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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文坛上,翻译儿童文学作品最拔尖的,就是任溶溶。他改变了中国的儿童文学。”这是文学评论家刘绪源的话。任溶溶住在上海泰兴路任家的老房子里。房子是1942年他的父亲为了他读书方便,花好几根金条所购。前几年,听说这一片要拆迁,80多岁的任溶溶伤心不已,跑到好友草婴家大哭一场。好在最后没拆成。
两年前,一场大病让原本喜欢出门的任溶溶闭门不出,并谢绝了几乎所有的采访和活动。笔者数次沟通,任老才答应接受采访。2013年“六一”儿童节前夕,恰逢老人90岁生日,上海市文联等专门为他举办了庆生及学术研讨会,他也因为身体原因没能到场,只是一一打电话向前去的朋友致谢。
“摔倒了也抓把沙子”
环球人物杂志:任老您好,作为您的老读者,我一直想知道,您是中文系毕业的,后来如何转入外国文学领域?
任溶溶:我中学上的是英国人在上海办的雷士德中学,除了国文和地理,其它课程都是英文讲授,所以我在中学就过了英文关。中学期间,读了《鲁迅全集》,对我影响很大,后来我又喜欢上外国文学,还看了很多外国小说。
我小时候念过3年私塾,旧文学根底不错,但总觉得古文比较难。念大学时,就特地选了中文系,因为觉得外国文学可以自修,还是读中文好。
读书的时候,我同时也学俄文。翻译家草婴是我在雷士德中学的同学,他很早就学俄文了。因为他俄文很好,我就向他请教,从字母开始学,他等于是我的启蒙老师。后来我又找俄国人教我。这样我就学会了英文和俄文。其实我也学过一些日文,但出于抗日情绪,不愿意好好学,所以日语是“半吊子”。
后来我还学了意大利语,前几年学西班牙语时,觉得很方便,因为这两种语言有很多相通之处。
环球人物杂志:您掌握这么多门语言,为何会选择儿童文学这个小领域?
任溶溶:我毕业后遇到一个机会,一个大学同学到儿童书局当编辑,他缺少稿件,就请我翻译些作品。我就去外文书店买书,先看到的是迪士尼童话,美国运来的,彩色画页,漂亮极了。之后,就为同学翻译了不少童话书。
环球人物杂志:这么说,此前您并没有有计划地翻译儿童文学作品?
任溶溶:没有,我是从头开始的,成年人的文学倒是翻译过,比如我喜欢美国作家约翰?斯坦贝克的作品,翻译过也在杂志上发表过。后来翻译儿童文学成为我的兴趣爱好,也解决了我的生活问题。当时稿费不错的,比现在好。
环球人物杂志:新中国成立前,您就翻译过苏联儿童文学作品,当时是出于什么考虑?
任溶溶:我和翻译家姜椿芳先生关系很好,当时并不知道他是地下党文教方面的领导人。他对我讲,你既然懂俄文,就翻译些苏联儿童文学,我翻一本他就出一本。姜先生是我的引路人。他翻译了很多诗歌,我也译了不少儿童诗,走的就是他的路子,每个音节都和原文保持一致,原文哪里押韵我就在哪里押韵。1949年后,我好像就成了儿童文学的专门人才。后来就一直搞这行了。
环球人物杂志:听说“文革”期间,您被打成“牛鬼蛇神”,还在搞翻译?
任溶溶:1952年年底,少年儿童出版社成立,我在那里一直工作到“文革”,之后就被下放到干校了。有一句广东俗语我很受用:“摔倒了也抓把沙子。”那时周总理要求各地翻译世界历史,上海的任务是非洲。我就翻译了北非史。
不过我最开心的,是“文革”初期学了意大利文,主要是觉得无聊才学的。“文革”后期,电台开始教日文,我又跟着学日文,白天关牛棚,晚上回来学外文才感到快乐。我很狡猾的,借日文书就借日本革命作家的书看。
这两门语言后来都用上了,翻译意大利童话《木偶奇遇记》成了我毕生最得意的事。那时候一边译,一边哈哈笑。
“我最大的本领就是对付文字游戏”
环球人物杂志:很多人都是读您翻译的作品长大的,比如《彼得?潘》、《小鹿斑比》、《木偶奇遇记》、《洋葱头历险记》等。您自己偏好什么样的童话?
