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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该相信常识吗？在生活节奏快、缺乏思考时间的社会中，对那些理所当然的结果，我们不仅应该理解或质疑专家的判断，更应该像专家一样思考。
一支铅笔，看似简单，实则工序复杂。其中的石墨铅芯、木质外壳、笔头的金属皮和橡皮，从最初级的原材料提取到加工组装，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掌握制造铅笔的全套“手艺”，每个人所会的不过是其中一步。其实，知识也是去中心化的，它分布在人群之中，再由市场把人们组织起来分工协作。如果你只会一类知识，只要你对价格信号做出合理反应就能生活得不错。
相比传统铅笔工人面临的局面，现代世界要复杂得多。如果说，我们要在中国开办一所“贵族”学校，专门培养未来的精英人才，那经济学应该是这个学校最重要的一门课程。
这里的经济学，并不是指股票、汇率这种“投资理财”的学问，也不是供求关系曲线、金融危机这种专业的学问，而是一套能够直接影响我们观察现代世界的眼光，左右我们做事方法的见识和思想。
国家不是家庭
其实，经济学是关于现代社会怎么运行的学问。现代社会区别于传统社会最根本的一点就在于，它是一个“陌生人社会”。
传统社会中，人们惧怕和排斥陌生人，而在现代社会中，陌生人之间却可以有很好的协作。表面上，陌生人之间的感情没那么深，但这样反而更有效率。熟人讲情义，陌生人讲利益；熟人讲身份，陌生人讲契约。当人们不讲情义讲利益时，人们的整体利益才提高得最快。
小家庭内部都是“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父母对小孩的各种支出都是无偿和不设上限的。扩大到大家族，亲戚之间，虽然在经济上不再完全共享财富，但仍然不怎么算利益。再扩大到朋友、同事和熟人之间，亲密程度可能更低一点，但也不是金钱关系。
传统社会本来没有“国家”这个概念，人们都是按照由近及远，优先“老吾老”，然后才“以及人之老”，这种差序格局行事。每个人不是效忠于国家，而是效忠于自己的直接长辈和上级，完全按照关系远近来决定对谁更好。直到近代，随着社会流动的增大，人与人之间交流的增多，才慢慢有了人人平等的观念，以及“国家”的概念。
“平等”是一个非常现代化的观念。其实，大人无偿为小孩服务是不平等的，年轻人孝顺长辈也是不平等的。人们在家庭中接受这种不平等是出于爱和关怀，而这对陌生人则不适用。所以，家庭讲感情，国家讲利益和效率。
每一次跟陌生人打交道，我们都可能是在参与公共事务。但我们经常在公共事务中讲感情，尤其是针对某一特定群体的感情。这其实是一个错误，比如，各种形式的捐款。事实上，捐款只是把钱从一个人身上转移到另一个人身上，这个动作本身并不创造财富，也不是一个高效率解决问题的办法。
有个馒头店主因为可怜环卫工人和流浪者吃不上饭，于是每天给这些人免费送三个馒头。结果，有些人说，“今天我不要馒头了，请‘退’给我三个馒头的钱。”等到这活动搞不下去被迫取消时，人们居然围攻了她的馒头店。
什么叫“升米恩，斗米仇”？关键不是什么心理学，而是事情的性质变了。遇到饥饿的人随手请他吃顿饭，这是个人的友善行为；而长期、成体系或者大规模地发放馒头，就成了公共事务和经济行为。
人们常说，美国人亲情淡漠。其实，美国家长对未成年子女也都是要什么给什么，只是对成年子女不像中国人这样，什么都给。但是，在中国，年轻人啃老现象非常普遍。对比之下，美国人这种“习俗”，不是亲情淡漠，而叫更现代化的社会。
经济学家认为，凡是在市场中过度保护某一群体，都是错误的，比如说贸易保护。因为保护落后行业的生产者，就等于伤害这个产品的全体消费者。假设现在我国某行业生产的产品技术落后，价格高、质量差。有外国同类产品价格更低、质量更好，那我们是否应该出于保护本国企业的原因，对外国产品征收高额关税？答案显而易见。
福利制度也是如此。当人们要求给某一群体更多福利时，往往不计较这个代价是谁付的。其实，高福利就等于高税收。给这一部分人增加福利，就是给另一部分人减少收入。要求对富人大大加税，乃至产生均贫富的思想，这都是用家庭的眼光去看国家。考虑这类问题的正确出发点不应该是，“都是一个国家的人，贫富差距这么大是否道德”，而应该是“什么样的税收制度有利于经济增长”。
