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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出生于上海。第二届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获得者。重点中学毕业后保送武汉大学建筑系。入大学一年后休学孤身闯荡西藏，旅行、写作，2003年接受上海东方电视台专访。出版青春自传体长篇小说《高三四兄弟》，《草色年华》为“80后”代表作之一。第二部长篇小说《情爱胶囊》已于2004年底出版。获“首届中国国际建筑双年展学生作品展”荣誉奖。
1
“新概念”获奖后，我就被保送进武汉大学。其实在此之前，我并未听说过这所学校。我读高中时网络还并未流行，而且我本人也属于那种对新事物并不敏感的人。我所知道的中国大学除了北京、上海的几所学校外，还有的就是那几个“哈工大”之类的老牌名校了。比起现在的确很闭塞。我的父母都不太希望我去武汉读书，原因之一是那时我已经通过上海大学美术学院的专业考试，准备当个艺术家了。我的立场是无所谓。那时年纪还小，比现在小三四岁，是非常非常年轻的。当然也不能说现在就老了。但感觉还是相当明显。年纪越小，觉得自己的未来越广阔、余地越大，对那些选择就越漫不经心。
在没怎么选择的情况下，我就进武汉大学了。那时的几个兄弟都说我运气好，写篇文章就进大学了。高中时的我，和我们这一代的一些人一样，是非常叛逆、对前途无动于衷的。那时整天无所事事，对学习缺乏兴趣、也谈不上有什么动力，觉得未来是个非常遥远的名字，几乎与当下无关。那时，和兄弟们一起抽烟、喝酒、逃课、打架都是家常便饭。老师是最最看不起、不尊重的。想想那些老师也蛮可怜，不知怎么的就成了那个几乎没有压迫的时代的唯一可以被看成压迫者、权力的象征，可以反抗的对象。不知现在的情况怎么样。我们那时就是这样。有点像美国的70年代。这些生活经历最后都写进我的一本《高三四兄弟》的小说里。算是对那个时代的纪念。
2
坦白地说，武汉一开始让我失望。那是个感觉有点像上海90年代初的城市。我记得刚到大学那天，9月份，天空灰蒙蒙一片，马路肮脏不堪，一些被称为“麻木”的三轮机动车在车堆里钻来钻去。路两旁的建筑物也是古旧而破落的。不多的几幢式样奇特的高层孤单地立在远处。
城市固然不怎么样，但武汉大学给我的印象却很不一般。现在网上称武汉大学为“中国最美丽的大学”。这可能有点夸张，而且对“美”这玩意儿的看法也是仁者见仁的。我记得刚到武汉大学时，车开了一个下坡，大约是学校门口的八一路吧，远远地就看见一个高高的牌坊，那时天虽然灰蒙蒙的，但依然可以看见那里矗立着一座青山。再开近一些，就能看清牌坊上的字——“国立武汉大学”。后来知道那几个字是孙中山题的。进了旁开的校门后，就是一条仿佛飞机跑道般宽长的双向公路。那时，路右边的生命科学院还没建起来，而左边至今依然是片荒地。于是在一片荒芜中走了近二十分钟，才看见第一幢“化北楼”，才看见一个学校的轮廓。那天好像是到梅园的露天剧场报到，于是又走了近二十分钟，才到了那个当时感觉像广场一样的剧场，在一片仿佛直冲云霄的、山一样的梧桐树(我从未见过那么高的梧桐树，起码有二三十米高吧，估计)华盖一样的遮蔽下，一群群来报到的新生，进进出出。接学生的车辆来来往往。一切有点像《泰坦尼克号》里露丝最后来到美国，在自由女神像下登岸时的浩瀚迷离。
后来在学校里转了转。去狮子山、“樱花城堡”(就是樱园宿舍，那里是几幢连体的古建筑群，路旁栽了百米多长的樱花树)、珞珈山、东湖看了看。最初的感觉在脑海里落下的惟有“巍巍”二字。的确是气势古重。我不知道别处有没有这样路像公路一样宽阔的、可以并排开集装箱车的学校。至少上海的几所名校没有那么大的气势。上海的学校给人感觉是江南式的，小巧、时尚而精致的。