任溶溶:我翻译的书五花八门,比如我翻译过瑞典女作家林格伦的很多作品,她把儿童的顽皮写得很可爱。可是刚发表的时候还引起过争议。《长袜子皮皮》里的小主人公皮皮,撒谎、反抗老师、打同学……这就要经过时间考验,现在大家都认可了。我自己很喜欢《木偶奇遇记》,这跟我的个性有关。我喜欢热闹、轻松活泼的,看电视就要看大团圆的,不喜欢悲剧,受不了。
环球人物杂志:您觉得翻译儿童书籍和翻译其它文学作品有什么不同?
任溶溶:我认为只能用游戏的态度来译童话书。我最大的本领大概就是对付文字游戏。比方说原文是简单得就像ABC,但中国人又不说ABC,我就翻译成简单得就像一二一,这就是文字游戏。
有一本书我至今觉得无法翻译,就是《爱丽丝漫游奇境》,最好的译本是语言大师赵元任的。他可是玩文字游戏的行家,光看他写的《施氏食狮史》就知道了。全文92个字,发音都是“shi”:“石室诗士施氏,嗜狮,誓食十狮……
大学问家、翻译家严复讲“信达雅”,他是用文言翻译的,而儿童书籍既然是写给儿童的,语言很浅,所以翻译时就照样应该用浅显的语言。
环球人物杂志:您在翻译的同时也自己创作,是受到翻译的启发吗?
任溶溶:开始我没有想过创作,但不知不觉就在学习。比方说,翻译之后我常常觉得不过瘾,就想如果自己创作的话,会怎么写。我觉得自己可以写得更好,所以后来把生活中看到的好的素材都用本子记下来。童话集《“没头脑”和“不高兴”》是上世纪50年代写的。
60年代没书可译的日子,也是我创作欲最旺盛的时候。那时候主要是写儿童诗,诗歌发表以后影响很好,一些老朋友写信来说我写得好,就应该这么写。因为受到了鼓励,我开始大量地创作,一直坚持到现在。后来出了两个集子:《小孩子懂大事情》和《给巨人的书》。
环球人物杂志:在您创作的诸多作品中,《“没头脑”和“不高兴”》以独特的幽默影响了几代中国人。据说您创作时一气呵成,只用了半个多小时?
两年前,一场大病让原本喜欢出门的任溶溶闭门不出,并谢绝了几乎所有的采访和活动。笔者数次沟通,任老才答应接受采访。2013年“六一”儿童节前夕,恰逢老人90岁生日,上海市文联等专门为他举办了庆生及学术研讨会,他也因为身体原因没能到场,只是一一打电话向前去的朋友致谢。
“摔倒了也抓把沙子”
环球人物杂志:任老您好,作为您的老读者,我一直想知道,您是中文系毕业的,后来如何转入外国文学领域?
任溶溶:我中学上的是英国人在上海办的雷士德中学,除了国文和地理,其它课程都是英文讲授,所以我在中学就过了英文关。中学期间,读了《鲁迅全集》,对我影响很大,后来我又喜欢上外国文学,还看了很多外国小说。
我小时候念过3年私塾,旧文学根底不错,但总觉得古文比较难。念大学时,就特地选了中文系,因为觉得外国文学可以自修,还是读中文好。
读书的时候,我同时也学俄文。翻译家草婴是我在雷士德中学的同学,他很早就学俄文了。因为他俄文很好,我就向他请教,从字母开始学,他等于是我的启蒙老师。后来我又找俄国人教我。这样我就学会了英文和俄文。其实我也学过一些日文,但出于抗日情绪,不愿意好好学,所以日语是“半吊子”。
后来我还学了意大利语,前几年学西班牙语时,觉得很方便,因为这两种语言有很多相通之处。
环球人物杂志:您掌握这么多门语言,为何会选择儿童文学这个小领域?
任溶溶:我毕业后遇到一个机会,一个大学同学到儿童书局当编辑,他缺少稿件,就请我翻译些作品。我就去外文书店买书,先看到的是迪士尼童话,美国运来的,彩色画页,漂亮极了。之后,就为同学翻译了不少童话书。
环球人物杂志:这么说,此前您并没有有计划地翻译儿童文学作品?