没有免费的午餐
对智识（智慧与见识）分子来说，“心灵鸡汤”是一个严重的贬义词。它要求我们关注自己，而不必关注外部条件。这完全背离了现代社会的生存法则。在真实的世界里，人们想要办成一件事不是努力就能做成的。
然而，庆幸的是，我们生活在一个受限制的世界。这个世界有很多好东西，人人都想要，但未必都能得到，想得到就必须要付出代价。
经济学家的智慧就在于“值不值得”。即使这个东西再好，如果它要求的代价太高，那我们就应该不要。反过来说，只要换来的东西价值大，就应该付出代价。
人们常常错误地以为，有些东西可以不计代价。比如生命，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保证自己的安全。但其实根本没有任何人会不惜一切代价保证自己的安全。
有些极端环保主义者认为，地球应该保留绿水青山的本来面目，而经济学家明白，这个代价太高了。他们甚至认为，一定程度的污染是可以接受的。比如，由于企业排污，松花江的江水变得一点都不清澈。当地居民希望能把所有污染的企业都关停。然而，经济学家则是先计算一下松花江可以“承受”的污染，然后把排污的份额卖给污染的企业——虽然不禁止，但要钱。
一直以来，全球变暖都是一个争议话题。我们姑且认为全球变暖真的是人类行为引起的，想要制止，就必须大规模地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可要达到制止全球变暖的程度，你需要减少的排放总数将是一个巨大的代价，尤其对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可能根本不能承受。最好的办法就是，力所能及地减排，但允许一定程度的变暖。 只要开车，你就会加剧空气污染、交通拥堵、全球变暖。为此，有些人专门骑车上下班，但你未必也应该如此。我们要考虑到，自己的方便也是有价值的。只要因为开车而给自己带来的这个方便比污染和拥堵的价值高，开车就是对的。
所以，一切都有个度，得算账。这个账该怎么算呢？经济学家有个常用的办法，叫“边际分析”。也就是说，你不用考虑总的效果，只要考虑下一步的临界效果就行了。比如，你要生产某个产品，它有价格收益和成本，这两个数字都在跟随市场变化而波动。你不用管已经生产了多少这个产品，只要生产的下一个产品的收益大于成本，你就可以继续生产。如果下一个产品的成本正好等于收益，你就应该停止生产。
人会对激励做出反应
让别人按你的意愿做一件事，最文明的办法当然是“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但这招很难有效。真正有效的办法大概有两种：威逼和利诱，而经济学家更喜欢利诱。利诱不是一种精神上的鼓动或者金钱上的需求，而是一种你想要且有利的东西。它可以指任何一种能让人出于自利目的进行理性反应的机制。
行为经济学家和心理学家常说，人是非理性的。但你仔细考察那些非理性实验就会发现，非理性只是一个人面对不熟悉事物的局面。当我们做熟悉的事时，通常是非常理性的，也就是做对自己有利的事。所以，改变人的行为，最好的办法是改变激励。因为只要你的激励制度设计得好，人们就会心甘情愿地去做你想让他们做的事。
举个例子，世界上很多海域因为过度捕捞，渔业资源面临枯竭。最早，各国政府的办法是设立休渔期，每年只在规定的时间内可以捕捞。但在捕捞强度特别大的地区，休渔也解决不了问题，因为人们会购买更先进的渔船和设备，抓紧时间猛捞。
后来，有经济学家提出了“捕鱼权配额”的办法。政府先算算每年可以捕捞多少鱼，然后把这个配额分配给所有渔民。不管渔民什么时候捕，用什么船，但每年不能超过自己的配额。这样，渔民之间既不用恶性竞争，也乐于让鱼休养生息。更好的是，捕鱼权可以交易。如果你的船不行，赶上天气不好的日子不能出海，你可以把捕鱼权卖给拥有好船的人，大家都能从中受益。
让市场作主
除了单方面外部激励政策之外，经济学家解决问题最爱用的办法还有一个——市场化。
十多年前，在国外的人想通过网络看中文电影、电视剧非常难。当时有个网站，专门提供中文影视资源的付费下载，但需要购买它的“影币”，下载一部影片大概0.1美元。
