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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4年7月1日，奥罗尔·杜平诞生于巴黎。出生前一小时，她的父亲拉着小提琴；在音乐动听的旋律声中，她的母亲换上了一条玫瑰色的裙子——一切都预示着，这个女孩将有幸福的人生……
奥罗尔生性活泼，无拘无束。13岁那年，她的一个举动使她的同龄小姐和她们的父母瞠目结舌：她身穿常礼服、头戴大沿帽、肩挎猎枪，骑在马上疯狂地追赶野兔。奥罗尔自称“半男半女”。她的性格的两重性，使她童年时吃了不少苦头。
奥罗尔的曾祖父、法国的著名元帅莫利斯·萨克松斯基是一个勇敢无畏、天性快乐的人。他教导他的士兵：军人只有在快乐进攻的时候才能取得胜利。他的部队拥有一个喜剧班子，通常，他们的演出要在开战前一天才会停止。
奥罗尔的祖母玛丽-奥罗尔·杜平也是一个遇事不气馁的人。她是元帅的私生女，为了取得合法的地位，她无数次地呈文政府，迫使其父最终让步。奥罗尔的祖父去世后，奥罗尔寡居的祖母遇到了1789年的革命风暴。为了保住家产，她将一套银餐具和其他细软藏匿在巴黎一座宫殿的砖墙里。为此，她遭逮捕，并被关进修道院。夜里，奥罗尔-玛丽的儿子、11岁的莫利斯——乔治·桑未来的父亲，和他的家庭教师一起闯入修道院，当着革命党人的面，撕毁了有损杜平太太名誉的“罪状”。
祖辈的性格影响着年幼的奥罗尔。她还听说了自己的父亲不顾诅母的阻挠与反对，与母亲索菲、巴黎一个出身贫贱的女人结婚的故事。可是，品格高尚的父亲1808年死于一次意外事故。母亲因与祖母不和，抛下奥罗尔独自去巴黎。
奥罗尔在祖母的贵族庄园中成长，而且在祖母1821年去世后继承了她的庄园田产和可观的年金，但因为与母亲的亲情及对母亲的同情，使她感受到了社会的不平等。
最初的摩擦
1822年9月，杜德望男爵的儿子卡西米尔成了18岁的诺昂女庄园主奥罗尔·杜平的丈夫。卡西米尔·杜德望虽有军人的仪表，但身材瘦弱、相貌平平，奥罗尔与他几乎从未有过爱情，开头只把他当作自己孤独世界中的保护人。但卡西米尔在家庭生活中暴露了越来越多的缺点：从不读书、对音乐反应冷淡、与女仆私通，热衷于狩猎、宴饮和地方政治。奥罗尔在1823年生下儿子莫利斯，1828年生下女儿索朗日后，对丈夫的不满，情绪越来越强烈。
她最初思考的是男女平等的问题：丈夫可以随心所欲，为所欲为，妻子却要像奴隶般的顺从。使她更为愤怒的是，对背叛妻子的丈夫，全社会采取的是宽厚、容忍的态度。
稍后，奥罗尔迈出了勇敢的一步：未经丈夫许可，她独自骑马去往拉沙特尔，寻找自己的新朋友——从巴黎到诺昂庄园来度夏的大学生、刚开始文学创作的作家、律师。他们曾经向她灌输过浪漫主义的哲学思想。他们都自称为圣西门、傅立叶的追随者。
他们中的一个自由主义者、19岁的巴黎法学院学生于勒·桑杜疯狂地爱上了奥罗尔。而他也确是奥罗尔心目中浪漫主义的理想人物：沉入幻想的柔弱的金色鬈发男子，不爱特措和宴饮，宁可阅读和思考。他向奥罗尔灌输当时颇为流行的夏多勃里昂的思想：“只有在大自然和爱情的美丽中，才能找到赞美上帝的力量……”
奥罗尔接受了这种思想，决定不在任何人——首先是丈夫——面前伪装自己。“小于勒”，她这样称呼于勒·桑杜，并开始了和他的约会。