3
尽管学校气派，但我在大学里的生活却并不尽人意。我想问题还是自己的。问题看来永远是自己的，很显然如果是条小狗，我想被带到哪里，只要有吃有喝都一样。首先那时对生活还有很多困惑(不是现在就没有了)。去武大时我选的是建筑系，城市规划专业。那时的建筑系还隶属人文学院，后来四校合并，才成立了如今的“城市建设学院”。当初选这个专业只是听说美术基础派得上用场，对这个专业其实一无所知。我这个人的毛病是兴趣太多又不加控制，最后弄得什么都想做。完全是自寻烦恼。现在想来，其实一个人没多少选择，无法选择时不如姑且顺其自然，姑且做点实事好。但当时心结却解不开。一个人如果和自己过不去，那就一点办法也没有。
还有点，说出来可能为大家不齿。那就是总想上海，总想家。武汉实在太落后了，那种差异无法忽略。只要走在马路上，看着路上的摊子、可能是50年代做的《母与子》之类的破雕塑，再看看公车上赤膊的人，就可以感觉到那种差异。人这种东西如果没有了精神追求，其实脆弱得不堪一击。我无法想像我父母那一代知青援疆的心情。但既然那么多人心甘情愿向那些落后的地方跑，无论如何，那也是个了不起的时代。其实并非我一个，几个来自比武汉发达的地区的同学都有差不多的感受。我有一个北京的朋友，每次回来都要胖上20斤。如果没有所谓的“精神调剂”，短短一个月怎么可能长出那么多肉!
这样一来，就可以知道大一时的我是处在怎么样的状态。其实大一对很多人都是这样，一个转折点，从少年变成青年。开始摆脱稚态。在读高中时，人所忧虑的现实无非是上大学这件事，当这件事解决后，新问题就出来了。其实大学是个门，进去后就像走进一片开阔的天地，路可以任你走。只要有想像力、胆识气魄，就可以拥有非凡的生活。问题不是没有，远比高中时多。但责任和自由永远是成正比的。不是吗?
认识到这一点用去了我一年半时间。那一年半里我又做了些什么呢?除了深深的忧郁之外(这是主业)，我写了两本书，一本是《高三四兄弟》，是大一上半学期写的。在学校狮子山麓的一片树林中的一棵树上。为此我没有参加学校的期末考试。那时的状态是非常疯魔的，平均一天写七八千字，灵感像海浪一样澎湃。我想除了将它彻底释放外别无他法。那本书写的全是高中的事，写得很快乐，也很有力。写着写着我就回到了那个无所顾忌的时代，时常写得自己笑出声。由此可见，那时我对高中的眷恋。这眷恋似乎也是普遍的吧。
写第二本《巴别塔》是过了一年之后的事，即大二上半学期。那是一本非常忧郁的书，活脱脱是我当时精神状态的写照。我编织了一个虚幻的故事，一个虚幻的背景，让男女主人公彼此相爱却无法见面，最后与整个背景、整个虚幻决裂。现在看来，这也预示了我和自身稚态决裂的决心。那时，高中的影响已经淡了，但还未意识到出路。前面和后面一片空白——自己编制的、假想的、造作的空白，同时也是自我迷失的反映。写完后我就决定休学了。我不希望再这么忧郁下去，觉得需要一段时间用来思考、独处、旅行。思考未来的出路。
我想多年后，我会依然认为这次休学是我人生里的重要事件。虽然现在仅过了半年，离得还很近，还看不太清楚。但明显的是，我的状态已和一年半前完全不同。我似乎从一个自己编织的、类似“蛹”一样黑暗的地方走了出来，走进一个比较光明、健康的状态。这里的“健康”绝非字面上的，与什么“病态”对立的，好像有点强壮的愚笨状态，而是一种真正的精神强健的感觉。觉得自己能包容更多事物，能够更清晰地把握自己。
休学前，我给父母去了封信。在信中，我向他们叙述这一年半的经历、感受、困惑，并对休学旅行作出设想。信写得很坦诚。我想对父母做到彻底的坦诚在我这个年龄是不容易的，但我做到了。最后他们默许，支持。虽然他们一定为此更加忧虑。
