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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中西文化的交流与碰撞中,中国的传统音乐文化正经受着深重的考验。当今全球化背景下,西方音乐作为强势文化挤占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空间。本文在坚持文化相对论基础上探讨对传统音乐文化的再认识和对优秀传统文化继承的问题。
关键词:传统音乐 西方音乐 文化
中图分类号:J605 文献标识码:A
一 中国传统音乐概况
中国传统音乐是在中原音乐、四域音乐以及与外国音乐的交流融合之中形成发展起来的。因此可以说,中原音乐、四域音乐、外国音乐是中国传统音乐的三大来源。
中原音乐指的是以黄河流域为中心发展起来的音乐。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以汉族为主体的黄河流域音乐文化。其中,殷商和西周时期的音乐文化具有代表意义。除六代乐舞及其他多种乐舞的发展和整理,礼乐制度的阶级化和等级化,大司乐机构的设置,三分损益律的运用等有重要影响之外,尤其在“八音”乐器分类中“琴”(七弦琴)及其音乐的出现,奠定了中国传统乐器与器乐的基本模式。
四域音乐指的是除中原音乐以外的中华大地各民族的音乐文化。其中,长江流域、珠江流域等地区,与黄河流域同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发祥地。长江中游的楚文化中的音乐文化,色彩缤纷,独树一帜,同中原音乐并为上古中国传统音乐的表率,相互辉映,相互交融,进而衍生、发展。珠江流域的粤文化,西南各少数民族的音乐文化,西北作为古代丝绸之路对多处音乐文化传播、交融的作用,以及东北各少数民族的音乐文化,都为中国传统音乐的形成、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其中,在乐器方面,作为汉族音乐文化与少数民族音乐文化交融的代表实例,可以举出由奚琴到胡琴类各种拉弦乐器的形式。
中国音乐与外国音乐的交流,由来已久。据《穆天子传》记载,相传西周初,周穆王曾经带着规模颇大的乐队到西方各国进行音乐交流。此后,在汉代伴随着佛教的传入,印度教音乐和天竺乐也入传中国;隋唐时期,大量外国音乐的输入,不仅带来外国乐曲,而且引进乐器、乐律、音阶。作为外国乐器传入中国,后又被改造为中国传统乐器的琵琶就颇具代表意义。
二 全球化与中国传统音乐
著名物理学家李政道说过:“一个依赖过去的民族是没有发展的,同样,一个抛弃传统的民族也是没有前途的。”中国传统音乐是中华民族在数千年历史长河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比较稳定的音乐文化状态,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当今世界是以经济和科技的发展为主要标志的全球范围内的世界化,面对全球化的趋势,中国传统音乐到底将何去何从、传统音乐在这个潮流中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逐渐成为众多音乐学学者关注的问题
文化发展的道路是曲折的,各民族文化的发展也是不平衡的。“因此,异质性文化的冲撞、互动是由可能的、时而发生的,互相借鉴、缺长补短也是必要的。但中西方文化是平等的,文化的主体也是平等的。传统音乐之所以能与中国社会同时跨越几千年的历史长河而流传到今天,可见其所蕴含的强大的稳定性和坚韧性。
众所周知,唐朝所创造的物质财富要远远大于汉朝,但是谁能说唐朝时鼎盛一时的歌舞伎乐就一定比汉朝时的鼓吹乐先进;更有后来的戏曲音乐,谁能说戏曲音乐就一定比歌舞伎乐先进呢?不仅音乐、美术、文学同样如此,这是艺术的普遍规律。我们说在现代社会物质基础上所创造出来的抽象艺术、后现代艺术就一定比几千年前古希腊艺术先进吗?如果这样的话,黑格尔也不用“高贵的纯洁和静默的伟大”来形容古希腊艺术了。
当然,除了物质基础上的原因以外,文化思想意识上的原因也很重要。福柯曾经说过“知识就是权力”,不同的人掌握的知识的多少是不一样的,在知识的生产和接受过程中,知识创造的主体也就慢慢在无形之中“奴役”了知识的接受者。因为知识的生产者是少数人,而知识的接受者却是大部分。当群体慢慢接受了这少数人所创造的知识体系之后,也就完成了被“奴役”的过程。所以,知识的生产和接受的过程,同时也就是“奴役”和“被奴役”的过程……