1830年七月革命期间出现的词汇“自由”和“共和国”使她痴迷。她天性中叛逆的精神被唤醒。她开始与巴黎的朋友们通信，从这些信件中未来作家的才华已初露端倪。
同时，她毫不留情地致函卡西米尔·杜德望：“我搬至巴黎居住。我要和你分居。请你给我赡养费。孩子仍然留杯诺昂。”
奥罗尔想出了
乔治·桑的笔名
奥罗尔成为巴黎那些标新立异的人中最独特的一个。那个时代，妇女在剧院只能坐在包厢和楼座。可是在 1831年的夏季，在剧院的正厅，在男人中间，突然有规律地出现一个头戴灰帽，身穿灰呢料子哨卡式长礼服、背心和长裤，系着毛料大领带，脚登长筒靴的小个子男人。这人就是女扮男装的杜德望夫人。奥罗尔在众目睽睽之下如此装束倒不是为了昭示妇女解放的意图，她这样穿着纯粹是出于经济实用和舒适的目的。既省却了许多添置女装的费用，又可以像男人一样地坐在正厅。
到了巴黎后，奥罗尔和于勒·桑杜公开同居，他们住在圣米歇尔河滨大街一个公寓的阁楼里。不久，奥罗尔将 3岁的女儿索朗日接到了巴黎。
桑杜这时有了义学创作的冲动，奥罗尔便着手写作，然后由桑杜润色一遍。这部由他们共同署名于勒·桑杜、名为《粉色与白色》的小说一问世就获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奥罗尔惊讶地发现，题材、情节、人物塑造，这一切对她来说都显得轻而易举。她建议桑杜在她刚刚写就的一部小说《印第安娜》上再一次共同署名。桑杜认为自己只宇未写，拒绝共同署名。在这种情况下，奥罗尔想出了乔治·桑的笔名。乔治·桑的第一部小说《印第安娜》和随后的《华伦蒂娜》都受到了读者和出版商的好评。
与此同时，一些对乔治·桑无好感的人对她发出了嘘声，巴尔扎克也认为这个嗓音低沉、说话威严的大脸盘女人举止粗鲁、令人生畏。
而乔治·桑的行为确实不可思议：她接待客人时穿丝绸长袍和拖鞋；她抽烟斗；她说粗话、开各式各样的玩笑；她在公开场合与情人同进同出，并频频更换情人。尽管如此，她在女性读者中却有着绝对的威望。
1836年秋天，拉沙特尔省法院同意杜德望夫妇进行财产分割。诺昂庄园归奥罗尔·杜德望所有，一双儿女也由奥罗尔扶养。法院还同意这对夫妇正式分居。
“情人和孩子——难道不一样吗?”
乔治·桑和于勒·桑杜分手之后，又相继更换了许多别的男人。例如，她和梅里美的恋情只维持了几天。
稍后，她对23岁的浪漫主义诗人阿尔弗雷德·缪塞表现了极大的热情。缪塞比她年轻6岁，而且是个美男子。缪塞写了许多诗献给她。1833年，他们一起赴意大利。但是在风景如画、最适宜于淡情说爱的威尼斯，乔治·桑却做出了一个使缪塞深感震惊的举动。她不容反驳地对缪塞说：“我每天需要工作6小时。”然后毫不留情地将缪塞关在门外。一天写20页——这是她给自己规定的指标，雷打不动。
乔治·桑和缪塞同居了一段时间后，最终痛苦地分手。在桑1834年间写下的《日记》——一部比她其他小说要出色的作品里——有这样一段话：“别了，我的金色的鬈发；别了，我的白色的肩膀；别了，我曾拥有的一切!现在，在我疯狂的夜晚，我将大身声呼唤着你的名字，无望地亲吻树林中云杉的树干……”
引入注目的是，桑的所有情人都比她年轻。1837年10月与她相识于巴黎的肖邦就比她年轻6岁。温柔、敏感、充满贵族气质的年轻波兰作曲家这时身患肺病，他需要母亲的愿望远甚于需要情人，桑刚好满足了他的愿望。
