成约30万人死亡。中国政府和媒体对此次灾难给予密切关注，温家宝总理应邀参加海啸峰会。他在临行前，这样告诉外交部的人：要充分利用专机的空间，尽可能多捎一点受灾邻国急需的东西。最后，他的专机捎了16吨捐助物资。“中国总理是惟一一位用自己乘坐的专机给我们运来救灾物资的外国领导人。”印尼外交部官员拉赫玛·普拉莫诺说。此事被海内外媒体广泛报道，体现了中国首脑对受灾区人民真诚的关怀，树立了中国政府关爱人类、关心世界、与灾区人民患难与共的形象。
2011年日本大地震发生后，日本陷入重大危机，温家宝亲临福岛灾区访问成为一个亮点。温家宝抵达仙台机场后，立即乘车前往名取市，在夷为平地的渔业协会原址，他亲自向大震灾的罹难者献上花束，表达哀思。这也是继3月18日下午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前往日本驻华使馆吊唁日本“3·11”地震遇难者后，中国国家领导人又一次为日本地震海啸遇难者寄托哀思。悼念亡者，尊重生命，表现了一个大国总理的人性情怀。此外，温家宝还与灾民促膝谈心，尽显平民本色；爽快地给灾民题字作画，传递温情。领导人外交成为中国对外传播行动力建设的标杆。
对外传播行动力建设是一项综合工程
对外传播行动力建设是一项综合工程，需要多个行为体加强合作，公共外交和对外宣传尤其要密切配合。在非传统安全环境中，中国的对外传播既不能“只做不说”，也不能“只说不做”，在积极开展公共外交、对外援助等具体活动的同时，对外传播媒体也应紧密配合，发挥积极作用。
在对外传播行动力建设方面，跨国公司责任非常重大。不只是在传统的反华地区，在传统上对华较为友好的非洲等国家和地区，中国跨国公司的形象也不容乐观。近日，国际人权观察发布的劳工报告指出，中国某矿业集团下属的4个矿业公司在赞比亚虐待当地劳工，与其他5家外国投资者相比，中国企业被形容为“坏雇主”，中国投资者形象非常负面。目前，从中国走向世界的跨国公司既有民营企业，更多的则是国企。跨国公司在海外的行为，对中国对外传播有直接且深刻的影响，其在外行为应受到应有规范。
（作者系中国传媒大学广告学院讲师、早稻田大学政治学博士）
对外传播行动力：既要说，更要做
对外传播媒体的信息传递固然重要，国家主体的信息公开、公共外交、对外援助等具体行为也是很好的对外传播。在地震等重大自然灾害和矿难等突发事件发生时，国家和政府相关部门在救援过程中的表现会受到全球的集中关注，此时，高效、及时、负责、人性化的救援行动本身就是最好的对外传播。2010年，智利圣何塞铜矿33名矿工被困井下，营救工作持续69天。智利政府高效、有序、人性的救援不仅成功救出被困工人，整个救援过程吸引全世界媒体和民众的目光，成为一部扣人心弦的国家形象宣传片。智利政府突出矿难救援过程中的人性化因素，始终以矿工及其家属为主要切入点，体现亲情、友情和爱情。矿工们在井下玩骨牌、唱歌、看球赛、写日记、向女友求婚等等，都得到公开报道。同时，整个救援过程做到了信息的及时公开。据统计，共有1300多名外国记者云集矿难救援指挥中心，他们来自五大洲33个国家的200多家媒体，仅英国广播公司（BBC）一家就派出了近40名记者。在69天的时间内，“智利”一词频繁出现于全球各大媒体的头条。
信息透明：对外传播行动力的基础
智利矿难救援的经验已充分证明，在突发事件中信息公开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提高对外传播效果。中国在这个方面曾经有过深刻教训。如果说2001年发生的“9·11事件”给美国带来非传统安全的思考，那么，2003年爆发的“非典”则给中国认识非传统安全提供了契机。“非典”爆发早期，某些地方政府部门瞒报信息，造成感染扩大，死亡病例不断出现，恐慌蔓延，国际交流受阻，给中国国际形象蒙上阴影。此外，近些年来中国一些矿难频发，死亡人数动辄上百人。这些事件对中国国家形象的影响十分负面，尤其一些煤矿经营者和地方政府在救援过程中表现出的掩盖、瞒报行为，更是让国家形象雪上加霜。