为了更好地匹配用户需求，网站推出了“付费寻片”服务，即一次性支付相当于6美元的影币，工作人员帮你找到你想看而网上却没有的片子。然而效果惨淡，几乎没人愿意以60倍的价格看一部片。于是，我建议管理员让市场去解决。反正只要6美元就可以找一部片子，他们不用在乎这6美元是谁出的。每个人可以只出一部分钱，把这个片子推上榜，然后等其他人一起凑足6美元。
通过价格信号，市场可以让最该办的事优先办，而且可以让做这件事做得最好的人去做。如果不用市场机制，什么事应该办，让谁去办，这两个问题都非常难回答。而市场就解决了信号的问题，把资源合理地配置给企业。
如果某个好东西暂时稀缺，但只要人们愿意，它就能被大量生产出来，而市场就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最佳手段。比如，最初的手机就是一种难得但本质上可以大量生产的东西。在市场经济下，稀缺就意味着价格贵，而价格贵就意味着人们愿意生产它。所以，各个企业自发地冒出来，拼命研发和生产手机，既不是为了填补国家技术空白，也不是为了服务人民，而纯粹是因为手机价格高、能赚钱。
在经济学家眼中，价格并不仅仅是钱，而是一个激励的信号。在中国，一般人谈起市场往往第一反应是私有产权，而对价格信号的作用认识不足。人们常常把市场化等同于私有化，仿佛一旦私有化之后就能解决问题。
为什么私有化好使？难道是因为给自己干活更卖力吗？其实，在市场经济里，大部分人也都是给别人的公司干活，私有化产权仅仅是一个基础条件。价格这个激励信号，才是市场的关键。如果产权私有但信号并不畅通，市场就会失灵。
早在20多年前，中国足球就进行了市场化改革，现在已经成为中国市场化最全面的体育运动，但为什么成绩仍然这么差？它的根本问题在青训。在一个中国籍足球运动员的身价常常超过亚洲对手整个球队之和的情况下，中国居然没有多少小孩踢足球，以至于2013年的U17国家队居然只能从全国51个小球员中选人。究其根本原因，市场的价格信号在足球领域更难传递。
那为什么教育和医疗市场化也都不太成功？因为这两个领域内价格信号根本不能反应产品的质量和需求。学费越贵的学校并不见得质量更好，学校的声望和生源都是比学费重要得多的信号。
所以，市场化绝不仅仅是产权改革这么简单的事。你必须有足够好的基础设施能确保信号有效传递，才叫真正的市场经济。
一支铅笔，看似简单，实则工序复杂。其中的石墨铅芯、木质外壳、笔头的金属皮和橡皮，从最初级的原材料提取到加工组装，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掌握制造铅笔的全套“手艺”，每个人所会的不过是其中一步。其实，知识也是去中心化的，它分布在人群之中，再由市场把人们组织起来分工协作。如果你只会一类知识，只要你对价格信号做出合理反应就能生活得不错。
相比传统铅笔工人面临的局面，现代世界要复杂得多。如果说，我们要在中国开办一所“贵族”学校，专门培养未来的精英人才，那经济学应该是这个学校最重要的一门课程。
这里的经济学，并不是指股票、汇率这种“投资理财”的学问，也不是供求关系曲线、金融危机这种专业的学问，而是一套能够直接影响我们观察现代世界的眼光，左右我们做事方法的见识和思想。
国家不是家庭
其实，经济学是关于现代社会怎么运行的学问。现代社会区别于传统社会最根本的一点就在于，它是一个“陌生人社会”。
传统社会中，人们惧怕和排斥陌生人，而在现代社会中，陌生人之间却可以有很好的协作。表面上，陌生人之间的感情没那么深，但这样反而更有效率。熟人讲情义，陌生人讲利益；熟人讲身份，陌生人讲契约。当人们不讲情义讲利益时，人们的整体利益才提高得最快。
小家庭内部都是“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父母对小孩的各种支出都是无偿和不设上限的。扩大到大家族，亲戚之间，虽然在经济上不再完全共享财富，但仍然不怎么算利益。再扩大到朋友、同事和熟人之间，亲密程度可能更低一点，但也不是金钱关系。
传统社会本来没有“国家”这个概念，人们都是按照由近及远，优先“老吾老”，然后才“以及人之老”，这种差序格局行事。每个人不是效忠于国家，而是效忠于自己的直接长辈和上级，完全按照关系远近来决定对谁更好。直到近代，随着社会流动的增大，人与人之间交流的增多，才慢慢有了人人平等的观念，以及“国家”的概念。