接下来就是办休学手续。那是烦之又烦的事，常常为了盖到一个图章而在庞大的学校里来回奔波。由此也感到了旧体制的臃肿烦琐，办事效率之低、之难。非特殊原因休学可能还是新鲜事，不理解者甚多。碰到的麻烦也不少。但最后我还是解决了一切问题，顺顺利利地离开了学校。
文章写到这里应该有个小小的高潮。休学后我在上海呆了几个月，随后就去了西藏。西藏我在半年前去过。就是大一的暑假。那是跟随旅行团，去了10天。回来后总觉得那里有我要找的东西。我也无法忘记那里的阳光、蓝天、白云，还有浓重的宗教氛围。那是片奇异的土地，我觉得那里有我一直寻找着的“真实”，存在的真相。
由此可见，我去西藏应该属于有点过时的、纯粹的浪漫主义行为。我寻找、印证着思想，怀着少年对自我、对世界的陌生和热诚，真挚地向时间、空间和人的存在提出疑问。而且这个行为本身也是惊人纯粹的。没有功利、没有目标、没有企图。完全的流浪，向往自由。
正如我在给父母的信中写到的、对朋友说的那样：自由就是自己选择一种痛苦。没有没有代价的自由。
4
我是4月出发，4月底到的拉萨。先在拉萨西郊的一个藏族人拉平家里住了一个月。那一个月就像噩梦。身体状况相当糟糕，一直在头疼、发烧。吃光了带去的所有药。身体状况稍好些的时候，就背着一个包到处逛。大昭寺、八角街、哲蚌寺、拉萨河，都是一直去的地方。拉萨已经是个相当文明的城市，网吧、饭店、大商场应有尽有。我去的时候大昭寺门口还在建造步行街。除了3600米海拔特有的高原景色、不同的民族情趣和宗教氛围，已和一般的内地城市无大的不同。我觉得那里已经没有我要找的东西。于是一个月之后，我就离开拉萨，去了阿里。
关于这次旅行中的具体情况，我已经决定写一本书来纪念它。很多事也无法在这篇短短的文章里一一叙述。我是4月到的拉萨，10月离开西藏去云南。半年里，我基本走遍了整个西藏。从它的最西面到最东面。在不停旅行的同时，我的思想也由纯粹的形而上理想最终回归到了人身上。具体落实到个体存在之本身。现在想来，我的整个思想转变也在不知不觉中悄然进行着。等到我11月份背着登山包回到上海时，我的父母已经认不出我了。
5
最稚态、劣等的文学莫过于叙述事理的直白清晰。比如初中时喜欢的刘墉，一拍脑袋就出来一个哲理。似乎人生只要如此如此即是正确而壮美的，反之则是错误而丑陋的。这是离真相最远的状态。最圆熟、高等的文学应该莫过于“无言之境”。文章止时，一片宁静诞生，让人似乎无思无想，却偶尔能窥一眼真实的面目。介于二者之间的就是让人浑浑噩噩，读罢感到思绪万千，觉得余味无穷但无法一语蔽之的。我从未读到过“最高等”的文学，觉得离那个境界最近的还属俺们的《红楼梦》。将生之过程缓缓道来，由盛到衰，由衰到死。除了一声叹息之外，剩下的只是绝望。
但人生与文学不同。文学力图揭露真相，而生活却是要竭力掩盖真相。换句话说，能用一句话概括的生活应是最高等的生活。但最高级的演员永远是把角色认识得最清晰的。所谓摆脱稚态也是如此。从西藏回来后，我复了学，重新回到学校。在这半年里，过着完全是普通学生的生活：上课，下课，作业，考试。也不再感到武汉是个乏味的城市。我已经22岁了，问及未来的出路，我将无言以对。我已经讲不出那些故作自信或是故作忧郁的话，因为生活本不是如此。
明白的人读到这里会会心一笑，不明白的再说多也不明白。如果你觉得我是在耍滑头，那也对。但在我看来，于人生问题上不耍滑头的总不是脱离稚态的、诚实可靠之人。这话有点怪，信不信由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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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概念”获奖后，我就被保送进武汉大学。