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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恩斯以来,经济学家习惯于在景气低迷时呼吁政府运用经济政策刺激总需求、启动市场。今年以来,宽松的货币政策已经悄然开始转向,积极的财政政策仍然一如既往。争论没有终结,反而更趋复杂
《财经》记者 马国川
持续一年多的刺激政策选择与退出争论,在今年全国“两会”前夕仍激烈进行。从研究者到决策层,从公众到商界,从中国到全球,共识似乎难以达成。
从2月25日起,中国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再度上调0.5个百分点,国有银行存款准备金率从16%提高到16.5%,存款准备金率逼近20%的历史极限。
有关人士把央行调整货币政策视为刺激政策转向的信号。不过,作为刺激政策重要组成部分的积极财政政策仍不见丝毫松动迹象。
2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两会政府工作报告时再次强调,今年要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要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同时也要根据新情况不断提高政策针对性和灵活性。
这被外界视为中国的财政刺激与货币政策暂不会全面退出的重要政策信号。但许多人也在等待即将出现的两个重要的观察时点,一是全国“两会”上温家宝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一是在“两会”闭幕前他的专场记者招待会,一些微妙的政策调整信号或将有所透露。
此前一个月,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在新闻发布会上强调,“要继续坚持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当时,马建堂以诗样的语言形容中国“经济复苏的点点霞光积聚为满天的绚丽云霞”。面对中外记者,他高舉一张图表。那是一个标准“V”型图,它形象表明中国经济已经扭转了增速的下滑,率先实现了经济总体回升向好。
但是五天后,在香格里拉酒店举行的一次学术研讨会上,却传来了不同的声音。“我认为‘V型’复苏表明,以刺激经济增长为中心的积极财政政策有用力过猛之嫌,货币投放量也大大超出了‘保八’的需要。目前要做的不是持续财政刺激的力度和继续放松信贷,而是向市场发出控制信贷增速的信号,将政策目标从单纯保增长转到保增长和管理通胀预期并逐步向后者倾斜。”
这出自招商局集团董事长秦晓之口。作为熟悉实际经济运行的经济学家,秦晓警告说:“忽视资产价格上升,坐等资产泡沫积累和通胀预期积蓄是对形势的误判,其后果要么会中断复苏的进程,要么会给复苏后的经济发展留下隐患。”
不过,在场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扬并不同意秦晓的观点。他认为,中国经济的基本结构在未来十年左右还会持续,因此不主张压投资、压出口的政策措施,而是认为应该采取疏导措施,即通过优化投资结构来促成经济结构的优化和可持续发展。
摩根士丹利中国区首席经济学家王庆持类似看法。他认为,中国并不存在多么严重的结构问题,当前的关键在于如何实现高质量的投资。
他认为刺激内需,本身就包括刺激国内投资和国内消费两个方面,而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经济体,在国民收入并不充足,消费增长有限的情况下,刺激投资是现实选择。
而在更早之前,以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周其仁等学者为代表,倾向于主张:既然刺激政策迟早要退,择机退出应属明智之举。
其实,自中国出台刺激政策之日起,争论的声音就没有停止过。
还需要凯恩斯吗
2008年10月,源自美国华尔街的金融危机,急速演变为全球性金融危机,中国外需和内需同步向下调整。
为扭转中国经济增速下滑的局面,中国政府迅速推出“扩内需、保增长”的十项措施,外界统称“4万亿”刺激计划,之后为了确保2009年中国GDP年增长8%及解决高企的失业问题,又陆续出台“十大产业振兴规划”,稳健的财政政策和从紧的货币政策也随之转为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中国政府出手之大,世界瞩目。英国《每日电讯报》发表文章称,“这不仅让亚洲市场兴奋不已,也向外界传达了一个强烈信号。”美国《时代》周刊也发表文章说:“此举广受经济学家和投资者的欢迎。”
投资者确实欢迎备至,可是部分经济学家对此非常谨慎。
中欧工商学院教授许小年其时就直言不讳地批评“中国皈依了‘凯恩斯主义’”。在他看来,无论是“罗斯福新政”,还是日本为了应对衰退采取的积极政策,效果都不显著。
许小年认为,中国不需要凯恩斯主义,中国需要邓小平理论。邓小平理论是什么?就是坚持改革开放,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让市场发挥作用,让民众的创造力充分地涌现。
在2009年初举行的“中国企业家论坛”上,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张维迎也对刺激政策提出疑问,“我们今天的救市能不能成功呢?我想也可能会有短期效果。但解决问题最好的办法是什么?是市场自身的调整,政府救市的结果可能延缓市场的调整。”他还把政府救市称为“饮鸩止渴”“过度的投资,可能用不了多久,经济又会掉下来,而且,可能会掉得更惨”。
张维迎甚至将演讲的题目定为“彻底埋葬凯恩斯主义”,这个富有挑战性的观点遭到了一些人的批评。在批评人士看来,世界各国都在以凯恩斯主义政策拯救经济,现在呼吁要彻底埋葬之,岂非咄咄怪事?