在中国,西方音乐之所以能以优势之势席卷中国大地,将传统音乐挤压在一边,很大程度上也归因于我们的音乐文化传播者。因为他们所接受的知识全部都是西方音乐理论架构下的知识体系,而对中国本体音乐理论却知之甚少,这种状况必然使他们自然而然成为西方音乐文化下的“被奴役者”,他们很容易纳入西方的音乐体系,使西方音乐的知识体系成为现代音乐的经典之作的判断标准,当这种音乐的主导性和中国传统音乐所谓“边缘性”、“落后性”比较起来,西方音乐自然也就占了上风。当然,这种现象还要归因于一定的历史原因,我们也不能责怪历史开的这样一个玩笑。
国家的落后和民族的灾难促使着大批热血青年向西方学习,以寻求拯救民族处于水深火热灾难中的方法。近代新音乐的先驱者如曾志、沈心工、李叔同、黄自、萧友梅等都是走出国门,寻求音乐振兴之路,通过学习他们成为西方音乐的传教士。当前辈先驱们将其所接受的西方音乐理论知识传给下一代时,下一代再传给他们的下一代,这种无限制的知识循环必然促使大范围内的思维定势,使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变成这种知识的被奴役者。相反,由于传统音乐特殊的传承方式和其生存空间遭到严重的破坏,它的接受者却日趋衰减,包括现在我们许多著名的传统音乐学家也都是西方音乐体系启蒙,之后返回来再思考并研究传统的。所以,日积月累在文化的对抗中我们的传统文化成了弱势。
哈佛著名学者杜维明在他的《儒家传统的现代化转化》中指出:“强人政策”是“以本民族文化的精华与他民族文化的糟粕进行比较,突出本民族文化的优越性”这容易导致文化的盲目自大和盲目排外,最终导致文化的封闭和落后;“弱者政策”是“以本民族文化的糟粕与西方文化的精华进行比较,以突出本民族文化的劣根性。”这必将导致把西方文化看成至美文化而全盘西化,直至放弃本民族文化传统的错误主张。
在全球文化多元主义的影响之下,音乐文化也应该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交流。人类最伟大的成就在于创造性地使地球成为融合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为一体的谐和栖息地!世界因不同而精彩,交流因不同而必要。公平地对待人类的多元文化是理所当然、毋庸置疑的。“是否先进”这个词不应该出现在文化艺术领域,国家经济发展有先进和落后之分,科技有先进和落后之分,而艺术是没有国界,没有先进和落后之分的,它是人类共同的财富,人类都应该为拥有如此光辉灿烂的艺术而自豪!
同时,人类文明的发展模式从宏观上是一个定态模式,只不过是由于空间上的不同分布而造成时间上的先后序列。每个地区、每个民族都有适合其自身发展规律的模式,有着其自身的合理性(音乐作为文化的重要代表之一,亦是如此),每个民族的文化都是等价的,研究各个民族的不同文化有利于发现贯穿于不同民族间的共通的东西。
但我们也要注意,在文化交流中一定要注意“度”的把握,这个“度”就是自己民族的“根”。中华民族之所以成为“中华民族”就是因为其中有中华的文化。康有为按公羊学的理论,认为华夷之辨是在“文化”。如果失去传统,企图对整个社会生活作全面的西化,那就等于“文化自杀”,就成了文化上的“流浪汉”。切勿过火地将传统音乐的灵魂给“化”了。这是很可怕的事,没有灵魂也就等于没有传统了。
“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需要优秀的传统文化,需要从民族文化中吸取其自强不息、稳健和谐、厚德载物、敬业乐群的精神和理念,它们是中华民族的灵魂和思想动力,也是我们沟通西方,向外国优秀文化学习的思想基础。”英国哲学家罗素在《中西文化比较》中写到:“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已经被证明是人类文化发展的里程碑,希腊学习埃及、罗马借鉴希腊、阿拉伯参照罗马帝国、中世纪的欧洲又模仿阿拉伯、而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则仿效拜占庭帝国……”
在当前,我们一方面要借鉴西方音乐的优势与经验为我所用,另一方面也要在传统的基础上继续深入地自我发展,传统的延续与复兴将会在当代人越来越多元、自由的精神选择中,重建植根于这方黄土地上的文化故乡,增加人们血液中传统文化的浓度,从而使经济、科技塑造的全球化的时代中,民族和个体保持清晰的身份,而不至于继续迷失,重新接续中国传统的精神文化血脉,使传统音乐能够在世界音乐之林中大放光彩来,以此体现我们中华的乐风!
