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跃进”时期的农村幼儿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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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大跃进”时期的中国农村曾出现了一个幼儿园发展的高峰,此一时期的农村幼儿园在普及率上一度反超城市。有趣的是,这一农村兴办幼儿园的潮流仅出现在“大跃进”时期,随着“大跃进”运动的结束,作为对激进农村政策的反思,全国大部分农村幼儿园随即陷入停办状态。为什么幼儿园这种同现代化相联系的设施恰恰出现在建国后农村最困难的时期?本文以河南渑池县为例,从日常生活史的角度重述了“大跃进”时期的农村幼儿园,试图呈现出国家参与乡村生活的过程,以及普通妇女、儿童在社会主义集体化过程中的生活体验。作者认为,妇女解放思想同“大跃进”相互配合成为一套互动的话语,将妇女从抚育幼儿的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使家务劳动社会化,成为一项社会主义集体事业,以实现农业集体化。农村幼儿园的建立意味著国家对生产中妇女所扮演的角色的重新定义,抚育幼儿不再是家庭的职能,而通过社会化成为国家和集体责任。这进而重塑了集体化生产下的亲子关系,同时也创造了更多女性职业的机会。农村幼儿园作为集体化事业的一部分,根植于集体制度下的福利体系,基于此,也不难理解当农村集体化程度退化的时候,农村幼儿园在缺乏外力支持的条件下不可避免的面临消亡。但不可否认的是,农村幼儿园的设立重塑了农村儿童、母亲、幼儿教师等群体的生活,在农村留守儿童问题愈发严重的当下,儿童抚育中的家庭安排和国家责任值得我们重新探讨,历史上这一农村幼儿园实践或许能为如今的农村抚幼提供一定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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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声势浩大的大跃进运动开始了。农村下乡干部号召农民兄弟从生产到生活都要响应大跃进的号召,提出“大跃进要看前三年,三年就看头一年,劳动实行军事化,生活实行集体化,白天满地人,黑夜满地灯”。  当年夏季,《人民日报》刊登出徐水人民公社率先带领农民走供给制共产主义道路的典型报道。我的故鄉山西孝义县长兴村是大孝堡人民公社所属的一个管理区,村里驻扎着县委指派的四人工作组。村党支部在工作组的督促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