一时间,凯恩斯成为中国的“热词”,尤其是在经济界。
凯恩斯以来,经济学家习惯于在景气低迷时呼吁政府运用经济政策刺激总需求、启动市场。
周其仁也对凯恩斯主义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把政府作为启动市场的诉诸对象,错得离了谱。”他说,“政府是不可能直接提供突破‘买方市场’的新产品和新服务的。能够提供这些的,只有企业和企业家中富于创新精神的那一族。离开了企业家的行为,财政主导的基础设施建设是无法带动市场景气的。”
周其仁的担心是,“中国已建的大量基础设施有待整合,‘超前’而无人付账的基础设施已经不少。‘为了景气’,再由政府主导突击‘超前’一批,老账未结又加新账,又找不到真正付钱的主,那样的话,用不了多久就会发现国民经济承受不了如此‘超前’。”
耐人寻味的是,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前主任、现任世界银行副行长的林毅夫也提出了“超越凯恩斯主义”。不过,林毅夫并非批评中国的救市之举,恰相反,他对中国为应对危机而实行的积极的财政政策大加赞赏,而且预言中国会最早复苏。
林毅夫提出“超越凯恩斯主义”,是基于他对中国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应对亚洲金融危机经验的总结。在林毅夫看来,上世纪90年代,中国为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实行了积极的财政政策,既实现了经济的较快发展,也通过高速公路等基础设施建设解决了制约经济进一步发展的瓶颈问题,为下一阶段经济更快发展奠定了基础。
对于把亚洲金融危机后中国经济的转机归结为积极财政政策的观点,经济学家吴敬琏早在2001年就提出了质疑,“多数经济学家没有看到1997年以来中国的经济政策不仅仅是财政货币政策,还有一手即供给方面的政策”,“仅就积极财政政策这一点说服力是不够的,各国也很少有仅依靠积极财政政策就能维持长期的经济发展的。”
是否应该调整
进入2009年下半年,全球经济渐渐扫去阴霾。中国经济较之全球其他主要经济大国更是先行一步。一些宏观经济数据显示,中国复苏持续有力,有望实现全年GDP增长8%的目标。
于是,政府主导的经济刺激政策何时退出,不但成为国际上政商两界关注焦点,更成为中国国内争论的焦点。一些声音质疑:从去年年底开始实施的财政刺激政策是否过度积极?与此同时,认为下半年财政政策应该出现调整甚至转向的呼声也不绝于耳。
支持经济刺激政策的声音依然响亮。在2009年7月举行的“首届中国财会论坛”上,经济学家厉以宁说,现在远不是改变积极的财政政策的时候,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近期也不能改。
他认为,积极的财政政策在这次经济回暖中发挥了不可低估的作用,下一步,政府应该从以政府投资带动民间投资、以政府投资拉动消费、进一步增强经济增长的后劲三个方面来更好地发挥积极财政政策的作用。
官方也很快作出了回应。2009年8月初,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朱之鑫在新闻发布会上明确表示,中国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目前没有退出的可能,下半年要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理由是未来的走势还不明朗,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利影响在短期内还难以有大的改观,世界主要经济体下滑的态势实质上没有发生变化,要走出衰退实现复苏还有待时日。
一个月后,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张晓强再次表态:中国要保持当前宏观经济政策取向不变,目前肯定不是中国积极财政政策的退出时机。
此前,财政部长谢旭人也宣称,中国经济发展正处在企稳回升的关键时期,经济回升的基础还不稳固,扩大政府公共投资、加强重点建设,是进一步扩大内需、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重要措施。
中国官方的观点还得到了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Robert Zoellick)的支持。2009年9月初,佐利克在北京接受记者采访时强调,目前全球经济复苏的步伐还不稳固,现在退出经济刺激措施还为时过早。
他称赞中国的大规模刺激经济政策为全球经济复苏做出的贡献,认为当前中国应坚持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而不是考虑过早退出,这将有利于中国和全球经济的复苏。
但是这些回应没有止息有关争论。