参考文献:
[1] 张开城:《关于传统文化的反思》,《湛江海洋大学学报》,2004年10月第二十六卷第5期。
[2] 杜维明:《儒家传统的现代化转化》,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
[3] 牟钟鉴:《走进中国精神》,华文出版社,1999年。
[4] 卫丽军《全球化与中国传统音乐发展战略》,《平原大学学报》,2006年第2期。
[5] 蔡际洲:《中国传统音乐的生态系统及其可持续发展》,《中国音乐》,2003年第9期。
作者简介:常柳,女,1979—,河南漯河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音乐教育,工作单位:信阳师范学院音乐学院。
关键词:传统音乐 西方音乐 文化
中图分类号:J605 文献标识码:A
一 中国传统音乐概况
中国传统音乐是在中原音乐、四域音乐以及与外国音乐的交流融合之中形成发展起来的。因此可以说,中原音乐、四域音乐、外国音乐是中国传统音乐的三大来源。
中原音乐指的是以黄河流域为中心发展起来的音乐。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以汉族为主体的黄河流域音乐文化。其中,殷商和西周时期的音乐文化具有代表意义。除六代乐舞及其他多种乐舞的发展和整理,礼乐制度的阶级化和等级化,大司乐机构的设置,三分损益律的运用等有重要影响之外,尤其在“八音”乐器分类中“琴”(七弦琴)及其音乐的出现,奠定了中国传统乐器与器乐的基本模式。
四域音乐指的是除中原音乐以外的中华大地各民族的音乐文化。其中,长江流域、珠江流域等地区,与黄河流域同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发祥地。长江中游的楚文化中的音乐文化,色彩缤纷,独树一帜,同中原音乐并为上古中国传统音乐的表率,相互辉映,相互交融,进而衍生、发展。珠江流域的粤文化,西南各少数民族的音乐文化,西北作为古代丝绸之路对多处音乐文化传播、交融的作用,以及东北各少数民族的音乐文化,都为中国传统音乐的形成、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其中,在乐器方面,作为汉族音乐文化与少数民族音乐文化交融的代表实例,可以举出由奚琴到胡琴类各种拉弦乐器的形式。
中国音乐与外国音乐的交流,由来已久。据《穆天子传》记载,相传西周初,周穆王曾经带着规模颇大的乐队到西方各国进行音乐交流。此后,在汉代伴随着佛教的传入,印度教音乐和天竺乐也入传中国;隋唐时期,大量外国音乐的输入,不仅带来外国乐曲,而且引进乐器、乐律、音阶。作为外国乐器传入中国,后又被改造为中国传统乐器的琵琶就颇具代表意义。
二 全球化与中国传统音乐
著名物理学家李政道说过:“一个依赖过去的民族是没有发展的,同样,一个抛弃传统的民族也是没有前途的。”中国传统音乐是中华民族在数千年历史长河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比较稳定的音乐文化状态,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当今世界是以经济和科技的发展为主要标志的全球范围内的世界化,面对全球化的趋势,中国传统音乐到底将何去何从、传统音乐在这个潮流中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逐渐成为众多音乐学学者关注的问题
文化发展的道路是曲折的,各民族文化的发展也是不平衡的。“因此,异质性文化的冲撞、互动是由可能的、时而发生的,互相借鉴、缺长补短也是必要的。但中西方文化是平等的,文化的主体也是平等的。传统音乐之所以能与中国社会同时跨越几千年的历史长河而流传到今天,可见其所蕴含的强大的稳定性和坚韧性。
众所周知,唐朝所创造的物质财富要远远大于汉朝,但是谁能说唐朝时鼎盛一时的歌舞伎乐就一定比汉朝时的鼓吹乐先进;更有后来的戏曲音乐,谁能说戏曲音乐就一定比歌舞伎乐先进呢?不仅音乐、美术、文学同样如此,这是艺术的普遍规律。我们说在现代社会物质基础上所创造出来的抽象艺术、后现代艺术就一定比几千年前古希腊艺术先进吗?如果这样的话,黑格尔也不用“高贵的纯洁和静默的伟大”来形容古希腊艺术了。
当然,除了物质基础上的原因以外,文化思想意识上的原因也很重要。福柯曾经说过“知识就是权力”,不同的人掌握的知识的多少是不一样的,在知识的生产和接受过程中,知识创造的主体也就慢慢在无形之中“奴役”了知识的接受者。因为知识的生产者是少数人,而知识的接受者却是大部分。当群体慢慢接受了这少数人所创造的知识体系之后,也就完成了被“奴役”的过程。所以,知识的生产和接受的过程,同时也就是“奴役”和“被奴役”的过程……
在中国,西方音乐之所以能以优势之势席卷中国大地,将传统音乐挤压在一边,很大程度上也归因于我们的音乐文化传播者。因为他们所接受的知识全部都是西方音乐理论架构下的知识体系,而对中国本体音乐理论却知之甚少,这种状况必然使他们自然而然成为西方音乐文化下的“被奴役者”,他们很容易纳入西方的音乐体系,使西方音乐的知识体系成为现代音乐的经典之作的判断标准,当这种音乐的主导性和中国传统音乐所谓“边缘性”、“落后性”比较起来,西方音乐自然也就占了上风。当然,这种现象还要归因于一定的历史原因,我们也不能责怪历史开的这样一个玩笑。