“我的3个孩子，”桑满意地称呼莫利斯、索朗日和肖邦。1839年秋天，桑携自己的“家人”赴马略卡，期望那里温暖的气候使肖邦早日恢复健康。
桑在那里亲自购物、下厨，照料自己的儿女和肖邦，与此同时，也不耽误自己的文学创作。但奇迹没有出现，肖邦的病情不见好转，反而加重。他们只好回法国。这个奇特的家庭一起在诺昂度过了6年时光。在此期间，肖邦创作了许多优秀的作品，乔治·桑也完成了她最出色的小说《康素爱萝》。
导致他们分手的导火索是索郎日的挑拨。1844年的某一天，已满16岁的索郎日勾引肖邦未遂，便对作曲家说，她的母亲已背叛了他。狂怒的肖邦未搞清真相就永远离开了诺昂。
对政治的热情
乔治·桑从未忘记自己平民出身的母亲的遭遇，并为自己是个有钱人而感到羞耻。她的民主主义精神表现为经常对无产阶级诗人的经济援助。
1848年的二月革命唤起了桑从未有过的政治热情。她那时接受的是勒鲁的哲学思想。桑认为他是新的柏拉图，正是他的思想使她确信基督教社会主义，即社会改造的基本条件是社会道德的改变。 1848年12月，路易·拿破仑当选为总统。桑像许多人一样，相信他能够捍卫共和国的利益。但在1851年，许多无辜的人被捕入狱和被发配非洲。
1852年1月25日，乔治·桑请求觐见路易·拿破仑。路易·拿破仑亲笔批复：“下个星期的任何一天的下午3点，我将荣幸地接待您。”
桑在路易·拿破仑接见她的时候，含着眼泪请求他“像宽恕弱者一样地宽恕强者。”“大赦，大赦吧!”……路易·拿破仑吻了吻她的手，答应实现“法国最优秀的女性”的愿望。
乔治·桑的这次努力，成功地阻挠了一批政治犯的流放，并拯救了4个即将被送上断头台的年轻人的生命。一时间，桑被称为“贝里的圣女”。桑也为这个称呼而自豪。
1852年1月，路易·拿破仑以拿破仑三世的名义称帝。乔治·桑从此完全忘却了这个人。她回到诺昂专心写作。
晚年的田园生活
不管乔治·桑怎样争强好胜，到了成熟的年龄，她也像寻常妇女一样渴望宁静。伟大的叛逆者不再叛逆。
她在诺昂庄园，在自己的亲朋好友之间安度晚年。和她住在一起的有她的旧日情人、比她年轻许多岁的雕刻家芒索。但这种关系已经是犹如波澜不惊的家庭成员般的亲情。
但是她与女儿索朗日几乎成为敌人。女儿公开嘲笑母亲的道德观，呼口于她回到不幸的卡西米尔·杜德望身边。在谈到女儿时，桑这样写道：“对我而言，她就像一块冰凉的磨刀石，一个陌生人，一个难以理解的人……”
相比之下，她更喜爱性情随和、温顺听话的儿子莫利斯。现在过去的叛逆者在世界上最关心的就是儿子的婚事。她向儿子灌输，他的婚姻应该是忠诚、牢固、始终不渝的。
1862年，39岁的莫利斯·杜德望遵从母亲的意愿，与20岁的意大利姑娘丽娜·卡拉马特结为夫妇。乔治·桑待丽娜如同亲生女儿，他们在诺昂和睦相处。莫利斯的两个孩子出生后，这个幸福的家庭充满着天伦之乐。
1870年乔治·桑60岁的时候，法国和德国之间正在进行的战争使她感到羞愧，因为她认为战争捍卫的是帝国的利益。稍后的普法战争中传来消息：拿破仑三世在色当战役中被俘，并率10万军队投降……“莫利斯唤醒我，将这个消息告诉我，”桑写道。但她的语气平静、冷淡。1870年诞生的巴黎公社，电不能唤起她的热情，她对此没有表明支持哪一方的观点。她的内心深处希望尽快停止这些社会巨变，尽管在她的信中的某些词句还偶尔闪烁着自由主义的微弱火花。