任溶溶:没有,我是从头开始的,成年人的文学倒是翻译过,比如我喜欢美国作家约翰?斯坦贝克的作品,翻译过也在杂志上发表过。后来翻译儿童文学成为我的兴趣爱好,也解决了我的生活问题。当时稿费不错的,比现在好。
环球人物杂志:新中国成立前,您就翻译过苏联儿童文学作品,当时是出于什么考虑?
任溶溶:我和翻译家姜椿芳先生关系很好,当时并不知道他是地下党文教方面的领导人。他对我讲,你既然懂俄文,就翻译些苏联儿童文学,我翻一本他就出一本。姜先生是我的引路人。他翻译了很多诗歌,我也译了不少儿童诗,走的就是他的路子,每个音节都和原文保持一致,原文哪里押韵我就在哪里押韵。1949年后,我好像就成了儿童文学的专门人才。后来就一直搞这行了。
环球人物杂志:听说“文革”期间,您被打成“牛鬼蛇神”,还在搞翻译?
任溶溶:1952年年底,少年儿童出版社成立,我在那里一直工作到“文革”,之后就被下放到干校了。有一句广东俗语我很受用:“摔倒了也抓把沙子。”那时周总理要求各地翻译世界历史,上海的任务是非洲。我就翻译了北非史。
不过我最开心的,是“文革”初期学了意大利文,主要是觉得无聊才学的。“文革”后期,电台开始教日文,我又跟着学日文,白天关牛棚,晚上回来学外文才感到快乐。我很狡猾的,借日文书就借日本革命作家的书看。
这两门语言后来都用上了,翻译意大利童话《木偶奇遇记》成了我毕生最得意的事。那时候一边译,一边哈哈笑。
“我最大的本领就是对付文字游戏”
环球人物杂志:很多人都是读您翻译的作品长大的,比如《彼得?潘》、《小鹿斑比》、《木偶奇遇记》、《洋葱头历险记》等。您自己偏好什么样的童话?
任溶溶:我翻译的书五花八门,比如我翻译过瑞典女作家林格伦的很多作品,她把儿童的顽皮写得很可爱。可是刚发表的时候还引起过争议。《长袜子皮皮》里的小主人公皮皮,撒谎、反抗老师、打同学……这就要经过时间考验,现在大家都认可了。我自己很喜欢《木偶奇遇记》,这跟我的个性有关。我喜欢热闹、轻松活泼的,看电视就要看大团圆的,不喜欢悲剧,受不了。
环球人物杂志:您觉得翻译儿童书籍和翻译其它文学作品有什么不同?
任溶溶:我认为只能用游戏的态度来译童话书。我最大的本领大概就是对付文字游戏。比方说原文是简单得就像ABC,但中国人又不说ABC,我就翻译成简单得就像一二一,这就是文字游戏。
有一本书我至今觉得无法翻译,就是《爱丽丝漫游奇境》,最好的译本是语言大师赵元任的。他可是玩文字游戏的行家,光看他写的《施氏食狮史》就知道了。全文92个字,发音都是“shi”:“石室诗士施氏,嗜狮,誓食十狮……
大学问家、翻译家严复讲“信达雅”,他是用文言翻译的,而儿童书籍既然是写给儿童的,语言很浅,所以翻译时就照样应该用浅显的语言。
环球人物杂志:您在翻译的同时也自己创作,是受到翻译的启发吗?
任溶溶:开始我没有想过创作,但不知不觉就在学习。比方说,翻译之后我常常觉得不过瘾,就想如果自己创作的话,会怎么写。我觉得自己可以写得更好,所以后来把生活中看到的好的素材都用本子记下来。童话集《“没头脑”和“不高兴”》是上世纪50年代写的。
60年代没书可译的日子,也是我创作欲最旺盛的时候。那时候主要是写儿童诗,诗歌发表以后影响很好,一些老朋友写信来说我写得好,就应该这么写。因为受到了鼓励,我开始大量地创作,一直坚持到现在。后来出了两个集子:《小孩子懂大事情》和《给巨人的书》。
环球人物杂志:在您创作的诸多作品中,《“没头脑”和“不高兴”》以独特的幽默影响了几代中国人。据说您创作时一气呵成,只用了半个多小时?