去年9月中旬,吴敬琏提醒说,财政政策存在三大局限性和负面效应:一是挤出效应。财政投资的实质是借用民间资金来投资,增加了政府用以投资的财源,会相应减少民间用于投资的资金。二是大部分竞争性部门政府投资的效率不如民间投资,政府投资规模太大,持续时间太长,会造成全社会投资效率的下降。三是长期使用财政政策会抑制民间投资的积极性。
10月公布的有关数据部分印证了吴敬琏的警示。中国2009年前三季度货币供应量增速达到29.31%,增幅比上年末高11.49个百分点;新增贷款总额共计8.67万亿元,同比多增5.19万亿元,“天量信贷”前所未有。国家出台经济刺激方案本意是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增长,但实际情况是,流入实体经济的信贷资金反而只占较小比例。
一贯反对政府过度干涉经济的美国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系教授陈志武认为,过度干预对中国的经济结构的破坏性很大,导致过多的资源浪费,也让企业很难做好。财政投入4万亿元刺激经济,但是中小企业的用电量却下降了49%,整个经济的用电量才下降了5%左右。
陈志武认为,从这个数字就可以看出,民营企业受到的打击有多大。他警告说,中国会迎来新一轮“国进民退”。
“退出节点”在哪里
在全球金融危机周年之际,中国经济呈现回升向好的趋势明显,2009年前三个季度增长达到7.7%,全年“保八”已无悬念。
但是过剩的流动性引发人们对明年物价上涨的担忧,“天量信贷”诱发的通胀预期开始抬头,产能过剩问题浮出水面。
上海生产力学会会长周瑞金指出,在这轮政府投资中,一些过去关停的“五小工业”,在各地投资需求的调动下,已经出现了死灰复燃的苗头,“如果继续下去,又会走损害生态的老路”。
围绕这些新问题,经济刺激政策“退出”再成焦点。一些西方国家也开始采取一些退出措施,一些专家呼吁中国也开始绸缪退出,但是另外一些专家认为,这不是中国也需要退出的依据,中国还不到退出的时候,也不能退出。
在他们看来,西方国家的经济增长已到一个极限,提出退出是合理的。而中国要达到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水平还需要很长时间,促进经济增长仍然是中国的主要目标,还需要经济政策来刺激。
争论在每年一度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前夕达到高潮,关于“退出节点”问题更是分歧颇大。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表示,中国将维持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经济刺激措施将持续两年。
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家统计局原局长李德水也表示,明年将坚持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经济刺激政策不会退出。
经济学家樊纲主张,大规模的财政刺激政策应保持一两年。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坦言:要依靠政府必要的扩张支撑着走完这个经济相对低迷的时间段,现在谈论退出和淡出为时尚早。
而秦晓则认为,中国经济已经进入“后危机”时期,政策调整和政府“退市”不容回避,经济复苏领先全球六个月的中国应该在2010年“退市”。
清華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也主张,中国宏观刺激政策的退出条件将于明年春节后到二季度基本成熟。他建议“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先行退出,财政政策的退出则要充分把握渐进性原则,避免调整过快引发一系列问题。
林毅夫则批评说,强调退出的呼声显然是用老眼光看问题,世界经济刚刚企稳,全球产能过剩问题仍未得到解决,企业的投资及库存仍然缓慢。现在不是退出的时机。
2009年12月初落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最终定调:中国经济回升的基础还不牢固,世界经济复苏基础并不稳固,2010年要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不久,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接受新华社专访,回应了刺激经济的政策是否应该退出的讨论。他说,各国采取的应对危机的政策是不一样的,政策退出的时机和方式也可以是不同的。
他强调,在对待经济复苏和经济持久发展问题上要持十分审慎的态度,因为中国现在还面临许多问题,所以要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继续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并且增强政策的针对性和灵活性,保持宏观调控的正确方向、一定的力度和合理的节奏。