乔治·桑的写作一直持续到生命的最后日子。
1876年6月8日，乔治·桑于诺昂在儿子与媳妇的怀抱中与世长辞，享年72岁。
奥罗尔生性活泼，无拘无束。13岁那年，她的一个举动使她的同龄小姐和她们的父母瞠目结舌：她身穿常礼服、头戴大沿帽、肩挎猎枪，骑在马上疯狂地追赶野兔。奥罗尔自称“半男半女”。她的性格的两重性，使她童年时吃了不少苦头。
奥罗尔的曾祖父、法国的著名元帅莫利斯·萨克松斯基是一个勇敢无畏、天性快乐的人。他教导他的士兵：军人只有在快乐进攻的时候才能取得胜利。他的部队拥有一个喜剧班子，通常，他们的演出要在开战前一天才会停止。
奥罗尔的祖母玛丽-奥罗尔·杜平也是一个遇事不气馁的人。她是元帅的私生女，为了取得合法的地位，她无数次地呈文政府，迫使其父最终让步。奥罗尔的祖父去世后，奥罗尔寡居的祖母遇到了1789年的革命风暴。为了保住家产，她将一套银餐具和其他细软藏匿在巴黎一座宫殿的砖墙里。为此，她遭逮捕，并被关进修道院。夜里，奥罗尔-玛丽的儿子、11岁的莫利斯——乔治·桑未来的父亲，和他的家庭教师一起闯入修道院，当着革命党人的面，撕毁了有损杜平太太名誉的“罪状”。
祖辈的性格影响着年幼的奥罗尔。她还听说了自己的父亲不顾诅母的阻挠与反对，与母亲索菲、巴黎一个出身贫贱的女人结婚的故事。可是，品格高尚的父亲1808年死于一次意外事故。母亲因与祖母不和，抛下奥罗尔独自去巴黎。
奥罗尔在祖母的贵族庄园中成长，而且在祖母1821年去世后继承了她的庄园田产和可观的年金，但因为与母亲的亲情及对母亲的同情，使她感受到了社会的不平等。
最初的摩擦
1822年9月，杜德望男爵的儿子卡西米尔成了18岁的诺昂女庄园主奥罗尔·杜平的丈夫。卡西米尔·杜德望虽有军人的仪表，但身材瘦弱、相貌平平，奥罗尔与他几乎从未有过爱情，开头只把他当作自己孤独世界中的保护人。但卡西米尔在家庭生活中暴露了越来越多的缺点：从不读书、对音乐反应冷淡、与女仆私通，热衷于狩猎、宴饮和地方政治。奥罗尔在1823年生下儿子莫利斯，1828年生下女儿索朗日后，对丈夫的不满，情绪越来越强烈。
她最初思考的是男女平等的问题：丈夫可以随心所欲，为所欲为，妻子却要像奴隶般的顺从。使她更为愤怒的是，对背叛妻子的丈夫，全社会采取的是宽厚、容忍的态度。
稍后，奥罗尔迈出了勇敢的一步：未经丈夫许可，她独自骑马去往拉沙特尔，寻找自己的新朋友——从巴黎到诺昂庄园来度夏的大学生、刚开始文学创作的作家、律师。他们曾经向她灌输过浪漫主义的哲学思想。他们都自称为圣西门、傅立叶的追随者。
他们中的一个自由主义者、19岁的巴黎法学院学生于勒·桑杜疯狂地爱上了奥罗尔。而他也确是奥罗尔心目中浪漫主义的理想人物：沉入幻想的柔弱的金色鬈发男子，不爱特措和宴饮，宁可阅读和思考。他向奥罗尔灌输当时颇为流行的夏多勃里昂的思想：“只有在大自然和爱情的美丽中，才能找到赞美上帝的力量……”
奥罗尔接受了这种思想，决定不在任何人——首先是丈夫——面前伪装自己。“小于勒”，她这样称呼于勒·桑杜，并开始了和他的约会。
1830年七月革命期间出现的词汇“自由”和“共和国”使她痴迷。她天性中叛逆的精神被唤醒。她开始与巴黎的朋友们通信，从这些信件中未来作家的才华已初露端倪。
同时，她毫不留情地致函卡西米尔·杜德望：“我搬至巴黎居住。我要和你分居。请你给我赡养费。孩子仍然留杯诺昂。”