国家的落后和民族的灾难促使着大批热血青年向西方学习,以寻求拯救民族处于水深火热灾难中的方法。近代新音乐的先驱者如曾志、沈心工、李叔同、黄自、萧友梅等都是走出国门,寻求音乐振兴之路,通过学习他们成为西方音乐的传教士。当前辈先驱们将其所接受的西方音乐理论知识传给下一代时,下一代再传给他们的下一代,这种无限制的知识循环必然促使大范围内的思维定势,使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变成这种知识的被奴役者。相反,由于传统音乐特殊的传承方式和其生存空间遭到严重的破坏,它的接受者却日趋衰减,包括现在我们许多著名的传统音乐学家也都是西方音乐体系启蒙,之后返回来再思考并研究传统的。所以,日积月累在文化的对抗中我们的传统文化成了弱势。
哈佛著名学者杜维明在他的《儒家传统的现代化转化》中指出:“强人政策”是“以本民族文化的精华与他民族文化的糟粕进行比较,突出本民族文化的优越性”这容易导致文化的盲目自大和盲目排外,最终导致文化的封闭和落后;“弱者政策”是“以本民族文化的糟粕与西方文化的精华进行比较,以突出本民族文化的劣根性。”这必将导致把西方文化看成至美文化而全盘西化,直至放弃本民族文化传统的错误主张。
在全球文化多元主义的影响之下,音乐文化也应该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交流。人类最伟大的成就在于创造性地使地球成为融合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为一体的谐和栖息地!世界因不同而精彩,交流因不同而必要。公平地对待人类的多元文化是理所当然、毋庸置疑的。“是否先进”这个词不应该出现在文化艺术领域,国家经济发展有先进和落后之分,科技有先进和落后之分,而艺术是没有国界,没有先进和落后之分的,它是人类共同的财富,人类都应该为拥有如此光辉灿烂的艺术而自豪!
同时,人类文明的发展模式从宏观上是一个定态模式,只不过是由于空间上的不同分布而造成时间上的先后序列。每个地区、每个民族都有适合其自身发展规律的模式,有着其自身的合理性(音乐作为文化的重要代表之一,亦是如此),每个民族的文化都是等价的,研究各个民族的不同文化有利于发现贯穿于不同民族间的共通的东西。
但我们也要注意,在文化交流中一定要注意“度”的把握,这个“度”就是自己民族的“根”。中华民族之所以成为“中华民族”就是因为其中有中华的文化。康有为按公羊学的理论,认为华夷之辨是在“文化”。如果失去传统,企图对整个社会生活作全面的西化,那就等于“文化自杀”,就成了文化上的“流浪汉”。切勿过火地将传统音乐的灵魂给“化”了。这是很可怕的事,没有灵魂也就等于没有传统了。
“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需要优秀的传统文化,需要从民族文化中吸取其自强不息、稳健和谐、厚德载物、敬业乐群的精神和理念,它们是中华民族的灵魂和思想动力,也是我们沟通西方,向外国优秀文化学习的思想基础。”英国哲学家罗素在《中西文化比较》中写到:“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已经被证明是人类文化发展的里程碑,希腊学习埃及、罗马借鉴希腊、阿拉伯参照罗马帝国、中世纪的欧洲又模仿阿拉伯、而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则仿效拜占庭帝国……”
在当前,我们一方面要借鉴西方音乐的优势与经验为我所用,另一方面也要在传统的基础上继续深入地自我发展,传统的延续与复兴将会在当代人越来越多元、自由的精神选择中,重建植根于这方黄土地上的文化故乡,增加人们血液中传统文化的浓度,从而使经济、科技塑造的全球化的时代中,民族和个体保持清晰的身份,而不至于继续迷失,重新接续中国传统的精神文化血脉,使传统音乐能够在世界音乐之林中大放光彩来,以此体现我们中华的乐风!
参考文献:
[1] 张开城:《关于传统文化的反思》,《湛江海洋大学学报》,2004年10月第二十六卷第5期。
[2] 杜维明:《儒家传统的现代化转化》,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
[3] 牟钟鉴:《走进中国精神》,华文出版社,1999年。
[4] 卫丽军《全球化与中国传统音乐发展战略》,《平原大学学报》,2006年第2期。
[5] 蔡际洲:《中国传统音乐的生态系统及其可持续发展》,《中国音乐》,2003年第9期。
作者简介:常柳,女,1979—,河南漯河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音乐教育,工作单位:信阳师范学院音乐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