让代价更少些
进入2010年,中国赢得了越来越多的赞扬声,其中不少来自海外。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称赞中国政府在应对金融危机中的手法,赞扬中国是“凯恩斯经济学的最好学生”。
今年以来,宽松的货币政策已经悄然开始转向,但积极的财政政策仍然一如既往。争论没有终结,反而更趋复杂。
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政府救市的能力和效率、中国经济的率先复苏得到了全球的好评,“中国神话”和“中国模式”成为一些学者们热衷的话题。在他们眼里,中国“发展主义政府”的模式似乎不仅不要改革,反而成了发达国家学习、效仿的榜样。
而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的经济学家则认为,政府出手救市是应急的措施,并不意味着政府和市场的边界发生了新的变化。市场机制的基础要素和基本原则是共同的,只有依照这些要素和原则,结合中国的实际推进政府职能的转变,方能使中国走出市场化进程中的“闭锁”状态,进入通向更成熟、更规范、更富有创新精神的市场机制之路。
与十年前有关“中国模式”的争论不同,这次讨论已超越了纯粹的经济学意义。即使是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的经济学家们对是否退出也有歧议。
吴敬琏认为,中国主要依靠政府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以度过经济危机,从而保证了GDP增长速度,这种措施不可持续,因为流动性的过多注入会形成资产泡沫,使得通货膨胀逼近。
而同样坚持市场化改革的厉以宁,最担心的是通货膨胀跟失业并存的滞胀。他说,中国保持中速增长就是滞胀的开始。把货币政策、财政政策都搞成紧缩的货币政策,那只会使得问题更复杂,更难解决,因为失业是一个大的问题,政策目前还不用变,真正要警惕的还不是单纯的通货膨胀,而是滞胀。
周其仁则坚持认为,仅仅有短期超发货币、政府扩大赤字,绝不是长期发展的一个根本可靠的基础。可靠的办法还是要把短期政策和长期经济发展的结构性改革相结合。
他的看法是,中国不能仅仅着眼于年度的GDP增长,要着眼于长期经济增长的基础。所以,当下问题的解决方向就是逐步缩小刺激政策,退出刺激政策,同时启动结构上的改革。
在2010年的春天,重启改革的声音已经开始汇成一股涌动的“春潮”。吴敬琏在各种场合提醒人们警惕近年出现的“开倒车”趋势,呼吁推进改革,抓住这次机遇让中国经济彻底转型。
在吴敬琏看来,无论是走出危机,还是改变政府的两难处境,出路都在于推进改革,消除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所面临的体制性障碍,建立有利于发挥创新精神、有利于创新和创业的经济体制、社会体制和政治体制。
回首13年前,为了应对亚洲金融风暴冲击,中国政府也采用了积极的财政政策,扩大开支,加大政府项目,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因此出现了财政变量、财政赤字、货币供应等方面不正常的情况。
但是1998年以后,中国启动了国企、金融行业等一系列改革,开放政府垄断的大产业部门,签订WTO,扩大对外开放,从而使中国迅速走出亚洲金融风暴的阴影,实现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为应对十多年后的金融危机奠定了雄厚基础。
温家宝总理曾经说,“应对这样一场大的危机,可能需要付出一些代價。”现在的问题是,如何让代价更少一些?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六年前,在讨论持续了六年之久的积极财政政策是否应该退出时,曾经负责启动和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前财政部部长项怀诚明确指出:“积极财政政策是短期政策,决不能长期使用。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能长期实施扩张的财政政策而不出问题。”
在其新书《多难登临录》中,经济学家张五常这样写道:“鼓励内供是鼓励每个人主动地参与产出,这是中国改革有成的要点。但从鼓励内需的角度出发由政府花钱鼓励,性质是被动的。(财政刺激政策)无可奈何地用做过度可以,长此下去,中国改革前功尽废矣。”■
《财经》记者 马国川
持续一年多的刺激政策选择与退出争论,在今年全国“两会”前夕仍激烈进行。从研究者到决策层,从公众到商界,从中国到全球,共识似乎难以达成。
从2月25日起,中国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再度上调0.5个百分点,国有银行存款准备金率从16%提高到16.5%,存款准备金率逼近20%的历史极限。