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是巨大的灾难，给人民生命和财产造成巨大损失。但中国公开透明和及时的应对、积极救援，成功变“危”为“机”，为中国形象加了分，快速透明的信息公开让人刮目相看。地震后党和政府在第一时间做出反应，胡锦涛在第一时间作出重要指示，温家宝在地震发生5小时后就赶到了灾区；央视等媒体也在第一时间滚动直播最新地震信息；不分国内国外，电视还是报纸，众多记者进驻灾区，不断向全球发布最新消息；受灾情况和伤亡人数滚动更新。地震救灾过程中，中国的信息公开赢得了全球的普遍赞誉，很多境外媒体将之与唐山大地震时的信息公开进行对照，对中国政府给予充分肯定。中国在地震灾情公开方面的作为，正好是对当年5月1日开始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最好诠释，也是中国政府对外传播行动力的完美展现。在灾区采访的日本NHK记者小田真告诉笔者：“汶川大地震发生的第二天，我就赶赴灾区进行了采访。地震发生后的约10天时间内，采访报道的环境非常宽松，这一点让我非常吃惊。”在灾区采访的各国记者都有相同的感受……这种透明的政策让灾难的严重性直接展现在全世界媒体受众面前，积极救灾工作也得到大量报道，为中国政府赢得了很高的评价。
对外救援：对外传播行动力的体现
地震、海啸等突发灾难的灾后救援是开展对外传播、彰显负责任大国形象的重要平台。2011 年日本大地震发生后，中国政府和民间对日本提供了多方援助，中国首批提供了价值3000万人民币的人道主义救灾物资和2万吨燃油，后续又提供了6万瓶饮用水和325万副一次性橡胶手套，并首次向日本派遣了国际救援队。中国对日本的救援活动得到日本民众和主流媒体的肯定，改善了两国民间感情。
此外，国内公共舆论的对外传播功能在日本大地震报道中得到凸显。3月13日和3月15日，《人民日报（海外版）》和《人民日报》分别以“面对天灾，中日有难同当”和“危难时刻，人类需要互相温暖”为题发表社论，指出“为异国他乡的人们祈福，就是为自己祈福；帮助受灾的人们重新站起来，也是在帮助自己”。16日《环球时报》发布《让我们向日本伸出温暖的手——100名中国学者的倡议书》。中国国内主流媒体的这些报道得到日本媒体和民众的高度关注，发挥了很好的对外传播作用。
领导人公共外交：对外传播行动力的标杆
首脑是一个国家的代表，在非传统安全事件中，领导人成为整个国家形象的代言人，他的一言一行会瞬间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当前，中国崛起吸引全球目光，中国首脑活动备受全球关注。
2004年印度洋地震引发海啸造成约30万人死亡。中国政府和媒体对此次灾难给予密切关注，温家宝总理应邀参加海啸峰会。他在临行前，这样告诉外交部的人：要充分利用专机的空间，尽可能多捎一点受灾邻国急需的东西。最后，他的专机捎了16吨捐助物资。“中国总理是惟一一位用自己乘坐的专机给我们运来救灾物资的外国领导人。”印尼外交部官员拉赫玛·普拉莫诺说。此事被海内外媒体广泛报道，体现了中国首脑对受灾区人民真诚的关怀，树立了中国政府关爱人类、关心世界、与灾区人民患难与共的形象。
2011年日本大地震发生后，日本陷入重大危机，温家宝亲临福岛灾区访问成为一个亮点。温家宝抵达仙台机场后，立即乘车前往名取市，在夷为平地的渔业协会原址，他亲自向大震灾的罹难者献上花束，表达哀思。这也是继3月18日下午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前往日本驻华使馆吊唁日本“3·11”地震遇难者后，中国国家领导人又一次为日本地震海啸遇难者寄托哀思。悼念亡者，尊重生命，表现了一个大国总理的人性情怀。此外，温家宝还与灾民促膝谈心，尽显平民本色；爽快地给灾民题字作画，传递温情。领导人外交成为中国对外传播行动力建设的标杆。
对外传播行动力建设是一项综合工程
对外传播行动力建设是一项综合工程，需要多个行为体加强合作，公共外交和对外宣传尤其要密切配合。在非传统安全环境中，中国的对外传播既不能“只做不说”，也不能“只说不做”，在积极开展公共外交、对外援助等具体活动的同时，对外传播媒体也应紧密配合，发挥积极作用。
在对外传播行动力建设方面，跨国公司责任非常重大。不只是在传统的反华地区，在传统上对华较为友好的非洲等国家和地区，中国跨国公司的形象也不容乐观。近日，国际人权观察发布的劳工报告指出，中国某矿业集团下属的4个矿业公司在赞比亚虐待当地劳工，与其他5家外国投资者相比，中国企业被形容为“坏雇主”，中国投资者形象非常负面。目前，从中国走向世界的跨国公司既有民营企业，更多的则是国企。跨国公司在海外的行为，对中国对外传播有直接且深刻的影响，其在外行为应受到应有规范。
（作者系中国传媒大学广告学院讲师、早稻田大学政治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