“平等”是一个非常现代化的观念。其实，大人无偿为小孩服务是不平等的，年轻人孝顺长辈也是不平等的。人们在家庭中接受这种不平等是出于爱和关怀，而这对陌生人则不适用。所以，家庭讲感情，国家讲利益和效率。
每一次跟陌生人打交道，我们都可能是在参与公共事务。但我们经常在公共事务中讲感情，尤其是针对某一特定群体的感情。这其实是一个错误，比如，各种形式的捐款。事实上，捐款只是把钱从一个人身上转移到另一个人身上，这个动作本身并不创造财富，也不是一个高效率解决问题的办法。
有个馒头店主因为可怜环卫工人和流浪者吃不上饭，于是每天给这些人免费送三个馒头。结果，有些人说，“今天我不要馒头了，请‘退’给我三个馒头的钱。”等到这活动搞不下去被迫取消时，人们居然围攻了她的馒头店。
什么叫“升米恩，斗米仇”？关键不是什么心理学，而是事情的性质变了。遇到饥饿的人随手请他吃顿饭，这是个人的友善行为；而长期、成体系或者大规模地发放馒头，就成了公共事务和经济行为。
人们常说，美国人亲情淡漠。其实，美国家长对未成年子女也都是要什么给什么，只是对成年子女不像中国人这样，什么都给。但是，在中国，年轻人啃老现象非常普遍。对比之下，美国人这种“习俗”，不是亲情淡漠，而叫更现代化的社会。
经济学家认为，凡是在市场中过度保护某一群体，都是错误的，比如说贸易保护。因为保护落后行业的生产者，就等于伤害这个产品的全体消费者。假设现在我国某行业生产的产品技术落后，价格高、质量差。有外国同类产品价格更低、质量更好，那我们是否应该出于保护本国企业的原因，对外国产品征收高额关税？答案显而易见。
福利制度也是如此。当人们要求给某一群体更多福利时，往往不计较这个代价是谁付的。其实，高福利就等于高税收。给这一部分人增加福利，就是给另一部分人减少收入。要求对富人大大加税，乃至产生均贫富的思想，这都是用家庭的眼光去看国家。考虑这类问题的正确出发点不应该是，“都是一个国家的人，贫富差距这么大是否道德”，而应该是“什么样的税收制度有利于经济增长”。
没有免费的午餐
对智识（智慧与见识）分子来说，“心灵鸡汤”是一个严重的贬义词。它要求我们关注自己，而不必关注外部条件。这完全背离了现代社会的生存法则。在真实的世界里，人们想要办成一件事不是努力就能做成的。
然而，庆幸的是，我们生活在一个受限制的世界。这个世界有很多好东西，人人都想要，但未必都能得到，想得到就必须要付出代价。
经济学家的智慧就在于“值不值得”。即使这个东西再好，如果它要求的代价太高，那我们就应该不要。反过来说，只要换来的东西价值大，就应该付出代价。
人们常常错误地以为，有些东西可以不计代价。比如生命，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保证自己的安全。但其实根本没有任何人会不惜一切代价保证自己的安全。
有些极端环保主义者认为，地球应该保留绿水青山的本来面目，而经济学家明白，这个代价太高了。他们甚至认为，一定程度的污染是可以接受的。比如，由于企业排污，松花江的江水变得一点都不清澈。当地居民希望能把所有污染的企业都关停。然而，经济学家则是先计算一下松花江可以“承受”的污染，然后把排污的份额卖给污染的企业——虽然不禁止，但要钱。
一直以来，全球变暖都是一个争议话题。我们姑且认为全球变暖真的是人类行为引起的，想要制止，就必须大规模地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可要达到制止全球变暖的程度，你需要减少的排放总数将是一个巨大的代价，尤其对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可能根本不能承受。最好的办法就是，力所能及地减排，但允许一定程度的变暖。 只要开车，你就会加剧空气污染、交通拥堵、全球变暖。为此，有些人专门骑车上下班，但你未必也应该如此。我们要考虑到，自己的方便也是有价值的。只要因为开车而给自己带来的这个方便比污染和拥堵的价值高，开车就是对的。
所以，一切都有个度，得算账。这个账该怎么算呢？经济学家有个常用的办法，叫“边际分析”。也就是说，你不用考虑总的效果，只要考虑下一步的临界效果就行了。比如，你要生产某个产品，它有价格收益和成本，这两个数字都在跟随市场变化而波动。你不用管已经生产了多少这个产品，只要生产的下一个产品的收益大于成本，你就可以继续生产。如果下一个产品的成本正好等于收益，你就应该停止生产。