有关人士把央行调整货币政策视为刺激政策转向的信号。不过,作为刺激政策重要组成部分的积极财政政策仍不见丝毫松动迹象。
2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两会政府工作报告时再次强调,今年要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要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同时也要根据新情况不断提高政策针对性和灵活性。
这被外界视为中国的财政刺激与货币政策暂不会全面退出的重要政策信号。但许多人也在等待即将出现的两个重要的观察时点,一是全国“两会”上温家宝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一是在“两会”闭幕前他的专场记者招待会,一些微妙的政策调整信号或将有所透露。
此前一个月,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在新闻发布会上强调,“要继续坚持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当时,马建堂以诗样的语言形容中国“经济复苏的点点霞光积聚为满天的绚丽云霞”。面对中外记者,他高舉一张图表。那是一个标准“V”型图,它形象表明中国经济已经扭转了增速的下滑,率先实现了经济总体回升向好。
但是五天后,在香格里拉酒店举行的一次学术研讨会上,却传来了不同的声音。“我认为‘V型’复苏表明,以刺激经济增长为中心的积极财政政策有用力过猛之嫌,货币投放量也大大超出了‘保八’的需要。目前要做的不是持续财政刺激的力度和继续放松信贷,而是向市场发出控制信贷增速的信号,将政策目标从单纯保增长转到保增长和管理通胀预期并逐步向后者倾斜。”
这出自招商局集团董事长秦晓之口。作为熟悉实际经济运行的经济学家,秦晓警告说:“忽视资产价格上升,坐等资产泡沫积累和通胀预期积蓄是对形势的误判,其后果要么会中断复苏的进程,要么会给复苏后的经济发展留下隐患。”
不过,在场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扬并不同意秦晓的观点。他认为,中国经济的基本结构在未来十年左右还会持续,因此不主张压投资、压出口的政策措施,而是认为应该采取疏导措施,即通过优化投资结构来促成经济结构的优化和可持续发展。
摩根士丹利中国区首席经济学家王庆持类似看法。他认为,中国并不存在多么严重的结构问题,当前的关键在于如何实现高质量的投资。
他认为刺激内需,本身就包括刺激国内投资和国内消费两个方面,而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经济体,在国民收入并不充足,消费增长有限的情况下,刺激投资是现实选择。
而在更早之前,以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周其仁等学者为代表,倾向于主张:既然刺激政策迟早要退,择机退出应属明智之举。
其实,自中国出台刺激政策之日起,争论的声音就没有停止过。
还需要凯恩斯吗
2008年10月,源自美国华尔街的金融危机,急速演变为全球性金融危机,中国外需和内需同步向下调整。
为扭转中国经济增速下滑的局面,中国政府迅速推出“扩内需、保增长”的十项措施,外界统称“4万亿”刺激计划,之后为了确保2009年中国GDP年增长8%及解决高企的失业问题,又陆续出台“十大产业振兴规划”,稳健的财政政策和从紧的货币政策也随之转为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中国政府出手之大,世界瞩目。英国《每日电讯报》发表文章称,“这不仅让亚洲市场兴奋不已,也向外界传达了一个强烈信号。”美国《时代》周刊也发表文章说:“此举广受经济学家和投资者的欢迎。”
投资者确实欢迎备至,可是部分经济学家对此非常谨慎。
中欧工商学院教授许小年其时就直言不讳地批评“中国皈依了‘凯恩斯主义’”。在他看来,无论是“罗斯福新政”,还是日本为了应对衰退采取的积极政策,效果都不显著。
许小年认为,中国不需要凯恩斯主义,中国需要邓小平理论。邓小平理论是什么?就是坚持改革开放,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让市场发挥作用,让民众的创造力充分地涌现。
在2009年初举行的“中国企业家论坛”上,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张维迎也对刺激政策提出疑问,“我们今天的救市能不能成功呢?我想也可能会有短期效果。但解决问题最好的办法是什么?是市场自身的调整,政府救市的结果可能延缓市场的调整。”他还把政府救市称为“饮鸩止渴”“过度的投资,可能用不了多久,经济又会掉下来,而且,可能会掉得更惨”。
张维迎甚至将演讲的题目定为“彻底埋葬凯恩斯主义”,这个富有挑战性的观点遭到了一些人的批评。在批评人士看来,世界各国都在以凯恩斯主义政策拯救经济,现在呼吁要彻底埋葬之,岂非咄咄怪事?