奥罗尔想出了
乔治·桑的笔名
奥罗尔成为巴黎那些标新立异的人中最独特的一个。那个时代，妇女在剧院只能坐在包厢和楼座。可是在 1831年的夏季，在剧院的正厅，在男人中间，突然有规律地出现一个头戴灰帽，身穿灰呢料子哨卡式长礼服、背心和长裤，系着毛料大领带，脚登长筒靴的小个子男人。这人就是女扮男装的杜德望夫人。奥罗尔在众目睽睽之下如此装束倒不是为了昭示妇女解放的意图，她这样穿着纯粹是出于经济实用和舒适的目的。既省却了许多添置女装的费用，又可以像男人一样地坐在正厅。
到了巴黎后，奥罗尔和于勒·桑杜公开同居，他们住在圣米歇尔河滨大街一个公寓的阁楼里。不久，奥罗尔将 3岁的女儿索朗日接到了巴黎。
桑杜这时有了义学创作的冲动，奥罗尔便着手写作，然后由桑杜润色一遍。这部由他们共同署名于勒·桑杜、名为《粉色与白色》的小说一问世就获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奥罗尔惊讶地发现，题材、情节、人物塑造，这一切对她来说都显得轻而易举。她建议桑杜在她刚刚写就的一部小说《印第安娜》上再一次共同署名。桑杜认为自己只宇未写，拒绝共同署名。在这种情况下，奥罗尔想出了乔治·桑的笔名。乔治·桑的第一部小说《印第安娜》和随后的《华伦蒂娜》都受到了读者和出版商的好评。
与此同时，一些对乔治·桑无好感的人对她发出了嘘声，巴尔扎克也认为这个嗓音低沉、说话威严的大脸盘女人举止粗鲁、令人生畏。
而乔治·桑的行为确实不可思议：她接待客人时穿丝绸长袍和拖鞋；她抽烟斗；她说粗话、开各式各样的玩笑；她在公开场合与情人同进同出，并频频更换情人。尽管如此，她在女性读者中却有着绝对的威望。
1836年秋天，拉沙特尔省法院同意杜德望夫妇进行财产分割。诺昂庄园归奥罗尔·杜德望所有，一双儿女也由奥罗尔扶养。法院还同意这对夫妇正式分居。
“情人和孩子——难道不一样吗?”
乔治·桑和于勒·桑杜分手之后，又相继更换了许多别的男人。例如，她和梅里美的恋情只维持了几天。
稍后，她对23岁的浪漫主义诗人阿尔弗雷德·缪塞表现了极大的热情。缪塞比她年轻6岁，而且是个美男子。缪塞写了许多诗献给她。1833年，他们一起赴意大利。但是在风景如画、最适宜于淡情说爱的威尼斯，乔治·桑却做出了一个使缪塞深感震惊的举动。她不容反驳地对缪塞说：“我每天需要工作6小时。”然后毫不留情地将缪塞关在门外。一天写20页——这是她给自己规定的指标，雷打不动。
乔治·桑和缪塞同居了一段时间后，最终痛苦地分手。在桑1834年间写下的《日记》——一部比她其他小说要出色的作品里——有这样一段话：“别了，我的金色的鬈发；别了，我的白色的肩膀；别了，我曾拥有的一切!现在，在我疯狂的夜晚，我将大身声呼唤着你的名字，无望地亲吻树林中云杉的树干……”
引入注目的是，桑的所有情人都比她年轻。1837年10月与她相识于巴黎的肖邦就比她年轻6岁。温柔、敏感、充满贵族气质的年轻波兰作曲家这时身患肺病，他需要母亲的愿望远甚于需要情人，桑刚好满足了他的愿望。
“我的3个孩子，”桑满意地称呼莫利斯、索朗日和肖邦。1839年秋天，桑携自己的“家人”赴马略卡，期望那里温暖的气候使肖邦早日恢复健康。