人会对激励做出反应
让别人按你的意愿做一件事，最文明的办法当然是“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但这招很难有效。真正有效的办法大概有两种：威逼和利诱，而经济学家更喜欢利诱。利诱不是一种精神上的鼓动或者金钱上的需求，而是一种你想要且有利的东西。它可以指任何一种能让人出于自利目的进行理性反应的机制。
行为经济学家和心理学家常说，人是非理性的。但你仔细考察那些非理性实验就会发现，非理性只是一个人面对不熟悉事物的局面。当我们做熟悉的事时，通常是非常理性的，也就是做对自己有利的事。所以，改变人的行为，最好的办法是改变激励。因为只要你的激励制度设计得好，人们就会心甘情愿地去做你想让他们做的事。
举个例子，世界上很多海域因为过度捕捞，渔业资源面临枯竭。最早，各国政府的办法是设立休渔期，每年只在规定的时间内可以捕捞。但在捕捞强度特别大的地区，休渔也解决不了问题，因为人们会购买更先进的渔船和设备，抓紧时间猛捞。
后来，有经济学家提出了“捕鱼权配额”的办法。政府先算算每年可以捕捞多少鱼，然后把这个配额分配给所有渔民。不管渔民什么时候捕，用什么船，但每年不能超过自己的配额。这样，渔民之间既不用恶性竞争，也乐于让鱼休养生息。更好的是，捕鱼权可以交易。如果你的船不行，赶上天气不好的日子不能出海，你可以把捕鱼权卖给拥有好船的人，大家都能从中受益。
让市场作主
除了单方面外部激励政策之外，经济学家解决问题最爱用的办法还有一个——市场化。
十多年前，在国外的人想通过网络看中文电影、电视剧非常难。当时有个网站，专门提供中文影视资源的付费下载，但需要购买它的“影币”，下载一部影片大概0.1美元。
为了更好地匹配用户需求，网站推出了“付费寻片”服务，即一次性支付相当于6美元的影币，工作人员帮你找到你想看而网上却没有的片子。然而效果惨淡，几乎没人愿意以60倍的价格看一部片。于是，我建议管理员让市场去解决。反正只要6美元就可以找一部片子，他们不用在乎这6美元是谁出的。每个人可以只出一部分钱，把这个片子推上榜，然后等其他人一起凑足6美元。
通过价格信号，市场可以让最该办的事优先办，而且可以让做这件事做得最好的人去做。如果不用市场机制，什么事应该办，让谁去办，这两个问题都非常难回答。而市场就解决了信号的问题，把资源合理地配置给企业。
如果某个好东西暂时稀缺，但只要人们愿意，它就能被大量生产出来，而市场就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最佳手段。比如，最初的手机就是一种难得但本质上可以大量生产的东西。在市场经济下，稀缺就意味着价格贵，而价格贵就意味着人们愿意生产它。所以，各个企业自发地冒出来，拼命研发和生产手机，既不是为了填补国家技术空白，也不是为了服务人民，而纯粹是因为手机价格高、能赚钱。
在经济学家眼中，价格并不仅仅是钱，而是一个激励的信号。在中国，一般人谈起市场往往第一反应是私有产权，而对价格信号的作用认识不足。人们常常把市场化等同于私有化，仿佛一旦私有化之后就能解决问题。
为什么私有化好使？难道是因为给自己干活更卖力吗？其实，在市场经济里，大部分人也都是给别人的公司干活，私有化产权仅仅是一个基础条件。价格这个激励信号，才是市场的关键。如果产权私有但信号并不畅通，市场就会失灵。
早在20多年前，中国足球就进行了市场化改革，现在已经成为中国市场化最全面的体育运动，但为什么成绩仍然这么差？它的根本问题在青训。在一个中国籍足球运动员的身价常常超过亚洲对手整个球队之和的情况下，中国居然没有多少小孩踢足球，以至于2013年的U17国家队居然只能从全国51个小球员中选人。究其根本原因，市场的价格信号在足球领域更难传递。
那为什么教育和医疗市场化也都不太成功？因为这两个领域内价格信号根本不能反应产品的质量和需求。学费越贵的学校并不见得质量更好，学校的声望和生源都是比学费重要得多的信号。
所以，市场化绝不仅仅是产权改革这么简单的事。你必须有足够好的基础设施能确保信号有效传递，才叫真正的市场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