一时间,凯恩斯成为中国的“热词”,尤其是在经济界。
凯恩斯以来,经济学家习惯于在景气低迷时呼吁政府运用经济政策刺激总需求、启动市场。
周其仁也对凯恩斯主义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把政府作为启动市场的诉诸对象,错得离了谱。”他说,“政府是不可能直接提供突破‘买方市场’的新产品和新服务的。能够提供这些的,只有企业和企业家中富于创新精神的那一族。离开了企业家的行为,财政主导的基础设施建设是无法带动市场景气的。”
周其仁的担心是,“中国已建的大量基础设施有待整合,‘超前’而无人付账的基础设施已经不少。‘为了景气’,再由政府主导突击‘超前’一批,老账未结又加新账,又找不到真正付钱的主,那样的话,用不了多久就会发现国民经济承受不了如此‘超前’。”
耐人寻味的是,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前主任、现任世界银行副行长的林毅夫也提出了“超越凯恩斯主义”。不过,林毅夫并非批评中国的救市之举,恰相反,他对中国为应对危机而实行的积极的财政政策大加赞赏,而且预言中国会最早复苏。
林毅夫提出“超越凯恩斯主义”,是基于他对中国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应对亚洲金融危机经验的总结。在林毅夫看来,上世纪90年代,中国为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实行了积极的财政政策,既实现了经济的较快发展,也通过高速公路等基础设施建设解决了制约经济进一步发展的瓶颈问题,为下一阶段经济更快发展奠定了基础。
对于把亚洲金融危机后中国经济的转机归结为积极财政政策的观点,经济学家吴敬琏早在2001年就提出了质疑,“多数经济学家没有看到1997年以来中国的经济政策不仅仅是财政货币政策,还有一手即供给方面的政策”,“仅就积极财政政策这一点说服力是不够的,各国也很少有仅依靠积极财政政策就能维持长期的经济发展的。”
是否应该调整
进入2009年下半年,全球经济渐渐扫去阴霾。中国经济较之全球其他主要经济大国更是先行一步。一些宏观经济数据显示,中国复苏持续有力,有望实现全年GDP增长8%的目标。
于是,政府主导的经济刺激政策何时退出,不但成为国际上政商两界关注焦点,更成为中国国内争论的焦点。一些声音质疑:从去年年底开始实施的财政刺激政策是否过度积极?与此同时,认为下半年财政政策应该出现调整甚至转向的呼声也不绝于耳。
支持经济刺激政策的声音依然响亮。在2009年7月举行的“首届中国财会论坛”上,经济学家厉以宁说,现在远不是改变积极的财政政策的时候,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近期也不能改。
他认为,积极的财政政策在这次经济回暖中发挥了不可低估的作用,下一步,政府应该从以政府投资带动民间投资、以政府投资拉动消费、进一步增强经济增长的后劲三个方面来更好地发挥积极财政政策的作用。
官方也很快作出了回应。2009年8月初,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朱之鑫在新闻发布会上明确表示,中国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目前没有退出的可能,下半年要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理由是未来的走势还不明朗,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利影响在短期内还难以有大的改观,世界主要经济体下滑的态势实质上没有发生变化,要走出衰退实现复苏还有待时日。
一个月后,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张晓强再次表态:中国要保持当前宏观经济政策取向不变,目前肯定不是中国积极财政政策的退出时机。
此前,财政部长谢旭人也宣称,中国经济发展正处在企稳回升的关键时期,经济回升的基础还不稳固,扩大政府公共投资、加强重点建设,是进一步扩大内需、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重要措施。
中国官方的观点还得到了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Robert Zoellick)的支持。2009年9月初,佐利克在北京接受记者采访时强调,目前全球经济复苏的步伐还不稳固,现在退出经济刺激措施还为时过早。
他称赞中国的大规模刺激经济政策为全球经济复苏做出的贡献,认为当前中国应坚持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而不是考虑过早退出,这将有利于中国和全球经济的复苏。
但是这些回应没有止息有关争论。