其实在此之前，我并未听说过这所学校。我读高中时网络还并未流行，而且我本人也属于那种对新事物并不敏感的人。我所知道的中国大学除了北京、上海的几所学校外，还有的就是那几个“哈工大”之类的老牌名校了。比起现在的确很闭塞。我的父母都不太希望我去武汉读书，原因之一是那时我已经通过上海大学美术学院的专业考试，准备当个艺术家了。我的立场是无所谓。那时年纪还小，比现在小三四岁，是非常非常年轻的。当然也不能说现在就老了。但感觉还是相当明显。年纪越小，觉得自己的未来越广阔、余地越大，对那些选择就越漫不经心。
在没怎么选择的情况下，我就进武汉大学了。那时的几个兄弟都说我运气好，写篇文章就进大学了。高中时的我，和我们这一代的一些人一样，是非常叛逆、对前途无动于衷的。那时整天无所事事，对学习缺乏兴趣、也谈不上有什么动力，觉得未来是个非常遥远的名字，几乎与当下无关。那时，和兄弟们一起抽烟、喝酒、逃课、打架都是家常便饭。老师是最最看不起、不尊重的。想想那些老师也蛮可怜，不知怎么的就成了那个几乎没有压迫的时代的唯一可以被看成压迫者、权力的象征，可以反抗的对象。不知现在的情况怎么样。我们那时就是这样。有点像美国的70年代。这些生活经历最后都写进我的一本《高三四兄弟》的小说里。算是对那个时代的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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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白地说，武汉一开始让我失望。那是个感觉有点像上海90年代初的城市。我记得刚到大学那天，9月份，天空灰蒙蒙一片，马路肮脏不堪，一些被称为“麻木”的三轮机动车在车堆里钻来钻去。路两旁的建筑物也是古旧而破落的。不多的几幢式样奇特的高层孤单地立在远处。
城市固然不怎么样，但武汉大学给我的印象却很不一般。现在网上称武汉大学为“中国最美丽的大学”。这可能有点夸张，而且对“美”这玩意儿的看法也是仁者见仁的。我记得刚到武汉大学时，车开了一个下坡，大约是学校门口的八一路吧，远远地就看见一个高高的牌坊，那时天虽然灰蒙蒙的，但依然可以看见那里矗立着一座青山。再开近一些，就能看清牌坊上的字——“国立武汉大学”。后来知道那几个字是孙中山题的。进了旁开的校门后，就是一条仿佛飞机跑道般宽长的双向公路。那时，路右边的生命科学院还没建起来，而左边至今依然是片荒地。于是在一片荒芜中走了近二十分钟，才看见第一幢“化北楼”，才看见一个学校的轮廓。那天好像是到梅园的露天剧场报到，于是又走了近二十分钟，才到了那个当时感觉像广场一样的剧场，在一片仿佛直冲云霄的、山一样的梧桐树(我从未见过那么高的梧桐树，起码有二三十米高吧，估计)华盖一样的遮蔽下，一群群来报到的新生，进进出出。接学生的车辆来来往往。一切有点像《泰坦尼克号》里露丝最后来到美国，在自由女神像下登岸时的浩瀚迷离。
后来在学校里转了转。去狮子山、“樱花城堡”(就是樱园宿舍，那里是几幢连体的古建筑群，路旁栽了百米多长的樱花树)、珞珈山、东湖看了看。最初的感觉在脑海里落下的惟有“巍巍”二字。的确是气势古重。我不知道别处有没有这样路像公路一样宽阔的、可以并排开集装箱车的学校。至少上海的几所名校没有那么大的气势。上海的学校给人感觉是江南式的，小巧、时尚而精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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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学校气派，但我在大学里的生活却并不尽人意。