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那些以讽刺商人为目的的作品总能大快人心？
　　这题目一出，葛朗台、夏洛克、阿巴贡诸人纷至沓来。确实想不起文学作品里有什么正面的商人形象，即使有，给人留下印象的也一定是跟他演对手戏的不择手段的同行。或者这么说，商人被赞美远不如他们被挖苦被抨击更能让人记得牢。
　　先从《威尼斯商人》说起。夏洛克因为要借贷者安东尼偿还一磅人肉，而成为了贪婪、冷酷的放债者的代名词，其复仇的手段是完全符合契约精神的，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相反，当伪装成律师的波希霞用诡计讹诈夏洛克时，安东尼及其朋友已经成了一群无赖。真正残酷的是波希霞给夏洛克扣上了“企图谋害城邦公民的异邦人”的帽子，从而剥夺了他的财产。如果不是对方“仁慈”，夏洛克性命也难保住。无赖变成了强盗。这是一出真正的悲剧，莎士比亚的读者们却把自己的欢乐建筑在夏洛克的难堪和不幸上。
　　连一部主题复杂的戏剧都被简化成对商人的嘲弄，那么，那些以讽刺商人为目的的作品就更为大快人心了。“你（钱）一被人抢走，我的依靠、我的安慰、我的快乐就全没有了，我算是整个完蛋了，我还活在世上干什么啊？没有你，我简直活不了啦。全完啦，我实在受不了啦。”在《悭吝人》中，莫里哀让他的人物阿巴贡对丢失的金币绝望地号叫。作为放高利贷者，阿巴贡贪婪吝啬到极点：请客时在酒里掺水；为了钱，他逼迫女儿嫁给老头子，让儿子娶富有的寡妇；他与儿子争夺一个姑娘，只是因为钱才放弃。当我们被告知这部戏“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人与人之间赤裸裸的金钱关系”时，从未想过它有可能因为极度夸张而对人物进行了妖魔化处理。
　　巴尔扎克的《欧也妮·葛朗台》与此大同小异。葛朗台临终前将手伸向神甫手中镀金的十字架，中国读者们可能感受到了阅读《儒林外史》“两根灯草”时的快乐。一个商人，处心积虑地侵夺财富，视金钱为唯一信仰，最终惨淡收场，这样的故事也在左拉的《金钱》以及据说是模仿《金钱》的茅盾的《子夜》等小说中反复出现。
　　这是为什么呢？
　　它肯定有现实的依据，但是显然，它被夸大了，贪婪、吝啬、贿赂、勾心斗角、不择手段仅仅存在于商人身上吗？我们愿意把这些品质极度变形后归结到商人身上，是因为他们的职业让这一切显得更为集中，以此讲故事更有戏剧性。最关键的是，我们通常会把嘲讽送给那些占有社会资源更多的人，就像政客避免不了成为笑话的主角。
　　这是商人必须付出的代价，尽管这个世界已经承认商业是社会发展的动力。当人们心情好的时候，这些品质可以更名为勤劳、节俭、机智、有抱负，但是很遗憾，命名的决定权不在商人们手里。
　　唯一可堪告慰的是，以商业为主题的虚构文学作品都不好看，它们语言粗糙，人物性格单一，情节俗套，称之为“文学”是个误会。真正的商人，存在于他们的家庭和严肃的商业史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