去年9月中旬,吴敬琏提醒说,财政政策存在三大局限性和负面效应:一是挤出效应。财政投资的实质是借用民间资金来投资,增加了政府用以投资的财源,会相应减少民间用于投资的资金。二是大部分竞争性部门政府投资的效率不如民间投资,政府投资规模太大,持续时间太长,会造成全社会投资效率的下降。三是长期使用财政政策会抑制民间投资的积极性。
10月公布的有关数据部分印证了吴敬琏的警示。中国2009年前三季度货币供应量增速达到29.31%,增幅比上年末高11.49个百分点;新增贷款总额共计8.67万亿元,同比多增5.19万亿元,“天量信贷”前所未有。国家出台经济刺激方案本意是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增长,但实际情况是,流入实体经济的信贷资金反而只占较小比例。
一贯反对政府过度干涉经济的美国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系教授陈志武认为,过度干预对中国的经济结构的破坏性很大,导致过多的资源浪费,也让企业很难做好。财政投入4万亿元刺激经济,但是中小企业的用电量却下降了49%,整个经济的用电量才下降了5%左右。
陈志武认为,从这个数字就可以看出,民营企业受到的打击有多大。他警告说,中国会迎来新一轮“国进民退”。
“退出节点”在哪里
在全球金融危机周年之际,中国经济呈现回升向好的趋势明显,2009年前三个季度增长达到7.7%,全年“保八”已无悬念。
但是过剩的流动性引发人们对明年物价上涨的担忧,“天量信贷”诱发的通胀预期开始抬头,产能过剩问题浮出水面。
上海生产力学会会长周瑞金指出,在这轮政府投资中,一些过去关停的“五小工业”,在各地投资需求的调动下,已经出现了死灰复燃的苗头,“如果继续下去,又会走损害生态的老路”。
围绕这些新问题,经济刺激政策“退出”再成焦点。一些西方国家也开始采取一些退出措施,一些专家呼吁中国也开始绸缪退出,但是另外一些专家认为,这不是中国也需要退出的依据,中国还不到退出的时候,也不能退出。
在他们看来,西方国家的经济增长已到一个极限,提出退出是合理的。而中国要达到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水平还需要很长时间,促进经济增长仍然是中国的主要目标,还需要经济政策来刺激。
争论在每年一度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前夕达到高潮,关于“退出节点”问题更是分歧颇大。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表示,中国将维持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经济刺激措施将持续两年。
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家统计局原局长李德水也表示,明年将坚持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经济刺激政策不会退出。
经济学家樊纲主张,大规模的财政刺激政策应保持一两年。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坦言:要依靠政府必要的扩张支撑着走完这个经济相对低迷的时间段,现在谈论退出和淡出为时尚早。
而秦晓则认为,中国经济已经进入“后危机”时期,政策调整和政府“退市”不容回避,经济复苏领先全球六个月的中国应该在2010年“退市”。
清華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也主张,中国宏观刺激政策的退出条件将于明年春节后到二季度基本成熟。他建议“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先行退出,财政政策的退出则要充分把握渐进性原则,避免调整过快引发一系列问题。
林毅夫则批评说,强调退出的呼声显然是用老眼光看问题,世界经济刚刚企稳,全球产能过剩问题仍未得到解决,企业的投资及库存仍然缓慢。现在不是退出的时机。
2009年12月初落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最终定调:中国经济回升的基础还不牢固,世界经济复苏基础并不稳固,2010年要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不久,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接受新华社专访,回应了刺激经济的政策是否应该退出的讨论。他说,各国采取的应对危机的政策是不一样的,政策退出的时机和方式也可以是不同的。