桑在那里亲自购物、下厨，照料自己的儿女和肖邦，与此同时，也不耽误自己的文学创作。但奇迹没有出现，肖邦的病情不见好转，反而加重。他们只好回法国。这个奇特的家庭一起在诺昂度过了6年时光。在此期间，肖邦创作了许多优秀的作品，乔治·桑也完成了她最出色的小说《康素爱萝》。
导致他们分手的导火索是索郎日的挑拨。1844年的某一天，已满16岁的索郎日勾引肖邦未遂，便对作曲家说，她的母亲已背叛了他。狂怒的肖邦未搞清真相就永远离开了诺昂。
对政治的热情
乔治·桑从未忘记自己平民出身的母亲的遭遇，并为自己是个有钱人而感到羞耻。她的民主主义精神表现为经常对无产阶级诗人的经济援助。
1848年的二月革命唤起了桑从未有过的政治热情。她那时接受的是勒鲁的哲学思想。桑认为他是新的柏拉图，正是他的思想使她确信基督教社会主义，即社会改造的基本条件是社会道德的改变。 1848年12月，路易·拿破仑当选为总统。桑像许多人一样，相信他能够捍卫共和国的利益。但在1851年，许多无辜的人被捕入狱和被发配非洲。
1852年1月25日，乔治·桑请求觐见路易·拿破仑。路易·拿破仑亲笔批复：“下个星期的任何一天的下午3点，我将荣幸地接待您。”
桑在路易·拿破仑接见她的时候，含着眼泪请求他“像宽恕弱者一样地宽恕强者。”“大赦，大赦吧!”……路易·拿破仑吻了吻她的手，答应实现“法国最优秀的女性”的愿望。
乔治·桑的这次努力，成功地阻挠了一批政治犯的流放，并拯救了4个即将被送上断头台的年轻人的生命。一时间，桑被称为“贝里的圣女”。桑也为这个称呼而自豪。
1852年1月，路易·拿破仑以拿破仑三世的名义称帝。乔治·桑从此完全忘却了这个人。她回到诺昂专心写作。
晚年的田园生活
不管乔治·桑怎样争强好胜，到了成熟的年龄，她也像寻常妇女一样渴望宁静。伟大的叛逆者不再叛逆。
她在诺昂庄园，在自己的亲朋好友之间安度晚年。和她住在一起的有她的旧日情人、比她年轻许多岁的雕刻家芒索。但这种关系已经是犹如波澜不惊的家庭成员般的亲情。
但是她与女儿索朗日几乎成为敌人。女儿公开嘲笑母亲的道德观，呼口于她回到不幸的卡西米尔·杜德望身边。在谈到女儿时，桑这样写道：“对我而言，她就像一块冰凉的磨刀石，一个陌生人，一个难以理解的人……”
相比之下，她更喜爱性情随和、温顺听话的儿子莫利斯。现在过去的叛逆者在世界上最关心的就是儿子的婚事。她向儿子灌输，他的婚姻应该是忠诚、牢固、始终不渝的。
1862年，39岁的莫利斯·杜德望遵从母亲的意愿，与20岁的意大利姑娘丽娜·卡拉马特结为夫妇。乔治·桑待丽娜如同亲生女儿，他们在诺昂和睦相处。莫利斯的两个孩子出生后，这个幸福的家庭充满着天伦之乐。
1870年乔治·桑60岁的时候，法国和德国之间正在进行的战争使她感到羞愧，因为她认为战争捍卫的是帝国的利益。稍后的普法战争中传来消息：拿破仑三世在色当战役中被俘，并率10万军队投降……“莫利斯唤醒我，将这个消息告诉我，”桑写道。但她的语气平静、冷淡。1870年诞生的巴黎公社，电不能唤起她的热情，她对此没有表明支持哪一方的观点。她的内心深处希望尽快停止这些社会巨变，尽管在她的信中的某些词句还偶尔闪烁着自由主义的微弱火花。
乔治·桑的写作一直持续到生命的最后日子。
1876年6月8日，乔治·桑于诺昂在儿子与媳妇的怀抱中与世长辞，享年72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