我想问题还是自己的。问题看来永远是自己的，很显然如果是条小狗，我想被带到哪里，只要有吃有喝都一样。首先那时对生活还有很多困惑(不是现在就没有了)。去武大时我选的是建筑系，城市规划专业。那时的建筑系还隶属人文学院，后来四校合并，才成立了如今的“城市建设学院”。当初选这个专业只是听说美术基础派得上用场，对这个专业其实一无所知。我这个人的毛病是兴趣太多又不加控制，最后弄得什么都想做。完全是自寻烦恼。现在想来，其实一个人没多少选择，无法选择时不如姑且顺其自然，姑且做点实事好。但当时心结却解不开。一个人如果和自己过不去，那就一点办法也没有。
还有点，说出来可能为大家不齿。那就是总想上海，总想家。武汉实在太落后了，那种差异无法忽略。只要走在马路上，看着路上的摊子、可能是50年代做的《母与子》之类的破雕塑，再看看公车上赤膊的人，就可以感觉到那种差异。人这种东西如果没有了精神追求，其实脆弱得不堪一击。我无法想像我父母那一代知青援疆的心情。但既然那么多人心甘情愿向那些落后的地方跑，无论如何，那也是个了不起的时代。其实并非我一个，几个来自比武汉发达的地区的同学都有差不多的感受。我有一个北京的朋友，每次回来都要胖上20斤。如果没有所谓的“精神调剂”，短短一个月怎么可能长出那么多肉!
这样一来，就可以知道大一时的我是处在怎么样的状态。其实大一对很多人都是这样，一个转折点，从少年变成青年。开始摆脱稚态。在读高中时，人所忧虑的现实无非是上大学这件事，当这件事解决后，新问题就出来了。其实大学是个门，进去后就像走进一片开阔的天地，路可以任你走。只要有想像力、胆识气魄，就可以拥有非凡的生活。问题不是没有，远比高中时多。但责任和自由永远是成正比的。不是吗?
认识到这一点用去了我一年半时间。那一年半里我又做了些什么呢?除了深深的忧郁之外(这是主业)，我写了两本书，一本是《高三四兄弟》，是大一上半学期写的。在学校狮子山麓的一片树林中的一棵树上。为此我没有参加学校的期末考试。那时的状态是非常疯魔的，平均一天写七八千字，灵感像海浪一样澎湃。我想除了将它彻底释放外别无他法。那本书写的全是高中的事，写得很快乐，也很有力。写着写着我就回到了那个无所顾忌的时代，时常写得自己笑出声。由此可见，那时我对高中的眷恋。这眷恋似乎也是普遍的吧。
写第二本《巴别塔》是过了一年之后的事，即大二上半学期。那是一本非常忧郁的书，活脱脱是我当时精神状态的写照。我编织了一个虚幻的故事，一个虚幻的背景，让男女主人公彼此相爱却无法见面，最后与整个背景、整个虚幻决裂。现在看来，这也预示了我和自身稚态决裂的决心。那时，高中的影响已经淡了，但还未意识到出路。前面和后面一片空白——自己编制的、假想的、造作的空白，同时也是自我迷失的反映。写完后我就决定休学了。我不希望再这么忧郁下去，觉得需要一段时间用来思考、独处、旅行。思考未来的出路。
我想多年后，我会依然认为这次休学是我人生里的重要事件。虽然现在仅过了半年，离得还很近，还看不太清楚。但明显的是，我的状态已和一年半前完全不同。我似乎从一个自己编织的、类似“蛹”一样黑暗的地方走了出来，走进一个比较光明、健康的状态。这里的“健康”绝非字面上的，与什么“病态”对立的，好像有点强壮的愚笨状态，而是一种真正的精神强健的感觉。觉得自己能包容更多事物，能够更清晰地把握自己。
休学前，我给父母去了封信。在信中，我向他们叙述这一年半的经历、感受、困惑，并对休学旅行作出设想。信写得很坦诚。我想对父母做到彻底的坦诚在我这个年龄是不容易的，但我做到了。最后他们默许，支持。虽然他们一定为此更加忧虑。