他强调,在对待经济复苏和经济持久发展问题上要持十分审慎的态度,因为中国现在还面临许多问题,所以要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继续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并且增强政策的针对性和灵活性,保持宏观调控的正确方向、一定的力度和合理的节奏。
让代价更少些
进入2010年,中国赢得了越来越多的赞扬声,其中不少来自海外。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称赞中国政府在应对金融危机中的手法,赞扬中国是“凯恩斯经济学的最好学生”。
今年以来,宽松的货币政策已经悄然开始转向,但积极的财政政策仍然一如既往。争论没有终结,反而更趋复杂。
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政府救市的能力和效率、中国经济的率先复苏得到了全球的好评,“中国神话”和“中国模式”成为一些学者们热衷的话题。在他们眼里,中国“发展主义政府”的模式似乎不仅不要改革,反而成了发达国家学习、效仿的榜样。
而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的经济学家则认为,政府出手救市是应急的措施,并不意味着政府和市场的边界发生了新的变化。市场机制的基础要素和基本原则是共同的,只有依照这些要素和原则,结合中国的实际推进政府职能的转变,方能使中国走出市场化进程中的“闭锁”状态,进入通向更成熟、更规范、更富有创新精神的市场机制之路。
与十年前有关“中国模式”的争论不同,这次讨论已超越了纯粹的经济学意义。即使是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的经济学家们对是否退出也有歧议。
吴敬琏认为,中国主要依靠政府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以度过经济危机,从而保证了GDP增长速度,这种措施不可持续,因为流动性的过多注入会形成资产泡沫,使得通货膨胀逼近。
而同样坚持市场化改革的厉以宁,最担心的是通货膨胀跟失业并存的滞胀。他说,中国保持中速增长就是滞胀的开始。把货币政策、财政政策都搞成紧缩的货币政策,那只会使得问题更复杂,更难解决,因为失业是一个大的问题,政策目前还不用变,真正要警惕的还不是单纯的通货膨胀,而是滞胀。
周其仁则坚持认为,仅仅有短期超发货币、政府扩大赤字,绝不是长期发展的一个根本可靠的基础。可靠的办法还是要把短期政策和长期经济发展的结构性改革相结合。
他的看法是,中国不能仅仅着眼于年度的GDP增长,要着眼于长期经济增长的基础。所以,当下问题的解决方向就是逐步缩小刺激政策,退出刺激政策,同时启动结构上的改革。
在2010年的春天,重启改革的声音已经开始汇成一股涌动的“春潮”。吴敬琏在各种场合提醒人们警惕近年出现的“开倒车”趋势,呼吁推进改革,抓住这次机遇让中国经济彻底转型。
在吴敬琏看来,无论是走出危机,还是改变政府的两难处境,出路都在于推进改革,消除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所面临的体制性障碍,建立有利于发挥创新精神、有利于创新和创业的经济体制、社会体制和政治体制。
回首13年前,为了应对亚洲金融风暴冲击,中国政府也采用了积极的财政政策,扩大开支,加大政府项目,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因此出现了财政变量、财政赤字、货币供应等方面不正常的情况。
但是1998年以后,中国启动了国企、金融行业等一系列改革,开放政府垄断的大产业部门,签订WTO,扩大对外开放,从而使中国迅速走出亚洲金融风暴的阴影,实现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为应对十多年后的金融危机奠定了雄厚基础。
温家宝总理曾经说,“应对这样一场大的危机,可能需要付出一些代價。”现在的问题是,如何让代价更少一些?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六年前,在讨论持续了六年之久的积极财政政策是否应该退出时,曾经负责启动和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前财政部部长项怀诚明确指出:“积极财政政策是短期政策,决不能长期使用。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能长期实施扩张的财政政策而不出问题。”
在其新书《多难登临录》中,经济学家张五常这样写道:“鼓励内供是鼓励每个人主动地参与产出,这是中国改革有成的要点。但从鼓励内需的角度出发由政府花钱鼓励,性质是被动的。(财政刺激政策)无可奈何地用做过度可以,长此下去,中国改革前功尽废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