接下来就是办休学手续。那是烦之又烦的事，常常为了盖到一个图章而在庞大的学校里来回奔波。由此也感到了旧体制的臃肿烦琐，办事效率之低、之难。非特殊原因休学可能还是新鲜事，不理解者甚多。碰到的麻烦也不少。但最后我还是解决了一切问题，顺顺利利地离开了学校。
文章写到这里应该有个小小的高潮。休学后我在上海呆了几个月，随后就去了西藏。西藏我在半年前去过。就是大一的暑假。那是跟随旅行团，去了10天。回来后总觉得那里有我要找的东西。我也无法忘记那里的阳光、蓝天、白云，还有浓重的宗教氛围。那是片奇异的土地，我觉得那里有我一直寻找着的“真实”，存在的真相。
由此可见，我去西藏应该属于有点过时的、纯粹的浪漫主义行为。我寻找、印证着思想，怀着少年对自我、对世界的陌生和热诚，真挚地向时间、空间和人的存在提出疑问。而且这个行为本身也是惊人纯粹的。没有功利、没有目标、没有企图。完全的流浪，向往自由。
正如我在给父母的信中写到的、对朋友说的那样：自由就是自己选择一种痛苦。没有没有代价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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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4月出发，4月底到的拉萨。先在拉萨西郊的一个藏族人拉平家里住了一个月。那一个月就像噩梦。身体状况相当糟糕，一直在头疼、发烧。吃光了带去的所有药。身体状况稍好些的时候，就背着一个包到处逛。大昭寺、八角街、哲蚌寺、拉萨河，都是一直去的地方。拉萨已经是个相当文明的城市，网吧、饭店、大商场应有尽有。我去的时候大昭寺门口还在建造步行街。除了3600米海拔特有的高原景色、不同的民族情趣和宗教氛围，已和一般的内地城市无大的不同。我觉得那里已经没有我要找的东西。于是一个月之后，我就离开拉萨，去了阿里。
关于这次旅行中的具体情况，我已经决定写一本书来纪念它。很多事也无法在这篇短短的文章里一一叙述。我是4月到的拉萨，10月离开西藏去云南。半年里，我基本走遍了整个西藏。从它的最西面到最东面。在不停旅行的同时，我的思想也由纯粹的形而上理想最终回归到了人身上。具体落实到个体存在之本身。现在想来，我的整个思想转变也在不知不觉中悄然进行着。等到我11月份背着登山包回到上海时，我的父母已经认不出我了。
5
最稚态、劣等的文学莫过于叙述事理的直白清晰。比如初中时喜欢的刘墉，一拍脑袋就出来一个哲理。似乎人生只要如此如此即是正确而壮美的，反之则是错误而丑陋的。这是离真相最远的状态。最圆熟、高等的文学应该莫过于“无言之境”。文章止时，一片宁静诞生，让人似乎无思无想，却偶尔能窥一眼真实的面目。介于二者之间的就是让人浑浑噩噩，读罢感到思绪万千，觉得余味无穷但无法一语蔽之的。我从未读到过“最高等”的文学，觉得离那个境界最近的还属俺们的《红楼梦》。将生之过程缓缓道来，由盛到衰，由衰到死。除了一声叹息之外，剩下的只是绝望。
但人生与文学不同。文学力图揭露真相，而生活却是要竭力掩盖真相。换句话说，能用一句话概括的生活应是最高等的生活。但最高级的演员永远是把角色认识得最清晰的。所谓摆脱稚态也是如此。从西藏回来后，我复了学，重新回到学校。在这半年里，过着完全是普通学生的生活：上课，下课，作业，考试。也不再感到武汉是个乏味的城市。我已经22岁了，问及未来的出路，我将无言以对。我已经讲不出那些故作自信或是故作忧郁的话，因为生活本不是如此。
明白的人读到这里会会心一笑，不明白的再说多也不明白。如果你觉得我是在耍滑头，那也对。但在我看来，于人生问题上不耍滑头的总不是脱离稚态的、诚实可靠之人。这话有点怪，信不信由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